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府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研究

内容提要: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与收敛假设的基础上,引进了巴罗模型分析政府生产性支出规模的变化的经济效应,并根据VAR模型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效果及作用,在实证理论基础下,根据模型分析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经济增长;收敛假设;财政支出;VAR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4-0069-04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经济腾飞的30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而又稳定地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史上一个“东方奇迹”。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体制在全面的计划经济基础上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逐渐完善发展,与此同时,政府的经济建设职能也在不断转变。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和本世纪初期,世界经济出现发展过快乃至虚假繁荣时,中国政府都实施了不同程度的“软着陆”的经济政策以良性过渡中国的经济发展;而当1998年亚太金融危机,我国出现通货紧缩局面后,政府开始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通过发行国债融资增加政府支出,目的要通过增加政府支出拉动经济增长。

众所周知,我国政府支出是已经持续多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就算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天灾人祸内外忧患的动荡形势下,我国政府依然是增加相对财政支出,积极促进经济建设,刺激内需,扩大国内市场。2003―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累计169 843亿元,年均增长22.1%,比上一个五年提高了5.2个百分点,2008年全国财政收入61 316.9亿元,在短短的五年间连续跨越了3万亿、4万亿、5万亿和6万亿四个台阶。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执行初步统计数为68 477亿元,比上年增加7 147亿元,增长11.7%,全国财政支出执行初步统计数为75 874亿元,比上年增加13 281亿元,增长21.2%。与此同时,2009年全年完成国内生产总值335 353亿元,比上年增长8.7%,成功走出完美的“V”型轨迹,顺利完成“保增长”的任务。

学者们关于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论分岐主要集中于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究竟是起正向关系还是反向关系。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由于价格具有完全伸缩性,资本的边际产品递减等因素的影响,经济在某一点会达到稳态。稳态的经济增长只取决于外生不变的技术进步,政府在长期对经济增长不起作用,只在短期影响经济增长。而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由于知识、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具有外部性,政府须干预市场。依据凯恩斯理论,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在短期具有调节作用,政府支出会通过乘数作用拉动经济增长。Rubbinson(1977)利用跨国数据,得出政府消费支出占GDP比重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Devarajan、Swaroop和Zou(1996)利用115个国家的数据进行测算,结果发现政府支出的规模系数为正,并且至少在1%水平上显著。Landau(1983)、Tullock(1987)等人认为政府支出将会挤出私人投资,对经济增长起反向作用;而Gemmell(1983) Kormendi Meguire(1985)等人认为政府支出是中性的,它与经济之间没有显著关系。

回顾上述文献可知,关于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正负作用,关键在于政府支出的主要比例是否是生产性支出;从需求方面分析,政府支出究竟是挤入了私人投资还是挤出了私人投资就很好地解释了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是否起作用;当平衡一国或一个地区的赤字预算时,国债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关键就取决于国债是用于消费性支出,还是用于生产性支出。且根据经济学的倒“U”型法则,政府支出,离不开边际弹性曲线,离不开规模效应和规模反向效应的界限。因此,本文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与收敛假设的基础上,引进了巴罗模型分析政府生产性支出规模的变化的经济效应,并根据VAR模型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效果,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最优政府规模,能够极大促进经济的发展。二、收敛假设与最优政府支出规模

(一)收敛假设

索洛(Solow 1956)最早将收敛假设纳入经济学范畴,他提出了后来被称之为标准新古典的生产函数,该函数满足边际报酬递减、规模经济不变和稻田(Inada)条件三个假设。通过假设储蓄率和人口增长率为外生变量,索洛模型得出了储蓄率和人口出生率共同界定稳态的结论,同时,越远离稳态的经济(如越贫穷的国家)会以越快的速度向稳态收敛。

在新古典模型中,不仅存在经济均衡增长的可能性,而且经济均衡增长具有稳定性,当经济均衡条件遭到破坏时,经济系统内部的内在稳定器,使会迅速地恢复该均衡条件:

A.若Sf(k)>nkdkdt0knkSf(k)=nk(1)

均衡机制:如果社会储蓄率较高,储蓄量较多,大于资本广化(充分就业)所需要的储蓄量,资本供大于求,利率就会降低,厂商就会增加对资本的需求,人均资本量就会上升,资本广化量也相应上升,最终使人均储蓄量正好等于资本的广化量。

B.若Sf(k)

均衡机制:如果社会储蓄率较低,储蓄量较少,少于资本广化(充分就业)所需要的储蓄量,资本供不应求,利率就会上升,厂商就会减少对资本的需求量,人均资本量就会下降,资本广化量也相应降低,最终使人均储蓄量正好等于资本的广化量。

因此,收敛假设是基于边际报酬递减的理论,进而将政府当做变量的假设“条件”来处理,这就意味着政府同质的假设。但是,对于政府对经济收敛的作用却是很难明确界定的。在实证分析中,关于政府规模对经济效果的分析也有很大的差异,有的研究结果说明了政府的生产性支出(诸如基础设施服务的提供)不仅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必要环境,而且还有助于私人部门生产率的提高,因而政府投资支出比率(政府投资支出占GDP比率)显著正相关(Aschauer,1989;Aschauer and Greenwood, 1985,p.91-138;Grier and Tullock,1987,p.259-276)。然而,有些经济学家的分析结果正好相反:传统标准的生产性支出,诸如资本、交通和通讯、保健和教育等支出,与经济增长负相关或相关性不显著(Devarajan,Swaroop and Zou,1993)。(二)最优政府支出规模

巴罗于1990年在论文《一个简单内生增长模型中的政府支出》中,基于内生增长模型,构建了一个将政府规模纳入生产函数的增长模型。当政府生产性支出规模比较小的时候,它会促进经济增长;当政府生产性支出规模超过最优点后,它会阻碍经济增长。巴罗认为,政府文化教育支出是对人力资本投资,政府国防费支出能有效地保护私人产权,两者与经济建设支出一起都被视作是生产性支出。政府生产性支出与私人投资一起,促进经济增长。当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放在一起考虑时,社会生产具有规模效益不变的特性(政府投资具有外溢效应),但当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分开考虑时,社会生产规模效益递减。这也就是说,即使在私人投资包括人力资本投资和非人力资本投资情况下,如果政府投入规模不随着私人投资规模的扩大而增加投入,那么整个社会生产也会呈现规模效益递减趋势。巴罗政府模型的最优消费增长率为:

其中,τg=g/y,为政府生产性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例,τh=h/y,为政府非生产性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可见,当政府生产性支出规模比较小的时候,增加生产性支出会提高经济增长率,当政府生产规模比较大的时候,增加生产性支出会降低经济增长率。对给定的税率τh和科布―道格拉斯函数形式,容易得出最优经济增长率为α(1-τh),最优经济增长率水平随着τh的升高而降低,非生产性支出与经济增长负相关。

政府生产性支出规模变化与经济增长作用效果呈倒“U”型关系,政府生产性支出规模从倒“U”型的两边向一个最优政府规模收敛。一个最优政府规模收敛的存在表明政府支出对经济发展起作用不能一概而论,当政府规模没有超过临界点时,政府的花费就是生产性的,就可以对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当政府规模超过临界点时,政府的花费就是消费性的,就会对经济发展起负面作用。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果政府规模已超过临界点的话,就不能简单地通过扩大政府支出来消除地区差距,其所谓的小政府大社会并不是说越小的政府越好,一个规模合适的政府可能是更好的。本文根据这一模型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生产性支出规模和财政支出总规模的经济效果进行分析。

三、数据与模型

(一)VAR模型

经济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最早是由Granger(1969)所定义的因果关系及其检验,后来经过Sims (1972)对此进行了重新表述,并经过后来学者的发展和完善,已经成为了经济实证研究中应用非常广泛的统计工具。而向量自回归模型(VAR)使系统内每个方程都有相同的包括所有内生变量滞后值的右侧变量,这种模型采用多方程联立的形式,它不以经济理论为基础。在模型的每一个方程中,内生变量对模型的全部内生变量的滞后项进行回归,从而估计全部内生变量的动态关系。

含有N个变量滞后k期的VAR模型表示如下:

不同方程对应的随机误差项之间可能存在相关。

因VAR模型中每个方程的右侧只含有内生变量的滞后项,它们与ut是渐近不相关的,所以可以用OLS法依次估计每一个方程,得到的参数估计量都具有一致性。

(二)基础数据说明

根据文章第二部分巴罗理论的分析,政府生产性支出对经济有正反两方面作用。当政府生产性支出规模比较小的时候,政府生产性支出的增长会提高经济增长率,当政府生产性支出规模比较大的时候,政府生产性支出的增长就会降低经济增长率,非生产性支出的增加会降低最优经济增长率。因此,判断政府生产性支出规模的“度”的界限至关重要。本文所采用的基础数据为1978―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数据全部来源于1978―2008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财政年鉴》。依据国家职能,财政支出区分为经济建设费、社会文教费、国防费、行政管理费和其他支出五大类。显然,经济建设支出相当于物质资本投资,其本身就属于财政生产性支出的范畴;社会文教费支出是国家为了提高劳动者的知识、技能,改善劳动者的身体健康状况,相当于人力资本投资的财政支出,因此,本文将这两者归为生产性支出,国防费、行政管理费、其他支出相当于非生产性支出。但如果根据巴罗的分类,国防费支出能够有效地保护私人产权,也算作是生产性支出,这种提法有些牵强,大多数学者不支持这种分类①,因此本文不把国防费支出归为生产性支出一类。为考察财政总支出水平对经济的影响,在模型中也引进财政总支出占GDP的比作为因变量,各经济变量的变化趋势见图1,其中,RGDP表示历年GDP增长率,RFC表示历年财政总支出占GDP的比,RPC表示历年财政生产性支出占GDP的比。

从图中大致可以看出,当财政总支出占GDP的比重较小时,GDP的增长比较高,GDP在1984和1988年的增长率分别是“M”型的两峰点;1994年,在不考虑CPI因素影响的情况下,财政总支出和生产性支出占GDP比分别下降到12%和8%时,GDP的增长率为36%。财政总支出占GDP的比重在1995年以前不断下滑,1995年以后随着分税制改革和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财政总支出占GDP的比重又逐渐上升。财政生产性支出占GDP比重的变化趋势与财政总支出占GDP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略有滞后。吕冰洋(2002)采用分布滞后模型得出的结论是:财政生产性支出占GDP支出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会拉动经济增长0.43个百分点;财政总支出占GDP支出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会影响经济负增长0.43个百分点。

四、实证分析与解释

(一)单位根检验、滞后项结构检验与稳定性检验

在计量经济学中,用一个时间序列对另一个时间序列作回归时,虽然两者无任何意义,却也往往会得一个很高的R2值(超过0.9),如果时间序列不是平稳的话,将可能出现谬误回归情况致使整个实证分析毫无意义。因此,在设定结构VAR模型之前,必须运用ADF检验考察各变量序列的平衡性。在5%甚至是1%的显著水平下,所有的变量都通过一阶差分的平稳检验,满足建立VAR模型的先决条件。为了避免因检验方法自身的局限而对检验结果产生的负面影响,本文还同时采用了LLC、IPS、Breintung和PP-fisher对各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保证平稳性的检验正确。然后,以结构VAR较大的滞后阶数开始,通过对LR、FPE、AIC、SC和HQ的检验来确定最佳滞后期2(限于篇幅,单位根检验以及滞后项结构的检验结果未列出)。最后对一阶差分VAR模型进行稳定性检验,其结果见图2。

从图2中可以看到,所有根的检验均落在单位圆以内,意味着VAR模型的稳定性条件得以满足,由此得出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也是可靠的。

(二)脉冲响应函数

由于VAR模型的估计系数难以解释经济中变量的关系,所以应根据脉冲响应函数来得出结论,检验结果如图3。根据脉冲响应函数,GDP的增长率受到财政总支出一个单位负向的标准差影响,表明当财政总支出占GDP的比越大,对GDP的增长负面影响越大。财政生产性支出对GDP的增长比较难以断定,一方面扩大支出或是能增强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或是能直接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支出规模的扩大或是带来产出效率低下,或是抑制私人投资。但是,对GDP的增长,财政生产性支出规模的解释还是比较显著的,我们可以通过方差分解进一步预测。

(三)预测方差分解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仅能说明变量之间的影响方向,脉冲响应函数也只能表明变量遭受特定冲击后的动态行为,但它们都不能说明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强度。因此,本文基于VAR模型对GDP增长率这一变量在不同预测期限的预测误差进行方差分解,来观察GDP增长率被另外两个变量所解释的情况,结果见表1。

根据表1,在GDP的变动中,大约有9.47%的波动可以由RPC的波动来解释,大约有0.05%的波动可以由RFC的波动来解释。参考VAR模型的估计系数如下:

RGDP = 1.0170*RGDP(-1) - 0.4358*RGDP(-2) + 2.4373*RFC(-1) - 2.7229*RFC(-2) -3.0032*RPC(-1) + 3.3856*RPC(-2) + 0.06902

从回归模型的参数估计可以看出,增加政府的消费性支出在短期内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这大多体现在短期内,由于政府消费的增加,企业特别是生活资料的厂商会增加产量,在国民经济中,增加政府消费,有利于短期内的生产、销售、分配和消费四个环节的流通;但是,在长期连续滞后系数累计加权后,显然其长期系数为负,增加财政总支出对GDP的增长起到消极的影响。而增加财政中的生产性支出,在短期内不利于经济的增长,这是由于短期内,政府加大了对国民经济中重大项目的投资,或是加强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使一部分资本退出了流通,而且投资的回报还需要一定的周期;因此,在长期连续滞后系数累计加权后,其长期系数为正,这是由于政府对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容易产生外部经济,且一些重大项目的投资开始收益,因此,在长期上,加大财政的生产性支出,对GDP的增长有着积极的影响,其结论与巴罗所论证的理论基本上是相一致的。

(四)结论

本文基于VAR模型对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总支出和生产性支出规模的经济效果进行了分析,其结果是符合巴罗政府关于最优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政府生产性支出规模变化与经济增长作用效果呈倒“U”型关系,政府生产性支出规模从倒“U”型的两边向一个最优政府规模收敛。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几乎没有财政支出规模或者财政支出规模很小,这种情况就是接近于几乎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调节虽然具有很强的自发性和活泼性,但也具有盲目性和滞后性,因此,完全没有或财政支出规模很小的国家或地区,其经济增长的速度不会很快,往往会出现“滞胀”的现象。同样,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国民经济中财政计划支出或是财政支出占相当大的规模,这样的经济体制又接近于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也将严重抑制市场经济的活力,使经济增长的速度放慢或停滞不前。因此在国民经济建设中,一国或地区应当寻找一个最适合的财政支出规模,也就是适合本国或本地区财政支出规模倒“U”型的顶点,以促进一国或地区经济持续快速有效增长。

在实证分析上,本文采用了VAR模型进行了分析,克服了传统模型和单方程模型的局限性。传统模型容易受政策与经济制度的影响造成估计的偏差,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制度与经济政策经历了较大的变动,更容易影响模型估计的偏差;而且传统模型需区分内生变量与外生变量,具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性。如果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直接进行回归分析,易造成伪回归现象的出现,出现谬误的结论;而如果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对数据进行简单的差分变换后进行估计,则会丢失长期信息。

本文还进一步揭示了我国财政生产性支出还未达到巴罗模型所揭示的最优规模,财政总支出的经济效果为负,表明我国财政消费性支出规模过大,对经济影响的负面作用超过了财政生产性支出的正面作用。因此,我国应该加大财政生产性支出特别是加大对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生产性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却从1978年的73.73%降到2005年的53.38.%,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行政管理费和其他支出增长过快,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从1978年的4.71%上升到2005年的19.19%,其他支出从1978年的3.16%上升到2005年的19.67%,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要压缩非生产性支出,加大财政生产性支出。然而,财政总支出效益又体现在各个支出项目上,财政规模的调整与结构的调整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压缩财政支出规模必须是以压缩财政非生产性支出规模为前提,同理,扩大财政支出规模也必须以扩大生产性支出规模为前提。

注 释:

①有些经济学家(Kormendi and Meguire,1985,p.141-164;Grier and Tullock,1987;Summers and Heston,1988,p.1―25)把国防和教育统统看作是政府消费,因而属于非生产支出。

参考文献:

[1]Barro, R.J., 1990, Government Spending in a Simple Model ofEndogenous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

[2]戴维,罗默.高级宏观经济学[M].苏剑,罗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53―62.

[3]卢卡斯.1988,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2(July 1988):3―42.

[5]古扎拉蒂.计量经济学基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6]郭庆旺,赵志耘.财政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EB/OL]www.stats.省略/

[作者简介]林超阳(1984―),男,福建莆田人,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闽台两岸经济关系;李远华(1962―),男,浙江温州人,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学。

[收稿日期]2010-0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