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途径研究

摘 要：本文借鉴新经济地理模型内生性建模的研究思路及其关于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的假设，并考虑中国“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现实，加入“迁移成本”、“城市成本”和“城乡非农产业技术差距”三个变量，建立了内生的一般均衡模型，深入解释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途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选择取决于“城乡非农产业技术差距”、“迁移成本”和“城市成本”三个变量的相对大小。由此得出促进劳动力异地转移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异地转移”；新经济地理模型

中图分类号：F3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5）09009307

一、引 言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存在空间和产业两个维度，在空间维度上表现为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在产业维度上则表现为由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农业劳动力转移在这两个维度上是同时进行的，即农业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同时完成由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然而在中国则不同，庞大的农业人口和有限的农地，导致农业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但城市也面临较大的失业压力，因而形成了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异地转移和就地转移并存的现象，也就是说，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存在异地转移和就地转移两种转移途径。那么，农业剩余劳动力是如何选择转移途径的呢？其影响因素又是什么？由于就地转移只是极少数国家特有的现象，因而未曾引起国外学者的关注，国内学者则根据中国国情进行了探讨。

一些学者认为，两种转移途径都是现实的合理选择。李晓春[1]通过分析Lewis及Harris-Todaro模型建立的基本思路和背景条件，认为“离土不离乡”型劳动力转移与Lewis模型、“民工潮”型与Harris-Todaro模型具有较好的对应关系，明确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双重机制。马轶群和李晓春[2]进一步认为，由于江苏的发展模式起源于乡镇企业，因此，江苏第一阶段劳动力转移途径为“离土不离乡”型就地转移，待大量就地转移劳动力聚集成新兴城市后再进入第二阶段“民工潮”型异地转移；浙江民营大多源于农村手工业，其农村劳动力转移机制为“离土不离乡”型就地转移；上海城市化水平高，基本不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为“民工潮”型异地转移。但许经勇[3]认为，强调依靠城市工业扩张来转移过剩农村劳动力的Lewis理论对应于异地转移（流向大中城市），强调依靠人力资本提高、科学技术进步以及农村内部分工深化来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机会的Schultz理论则对应于就地转移（流向农村工商业和小城镇），只有坚持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与就地转移相结合，才能确保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且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全面推进，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重要性和现实性必然会越来越明显地凸显出来。段均和高定伦[4]认为，转移模式的选择问题实际上就是社会经济发展路径的选择问题，有什么样的产业发展战略和城镇化模式，就会要求有什么样的劳动力转移模式与之相对应。

也有学者认为，就地转移应成为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途径。曹明贵[5]认为，中国不断深化的城市经济改革造成了城市失业，大量农民工进城加剧了城市就业压力，并增加城市交通压力和引发治安问题，因而加快农村工业发展、实现农村工业化，应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的途径选择。李平和侯军岐[6]分析了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劳动力转移速度下降的内外部原因，认为导致速度下降的因素不会长期发挥作用，并从作为农村工业化主体的乡镇企业在相对经济效益、竞争优势、不平衡性、积聚效应和自身特点等多个角度分析了农村工业化进一步吸纳劳动力的潜力，认为应该继续关注农村工业化。李国英[7]认为，不受限制、无序的异地转移会带来许多城市问题和社会问题，通过农业产业化和农村中小企业的集群发展、实现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穆建新[8]认为，在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外向型经济严重受挫，中国必须由以出口导向、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异地就业为主要特征的劳动力转移模式，转变为以内需驱动、沿海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内陆转移、就地就业为主要特征的产业转移模式。其中，有的学者认为应大力发展以农产品加工为主要内容的新型工业化以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袁铖[9]从动态视角认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比学术界的测算还大，虽然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受阻，但现实国情和经济发展规律决定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主渠道仍然是就地转移，因而开展以农产品深加工为主要内容的新型工业化是农村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程怀儒[10]分析中国现实情况后，认为大城市的人口容纳能力有限，实现农村工业化，大力发展“近”农产业，特别是农产品加工业，延长经营链条，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途径。

但也有学者认为，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最主要途径还是异地转移。董文柱[11]认为，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在减弱，小城镇由于缺乏第二、第三产业的支撑，吸纳能力有限。大中城市基础设施相对完善，投资环境比较好，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功能强，居民的收入水平也较高，第三产业发展较快，就业机会相对较多，应成为吸纳农村劳动力的最主要途径。

由上可见，尽管学者们考虑中国实际情况，从多个视角分析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选择，但基本都只进行了定性分析，缺乏定量研究，同时也没有进一步深入说明农业劳动力转移途径选择的具体影响因素。

新经济地理学关于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的假设极大地简化了工业部门垄断竞争下的消费者行为和生产者行为分析，由此建立的一般均衡模型内生地解释了劳动力的转移，对劳动力转移研究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朱希伟[12]建立了一个农业劳动力转移模型，并得出了可以在地区发展新兴制造业，从而缩小地区间差距的结论。然而，包括上述模型在内的大多数新经济地理模型都假定农业总产出与农业劳动力投入成正比，且农业中不存在失业，同时，也没有考虑日益高涨的城市成本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二、模型假设与初始均衡

1模型假设

由于交通运输的发展，地区间可贸易品价格差别很小，而非贸易品价格与住房成本高度相关，因而学者们认为住房成本是地区间生活成本差异的最重要因素[13]。美国人口普查局实验性生活成本指标也假设地区间生活成本差异仅由住房成本引起[14]。因此，住房成本差异可大致反映地区间生活成本差异。假设经济体存在两个区域：区域1（城市）和区域2（农村），其人口总量为L且每人拥有单位同质劳动力。区域1是非农产业区，采用规模报酬递增技术生产非农产品，其人口在人口总量中所占比例为h（0

s（x）=1-2cx，其中，x∈[-h/2，h/2]，c为通勤成本系数（c≥0），0≤s（x）≤1。因此，区域1的总有效劳动力供给为：

S1∫Lh2-Lh2s（x）dx=Lh（1-ch/2）（1）

假设W1为区域1企业支付给工人的工资率，那么居住在城市边缘的工人所获得的工资净值为：

s（-h/2）W1=s（h/2）W1=（1-ch）W1

由于城市边缘地租为零且工人是同质的，所以在整个区域内，剔除通勤成本与地租后的工资净值相同，即s（x）W1-r（x）=s（-h/2）W1=s（h/2）W1=（1-ch）W1，其中，r（x）为距离中心商务区x处的地租。因此，区域1的均衡地租为：r（x）=c（h-2x）W1。区域1的总地租为：R=∫Lh2-Lh2r（x）dx=cLh2W1/2。假定地租由区域收集并平均分配给本区域所有居民，因此，区域1的每一工人除了工资外还能从地租上获得一份收入R/Lh=chW1/2，所以，区域1工人的名义可支配收入为：

Y1=（1-ch）W1+chW1/2=（1-ch/2）W1（2）

笔者引入城市成本系数τc来描述由于城市成本的存在而导致的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损失，τc=1/（1-ch/2）。那么，区域1工人的名义可支配收入为：

Y1=（1-ch/2）W1=W1/τc（3）

农村是农业区，农民在劳动力总量中所占比例为（1-h），则农民数量为L（1-h）。假定以单位农产品价值作为计价标准，即农产品价格为1，同时假定非农产品和农产品在区域间贸易不存在成本，故城市和农村的生活费用指数相同。

2消费者均衡

为简化分析，假定消费者具有相同的偏好，代表性消费者效用函数为U=CgmC1-ga。其中，Cm为非农产品消费量综合指数（非农产品为若干具有不变替代弹性的差异化产品），Ca为农产品消费（农产品为单一同质产品），g为非农产品在消费支出中所占份额（g为外生变量且0

（1）代表性城市工人消费均衡

假定消费者将其可支配收入作为预算约束以实现效用最大化，那么，代表性城市工人效用最大化问题可以表述为：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途径方面，既有研究大多停留于定性层面，缺乏定量分析；且未考虑日益高涨的城市生活成本等重要因素的影响。本文借鉴新经济地理模型内生性建模的研究思路及其关于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的假设，并考虑中国所存在的“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现实，加入“迁移成本”、“城市成本”和“城乡非农产业技术差距”三个变量，建立内生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途径一般均衡模型，深入解释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途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其主要结论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选择取决于“城乡非农产业技术差距”、“迁移成本”和“城市成本”三个变量的相对大小，当“城乡非农产业技术差距”大于迁移成本系数与城市成本系数之积时，农业剩余劳动力倾向于异地转移；而“城乡非农产业技术差距”小于迁移成本系数与城市成本系数之积时，农业剩余劳动力倾向于就地转移。因此，城乡非农产业技术差距将促进异地转移、抑制就地转移；而劳动力迁移成本和城市成本则会抑制异地转移、促进就地转移。

尽管就地转移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农村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但也带来一定的负面性。一是，作为其主要载体的乡镇企业，走的是一条无序的、分散发展的道路，导致了设备落后、资源浪费、集聚程度低和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二是，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乡镇企业自身发展不稳定（如高诞生率和高破产率并存）、管理不规范，导致其提供的就业岗位缺乏保障。同时，为保持竞争力，乡镇企业势必向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这将进一步削弱其劳动力吸纳能力。三是，就地转移农业劳动力虽然退出了农业生产，但其退出不彻底，仍保留了承包的土地作为退路或生活的基本保障，这显然不利于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现代化，也不利于农民增收[17]。

同时，城市化率低、大城市人口规模偏小导致城市集聚财富能力偏低，已经严重地制约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从长期来看，本文认为异地转移才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最终选择，由此提出以下三点政策建议：

第一，增加城市科技、教育与基础设施投入，促进城市集聚经济，提高城市产业技术水平。城市是国家创新能力和科技水平的主要载体。增加对城市科技、教育与基础设施的投入，可以直接激发科技能力，提升人力资本，增强企业间技术溢出，降低产品运输成本，强化资金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促进城市集聚经济，提高城市产业技术水平。

第二，加快以户籍制度为中心的综合制度改革，逐步实现农民工市民化，降低农业剩余劳动力迁移成本。户籍制度及依附于户籍制度之上的各种福利政策（包括就业、养老、医疗、失业和教育等政策）是形成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性根源。虽然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其约束作用有所下降，但由于制度惯性及部门间利益冲突，其进展相对缓慢。然而就中国经济发展大局来看，加快推进以户籍制度为中心的综合制度改革，逐步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使其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福利待遇，降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迁移成本，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不仅是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需要，也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促进人才资源合理配置和确保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客观要求。

第三，采取综合配套措施，合理抑制房价上涨，降低城市成本。加强财政、货币和税收调控力度，提高购买多套住房者和炒房者的购房成本，抑制对房地产市场的不合理需求。同时加大公租房、廉租房与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增加住房市场供给。此外，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进而合理抑制房价上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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