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视角下的租界书写:津味小说中的租界空间

民间常说：“北京四合院，天津小洋楼。”小洋楼是中国建筑史上的奇迹。2015年，随着大型纪录片《五大道》在中央电视台的热播，天津小洋楼再次成为全国人民的关注焦点。它独特的建筑外貌以及其间隐藏的种种传说，都吸引着人们去探究民国天津的历史文化底蕴。小洋楼是中国近代史上西方列强租界文化在天津的历史遗迹，近些年来，随着都市现代化的发展，象征西方文明的租界文化逐渐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新的研究趋势暗示出城市现代化建构过程中学者们构筑历史的某种文化策略。本文拟以津味儿小说中的租界书写为中心，考察不同时代语境下租界形象的建构过程及其与当下城市现代化的关系。

一、启蒙语境中的他者形象

历史上，天津地处九河下梢，商贾云集，是有名的水陆码头。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天津被迫辟为通商口岸。到20世纪初，天津先后出现了九国租界，成为近代中国租界最多的城市。直到1945年8月，租界才陆续被收回。因此，回顾近代天津历史，租界文化是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存在。津味儿小说素以表现清末及民国时期的天津为能事，那么，作家们是如何处理租界文化这一特殊存在呢？20世纪80年代以来，租界形象呈现出了迥然不同的面貌，这与作家们的话语建构方式密不可分。简而言之，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作家创作主旨的差异会形成不同的租界空间形象。

冯骥才的《神鞭》是20世纪80年代津味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中，冯骥才以不乏夸张的叙述语调虚构了清末民初的历史空间，讲述了神鞭傻二打遍天下无敌手的传奇故事。故事的精彩之处不在于傻二一次次应对不同强敌的叙述模式，而在于借此线索串联起了彼时天津各个阶层市民的存在空间，表现出了天津风土民情的异彩纷呈。其中，“紫竹林出洋相”一节涉及到近代时期天津租界空间的一角。从小说的文本叙述来看，冯骥才着力突出租界空间中物质环境的干净整洁、清幽雅致，其间居住者的彬彬有礼，健康而又有活力，与同一文本中天津本土的城市空间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然而，透过冯骥才话语建构的表面深入思索我们会发现，这样的租界形象是否过于完美？它带着明显的理想化特征，它的存在，与其说是为了真实地反映租界的形象，毋宁说是为了以之为镜，反衬出天津本土地域文化中愚昧落后、保守僵化的一面。

从五四时期以来，中国思想界的启蒙一直是两个维度齐头并进的。一是拿来主义，直接学习西方文明；一是反思自身，剖析民族文化传统。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历了十年的浩劫，中西方文化交流碰撞中，启蒙的课题再次摆在人们的面前。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租界形象所代表的就不仅仅是自身，也是我们要学习借鉴的西方文明。“想象的地域和历史帮助大脑通过对其相近的东西和与其远隔的东西之间的距离和差异的夸大处理使其对自身的认识得到加强。”（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69页）因此，《神鞭》中，且不论租界形象塑造得成功与否，从对中西文明“彼优我劣”不乏简单的、对比式的描述中，冯骥才试图进行文化反思，对国人进行文化启蒙的创作目的显露无遗。

二、矛盾心态下的文化重塑

20世纪90年代以后，津味儿小说逐渐形成了有生命力的地域写作传统之一，每一个活跃在天津文坛的作家都对之跃跃欲试。与工业题材的书写一样，津味儿书写也是天津作家身份建构的象征元素之一。这一时期，津味儿小说涌现出许多佳作，不论是作品表现的历史广度还是思想深度，皆有突破，成就最突出的要数林希与肖克凡。

林希的小说，往往以各式各样的市井小人物为主线，勾连起上自军阀王公、下至贩夫走卒的社会各阶层，借以表现清末民初乃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鱼龙混杂的历史空间。作为其中重要的一个文化空间，租界形象必不可少。然而，在林希笔下，租界既是生活便利的现代化之地，更是罪恶横生的渊薮。如小说《相士无非子》中写到鬼谷生天祥商场开眼界一节：“恰今日是上海芙蓉班的姑娘表演十八美女出浴，鬼谷生在后台一个角落里坐好，真真切切看着台上的美女们入浴出浴，这些美女各个都满身涂着油，灯光下照得又白又亮，在台上千姿百态一番表演，走回后台披上袍子，接过孩子来就喂奶。又一声铃响，扔下孩子甩掉袍子又跑回台上，其情其景看着真让人恶心。”类似的例子在林希的小说中不胜枚举，在这里，小洋楼既是下野军阀投机交易的隐蔽场所，又暗藏着各式舞厅、以及娼寮之所，是世家子弟腐朽奢靡的堕落之地。林希对租界形象的描绘充满了道德批判的意味，借此反映出彼时租界作为殖民地经济畸形繁荣的社会状况。肖克凡的津味儿小说创作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小说的取景空间多选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天津。租界形象的塑造也与林希有所不同。他笔下的租界，是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活动的秘密基地（《天津大雪》），是日本侵略者飞扬跋扈的殖民统治空间（《赌者》）……应该说，肖克凡关注的是租界空间政治层面的特殊性，突出了租界作为殖民地的欺辱性。

“空间通过一种诗学的过程获得了情感甚至理智，这样，本来是中性的或空白的空间就对我们产生了意义。”（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68页）无论是奢靡腐败的经济空间还是充满屈辱的政治空间，90年代以降津味儿小说中的租界空间更多呈现的是负面的殖民地形象。与80年代相较，这一时期的作家，已不再将租界塑造为代表先进文明的空间形象，以发挥他山之石的文化启蒙作用，而只是将其作为多元历史文化中的一元，与本土文化一起共同构成了民国时期的天津历史空间。

然而，有意味的是，这一时期的作家一面极力营造着租界空间的负面形象，另一方面，又对租界空间的书写乐不思疲。作者们的创作心态看似矛盾，其实有着深层的现实原因。90年代中后期，天津开始了城市改造的步伐，与城市现代化相伴随的是城市面貌的趋同化。面对日益迷失城市文化主体身份的危机，昔日的“辉煌”在人们的想象中被无限放大起来。尽管近代天津的辉煌是建立在西方殖民的基础上，然而，也因为有了租界文化这一异质因素的存在，近代天津文化呈现出多元共生的面貌。作家们对租界空间的关注与书写，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对天津历史文化根脉的发掘与重塑，更何况，与此相关的文化想象如此瑰丽传奇，它既点亮了现代都市读者平庸枯燥的日常生活，又为当下的城市面貌罩上了一层神秘诗意的文化面纱。

三、租界形象的存在意义

津味儿小说中租界形象的塑造，并非可有可无。其一，借助租界空间的书写，津味儿小说的文学品质得以提升。阅读津味儿小说，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文学现象：作家们往往通过租界空间的相关书写，升华市井俗人的存在意义。如林希小说《高买》中的陈三儿为保护国宝在租界拍卖会上偷天换日，肖克凡小说《赌者》中的汤公雨为保卫民族而只身赴日租界从容就义……这些市井俗人如果仅仅是技艺高超，往往无甚可观，然而，当他们为国家民族大义而表现出觉醒意识时，他们的形象立刻就会高大起来。林希曾说过，“真正的文学，永远是一种生活批判，即使是表现昔日风情的文学作品，也首先是让人们更清醒地看到自己的未来，一切的文学都是为了引导生活前进的，而绝不仅仅是一种怀旧。”（《怀旧的悲哀》，《天津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9页）在这种创作意识的指引下，20世纪90年代，尽管作家们虚构了许多租界形象，但他们绝不是为了怀旧。恰恰相反，正是通过对租界负面形象的书写，市井人物身上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贵品格被挖掘得淋漓尽致。这些传奇的人物形象激发出当下读者身上的爱国热情，无疑有助于提升我们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其二，形形的租界书写，对当下天津城市形象的塑造功不可没。无论是从哪一种角度进行书写，租界空间都联系着近代天津曾经的辉煌历史。城市的发展，总是新与旧共存，历史与当下共存。曾经的新沉淀下来成为历史的文化积淀，当下的现代也是在时代潮流的裹挟下一步步变为陈旧。一切都处在变动之中，变动、更新正是现代性的本性。租界空间代表了曾经的现代性所在，在当下天津城市发展过程中，却已演化成天津的历史积淀，成为后现代化环境下天津独特的城市面貌特征。当时间的长河隔断政治斗争的硝烟，租界文化已成为这座移民城市中历史文化的一元，见证了天津近代历史文化底蕴的丰富。在当下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对地域文化的开掘不仅是为了保存城市的历史，也是为了重塑当下的城市文化形象。因此，随着租界书写及相关研究的展开，天津，一个秉承着开放包容精神的国际大都市的形象正在生成。

（作者系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文学博士。本文为“天津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应急）课题”，编号：14YYJ-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