城市化十年:“”VS“半城市化”

胡温十年，是中国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十年。截至2011年末，中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1.27%，较2002年的39.09%增加了12.18个百分点。近十年来城市化率几乎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城市化已成为中国近十年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变迁

2010年8月1日，重庆开启中国规模最大的城市化运动。按照《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338万农民变身为拥有重庆市户籍的城镇居民。

重庆模式是近十年来城市化的缩影。中国新一波城市化浪潮已然来袭，它积聚了巨大的政策和经济动力。在政策层面来说，城市化已经被提上执政者的议程。《十一五规划纲要》中胡温政府将“城市化”作为重中之重，提出了城市主体功能区概念。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全国城市主体功能区规划》。这个政策取向非常自然，是前阶段拉动内需发展经济，解决“三农”问题努力的继续。

城市化带来的巨大潜在内需，已在这十年显现出促进经济发展的魅力。在中国近十年年均10%的经济增长率中，城市化率贡献3个百分点，而每提高一个点，新增投资需求达6.6万亿元。由此带来的巨大推动力，带来了房地产业的黄金时期。2003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10106亿元，2011年这一数据增长为61740亿元，几乎是当年的6倍；2003年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为11.77亿平方米，2011年跃升到50.80亿平方米，房地产成了国内的支柱产业。

在这场城市化运动中，中国发达地区尤其是沿海地区形成了不同发展规模的大都市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珠江三角洲大都市圈、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以及京津冀大都市圈三大都市圈。其土地面积仅占全国的3.38%，却拥有全国15.54%的人口，21.4%的非农人口，GDP则占全国的36.76%，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41576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37倍。城市化效应积聚了国内最多的人力、财力、物力资源，成为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

城市化引领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城市化的发展，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给人们的生活方式、职业结构、消费行为以及价值观念带来深刻的变化，对中国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有待调整的“式”城市化进程

随着大量的流动人员进城，许多城市出现人流承载容量预警。人口超载，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严重，生态和城市环境问题十分严峻。2011年10月，由北京雾霾天气引发的空气质量数据之争，让“PM2.5（直径小于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迅速“走红”。城市规划体系不完善，相关规划之间缺乏协调。城市外表光鲜亮丽，内部脆弱不堪，北京7·21大水灾暴露了城市系统的脆弱。

大量流动人员进入城市后，在劳动报酬、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许多方面并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也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政治权利。现有的大量农民工并未享受到城市的医疗服务、社保，户籍制度禁锢着人口流动，异地高考仍然是一种奢望，强制拆迁已经成为重大社会问题，不同地区之间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有天壤之别。2亿农民工基本处于自生自灭状态，与城市的关系若即若离。

与此同时，农民与农村和土地的关系也被推向了微妙的关节点。在城市化过程中，土地被流转到了城市商人手里。有的商人拥有了过多的土地，把一部分土地转包给他人，赚取转包收入。从全国范围来看，目前土地城市化十余年间扩张了175%，而人口城市化只增加了20%。土地的城市化已远远超过了人口的城市化，农村征地成了扩张土地的主要来源。

城市化，是一种总体生活方式的全面变化，而非仅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农村经济通过产业升级而跃迁为城市经济。在人口学的意义上，城市化意味着农业人口向城市的集中；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城市化意味着人情社会在一个短时间内向法理社会转变。

过去30年城市化迅速发展期间，中国大致走完了英国花了约200年、美国花了100年、日本花了50年走完的历程。目前城市结构呈现“大城市发展不够、中小城市数量过多”的状态。“十二五”期间，城市化布局将继续加深对“扁平化”——即城市能级雷同且难以提高、“离散型”——即城市之间空间距离疏远的结构失衡的改革，并向中西部地区倾斜。

伴随着式的城市化发展，诸多与城市化初衷相违背的社会问题在不断出现。“伪城市化”的出现是战略性的失误问题还是战术性的操作问题？法律缺位依然是中国城市化进程扭曲的重要原因。在立法层面，相关法律规定的缺失和不合理导致城市化进程中的财产权、人身权等得不到保障。中国的城市化问题，超出了现有经济学范畴，超过了现有的社会学范畴，是一个广泛、严重的社会利益调整问题。

合理城市化、城镇化建设被提上日历议程。2011年9月20日，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以“转型和重构”为主题，考虑城市化建设“慢”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