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途城市化

把城市化作为结构调整的主要方向,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

经济结构历来都决定着经济的发展,任何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期都是在经济结构的大调整、大变动中出现的。从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来看,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都是经济结构变动最剧烈的时期。

1979～2009年这30年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是9.9%,而1984～1988年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是12.1%,这是因为后者正是家电进入城市居民家庭、城市消费结构从“百元单件级”向“千元单件级”跃进的时期。当然在这一时期同时出现的还有改革所引发的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的变化。如果没有这样的变化,也不会发生城市的消费革命。1988年,这个结构变化过程基本结束,接着中国出现了连续三年的市场疲软。

1989～1991年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下降到了5.7%。1990年以后,中国的总储蓄率随城市居民家庭储蓄率的提升而显著上升,为投资增长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缺乏结构变动,自1994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就逐年回落。1995～2002年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只有8.9%。1998年以后,国家出台了强大的经济刺激政策,以至1999年政府主导的投资在新增投资中的比重上升到90%。1998～2002年政府投资总额高达3.2万亿元,但经济增长速度还是上不来。可见,仅仅有宏观需求政策,而没有结构变动的配合,再强烈的宏观调控也保不住增长率。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改革开放30多年中增长速度最快、持续时间最长的时期。之所以出现持续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是因为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出现了巨大的结构变动 。

从外部来看,新全球化浪潮创造了巨大的外需;从内部来看,从21世纪初开始,中国就出现了以汽车和住宅为代表的消费结构再升级。但是,自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的外部需求严重萎缩,这使得中国因市场化改革所引发的国内生产过剩矛盾暴露无遗。自2005年以来房地产泡沫的逐渐兴起,也说明先富阶层的消费革命已经完成。由于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社会居民的主体已不可能相继跟进,所以结构变动不仅缓慢,甚至发生逆转。这样怎能会有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呢?

中国经济要想继续保持较高增长率,就必须通过经济结构的大调整来推动经济结构朝合理方向发展,而这个发展方向就是城市化。

中国目前存在的最大结构扭曲就是工业化过于超前而城市化过于滞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已经接近50%的城市化率是极为不真实的,因为它包含了2亿农民工,而这些人只是以工业化的方式在劳动,并没有以城市化的方式在生活。

工业化与城市化之所以密不可分,就是因为现代大工业生产所创造的产品,基本上都是城市居民消费的。汽车、家电和住宅等现代化消费品,都必须依托城市发达的水、电、气和道路等基础设施才能使用。如果工业化超前,而城市化滞后,农村落后的基础设施就会限制中国现代大工业所生产的产品进入农民的家庭消费,就必然会产生严重的消费品过剩。

过去在新全球化方兴未艾的时候,中国的过剩产品被外部急剧膨胀的需求所吸收,这种结构扭曲不仅无害,反而是中国参与新世界分工的优势。但是,在新全球化被中断后,中国内部经济结构中只能创造供给、不能创造需求的矛盾就显现出来了。

所以,把城市化作为结构调整的主要方向,才能推动中国经济朝着有利于拓展国内需求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