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租界与艾芜30年代文学创作

摘 要：对艾芜30年代文学创作的研究和探析有必要考虑到上海租界文化语境对其创作的影响。租界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对身处其中的艾芜的创作有直接或间接影响。本文试图从租界体验与殖民叙事，租界体验与文人心态，租界体验与文化立场三个方面来探讨上海租界与艾芜30年代文学创作的关系。

关键词：上海租界；艾芜；殖民叙事；文人心态；文化立场

新千年以来，学界对艾芜作品的研究多从其小说富有的生命意识、漂泊意识、流浪汉小说特色以及涉及到的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等方面深入分析和阐释。但是，在艾芜早年走向创作之路的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是艾芜是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租界中成长起来的一位青年作家。在上海租界生活了近七年时间的艾芜，租界文化作为一种无处不在的文化形态，在艾芜的文学创作中也投下了或浓或淡的影响。因此，租界文化对艾芜30年代文学创作的影响是值得重视和探讨的。故本文试图以上海租界文化为参照，把艾芜30年代的文学创作放置于当时租界文化语境中去探讨和分析。

首先需要明确“租界”和“租界文化”的概念。所谓租界，“是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百年间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等国家的通商口岸开辟、经营的居留和贸易区域。”而租界文化，“是指19世纪4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上海、天津、武汉等地外国租界的相继开辟，在以上海租界为主的租界区域逐渐形成的殖民性、商业性、现代化、都市化、市民化的中西杂糅的文化形态，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海派文化、都市文化既有着一定联系，又有着明显区别的一种新型文化，其本质和特征体现在与租界现象相联系的独特的市政制度、文化体制、城市空间、市民体验和审美风尚等多个文化层面。”

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探析上海租界文化与艾芜30年代文学创作的关联。

租界体验与殖民叙事

在艾芜的作品中，艾芜第一次直接提到上海租界是在其散文《别上海》一文中。这篇文章原载1937年12月《国闻周报》14卷48期。在文中，作者写到“通过难阳桥，离开法租界”。离开之时，甚至连拉菲德路静谧的法国梧桐林也让作者依依不舍。而作者此前正是在上海租界里的一个亭子间住了五六年。其中，德恩里十三号的亭子间、北四川路的咖啡馆、欧嘉路、华盛路、申新第六厂、迈尔西爱路的亭子间、西艾威斯路、金神甫路等都是艾芜十分熟悉的地方。直到1937年因抗日战争爆发危及上海，作者才不得不离开上海。而作者面对此情此景，不免感慨万千“笼在烟雨中的都市，已没有衬托在秋空底下的壮丽，也没有掩映在朝阳中的明媚了，到处都是朦朦胧胧，暗暗淡淡的，对这居住过五六年的地方，一向因其畸形的发育，变得贫富悬殊的两极端表现，原是没什么好感的，到这时也不知不觉的袭来了说不出的情别。何况一想到它此后的命运，更加忍不住感到了无限的凄然！”通过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到，艾芜对上海租界复杂的情感态度。而这也与作者在租界生活中的深切体验息息相关。

1931年5月1日，艾芜从吴淞坐火车到上海北站下车。“刚刚走过火车站的小小广场，进入狭窄的街道，突然就有英国巡官带着印度巡捕、中国巡捕拦着我，横身上下加以搜查，把人当成强盗看待。”而艾芜在国外的仰光、曼德里、槟榔屿、新加坡都没有受到这样的侮辱。对此，艾芜不无感慨到“总觉得比帝国主义统治的殖民地还不如”。这也是上海租界给初到上海的艾芜一份刻骨铭心的见面礼。艾芜到了上海后，在泗塘桥的农家院子暂住。左邻右舍都是在蕴藻滨纱厂工作的工人。在艾芜看来这是非常难得的男耕女织、有农有工的幸福家庭。但是，直到有一天隔壁一个老妇人拿着一封信找到艾芜。艾芜在信中才得知这位妇人有个女儿之前也在纱厂做工，可是中途被拐卖到厦门为娼。这是老妇的女儿托嫖客邮寄的信件，正待家人筹钱救助。可是，老妇连饭都吃不起了，根本没有钱。这件事对艾芜来说触动很大。可以说，上海租界中底层民众生存的艰辛与不易也强化了艾芜的租界殖民体验。

艾芜也把这些租界殖民语境下的租界体验都在其作品中表现了出来。在艾芜的作品中，殖民叙事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对“洋官”形象的塑造。其中，《乡下人》是艾芜唯一一部直接以上海租界为叙事背景的小说。这部作品与作者当时在上海被国民政府抓捕入狱之后又被押送到苏州的经历尤为相似。但小说是从一个“乡下人”的视角来打量上海租界。小说写了一个乡下人老毛因为洪水淹没村庄，无奈之下带着病重的妻子一起来到心意中的天堂“东方的大都市”，希望凭他们的双手打拼一份家业，过上好日子。他们来到上海投奔了唯一的亲人表兄阿二和表嫂阿二嫂。然而，不幸的是阿二被抓，老毛也难逃此劫，最后饱受摧残的老毛在囚室中被活活逼疯。而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放在上海租界这样的大环境下，别有一番意味。首先是故事背景涉及的社会环境与上海租界密切相关。上海租界是华洋杂居，租界的空间相对自由，因此人员也相对混杂。这正好给予了帮派势力的繁衍和发展。这也造就了一批游手好闲的城市游民。而老毛夫妇奔赴上海一路来也都做起了好梦，“一说到上海，真象有块糖正贴在心上，甜蜜蜜地融化着哩。”同时，都市的流光溢彩也是在租界文化的孕育下发展起来的。文中写到都市特有场景，一是红绿色的电光闪烁，二是“而街上往来的男女呢，一对对地都沉醉在都市之春里。欢笑浮在唇边，愉快燃在眼里，是那么地自由，那么地舒畅。”其次，故事内容涉及到的“洋货”、“洋先生”、“法警”等也都是在租界文化空间下孕育出来的。文中两次提到老毛手上的手铐，“这是源自欧洲贩来的洋手铐，上面刻着Made in Germany的字样”。最后，故事主人公老毛面对西装革履的青年就误以为是“洋先生”，在“洋先生”面前老毛战战兢兢、卑躬屈膝、满怀恐惧，甚至下跪、作揖磕头。而这也正是吾民“自我东方化”的殖民心理表现。这也是从侧面反映了在上海租界中高高在上的“洋人”对中国底层百姓的欺凌与压迫。

艾芜其它涉及殖民叙事的文本则是把租界中的殖民化体验放置在外国殖民文化语境中加以表现和阐释。如小说《洋官与鸡》，艾芜刻画了一个在滇缅边界强行拆屋、强取老板家肥母鸡等为非作歹的英国“洋官”形象。艾芜后来在《左联回忆录》中回忆到：“回国来，第一次看见了劳动人民的苦难，使我难过了好久，也永远不能忘记。我曾想过，不能解救属于此类人民的苦难，至少也得用笔描绘出来，引起全国人民的注意，并有所激动。这件事情，由于对上海的情形不够深切了解，我一直没有动笔，但却更加催促我去写那些比较书写的滇缅边界人民的惨痛生活。我收入的《南行记》中的《洋官与鸡》就在这个时候写的。”

在艾芜的其它作品，如《我诅咒你那么一笑》写滇缅边境英国“洋官”对傣族少女的侮辱，《芭蕉谷》中也写到了缅甸境内英国“洋官”对拖娃带仔的妇人的钱财的剥夺。这些故事虽然发生在滇缅之地，但同时也对现实上海租界殖民统治有间接的折射和反映。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租界体验对艾芜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如作者初到上海面对英国巡官的侮辱痛下决心：“我不能忍受下去，对于反帝这一重大战斗，一定要出把力，即使只在文字上表示一下，也是好的。这也增加我对写作的一些刺激因素。”

租界体验与作者心态

上海自开埠以来，便逐渐形成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尤其是，“上海的外国租界自近代以来就一直成为从事思想文化事业，具有独立思想的文人的避难所。”在上海租界，这里有中国最大的出版中心，也有诸多报刊杂志社。对文人来说，在租界文化商业化的促进下，“现代传媒体制的建立，报馆、杂志的兴盛发展，给了他们成为自由职业者的机会。中国传统文人社会身份的改变借助于现代都市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与此同时，“在上海，士人的失落心态更为明显。上海是富商大贾集中之地，一切遵循的、运行的是商品经济的运行模式，居于四民之末的商人在上海渐渐成为社会中最有势力和影响力的集团。而出身贫寒的读书人，在上海谋一职位求生存已很困难。”知识分子在此处于被边缘化的社会地位。艾芜在来上海的途中也担心到“我虽然是一位旅客，却是被英帝国主义从缅甸驱逐回国的，心里也象有雾似的，不晓得今后怎么生活。”而艾芜此后在上海租界的经历和体验也说明了试图卖文为生的他在上海租界的立足并非易事。

上海租界一方面让艾芜体验到租界殖民统治的无处不在，同时租界的出版商人初期不支付艾芜维持生计的稿费，也让艾芜倍感生存艰辛。加之艾芜加入左翼活动后又被抓捕入狱，可见，对艾芜来说，上海租界起初并没有成为艾芜的避难所。出狱以后，虽然艾芜因《南行记》的发表出名后，也真正开始了靠稿费养活自己。但是，期间因为专制迫害愈加严重，1934年下半年，艾芜急忙携妻离开上海前往山东。此时，艾芜也靠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游记为生。同时，“艾芜给上海的沙汀写信，责备他不该继续留在上海那个是非之地，要他如自己一样北上，安心写作。”如此可见，上海租界在艾芜看来是个是非之地，不宜久留。然而，好景不长，不久，艾芜一家在山东生活实在艰难，因此1935年9月艾芜举家又迁回上海。因此，我们可以说，艾芜对上海租界怀抱的心态是一种欲弃还留的复杂心态。

正如有学者所言“租界知识分子既背负着传统文化的心理重负，承受民族主义的压力，又要接受殖民性和商业化的挑战。”所以，对于生活在租界的文人来说，“租界文人也是既有自由的写作空间，又需遵从所属团体的训导，还得在追逐文化商业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在媚俗与救世直接有所反思，有所平衡。租界文人是在个体自由抒怀和政治化、商业化、人文主义使命的夹缝中写作。总的来说，现实生活的压力具有更加强大的改造力，在人文理想和商业价值的矛盾中，知识分子不得不寻求与社会的心的关系，重新自我定位，把写稿当作一种谋生的职业。知识分子从高尚的楼台走了下来参与市场竞争，经营自己的世俗生活。”艾芜的卖文之路也是在这样的租界文化语境下艰难地行走。

租界体验与文化立场

1932年底艾芜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虽然艾芜是左翼文学组织的成员之一，但是艾芜既不是在咖啡馆高谈阔论的“革命文学家”；虽然艾芜身在繁华的上海租界，但艾芜也不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是浪漫文人，也不是热爱舞场的作家。他是一个外来者，面对左翼组织，他也是“在而不属于”其中的。他更像是一个有良知的自由职业者，通过对社会底层民众生存的观照和书写来经营自己的文学事业。同时，虽然“在上海商业规则的控制下， 左翼作家存在通过宣传无产阶级的政治诉求来向市民阶层献媚的写作动因。”但是，对艾芜来说，他笔下的人物和故事并不是空洞的口号式的诉求，而是将切身经历和体验融合于其中的。他也曾和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一样饱受压迫和侮辱。因此，在艾芜的笔下，作者的爱和恨、痛苦和悲愤都与故事人物的命运和遭际紧紧相连。作者对抬滑竿的、赶马的、偷马贼、私烟贩子、城市苦力、穷苦农民、普通兵士和小知识分子等所遭受的苦难和不幸，都表示了充分的同情和愤慨。

虽然艾芜的作品多以滇缅人事为表达对象，通过作者的文字，我们跟随作者“漫游”在异域他乡，感受着传奇般的人与事，但其中不乏作者对殖民统治的“反抗”之声。因此，我们可以说艾芜正是通过“漫游”的文学姿态来表现其“反抗”的文化立场。其散文《大佛岩》原载1934年5月10日《申报·自由谈》。文章是写作者在游览大佛岩时的见闻。文末作者回忆起曾经在大佛寺内竟有军官一类的阔人在里面把酒言欢。由此作者不免感叹到“在中国大抵如是吧，一切名山胜地，都逐渐由诗人名士的手中，化为武人的地盘。所以，今日的坡之流，只有躲在‘寒斋’吃‘苦茶’了。”这里“今日的坡之流”其实也是暗指作者生活清苦的自己。而“化为武人的地盘”正好与上海租界的历史背景契合。上海之所以会成为“国中之国”也是在西方武力威慑下政府的妥协之举。不止如此，在作者笔下“英国洋官”的形象尤为突出。在《洋官与鸡》《我诅咒你那么一笑》《芭蕉谷》等作品中都有所涉及。

因此，我们可以说，作者看似在“漫游”式的寄情山水或书写逸闻轶事，然而，事实上作者反抗与批判的文化立场坚定如一。

四、结语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上海租界的殖民性语境对艾芜创作心理机制的激发，上海租界环境为艾芜的创作提供了较自由的环境，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艾芜的创作素材以及上海租界的商业化市场也为艾芜的创作提供了发表刊物和消费市场。在这个过程中，足见上海租界对艾芜30年代作品的生产、传播与消费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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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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