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研究

摘要：为了解农业劳动力年龄情况，文章通过对浙江省农业劳动力年龄结构的抽样调查，发现在农村青年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农村人口老龄化等因素影响下，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程度严重，且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已对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粮食安全、农业现代化、子代的农业情感、农村基层保障体系的完善等产生了严重影响。缓解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必须通过制定系统的人口与经济、社会与文化等方面的政策措施，以促进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和农村的安定和谐。

关键词：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浙江省；对策

一、引言

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农业劳动力在劳动力总体中所占比例大幅度下降，成为世界各国和地区共有的现象。20世纪50年代，法国现代化的加速，第二、第三产业的重大变化，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致使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东欧国家因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城市转移过速，也出现了劳动力老年化和妇女化现象，且造成了农业生产的萎缩。东亚的日本和韩国等国同样面临农业劳动力高龄化和短缺的问题。据中国台湾地区的一个统计材料记载，台湾农业劳力已严重老化，平均年龄达55.1岁，并出现了妇女化特征。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农业会产生不利影响，并导致农业的不景气，甚至产生衰退。

对我国而言，农村人口老龄化和农业劳动力老龄化①并驾齐驱，从第三次人口普查到第六次人口普查，农村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由5.0%上升到10.06%，农村比市镇高出2.37百分点②。据宋斌文的预测，到2020年、2030年，我国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将占农村总人口数的20%和30%以上。在城乡二元经济的影响下，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转移至城镇，加剧了农村劳动力的老龄化。1990年农业劳动力平均年龄为36.8岁，2000年增加到40岁，2010年则超过45岁，已进入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时代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将会日渐加剧。如今，“农民荒”、“空心村”、“‘三八’·‘六一’·‘九九’部队”成为中国农村社会的真实写照，农业发展危机与农业后继无人等问题随之而来。因此，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问题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李澜等人分析了全国最新农业普查数据，认为我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具有普遍性，其对解决“三农”问题、推进现代农业建设所产生的障碍及挑战不容忽视。究其原因，肖云、夏莉艳、何福平等人认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产生了“空心村”，导致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和耕地弃耕现象，造成土地浪费和环境恶化、农业生产的副业化等严重后果。马草原、谢培秀、陈锡文等人通过计量方法和理论分析，认为农业劳动力转移带来的后果是农业效率损失和农业减产，并加速了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就如何缓解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问题，李宗才提出土地合同制管理、发展农村工业、开展技术培训等措施；李维平、张卫平则提出了加大农村社会保障力度、推广适度规模经营方式和提高农业组织化水平等措施。然而，在我国区域发展存在巨大差异的背景下，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及其给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带来了哪些具体影响，以及如何缓解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等问题，亟待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借助统计资料，结合问卷调查方法，深入分析了浙江省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实况，及其对农业发展所带来的影响等问题。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统计资料的数据整理与汇总分析、问卷调查和访谈等综合研究方法开展分析。研究数据来源于笔者2012年1～2月对浙江省农村调查所获得的样本数据，以及《中国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中国乡镇企业及农产品加工业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人口普查资料等数据，具体数据来源将以脚注的形式在文章中进行标识。

1 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主要是为了解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状况，为了确保调查数据的代表性，样本获取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式：第一阶段抽取的是乡镇，第二阶段是从被抽取的乡镇里中抽取自然村，第三阶段是从已抽取的自然村里面抽取调研村民小组和被调研的农户，最后选取24个自然村48个村民小组的801户农村家庭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按户进行，每户填写一张问卷。由于调查安排在农历新年的前后进行，得到了村民的大力支持，每份问卷都具有较高的质量；结合对村民组长和一些乡村干部的访谈，所得结果基本能够反映出浙江省当前农业劳动力的概况。

2 数据处理

本问卷为作者自行设计，用以反映浙江省农业劳动力年龄结构、劳动力老龄化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等问题。调研完毕之后，运用SPSS18.0版软件对数据进行录入和整理，以备分析之用。

三、结果与分析

1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严重

在被调查的801户家庭中，共有3093人，平均年龄为41.1岁，60岁以上老人占16.6%，16-60岁适龄劳动人口占调查总人口的74.3%。其中有129户是全家老小一起外出务工、经商，仅年末才回家过年和探亲，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将自家耕地撂荒，少部分农户将田地赠予他人耕种。从参与农业劳动人口来看，仅有34.9%的被调查人口参与农业劳动，适龄劳动人口中有47%的人参加农业劳动；被调查参与劳动人口的年龄最低为17岁，最高为90岁，平均年龄高达55.6岁，其中，50岁及以上的农业劳动者占被调查劳动力总数的66.8%，60岁及以上的农业劳动者占35.3%，30岁以下的农业劳动者仅占2.6%（详见表1）。可见，浙江省农村人口老龄化异常严重，远高于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13.26%）；而农业劳动人口老龄化程度则更加严重，远高于2006年全国第二次农业人口普查的结果，当时51-60岁农业从业人口的比重为21.30%，60岁以上农业从业人口的比重为11.2%，这些凸显浙江省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严峻态势。与此同时，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程度越来越高，比率高达48.5%。从浙江省不同地市来看，差别并不显著，西部山区要比东部平原地区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稍显严重。虽然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严重，但是他们的身体状况总体良好，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参与劳动的强度呈现递减的趋势，如高龄老人大多参加一些体力要求小的辅助耕种农活，如帮助稻田放水等一些维护性工作。

2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趋势将进一步加剧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转型，人口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对浙江省来说，人口规模在不断扩大，从新中国成立时的2000多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5000多万人，增长了一倍以上。在数量增加的同时，人口年龄结构也发生了改变，经历了相对短暂的年轻型、中年型，再过渡到漫长的老年型。新中国成立后头两次生育高峰所产生的人口，现已集中进入老年阶段；改革开放之后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妇女总和生育率快速下降；再加上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这些共同加速了人口老龄化的进程。1987年浙江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首次超过10%，进人人口老龄化社会，此后，老年人口总数平均以2.85%的速度递增，截至2010年底，60岁以上老年人口总数高达789.03万人，占户籍人口总数的16.6%（见图1），成为全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从城乡比较来看，无论在规模还是程度上农村人口老龄化状况都高于城市，统计资料显示，截至2010年底，浙江省60岁及以上人口中有68.58%的人是农村老年人口①。可以看出，浙江省人口老龄化的贡献农村远大于城市，在城乡同步老龄化过程中，农村将会更加突出。据预测，到2030年，浙江省老年人口总数将占人口总数的30%以上，届时农业劳动力老化程度将会更加严峻。

3 造成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因素复杂

（1）适龄劳动力的就业转移。在工农收入差异的影响下，大批农业从业者主动放弃农业，进厂务工谋求更高的收入报酬，形成具有浙江特色的“离土不离乡”现象。改革开放之后，浙江乡镇企业发展迅速，截至2009年底，浙江省共有各类乡镇企业（包括个体工商户）109.91万家，这些企业遍布浙江乡镇，吸引了大批本地农民就业。

浙江省农民就业转移大概经历了三个过程：1978—1990年属于试探转移期，有近600万农业劳动力人口转移到非农部门；1990年代以后，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速度出现先缓后快的趋势；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浙江省外向出口型的贸易经济得到激发，农村劳动力转移也随之加快，2000—2010年，浙江省农村劳动力中从事非农劳动人口由1093.51万人上升到1719.37万人，平均每年以4.3%的速度累积增长。农村就业转移人口中，大多数属于“离土不离乡”型，主要集中在本地从事非农生产活动，占据就业转移总人口的70%左右（见表2）。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使得农业劳动力数量快速下降，1984年、2000年和2010年的农业劳动力人口分别为1277.90万人、1014.93万人和627.43万人，在近10年减少尤为迅速，平均每年以4.9%的速度累积减少。调研过程中发现，有53%的农村劳动力不参与农业劳动，他们主要为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劳动力。而参加农业劳动的人口中有72.2%的人属于兼职农民，他们的主业是在企业上班，仅把农业劳动作为副业，利用日常休息和放假时间来参加农业劳动；纯粹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数仅占被调查农业劳动力人数的27.8%，多以老年人为主，平均年龄高达61.8岁。正因如此，留守农村的老年人成为劳动力的主力，从而造成农业劳动力的严重老龄化。

（2）劳动观念与养老需求延长了老年人的劳动年限。从劳动能力层面而言，由于年龄的缘故，老年人外出务工和进入本地工厂等非农部门就业的能力较低，致使他们的就业性转移和区域转移的可能性下降；从心理归宿感而言，老年人拥有深厚的乡土情感，排斥喧闹的城市生活。访谈中发现，许多就业转移的子女希望老人离开农村，但老人仍坚持留守农村，甚至有些老人住在山上，子女提议将房屋迁到山脚便利地带都遭到老人的强烈反对。这两个因素决定了老年人更倾向于留守农村。另外，转移至非农部门劳动的人群，随着年龄的增高，许多人会选择重返农村和农业。从调查情况来看，目前留守农村的多是没有参与转移就业的老年人，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他们从事农业劳动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淳朴的老人认为农民的天职就是“种田”，从事农业劳动是他们的本职工作，舍不得废弃土地，只要身体允许会一直持续劳动；二是劳动可以获得收益，为自己提供一定的养老资源；三是参加农业劳动是他们重要的养老活动形式，由于农业技术的进步，农业劳动的投入强度下降，老人参加一些劳动强度小的农业劳动，可以从中获取生活乐趣，达到养老休闲的目的。农村老年人基于这些因素的考虑，没有选择在家颐养天年，而是参加一定的农业生产劳动，也正是这些因素使得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日趋严重。

浙江农村老年人有没有可能在家静休、颐养天年呢？根据被调查老年人的反映，一半左右的人可以做到，这主要得益于浙江乡镇经济的发展与老年人生育子女数量比较多，使得养老压力较小。不能在家颐养天年的，就会被迫参加农业劳动，以此来获取养老资源。因此，在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不够健全的情况下，老年人选择劳动既是精神需求也是物质需要，但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农村养老压力的加大，老年人参加农业劳动更可能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除了劳动力转移和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之外，还有许多因素影响到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如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妇女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子女求学迁移、人口老龄化、农村养老福利的欠缺、农业科技发展的滞缓、城市化对青壮年劳动力的吸引、传统农耕文化对老年人劳动习惯的影响，等等。

4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负面影响

（1）农业种植模式趋向简单化。浙江省地势西高东低，西部属于低山丘陵，东部为沿海平原。浙西的淳安、青田、缙云等山区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4亩左右，浙东的嘉善、海盐等地人均耕地面积约有1亩多，不同地区具体的人均耕地面积也不尽相同。目前耕地主要种植的粮食作物有水稻、小麦、红薯等，油料作物主要为油菜，经济作物有葡萄、西瓜等果类植物以及苗圃和时鲜蔬菜，还有部分农田被改造成鱼塘，部分农田作为观光农业园区。经过与农户的深入访谈得知，在刚施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时，农民积极性很高，一般水田2年种植5季（早稻、晚稻各两季，春冬之间种植一季油菜），旱地也是2年种植5季（小麦、油菜、玉米、红薯、棉花、豆类等）。然而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民逐渐从农业转移到工业之中，逐渐放弃土地的耕种，水稻由1年2季转为1年1季，油菜的种植面积也逐渐减少，旱地轮作周期逐渐延长，一般种植一些玉米和红薯之类的作物。由于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缺少劳动人手，在肥料的使用上主要以化学肥料为主，有机肥料的使用逐年下降。这样一来，导致土壤逐渐趋向板结和产量下降等问题。调查中农民反映，以前主要选择产量高、效益好的农产品进行耕种，而现在主要是选择劳动力等投入少的作物进行耕种。部分农村开始出现土地成片出租的现象，这些土地多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承包经营者注重效益，如种植大棚蔬菜、瓜果、苗圃等。

（2）土地撂荒与变相撂荒严重。在农村劳动力大批转移的情况下，土地撂荒和变相撂荒是当下农村出现的一个普遍现象。经过对浙江省农村的调查发现，在被调查的801户中，有25.1%的农户有部分土地直接撂荒，有7.8%的农户所有的土地均处于撂荒状态。除去直接撂荒之外，还存在季节性的撂荒，对耕地进行粗放经营，原本可以1年种植2季，现在基本上维持1年种植1季，导致一年当中田地大部分时间处于撂荒状态，耕地的复种指数由20世纪90年代初的230%，下降到目前的150%左右。还有些农户擅自改变农田的利用性质，将撂荒的稻田种植一些树木等。

（3）粮食自给能力下降。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农民逐步离开土地成为产业工人和城市市民，农业劳动力的数量逐渐减少。浙江省在1978年农业劳动力有1063万人，而到2010年仅有501万人，减少了一半以上；不但数量上不断减少，而且劳动力的年龄不断增高，使得其从事农业劳动的强度下降，从而影响到土地的利用效率，耕地复种指数从1978年的259%下降到2010年的155%。由于粮食作物投入产出效益比经济作物低，使得粮食耕种面积减少的速度更快。从图2可以看出，2000年之后浙江省粮食耕种面积下降速度进一步加快，粮食产量也由1978年的1467万吨下降到2010年的770万吨，人均粮食量从1978年的393千克下降到2010年的144千克，仅为全国人均粮食消费的28.8%左右，浙江已从粮食输出地演变为粮食输入地，粮食对外依存度逐年提高。随着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加剧，浙江省的粮食自给率将会继续下降，对区域的粮食安全将会产生重大的安全隐患。

（4）不利于农业科技的推广。由于低龄人群的文化程度明显高于高龄人群，从事农业劳动的人群年龄越高，农业劳动力整体文化水平就会越低。本次调查发现，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仅占被调查劳动力的41.2%，低于2006年我国农业从业人员调查的49.4%的结果，这一点主要与浙江省的早期整体教育水平较低和老年人口偏多密切相关。这一前提下，农业技术和农业知识的推广和应用将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在调查农户是否拥有农业器械时发现，像农药喷雾器等价格低廉、使用方便的简单农用器械几乎家家都有，而大型器械则只是部分村组农户拥有，拥有大型耕作器械的农户家中基本都有中青年劳动力，农忙之时将大型器械出租赚取一定的收人。在没有大型器械的村组，询问老年人是否有意愿购买大型器械时，他们表示不会购买，主要原因是这部分老年人认为大型农耕器械价格高昂、操作复杂，且他们在经济上和知识上都不具备这些能力。以机器耕种为例，1995年以来机器耕种面积一直保持在60%左右②，基本没有上升，足见农业机械化已经到达瓶颈，很难提升。在调查中还发现，租地种植户比较注重对农业科技的投入，他们会聘请一些农业专家进行指导，关注农作物育种等信息；但分散在村落里的中老年农民，对农业科技知识不太关注，甚至一些老年人对农业科技产生了恐惧，把农作物杂交技术与转基因等混为一谈，并对当前许多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知识保持警惕。

（5）农业地位逐渐下降。首先是农业收入占农民家庭收入比重减少。在调查过程中发现，绝大多数农民家庭收入来源于工资性收入，占到收入的50%以上。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从事农业劳动人口在逐年减少，已从1978年的1300万人下降到2010年的627.43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从34.6%下降到13.2%。农业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减少了农业劳动者的数量，提升了农民的收入水平。但是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和农民收入水平的上升，并没有推动农业生产从家庭作坊式生产向适度规模化生产过渡，没有推动农业技术进步，反而导致了农业老龄化、副业化、兼业化等问题。非农收入的增加，使得农民对农业和土地的情感逐渐弱化，部分人口甚至废弃耕地，最终导致农业减产减收、效率低下。1978年以来，农业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重从66.56%持续下降到2010年的12.95%（见图3）。调查还发现，许多农民认为农业成本过高，机械耕作与化肥农药费用高昂，导致投入多于收益，这些迫使他们选择将土地撂荒。目前农村消费市场非常发达，蔬菜、水果和大米等很容易在市场上买到。部分农民反映，他们种植一些水稻、蔬菜，目的不是增加家庭收入，而是对自己种植的水稻、蔬菜质量更为放心。农业地位的快速下滑，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相一致，这是全球各国发展的共同趋势。从目前来看，农民放弃耕种并未影响自身的食物供给，他们需要的蔬菜、水果和粮食等很容易在市场上买到。长此以往，农业地位下降带来的弃耕、效率低下等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将可能产生连锁反应，对农民、农村和农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将会放大。

其次是子代从事农业劳动意愿较低。农业地位的下滑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农民对农业情感的弱化，认为农业劳动就是干又脏又累的苦力活，自我否认农业劳动者的地位，不愿意做农民，不想让自己的子代成为农民，希望摆脱农民身份转为城市居民身份。这与金建江对浙江海宁农村调查时的发现一致，农民对从事农业劳动具有比较严重的厌恶和悲观情绪，希望逃离农业。在假定我国的经济形势良好和国家的农业政策等不会发生大变化的条件下，我们对被调查农户家庭成员中7-40岁之间的人员进行了从事农业劳动意愿的调查。经过统计分析发现，随着年龄的增大，有意从事农业劳动的被调查者的比例在降低，育有子女的中年人普遍认为当前务农无法承担家庭开销，唯有进入企业或外出务工才能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由于青少年对农业具有一定的好奇心，所以7～20岁的青少年中有6.7%的被调查者表示愿意将来从事农业劳动或者经营农业；仅有4.3%的20～30岁的青壮年表示愿意务农，仅有3.4%的30～40岁的壮年劳动力有意愿从事农业劳动。

此外，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还对农业投资、农业效率等产生影响。

四、结论与讨论

农村人口老龄化和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是世界人口演化的重要趋势，浙江省作为我国经济发达省份，青壮年“离土不离乡”的就业转移和老年人的生存需求等因素，使得老年人延长农业劳动年限，造成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且呈现上升趋势。对浙江省来说，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已对农村、农业和农民产生深刻的影响，使得农业科技的发展和应用产生困难，出现了严重的土地撂荒和变相撂荒现象，以及农民的农业情感弱化、农业效率下降等问题。对于耕地资源有限的人口大国来说，农村劳动力老龄化是普遍存在的问题，这将会严重影响中国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进程，威胁到中国农业以及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农村劳动力老龄化问题与人口自然老龄化问题一样，均是人口、经济和社会系统的复杂问题，是世界性的重大难题，它们的解决将会涉及区域的宏观经济、社会、文化等政策的调整优化和微观政策措施的实行，需要全人类共同的努力。

首先，要留住适量农业适龄劳动力，降低农业劳动力年龄。目前大批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部门，根源在于农业收入低、劳动强度大且效益低。因此，只有大力发展高产高效的现代农业，不断提高农业收益，才能留得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劳动。

要提升农业效率，涉及农业投入成本问题、农业产品的价格问题、农业效率等问题。成本和价格问题由市场决定，因而提升农业的效率和效果是留住适量农业适龄劳动力的最佳路径。效率与农业规模、现代化程度等因素密切相关，这一问题涉及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两者发展的关系。工业化推动城市化，带动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转移，从而实现城市化；城市发展反哺农村，农村劳动力减少和现代农业科技的进步，为农业现代化铺平道路。这两方面的良性互动将会产生城乡双赢的美好局面。但一方面，如果在农村实行机械化、大规模的高效农业，将会产生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城镇工业吸纳劳动力就业能力相对有限，不可能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如果大批农民被城市化，将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于是，农业劳动力不足却演化为农业劳动力过剩的问题。贺雪峰对中国现阶段农村进行研究时，认为我国农村应该发展中国式的小农经济，而不宜实行规模化的大农经济。

因此，美国式的大农经济并不符合我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在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下，必须根据区域实情，作出科学判断，发展适度规模的高效农业，延长农业产业链，吸纳更多的农业劳动力就业，留住部分青壮年在农村创业，带动农业发展的同时缓解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浙江省而言，不同地区可采取不同的农业发展措施，积极吸引青年劳动力返乡创业，发展涉农产业。比如西部山区可以开发休闲观光型、果园观光型农业和苗圃农业等，并以此为基础发展以农家乐为主的乡村观光旅游业，带动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对于东部平原地区而言，可以发展休闲渔业、稻作农业等。这样一来，不但吸引了本地青壮年劳动力回流，还能够吸引外地适龄劳动力进入当地从事农业生产；调查中发现，浙西许多采茶青年女性劳动力、摘山核桃的中青年男性劳动力多来自于临近的安徽省。

其次，要提高农村老年人社会养老福利，减少老年人的劳动年限。在中国现有的农村养老机制不健全的条件下，单纯依靠土地租金是不能满足农民养老需求的。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将有更多的农村老年人需要养老；从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养老的历程和结果来看，我国在近期和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养老问题将是政府面临的最大难题。当前城镇退休老年人养老都面临重重困境，在农村社会福利不够健全也很难健全的情况下，在农村推行土地流转承包经营，发展规模农业、现代农业和商品农业，让老年人放弃土地经营，意味着他将无钱养老。从这个角度来说，提高农村养老福利是化解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的重大举措，意义重大。政府的努力对农村社会福利的提升不可或缺，但是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则更为重要。对浙江省而言，必须克服经济危机的严峻冲击，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以此带动乡村经济社会的繁荣，构建经济繁荣、环境优美、生活舒适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化解农村养老困境，减少老年人的劳动年限。

再次，城乡二元结构应向城乡协同过渡，为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提供可行通道。晚清以前的中国城市与乡村，并没有很清晰的差距，晚清以后，随着国外入侵、口岸发展，城乡之间的差异日益凸显。近代以来，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城市的快速发展导致城乡差距逐步拉大，成为城乡劳动力流动过程中无法逾越的鸿沟。目前，城乡之间的优质中小学教育资源和高等教育资源、生活方式、社会分工、技术分工、公民权等差异巨大，使得农村劳动力转移至城市后，一旦适应城市生活便很难再回流农村。对于通过求学通道进入城市的青壮年影响尤其显著，因为乡村与城市精神文化的巨大差异，自身的专业技能特点在乡村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使得他们更难以立足农村。因此，今天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了农村劳动力尤其是优质人员的外流，使得农村科技传播等受到很大限制，阻碍了农业的发展。出现农业停滞、农村凋敝、农民相对贫困的现象，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不断恶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不断强化和固化，难以实现向现代一元经济结构转化。现行体制下，必须提升乡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功能，实现城乡的均衡发展，才有可能吸引劳动力的回流。政府要加大对乡村的扶持力度，通过乡镇的带动作用，避免大城市的发展弊端，均衡城乡公共资源；同时，对体制和制度进行合理设计，确保从乡村走出的精英群体能够为乡村的经济、文化的繁荣出财献智。

最后，应关心和研究农村劳动力老龄化问题。这样做的一个目的是促进农村和农业的发展，防止农业的衰退和乡村崩溃，确保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健康、持续发展；另一个目的是让农村老年人能够享受幸福晚年，防止过度劳作影响到养老质量。然而，部分农村老年人习惯于农业劳作，能够在劳动中获得休闲。因此，在研究缓解农村劳动力老龄化问题时，要辩证看待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问题，要尊重农村老年人的劳动权和选择权。同时，要将农村劳动力老龄化问题与人口老龄化问题相结合，全面看待和理性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