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谷城与中国社会研究

摘要：周谷城具有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大革命时期及其后，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研究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全面阐述了中国政治、经济、阶级、教育和思想等问题。周谷城的中国社会研究虽存在偏重阶级斗争的问题，但其基本特色为实事求是。

关键词：周谷城；中国问题意识；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K0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9-0236-02

周谷城（1898―1996），湖南益阳人，近现代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大革命时期及其后，周谷城潜心于中国社会研究，著述丰富。① 近八十年来，学界对其中国社会研究虽有所关注，但多是泛泛而论，专门性研究尚不多见。

一、中国问题意识

大革命时期及其前后，帝国主义侵略及军阀混战等问题愈演愈烈，各种社会危机交织而来。而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兴起，革命运动呈显风起云涌之势。周谷城具有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大革命兴起后，他积极参与两湖农民运动。大革命期间，周谷城撰文揭露中国农村的剥削问题，社会反响强烈，受到等人的好评。大革命失败后，周谷城被迫远走上海，后应邀担任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及教授职务。

针对为学术而学术和不屑与闻时政之风，周谷城明确表示：“研究现代问题较翻线装书重要数十倍，故近来只想把注意之焦点移到现代最迫切之问题上。”[1]他强调：“研究中国，当然不外要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用意，当然又要在改造中国。”[1]周谷城对空谈之风尤为不满：“研究中国问题时，其所发表的著作，好像专作论文，与中国问题好像不相干。”[1]

张家哲指出：“周谷老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他还是一个积极参与改造世界的革命者。”[2] 莫志斌认为，周谷城的中国社会研究“是想从阐述中国社会的结构和社会变化的情况，来揭示社会转变的原因，以图改造中国社会的现状。”[3]也有学者认为，周谷城的中国社会研究缺乏对诸如社会群体、社会组织和社区等具体问题的必要分析，因此显得研究尚欠深入[4]。但笔者认为，这更与周谷城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有关。

二、基本观点概述

中国社会交织着各种矛盾和斗争，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斗争史[1]。周谷城尤为关注种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作用。他认为，秦以前为种族对立到阶级对立的转变时期，秦至鸦片战争属于阶级对立时期，鸦片战争至大革命属于由阶级对立到新种族对立的转变时期，大革命以后为新的阶级对立时期。周谷城乐观地展望说：“中国国家之建设，必然的由封建旧社会，越过资本主义的社会，径向社会主义的社会进行。”[5]

中国很早即为农业国[1]，土地私有制为基本的土地制度。周谷城指出，土地私有制必然引起土地兼并和贫富悬殊问题，而田租、商业资本和高利贷则是直接促成农村危机的“三种毒物”[1]。民族资本兴起之时，国际资本早已如日中天[6]，又掌握着中国的经济命脉[7]，民族资本由此难以发展。周谷城认为，产业革命是促成中国社会发生根本变化的源动力[6]。

中国自西周以来即为阶级社会，中国的社会结构就是不平等的阶级结构。周谷城认为，中国的统治阶级主要由特权者、官僚、地主和富商大贾们组成，被统治阶级则主要由农民、手艺工人、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们组成。产业革命引起近代中国的阶级变动。前者随产业革命的兴起而逐渐转变为现代资本家，而后者则逐渐沦为现代无产者[8]。

周谷城认为，传统的中国政治具有贵族政治、官僚政治和地主政治的显著特征[1]。近代的中国政治则主要表现为军阀政治，而其成因在于产业革命不成熟和资产阶级软弱[1]。军阀对内专横跋扈，但对外而言却只是工具而已。从世界全局看，军阀政治有利于帝国主义统治和延长国际资本主义的寿命[1]。

周谷城认为，传统中国的旧教育基本上为特权者、官僚和地主所垄断，其基本内容为身份教育和治术教育[1]。近代中国的新教育为资本主义的实用教育，其初衷是抵御外侮[1]，但由于产业革命落后等原因而归于失败。尤为甚者，新教育便于帝国主义侵略[1]，无形中又沦为买办教育[1]。

周谷城认为，思想随问题的出现而出现，而其作用在于解决问题[9]。诸子学说的兴起与该时期阶级问题的出现和严重有关[1]。儒家学说之得势在于其最为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1]，而法家学说的暗地成功在于其能够补儒家学说之不足[1]。明末清初和鸦片战争时期是中国思想界发生新旧转变的两个关键时期，“五四”时期则是西方学说畅行中国的开始[1]。

三、学术特色分析

1.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周谷城是颇受争议的学者之一：建国前因宣传马克思主义而屡受打击，建国后一度被批判为资产阶级学者，有时又被批判为封建学者，而迄今仍是众说纷纭。笔者认为，周谷城是毋庸置疑的马克思主义者。早在“五四”期间，他对马克思主义即有好感[10]，在湖南一师期间又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大革命兴起后，他在的感召下投入了农民运动[11]。大革命期间，周谷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农村，其后更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事中国社会研究。其一，运用阶级斗争理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有无阶级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周谷城明确指出：“中国社会里的不平等、有阶级，是很显著的事。”[8]他认为，中国自西周以来即为阶级社会，举凡经济、政治、教育和思想等无不具有阶级性，甚至明确指出：“马克斯于此，给了人家一种最透辟的学说，曰阶级冲突论”[1]。其二，运用剩余价值理论。周谷城运用剩余价值理论深刻地揭示出田租的剥削实质，也就是“相当于马克斯资本论中所谓剩余价值。”[7]对于农业经济之外的商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特别是近代中国经济，周谷城同样运用剩余价值理论加以分析和说明。其三，运用唯物史观。除了以大量篇幅专门介绍唯物史观和引用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外[1]，周谷城的中国社会研究十分注重内在地运用唯物史观。例如，强调产业革命为近代中国社会变化的总枢纽等[6]。

2.实事求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大都存在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翦伯赞指出：“他们不是用一般法则代替现实的中国史，便是用一般法则硬套具有特殊性的中国史。”[12] 周谷城既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注重实事求是，尤其注重在借鉴的基础上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13]。周谷城注重阶级斗争理论，但决不是以阶级斗争涵盖一切，更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例如，承认民族斗争中的生存斗争性，实事求是地指出帝国主义的某些客观作用，秉笔直书农民的某些落后性等[8]。而实事求是也正是周谷城的治学准则，“工作之始，从实际出发；工作至终，是实事求是的。自始至终，则坚持理论联系实际。”[14]周谷城早年即强调求真与致用的统一：“必先求出科学之真，然后讲求科学之用。求真之时只能为求真而求真。”[9]其后又明确指出：“史学成立的经过，当在求真；其存在的理由，则为致用。求真以致用可，若欲致用而首先毁灭其真则大不可。”[15]

3．不足与局限。毋庸讳言，周谷城的中国社会研究也存在诸如涉及面宽泛和用词偏激等问题，① 但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偏重阶级斗争的问题 [10]。② 阶级斗争理论虽不失为马克思主义者研究阶级社会的得力工具，但显然也有其适用范围和局限性。

周谷城在此问题上也是左右为难。例如对于“士”的划分：一面认定其为中间阶级，一面又认定其为统治阶级的工具，或者等同于官僚。又如，政治、经济、教育和思想固然有其阶级性，但也有其非阶级性的一面。而忽视其非阶级性的一面，将其一概斥为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这就难免有失偏颇。但问题是，周谷城何以要偏重阶级斗争呢？我们认为，这就是时代的局限。美国学者德里克认为，革命与阶级斗争密切相关：关注革命，就必然关注阶级斗争，革命促使马克思主义者对阶级斗争的偏好[16]。

参考文献：

[1]周谷城.中国社会之现状(弁言)(导论)[M].上海:新生命书局,1933:9-419.

[2]上海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周谷城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C].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1998:115.

[3]莫志斌.周谷城传[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1997:17.

[4]冯尔康.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7.

[5]周谷城.中国教育之历史的使命[J].教育杂志,1929-2.

[6]周谷城.中国社会之变化[M].上海:新生命书局,1932:35-41.

[7]周谷城.农村社会新论[M].上海:远东图书公司,1929:109-135.

[8]周谷城.中国社会之结构(弁言)[M].上海:新生命书局,1930:229-345.

[9]周谷城.生活系统[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128-151.

[10]吕涛,周骏羽.周谷城传略[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

[11]周谷城.我随从事农民运动的回忆[N].光明日报,1983-12-10.

[12]翦伯赞.略论中国史研究[J].学习生活,1943,(5).

[13]Benjamin Schwatz: A Marxist Controversy on China，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Vol.13，No.(Feb.，1954).

[14]张兰馨,袁云珠.周谷城文化、艺术文集[Z].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224.

[15]周谷城.中国史学之进化[J].复旦学报:人文版,1944,(1).

[16]Arif Dirlik: Revolution and History: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1919―1937，Berk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236.[责任编辑 王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