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理论的当代使命与发展方向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艺术理论作为一个知识体系，在晚近中国学界存在着广泛的争议。根据最新的学位办学科目录调整，艺术学理论作为一个一级学科，已经得到了“正名”。大关于这一学科的边界、对象、性质、结构等，却众说纷纭。为了推进艺术理论的学科建设，探究中国艺术理论的本土经验和当下状况，促进艺术理论学术共同体的深层次交流，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于2013年12月21日在南京大学举办了第一届“艺术理论高层论坛”学术会议。

本次会议由南京大学校长助理、艺术研究院院长周宪教授主持，来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复旦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传媒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美术学院、四川大学、南京艺术学院等院校和机构的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就当前我国艺术理论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论题展开了热烈而富有成效的讨论。从总体上看，与会专家的关注焦点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艺术理论学科的发展与困境[HT5”SS]

艺术学这一学科从提出到成长再到正式确立的过程，是一段复杂而充满艰辛的过程，在其中，作为基础性、导向性学科的艺术理论的发展状况与理论定位，更是值得人们作出认真的思考。中国文联原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仲呈祥教授从一个“亲历者”的身份出发，回顾了艺术学理论在初创阶段所引发的激烈论争，追溯了好几论家为促成这一学科的发展所付出的数十年的努力，同时也强调了艺术理论在艺术学的整个体系中所具备的打通各门类艺术并“统领全局”的战略性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高建平教授则尝试从艺术史的角度对艺术理论出现的必然性加以论证，借用克里斯特勒在《现代艺术体系》一文中的观点，他梳理了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各不相同的艺术门类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接近、并最终汇聚为一个大写的“艺术”的过程，同时指出，在这样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中，一种统括性的、对普遍规律加以揭示的艺术理论也将随之而出现。在勾勒历史轨迹的同时，研究者对艺术学理论在当代所面临的困境也有着清晰的体认，这种困境的最集中表现在于艺术理论作为一个学科所遭受的合法化质疑，换言之，艺术理论是否有资格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而真正体现出自身的完整性、自足性与必要性？复旦大学中文系陆扬教授对这一困境深有体会，他紧扣波德里亚的“拟象”概念，从《甄嬛传》等当前热映的影视节目出发，在阐明上述作品所隐含的“虚空”观念的基础上，形象化地展现了中国艺术理论所难以摆脱的困顿：由于长期以来习惯于从西方思想界获取滋养，那么，当西方知识话语的引入稍有“断档”时，作为一个学科的艺术理论便立刻会陷入消极盲目、捕风捉影，乃至“不上不下”的尴尬境地。由此出发，参会学者各抒己见，力图对艺术学理论的存在依据加以充分开掘。中国传媒大学科研处处长、《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主编胡智锋教授谈到，当前这个复杂的社会包含着丰富的知识谱系，因此，建构新学科的诉求便显得尤为突出。他以文艺学、美学等学科在中国的发展与成熟为例，说明任何学科其实都来源于人为的建构，都不是绝对客观、合法的，因此，在建构艺术理论学科的过程中，与其纠结于个别的名称或术语，不如保持一种既尊重客观规律，又勇于探索、尝试的积极的姿态。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廷信教授指出，中国艺术的各具体门类，由于长期仿效西方的体制与规范，因而基本上处于孤立、隔绝、自说自话的状态。从这一点上看，艺术理论的学科价值是不可替代的，它可以将过去互不关联的艺术形态结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有利于对长期困扰艺术学界的难题加以解答，从而也将为中国艺术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他还相信，艺术理论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其发展的关键是必须展示出某种“学科自信”。南京大学校长助理周宪教授则围绕艺术理论“合法性”问题作出了更细致的阐述，在他看来，艺术学理论可以被界定为中国学者有关艺术理论以及相关知识的一种约定，这一约定的成立与否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知识体系本身的合法性；第二，相关知识的有用性。他认为，就合法性而言，艺术理论应当被视为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独特的“软理论”，它无法获取科学知识那样绝对客观、实证的精确性，而总是通过其说服力来发挥功效，因此，为了确保艺术理论自身的合法性，学者们应致力于提出对艺术研究产生实际效用和解释力的相关理论；就有用性而言，艺术理论是一种介于美学和部门艺术之间的特殊的学科，恰恰也正是这样的中介地位为这一学科带来了联系、沟通与衔接的可能，从而既能够对具体的个案加以透彻的分析，又便于将细小的问题置于更宏观的理论视域中加以考量。

二、中国艺术理论的问题与议题[HT5”SS]艺术理论作为一个诞生不久的学科门类，势必存在着大量亟待解决的新的问题，如相关术语的使用，思维模式的变革，价值评判体系的完善，人才培养工作的推进，等等。上述问题的出现，一方面对艺术学理论的后续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也为理论工作者的更深入讨论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在艺术学理论的发展与建构中，一个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对相关理论范畴加以适当的理解、阐发与应用？对于这一点，中国人民大学的张法教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从“艺术理论”、“艺术史”和“艺术批评”这三个最基本的概念出发，说明中国艺术理论所使用的绝大部分术语均来源于西方，这些术语在进入中国后，往往又会在汉语文化的背景下、在“理论旅行”的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异，从而总是处于一种难以被确切翻译与表述的“流动性”状态。他强调指出，研究者应注意结合现代汉语的实际经验，力求建构一套中国式的学术话语和学术规范，以此来实现艺术学学术体系的持久、稳步运行。艺术理论的最主要任务，在于对具体的艺术批评与实践活动加以引导，于是，隐含在其中的思维方式便显示出了非同寻常的意义。对此，仲呈祥教授和高建平教授分别从各自的视点出发，进行了富有建设性的思考。

前者认为，当前中国的艺术理论在哲学思维的层面上存在着根本性的误区，即一种简单化、片面化、“非此即彼”的单向度思维习惯的流行。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中西方艺术的关系上，一味仿效西方（特别是好莱坞模式）而失去了中国特色。第二，在艺术性与商业性、思想性与娱乐性的关系上，过分强调市场经济对文化艺术生产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对市场经济带来的更严重的负面效应却常常无动于衷。

因此，理论家应努力对这种“二元对立”的思想陷阱加以克服：一方面，应当在放眼世界的同时，坚持一种鲜明的民族主义特色；另一方面，在重视艺术的商业价值的同时，也必须把艺术的思想性和审美价值视为一条最根本的准则，以避免艺术精神在市场面前的衰落。

后者则提出了“超越美学的美学”这一理念，他认为，超越美学并不是要背离美学本身，而是要超越自康德以来在西方思想界蔚为大观的，过分抽象化、学理化、脱离实际经验的思维与学术取向，使美学重新回归具体的问题层面，并流露出强烈的现实关怀。在他看来，这种思维方式上的更新应得到中国艺术理论家的主动借鉴与自觉吸收。艺术理论绝不能等同于一套中立的、不偏不倚的方法论工具，它还蕴含着深刻的价值取向、选择与评判。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贾磊磊教授根据中国电影发展的实际情况，表明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他谈到，中国电影在今天可以被划分为三大类型，即艺术电影、商业电影和主旋律电影，在三种类型中，则包含着三种不同的价值评价体系，即个性表达、商业利益和思想价值的兑现。中国电影在三条逻辑、三条轨道、三条规律下运行，非常不利于整个电影产业的良性循环。因此，在他看来，当代中国电影需要在价值评价体系上实现通约整合。具体说来，应当在产业化的平台上营造中国电影的叙事规则，与此同时，影片所传达的文化价值观念也必须得到充分的关注。

[JP2]培育具备良好艺术素养和扎实专业知识的教学、科研与文化工作者，是艺术理论这一学科设立的主要目标，也是该学科得以维系的最根本保障。因而，艺术学理论专业的人才培养、尤其是研究生培养成为了与会者关心的一大核心议题。王廷信教授以东南大学艺术学博士生的毕业论文选题为例，提出艺术学理论应着重训练学生两方面的能力：一是要鼓励学生从具体的个案研究上升到普遍的理论阐发；二是要帮助学生形成一种自觉的比较意识，进而探寻各艺术门类之间相互影响所产生的积极效应。南京艺术学院副校长刘伟冬教授则强调，当前艺术理论专业的研究生大多将研究范围局限于对过去历史的回望，相应地忽视了对于“进行时”、乃至“将来时”的探究。因此，在今后的研究生教育中，应注意把艺术及艺术理论的未来走向（如艺术与技术结合的新趋势）作为重点关注的对象。[JP]

三、全球背景中当代艺术理论的发展趋向[HT5”SS]

在当代社会文化的演进与变迁中，“全球化”始终是一个无法遗漏的命题。在某种意义上，全球化就像一个巨大的漩涡，将人类生活中的一切尽数卷入其中，并对其产生了超乎想象的影响与塑造作用。在全球化这一波澜壮阔的总体进程中，艺术将呈现出怎样的新的表现形态？与此同时，艺术理论又将获取怎样的不同于以往的独特内涵？参会代表结合各自的专业方向和学术兴趣，对全球化背景下艺术及艺术理论的发展趋势作出了大胆的预测与精彩的解读。“后现代主义”是一个与全球化相伴而生的重要命题，然而，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确切意涵，人们却争议颇多。四川大学的阎嘉教授以安迪·沃霍尔的《布里洛洗衣粉盒》等后现代艺术的代表作为例，对后现代艺术的存在方式与主要特征作出了全景式的勾勒。他意识到，在一个“后现代转向”的普遍背景下，艺术的边界发生了彻底的变化：首先，艺术家不再是浪漫主义时代的神秘的、天才式的创造者，相反，创作的权利被发还给了每一个普通民众；其次，艺术品不再是美与崇高的化身，不再是意义、思想、道德、信念等等的载体，而是成为了可以被大批量复制的商品；再次，构成艺术品的材料也不再受严格的限制，而是涵盖了包括毛发、皮肤、粪便等等在内的人类生活中的所有庸常之物；最后，后现代艺术已逐渐褪去了传统意义上“精英主义”的面纱，它的生成、传播与流变越来越多地受到了艺术生产机制的操控。高建平教授则对阎嘉教授的观点作出了延伸，他认为，在伴随后现代主义而来的商品化、产业化的浪潮中，人们仍然有必要对艺术之所以成其为艺术的某些本质特征加以追问，仍然有必要为艺术找到一条最根本的边界。在全球化的总体格局中，媒介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而媒介与艺术的关系自然也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首都师范大学的陶东风教授认为，在新媒体所构筑的独特平台上，一种不同于传统艺术的“微艺术”开始崭露头角。在他看来，微艺术的优越性主要包括：1、强烈的民主性和草根性，几乎人人都可以自由参与；2、鲜明的个性化色彩，以及无所顾忌的游戏精神；3、高度的互动性，呈现出生产、传播、接受一体化的趋势；4、更偏向于青年一代，充满青春洋溢的气质；5、更贴近日常生活，主题轻松，内容以消遣为主。同时，他也指出，微艺术在为当代中国文化注入新鲜血液的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隐患，如过于浅表化而难以形成经典，过于琐碎而无法达成整体性的认同，过于专注微观层面而丧失了艺术家所应当拥有的理想与抱负，等等。胡智锋教授则提出了建构二级学科“传媒艺术学”的理论构想，他强调，传媒艺术学可以将摄影、电影、广播电视、以及新媒体艺术等传统艺术理论无法解释的新兴艺术景观纳入其中，在拓宽艺术学研究的视野的同时，也有助于推动中国艺术理论的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作为一片充满张力和对话的领域，中国当代艺术既受到了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和震撼，又体现出了浓郁的中国风貌与中国特色，因而也得到了与会者热情洋溢的讨论。浙江大学的沈语冰教授通过对杜尚与康德之间的相关性的论证，阐明了当代艺术在现今的合法地位与重要意义。他指出，如果说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着重强调的是一种“人人都是鉴赏家”的观念，那么，在杜尚的现成品艺术中，则隐含着一种“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强烈诉求，而上述两种观点在本质上其实是异曲同工的，它们都应当被归入一个启蒙现代性的宏大构想之中。由此可见，理论家不能对当代艺术作出简单化的处理，而应当结合艺术理论发展的总体趋向，对其进行更加细致的审视、反思与提炼。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王端廷教授从词源学出发，考察了“当代艺术”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同时，又试图从时代精神、价值取向、语言特征、审美体验、生产方式、外在语境等方面切入，对中国当代艺术作出全面而生动的描绘。他相信，中国当代艺术反映了工业化、城市化与全球化的时代精神以及一种“全球地方主义”的新的价值取向，这种艺术是一种集视、听、触、嗅等多种感官体验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它与商业文化和消费主义的关系是充满悖论的，它所崇尚的是团队化、复杂化的生产方式，同时，在这种艺术中，还包含着一种对于审美精神与超越意识的诚挚而真切的呼唤。

四、艺术理论与相关学科的关系[HT5”SS]

谁都无法否认，“跨学科”已经成为了当前学术研究中的大势所趋。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门类，艺术理论与同属艺术学门下的其他二级学科的关系，以及在包括文学、历史、哲学、社会学等等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中所处的位置，同样也成为了近年来学术界频繁讨论的话题。南京艺术学院刘伟冬教授承认，艺术学在初创阶段往往得到了来自其他学科的支援，同时，由于缺乏本科教育，艺术学所招收的研究生也多半来自其他的相关学科。但他同时也指出，这种学科交叉的姿态反倒为艺术理论提供了跳出原有狭隘领域的机遇与可能。周宪教授同意刘伟冬教授的观点，他强调，艺术理论本身就是带有差异性的不同理论家与不同学科体制之间的结合，这种差异性恰恰也成为了艺术理论产生魅力的最主要理由。同时，他也提出，在不同门类的艺术中，有些艺术可能更接近于艺术的普遍规律，因此更值得重视。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的康尔教授则谈到，在艺术理论的整个体系中，存在着一些关于创造的基本理论，如创造的动机、目标与内容，创造的基本流程，以及创造的主要方法，等等。在他看来，这些关涉到创造的理论可以恰当地实现对艺术中各个门类的贯通与整合。众所周知，艺术学名下的每一个具体门类都拥有独立的艺术史，如绘画史、雕塑史、舞蹈史、电影史、音乐史，等等。那么，就艺术理论而言，要怎样才可能建立一种区别于门类艺术史的、具有普适性与综合性的“一般艺术史”？在这个问题上，与会专家见仁见智，发表了各自的意见，而这些意见又可以被大致划分为两种理论取向。

首先，是一种从观念建构到具体实践的“自上而下”的规划。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一川教授以美术学科为例，认为总体的、大写的艺术史是个别的、部分的艺术史的基础。同时也提议，在当今中国的艺术教育中，单科艺术院校、全科艺术院校、师范大学、综合大学等四类不同的院校应根据其实际情况，分别发展带有其特色的艺术理论，并最终形成一种跨越学科，乃至打通文、史、哲的宏观的艺术史理论。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的童强副教授谈到，在中国的艺术传统中，哲学思想一直都非常匮乏，因此，在坚持艺术实践的同时，应注重从观念出发，以观念为统领，为艺术史和艺术理论提供某种平台或制度保障。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的谢白副教授以摄影史对美术史的借鉴为例，表明一门总括性的艺术思想史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同时，也结合摄影创作和教学中的实际经验，突出了这种艺术思想史在指导艺术批评、创作、认识的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其次，是一种从具体实践到观念建构的“自下而上”的立场。南京艺术学院研究院副院长、艺术学研究所所长黄惇教授认为，艺术学本身便有着具体的指向性，它的落脚点在于艺术家、艺术作品、艺术创作等实际存在的问题。因此，他强调，要建构某种具有普遍效应的艺术史，艺术学的不同门类就应当从微观层面出发，围绕同一个具体问题加以讨论，并逐渐提升到理论的高度。对于黄惇教授的观点，高建平教授表示赞同，他认为，从学理上讲，不同的艺术史之间存在着某些共通的东西，关键是要通过具体的感受，对这种共通性加以开掘和提炼，从而逐步向一般艺术史推进。在上述两条思路之外，周宪教授发出了不一样的声音，在他眼中，那种普遍的、包罗万象的艺术史并不存在，存在的只可能是关于各种艺术史的一般的艺术理论。或者说，应当建立一种普遍的艺术史论，在史论的基础上对形形的门类艺术史加以书写。此外，在这种艺术史论的建构中，理论家应致力于提出一些中国概念以影响世界。如同周宪教授在会议闭幕式的致辞中点明的那样，本次会议可以用以下三个特征来加以概括：第一是各抒己见；第二是启发分享；第三是未有结论。与会专家们热情洋溢而又闪烁着智性火花的探讨，不仅形象、生动地描绘了中国艺术理论的愿景与蓝图，同时也恰如其分地展现了一种生气盎然的“对话”状态。这种开放、和谐、共鸣的对话无疑昭示了当代艺术理论的使命与前进方向。 （责任编辑：徐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