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灾异观视角下我国地震报道解读

受地理环境等因素影响，我国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多灾国家，其中地震灾难无论数量还是强度都居世界前列。然而我国对地震的报道和传播一直以来都存在保守与不畅的问题。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的封建集权观念下，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对地震和传播的记载。明末出现了由民间记录的一则比较完整的地震灾难新闻，报道了1626年北京王恭厂附近因地震引起火药库爆炸的天灾。这则邸抄近3000字，然而同样的事件在官方的《明史・五行志》中却寥寥数语，一带而过：“五月戊申，王恭厂灾，死者甚众。”

由于长期受制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掌控以及传统灾异观念的影响，历史上我国对地震的报道和传播发展十分缓慢，甚至影响到现代地震报道的思维模式。以往对我国地震报道的研究，多着眼于现行思想文化与新闻制度的剖析，或是中外地震报道的比较研究，针对传统文化和灾异观念的挖掘则不够深入。笔者认为，新闻报道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传播手段，同时，社会文化传统又深刻影响着新闻报道的内容、形式和方法。我国地震报道和传播中出现的一些独特问题，除了受到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外，深层次原因还在于文化传统和灾异观念的作用。

从上世纪70年代算起，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我国先后发生了6次产生重大伤亡的大地震，分别是1970年的云南通海大地震、1976年的河北唐山大地震、2008年的四川汶川大地震、2010年的青海玉树地震、2013年的四川雅安地震以及今年发生的云南鲁甸地震等。综观我国现代地震报道受到的传统灾异观影响，笔者择其要者，总结为以下三点。

在汶川地震之前，我国地震报道长期报喜不报忧，甚至严重偏离新闻精神，存在匿报情况。这与我国“失德天谴”的传统灾异发生观存在一定因果关系

自古及今，国人对地震灾难一直是既敬又畏，如果说古代人们对水旱之灾还可以通过农业经验逐渐认识到其发生的原因，但对于地震的成因无法探知，长期将之归结于“天谴”。中国封建统治的根基是“君权天授”，因此，地震自然与统治者的德行、国家的兴亡紧密相关。在夏商周时代，几次重大的地震都发生在王朝覆灭的前夕，以至于西周末年记录地震情况的史官认为地震就是“亡国之征”，是“天之所弃”。到西汉时期，董仲舒在天人感应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失德天谴”的灾异观，他在《春秋繁露・必仁且智》中认为，“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确立了灾异与人事的关联性。可以说，这种观念一直伴随着封建统治的始终，直到封建社会末期，在清帝王的诏书中，仍能看到因地震而的罪己诏。

地震天谴和地震亡国说属于唯心主义的说法。在现代科学的发展下，用“失德天谴”来解释灾异发生显然十分荒谬，但这种思想观念仍然有一定的市场。汶川地震之前发生的通海、唐山两次地震分别造成了4万余人和40万余人的伤亡。特别是唐山大地震，被公认为20世纪人类历史上的十大灾难之一。然而，由于当时处在“”后期，阶级斗争仍旧是社会生活和媒体的主旋律。通海地震发生3日后才见诸报端，一笔带过，以至全国人民对此次地震知之甚少。唐山大地震时，我国政府拒绝了一切境外援助和媒体报道，并对地震的真实灾情进行了隐瞒，直到1979年，有关唐山大地震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才陆续得以披露，举世哗然。

如此重大的灾情，新闻媒体迟报、虚报、匿报，甚至不报，主要原因是当时错误的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文化大环境，媒体缺失了真实性和客观性的新闻准则，被严重政治化，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和喉舌。另外，这个现象还有着更深层次的文化原因，那就是几千年封建社会中形成的将灾异与执政者道德相捆绑、与政权的更迭相关联的思想，这种民族固有心理导致执政者倾向于发生灾难后报喜不报忧，甚至封锁消息。特别是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对国外新闻媒体采取回避政策，目的是为了避免国家形象受到负面影响。这种思想，一方面有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另一方面则暴露了当政者认为地震天灾属于不光彩的事情，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发生如此巨大灾难，而这显然受到了传统灾异思想的影响，既不科学也无必要。相反，隐瞒事实的报道恰恰减损了国家形象，造成了国家公信力严重下降的反作用。令人欣喜的是，这一情况在汶川地震后得到了扭转，思想观念真正解放给我国地震报道带来了长足发展。

我国的地震报道多为正面报道，乐于树立抗震英雄人物，把现实的痛苦升华为精神的力量，这与“修德禳灾”的灾异思想有一定关联

与灾异发生观念“失德天谴”思想相关，传统灾异观在灾难救治思想中，“修德禳灾”是理性救灾之外最主要的抗灾手段。治水的大禹成为古代帝王的德行典范，商汤祈雨成为后代帝王与地方长官逢旱求雨的先行者。《尚书》说：“皇天无亲，唯德是辅。”《老子》认为：“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这种“修德禳灾”思想，一直是古代灾异发生后较重要的“救灾方式”。历史上地震发生后，统治者除采取一般性的救灾手段之外，更多的是做出一系列修德措施，包括罪己诏、祭祀、节用、大赦、纳贤等。今天我们看这些所谓的救灾手段，可能在稳定民心和左右舆论上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对救灾的实际作用十分有限。

现代社会中，“修德禳灾”的典型意义已不复再见，然而，灾时通过宣扬个人德行鼓舞抗震救援的方式却一直保留下来并有所发展。2008年汶川地震中涌现出很多抗震英雄，得到了媒体的集中报道，如在生与死的考验中把生的希望留给学生的老师谭千秋、张米亚等，勇救同学的小英雄林浩，救人最多的志愿者陈岩，给震区婴儿喂奶的“警察妈妈”蒋晓娟，背妻男吴加芳，捐赠首善陈光标等。这些人以不同方式在危难时刻显露出人性的光辉，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事迹令人深深感佩，在很短的时间被媒体报道出来，迅速传播，使人们受到正能量的鼓舞和感召，这是十分值得称道的事情。但这样的报道不宜将典型人物描绘成全方位的道德楷模，否则受众会因过度宣传而产生腻烦心理。震后，除了牺牲的英雄外，上述“地震名人”几乎毫无例外地被一些负面消息以及公众的质疑所困扰，这凸显了“修德禳灾”应适度报道。

我国地震报道强调社会救灾的力度，弱化个体的受灾状态，应从我国长期以来秉承社会化民本思想和集权型抗灾的传统优势上来辩证看待这一问题

中西方在文化上存在重集体与重个人的差异。以宗法社会为核心的大陆文化，提倡以宗族、家国为重。很多研究论文例举西方地震报道强化个人受灾程度，认为中国的地震报道缺乏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尊重。实际上，中国古代的灾异观蕴含了非常优秀的人本思想，但这种人本思想是强调“大我”，忽视“小我”，即注重整体利益，忽视个人化灾难。这实际上与“修德禳灾”是一脉相承的。面对灾难，执政者的德行除了自身的修行外，更应体现为处置灾异，解除人民困苦的能力，即“德政”。也就是说，中国灾异观中的民本思想是社会层面而非个人层面的。

《左传・昭公七年》记载晋国日蚀，国君问对策，士文伯的对答就体现了强烈的民本思想：“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谪于日月之灾。故政不可不慎也。务三而已：一曰择人，二曰因民，三曰从时。”统治秩序正常的时候，中国执政者对救灾都十分重视。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有组织、大规模甚至全国性抗灾防灾，并制定缜密法则规定的国家。《周礼》记载“若食不能人二（六斗四升为一），则令邦国移民就谷”，《孟子》也有“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的调度法。春秋时齐桓公“九合诸侯”，约法三章，第一条就是“无曲防”（不许截断邻国水源或把本国水患引向邻国），体现了集体防灾意识。汉武帝时期，一次黄河决口，武帝亲自临河，“命从臣将军以下皆负薪塞河堤”（《汉书・武帝记》），颇有现代领导人亲临救灾现场指挥的意味。和古代中国相比，欧洲与其他文明或因为政权频繁更替，或因分权制，或因生产力和幅员所限，均无法形成集中的防灾救灾制度。

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救治措施集中化与丰富经验为现代地震报道强调救灾打下了现实基础。在社会民本思想与集权制度的双重作用下，我国的救灾能力一直是世界领先的。因此，我国地震报道中强调救灾力度，确实有着历史和现实的优势展现。1998年抗击洪水时，《人民日报》标题中含有“洪水”或“洪涝”字眼的为91条，而含有“抗洪”字眼的高达485条。又如2008年第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作品《万众一心 众志成城 战胜特大地震灾害》，就是从强调中国人民不畏艰险抗击自然灾难精神的角度来报道汶川大地震的，正面报道的倾向可见一斑。

正面报道鼓舞人向前向善，负面报道激发人正视现实，各有侧重而已。我国地震报道强调正面报道无可厚非，但需处理好灾情报道和救灾报道的平衡性问题。过分强调救灾而忽视灾情，是绝对不可取的行为。雅安地震发生后，雅安市委书记徐孟加（现已被免职）因为在接受央视连线时避谈灾情，历数四川省党政军领导奔赴地震灾区情况，而被央视主播当场打断，这一细节成为当时的热议话题。央视主播打断的，正是长期以来救灾报道多于灾情报道的固有模式，体现了我国现代地震报道新闻理念主次清晰、以人为本的巨大进步，值得称道。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我国现代地震报道的一些特点与问题，有相当一部分可以从我国传统灾异思想中找寻到端倪。传统的灾异思想有必须抛弃的部分，如对灾异产生原因的解释，也有一些思想需要我们辩证地对待，如“修德禳灾”、道德层面的“人本”、正面报道抗灾等。我国现代地震报道如何对传统灾异观念进行选择性的吸收与扬弃，将是隐含在众多地震报道研究中一个需要被重视起来的课题。

（胡连利：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李瑞丰：河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