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转型期农民利益诉求困境研究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生活由封闭走向开放， 社会思想观念逐渐多元化。与此相伴的是社会群体的不断分化，原有的利益格局逐渐被打破，不同阶层之间，甚至是同一个阶层内部之间也开始出现了利益的分化。农民这一广大群体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利益诉求遇到了多方面的困境，如不加以妥善解决，将对现有的政治秩序产生巨大挑战。本文分析了中国社会转型期农民利益诉求的困境，并从公民参与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思路。

关键词：社会转型期；农民；利益诉求困境

改革开放30年来，持续的高速发展，释放出了巨大的改革红利。现阶段深入进行改革，持续推动社会转型，就要适度调整既有的利益格局。利益格局的调整，最容易造成社会的失序。作为社会转型代价的主要承受者，农民群体收入增长缓慢，农村生活环境日益恶化，这些导致了农民的不满情绪在不断地积聚与增长，政府官员政绩观的偏差、片面强调维护社会稳定、忽视农民的利益诉求，农民群体已迫近爆发的临界点。重视农民等弱势群体利益诉求，解决利益诉求困境，畅通利益诉求渠道，维护社会稳定，已成为持续深入推进改革的必然要求。

一、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进入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引发了社会结构的整体性的变迁。笔者认为，现今中国的社会转型仍是进行时，并呈现出以下特点：在社会转型时期，随着社会制度和体制的逐步变迁，社会群体在不断分化，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社会发展目标和方向产生了新的变化；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竞争和冲突加剧，尤其是在社会转型关键时期，由于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和流向的改变以及社会成员能力差异和机遇的不同，使得社会群体、成员之间对社会资源占有的差异加剧了这种冲突；社会生活由封闭走向开放，社会流动程度大大提高，社会联系越来越密切而广泛；社会价值观念多元化，传统价值信仰体系面临严重危机；社会心态方面出现焦虑与迷茫，由于社会的急剧变化所带来的压力以及不断加剧的竞争所带来的压力，人们对生活的不确定性越来越严重，由此产生的一个后果是，距离体制越远的社会群体越是珍视自身眼前利益，社会利益整合的难度将越来越大。

二、农民利益诉求的困境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特别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中国广大农村释放出了巨大的生产力，农民生活水平较开放前有了巨大的提高。农村的改革推动了城市的改革，城市的飞速发展进一步吸纳了大量从农村解放出来的劳动力。伴随着改革开放，农民这一群体逐渐产生分化，原有的农村政治秩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笔者从公民参与的角度考察农民利益诉求的现状，认为在现阶段农民利益诉求主要面临以下困境：

1.农民组织化水平低，参与程度不高

改革开放以前，农村的管理机构主要是。实行“政社合一”的制度，即把基层政权机构（乡人民委员会）和集体经济组织的领导机构（社管理委员会）合为一体，统一管理全乡、全社的各种事务。在这样的体制下，农民的组织化水平非常高。改革开放后，被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等组织替代，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迅速降低。当前我国农村除传统的村委会、村民小组等组织外，很少有代表农民利益的组织存在（个别经济水平较高地区的农村存在一定数量的专业合作组织），农民个人很难在社会发展的利益博弈格局中取得对等的地位，在经济、政治、社会事务的发展中涉及权利维护、发展机会、平等待遇等自身利益时，农民往往集体失声，导致了农民成为社会发展中的弱势群体。与此同时，农民个人往往受其经济条件、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导致了在现有的农村秩序下农民的利益诉求很难被有效反馈，直接导致了农民参与度不高。

2.形式多而实效低，诉求渠道不畅

“一种政治体系适应能力强弱的一个标准，就是它对于那些向该体系提出要求的集团所采取的政治行动方式是否有能力予以同化、缓和化和合法化。”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一系列制度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形式、政治协商形式、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社会组织形式、自上而下行政首长接待形式、自下而上形式等。在梳理这些渠道后我们发现，虽然在现有政治秩序中公民利益诉求渠道多种多样，但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与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群体有关的利益诉求渠道变得却少之又少。在现实生活中人大、政协、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组织成员精英化现象比较普遍，以及基层党组织、团组织战斗力不强等因素，使得这些利益诉求形式对于广大农民群众而言实效性大大降低。广大农民群众唯一可行的渠道是通过自下而上的渠道。而现行的官员考核机制以及在社会转型期不可避免的矛盾凸显期使得官员面临的维稳压力，改革的不同步、不彻底等因素导致基层官员在解决问题时面临很多两难困境，种种因素导致相当数量的农民对制度不信任，这唯一渠道的实效性也大打折扣。

3.非理频现，表达秩序缺失

在社会转型时期，由社会的分化导致利益的分化，进而产生诉求的不同，使得利益的表达多元化。处于优势地位的社会群体，其利益诉求可以通过正常制度化的途径得以实现，社会稳定也必须同时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在现有政治秩序内在社会分化中处于弱势的农民群体中由于自身条件限制、制度化渠道的实效等原因，农民无法顺畅表达其利益诉求，这就导致了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增多，在其现实利益面前，他们往往不得不采取非制度化的手段，如越级上访、静坐、围攻政府部门等。客观地说，“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群体之所以甘愿冒着巨大风险进行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和抗争，主要原因还是由于现有的利益表达渠道和政治参与机制的不畅和失效所引起的。”非理性的利益表达导致了公民政治参与秩序的混乱，对现存政治秩序的合理性提出严重的挑战。

三、公民参与的路径分析

公民参与，通常又称为公共参与、公众参与，就是公民试图影响公共政策和公共生活的一切活动。无论对于政治国家，还是对于公民社会，公民参与都是实现善治的必要条件。公民参与是实现公民权利的基本途径，可以使公共政策更加科学和民主，可以有效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

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探讨政治现代化时提出，“政治现代化涉及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分离以及政治参与的扩大等三方面。”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在乡村社会建立起了健全的基层政权体系，乡村政治秩序在权威的合理化与结构分离两方面的现代化进程达到了较高水平。笔者认为，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期，面对农民群体日益增长的诉求意愿，我们应该摒弃以前政社合一包办一切的思路和放任自流无序表达的思路，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越来越需要公民的有序参与。

1.提高农民参与程度

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奠定农民参与利益表达的物质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产活动是其他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只有大力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使农民真正富裕起来，才能使农民有政治参与的物质基础。

注重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使农民掌握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提高他们利益表达的能力。列宁曾说过“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农民在表达利益诉求的时候由于受自身条件特别是教育程度的限制，导致他们缺乏利益表达的能力，很多现有的参与渠道实质上对广大农民群体来说是关闭的。

加快农民组织建设，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在现代社会，“由公民支持的中介组织和社团， 形式上公民通过它们可以向政府官员表达他们的见解”。农民作为弱势群体，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其利益表达的组织平台。只有加强农民组织建设，按照《村民组织法》的要求， 真正发挥村委会组织的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组织功能，同时规范各类农村合作组织， 提升其在农民权利表达方面的作用，才能从有效提升农民政治参与程度。

完善各项民主制度，提升农民参与实效。首先，加强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落实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其次，完善机制。建立监督制度，把问题的解决率作为衡量官员政绩的指标，这样才能保障农民的利益诉求渠道的畅通。第三，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政府决策要做到集思广益，这样才能既扩大公民参与度又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此外，积极推进乡镇体制改革，促使村委会职能回归，使其真正扮演好自己的自治组织的角色，真正履行好其维护农民利益的使命。

2.加强引导、避免无序

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我们在进一步提高农民群体政治参与的同时，必须注重引导和维护正常的参与秩序，正确把握政治参与的程度与现实政治体系制度化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 引导农民群体有序参与利益表达，确保公民参与能够在法律的框架内有序地进行。为此，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措施：

（1）加强对利益表达的引导。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承认利益的分化，建立不同利益群体沟通协调机制十分必要和紧迫。社会的飞速发展要求国家为不同利益主体表达自己利益诉求提供制度性的安排，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今天， 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在利益表达上的差异需要国家做出理性的制度安排。建立不同利益群体沟通协调机制，加强利益群体和社会成员之间的协商对话， 是缓解社会矛盾、解决利益冲突的重要途径。

（2）建立健全公民利益诉求的法律保障机制。当前随着我国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高涨，其利益诉求多样， 甚至会提出现行的政治体系难以解决的利益要求， 并且往往采取非制度化的方式予以表达。因此必须把各利益主体的利益表达行为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既使其利益能够得到充分的表达， 又使其行为受到规范， 使不法行为得到禁止。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发展迅速而又尚未达到足够水平，社会的旧体制趋于解体而新体制尚未完全形成，农民的利益诉求在现存的政治体系中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如果一个社会的政治体系不能向公众提供有效而充分的表达渠道，制度外的表达将会向政治体系施加外部压力，导致政治秩序的混乱。因此，持续推进社会转型，必须建立和完善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制度化的参与机制， 进一步完善和开拓广大农民群众政治参与的渠道，只有这样，才能协调处理好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维护安定团结的良好局面，进一步将改革推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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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