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与文化论文范文

中国社会与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教会医疗；近代中国；研究综述

教会医疗事业作为基督教在华事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近代中国的发展，作用不可谓不大。教会医疗事业最初的出现是为了满足基督教在华传播基督福音的意愿，正所谓“福音的婢女”。在近代不平等条约体系不断缔造的过程中，来华医疗传教士陆续创立了各式各样的医疗事工，又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自身出现了世俗化与本土化的倾向。由最初的医疗传教士，一人身兼医疗和传播福音两种职能，发展为两种职能的日趋分裂、独立。而由各种各样的医疗事工中，衍生出错综复杂的关系。笔者认为，教会医疗事工主要可以分为四个方面：即教会医院与诊所、教会开办的医学学校与护士学校、教会医疗人员从事的医学研究以及书籍翻译出版、教会医疗人员进行的公共救济与宣扬的移风易俗。由于笔者受学力、资料所限，故本文择取自2000年以来，学界对于近代中国教会医疗史的部分论文，尽力做一个论点与论据的爬梳。

在笔者所见的论文（2000年以后）中，感到教会医疗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概念。就整体情况的研究而言，如李传斌《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与近代中国社会（1835-1937）》，即是一篇兼具全面与细腻的好文。该文全面研究了教会医疗事业百年间的发展，日益世俗化，本土化。强调了其政治方面的影响随着时间不断减退，文化上呈现了一个以宗教传播为目的到以传播医学文化为主的过程，推动老旧观点、习俗的近代化。而马光霞《处境与发展――民国初年基督教在华医疗卫生事业述论（1912-1927）》，从基督教来华传教的国际国内背景为切入点，评述了1834-1911的拓展时期，着力于1912-1917，并对民初在华教会医疗事业做出了“教会医疗卫生事业在特点的社会文化土壤中，飘摇动荡的社会政治环境下，要想生存发展，必须审时度势，学会应变，即学会适应和变通，实现处境化” 【1】的结论，在适应中变通，在变通中适应，以期更好的融入中国社会。两篇全面介绍近代中国教会医疗的文章，最后都聚焦于随教会医疗而进入中国的一切，与当时社会的调适情况。

在近代中国教会医疗史的研究中，区域史研究无疑占了比较大的分量，许多论文都是针对某一区域，甚至某一医院来进行研究。较为典型的如：陆翔、陆义芳所著《安徽省近代几所教会医院概述》是旨在说明近代安徽受到基督教传教事业影响不大，但教会医疗所带来的以4家医院为主的各种医疗事工却实实在在的推动了近代安徽社会发展。刘国强所著《试析近代广州教会医院的特点》，则着重于介绍教会医疗最先涉足的岭南地区，广州得风气之先，教会医疗的发展比当时绝大部分地区都要完善、先进。史伟东、金芳芳所著《英国的“司徒雷登”――梅滕更与杭州广济医院》，介绍的是由梅腾更博士（Dr.David Duncan Main）创办的杭州广济医院的百年历程，现今成为浙医二院，仍再为广大杭州人民造福。另外关于宁波、福建、重庆、河南、湖南等地均有专门的区域研究。李传斌关于教会医疗的区域研究方面的不足，曾经说：区域研究主要集中在上海、山东、河南等地，其他地方的教会医疗事业少有系统研究。【2】本人认为，随着教会医疗史的不断升温，该情况得到了一定缓解，各地出现一批有所成果的著作和论文。然而，在区域史的研究中，很难看到新颖的观点，往往各地的研究具体情况不同，但最后的论点、结论却是相差无几。

在来华教会与社会关系互动这一方面，无疑，许多论文都会涉及社会关系，以下选取有代表性的几篇。首先，教会医院对于近代中国社会是利大于弊的。如王国平《从苏州博习医院看教会医院的社会作用与影响》一文，从教会医疗开创了地方医疗事业新局面、促进地方社会变迁、通过医院融洽教会与当地社会的关系、继而通过自养，从经济方面推动地方其他教会事业的发展四方面来剖析教会医院的不可替代性。胡成《何以心系中国――基督教医疗传教士与地方社会（1835-1911）》着眼于“近代来华的基督教医疗传教士的记述中较多地记载了他们初到一地，虽曾遇到当地士绅和官府的排斥， 却也得到一些普通民众的热心帮助，随着熟悉和了解程度的加深， 他们与中国地方社会、普通民众多能成为和睦相处乃至相扶相助的邻里和街坊。此外， 由于基督教医疗传教士在华的社会生活条件优于西方， 医疗工作得到当地社会和普通民众的高度尊敬和慷慨捐助， 致使他们很多人心系中国。在这个意义上， 基督教医疗传教士在中国社会取得成功， 并非仅由于西方近代医学在治疗方面的优越及其个人的奉献精神， 还在于中国作为一个高度世俗化的社会， 普通民众的质朴、良善和地方社会的慈善传统。更重要的是，中国地方社会和普通民众对基督教医疗传教士的接纳和善待， 深刻影响到这些随不平等条约而强行闯入的西方人对中国社会的重新认识和文化反省。” 【3】确实，中国社会和民众对于传教士的抵触，被过度的放大和渲染，片面表现中国人不知好歹，盲目排外，是需要澄清的。胡卫清《基督教与中国地方社会――以近代潮汕教会医院为个案的考察》中，写道：“本土社会对于传教士和教会医院也同样存在一种文本误读。这种误读应分为两种。对于不信教的官绅商人和普通病人来说， 他们对于传教医生和教会医院主要是一种技术性的选择误读， 他们故意忽视了后者的福音功能。而对于本地的基督徒来说， 则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文本误读。他们自然非常清楚传教医生的使命和教会医院设立的目的， 但是，对于本地信众来说， 基督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制度性宗教， 其强大的制度对本土社会既构成很大的挑战， 同时也是一种可以利用的巨大资源。堂会与堂会之间、堂会与医院和传教站的联系网络，为信教的乡民们提供了一种超越村际界限的新的交往样式。以堂会为平台， 借助复杂的地缘与亲缘关系， 教会内的精英人物建立起带有鲜明本土特征的基督教社区， 成功地在教会体制内部重建了地域认同和家族认同， 特殊主义的价值观重新成为教会内部的交往准则， 并通过教会谱系的构建强化了教会内部权力分配的合法性。” 【4】折射出无论对于信教与否的中国官绅、民众各求所需，一方求得更先进更安全的医疗场所和技术，一方借以基督教来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社区，建立自身的权威。正是因为基督教有其入世性、普世性，以及对于教徒的强力规训与约束，使其遭到了许多官员的抵触。

在华教会医疗对于近代中国的慈善救济、移风易俗方面贡献颇大。如李传斌《教会医院与近代中国的慈善救济事业》，周秋光、曾桂林《近代西方教会在华慈善事业述论》，何小莲《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之滥觞》，王淼《从大烟鬼到传教人――近代中国基督徒生活方式的转变》中都有部分涉及。一言以蔽之，作为传教事业的组成部分，教会医院的目的之一就是传播基督教。但是，作为医疗事业，它又具有浓厚的世俗性和慈善性。因此，它在经济实力允许的情况下， 在近代中国的慈善医疗和红十字救济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对中国近代慈善救济事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不仅是基督教注重社会救助的产物， 而且是基督教适应中国社会的产物。【5】

从宗教史的角度来阐述医疗史，使得视角更加的多样，进而夯实了历史的维度。陈建明《近代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阐述了医疗传教士信奉的教义基础。据《圣经》记载，耶稣认为人应该慈悲为怀、宽宏大量， 因为凡不怜悯人的， 自己也必不蒙怜悯。“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 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戒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 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戒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6】而刘新利《基督教医疗事工的教理基础》则从疾病的起因、医病的途径、医病的意义三方面阐述了基督教徒为什么愿意从事医疗工作――源自基督教理基础。

而对于医疗传教士这个特殊的群体的研究，也有一些论文涌现出来。如张玉莲《传教士与19世纪中国医疗事业现代化启蒙》，何小莲《来华新教传教士的早期医学活动》重点介绍了马礼逊、伯驾、嘉约翰、合信、德贞等传教士怀揣着共同的理想来到中国，而后所进行的译著医书、开办医院、开设医校的高尚行为。

在政府对待教会医疗事业的态度和政策方面，李传斌《晚清政府对待教会医疗事业的态度和政策》，《北洋政府对待教会医疗事业的态度和政策》两文正好可以互为比较，清政府对待教会医疗事业的态度和政策几经变化， 最终形成了保护―支持―利用的基本政策。清政府公开接受和保护教会医疗事业是不平等条约的强行规定，这同时使教会医疗事业打上了殖民主义的烙印。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教会医疗事业是具有慈善性质的传教事业，它有较强的实用性，并与政治思想方面的联系相对较少。因此，支持和利用教会医疗事业反映了清政府在缺乏近代文化资源的情况下的实用主义态度。但是，清政府却未能从保护医疗卫生出发对教会医疗事业加以限制和管理。【7】而北洋政府北时期，各级政府为了举办本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开始与教会进行多方面的合作。这些合作是中国政府利用教会医疗事业的新发展，是晚清时期所没有的新现象。同时，北洋政府在对待教会医疗事业的态度和政策并不象清政府那样过于宽容、放纵，而是更多地从国家利权上考虑问题，并局部对教会医疗事业进行了限制和管理，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由于中国政治的动荡、不平等条约的存在，加之政府对医疗卫生重视不足，北洋政府未能对教会医疗事业采取统一的限制和管理政策。北洋政府的态度和政策表明：中国政府虽能对有益的外来文化资源加以利用，却不能去掉其殖民主义的烙印。这正是半殖民地的社会背景下中国政府对待外来文化事业的特殊性的反映。【8】近代中国医疗事业的落后，一方面诚然是由于是政府重视不够，另一方面也确实是由是时所处的政治环境所决定，在乱世之下，政府无力关注医疗事业。不过，通过比较，我们不难看出，政府引导的医疗事业逐渐发展壮大。

而对于西医东渐的过程，学界也有所讨论。何小莲《西医东传：晚清医疗制度变革的人文意义》，郝先中《西医东渐与中国近代医疗卫生事业的肇始》两篇文章都阐述了西医东渐后医疗传教士带来的传统医疗空间与医患关系的转型，但何著更关注于教会医院扶死救伤所带有的浓重人道主义色彩，而郝著更加着力于教会医院对于公共卫生的作用。两者都肯定了西医东渐的重要性，认为，西方医院制度输入中国本土就相当于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嵌入了一个陌生的“公共空间”的概念。李传斌《教会医疗事业在近代中国产生、发展的原因探析》中阐释了基督教利用西方医学对中国进行传教的原因：包括医学传教是适应中国社会的更可行方式、正是中国落后的公共卫生面貌使西方医学更有其用武之地、而派遣医疗传教士保障来华福音传教士的健康，颇有新意。另关于来华医疗传教士的最初目的――传播福音，李传斌《教会医疗事业与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一文，指出教会医疗事业对于福音的支持作用，并强调其不可代替的作用。但仍不能掩盖其受治病人直接入教者不多，传播福音效果不佳的事实。“医学传教虽然可以用科学改变中国人在治病上的鬼神信仰，但是却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在国民心理积淀很深的宗教和信仰。这不仅是医学传教的困境， 而且是整个传教事业在中国的困境。” 【9】一语中的。

2000年以来，教会医疗史不断升温，各种交叉学科学者踊跃参与其中，使整体水平不断提高。笔者认为，对于教会医疗史，学界的研究正处于发展阶段。现阶段学界对教会医疗的态度整体是褒，其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推动作用也多持肯定意见，鲜有新意。而关于中国社会接受在华教会医疗事工带来的各种影响后，给出何种回应的研究，则比较缺乏。再由医疗传教士所开办的医生与护士学校、进行的医学研究和出版翻译、对于良好社会风气的提倡等方面的研究大都依附于某一教会医院的衍生论述，处在次要的地位，缺乏针对上述几个方面独立、深层的研究。

参考文献

[1]马光霞.处境与发展――民国初年基督教在华医疗卫生事业述论（1912-1927）[D].山东大学，2008.

[2]李传斌.20世纪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研究综述[J].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6，26（4）.

[3]胡成.何以心系中国――基督教医疗传教士与地方社会（1835-1911）[J].近代史研究，2010（4）.

[4]胡卫清.基督教与中国地方社会――以近代潮汕教会医院为个案的考察[J].文史哲，2010（5）.

[5]李传斌.教会医院与近代中国的慈善救济事业[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4）.

[6]陈建明.近代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J].宗教学研究，2000（2）.

[7]李传斌.晚清政府对待教会医疗事业的态度和政策[J].史学月刊，2002（10）.

[8]李传斌.北洋政府对待教会医疗事业的态度和政策[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

中国社会与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字：幕末；和魂洋才；明治维新；文献综述

十九世纪中叶，在西力东渐的背景下，中国率先被西方打开国门，随后不久日本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两国的仁人志士都开始认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主张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式来抵御西方的入侵，决定向西方学习。日本在学习西方的同时，提出了一个指导思想，那便是和魂洋才。和魂洋才的内涵顾名思义，“和魂”指大和名族的精神，而“洋才”指西方的文明，是以日本的精神来学习西方的知识，两者之间是并列的关系。与中国提出的“中体西用”不同，日本并没有拒绝西方，而是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吸收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又处心积虑地保留自己的传统。日本构建的这种以西方文明与日本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模式，成功地把日本从封建社会改造成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目前关于和魂洋才的相关论著与研究成果已十分丰富，具体的综述如下文：

1 国内学者的研究

著作上主要有江秀平的《走向近代化的东方对话――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比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该书以中日两国的近代化为背景，分析认为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在背景大体吻合但结果相差甚大的原因在于中日传统社会结构上的差异、中日两国近代化过程中政治结构上的差异与指导思想上的差异等三部分因素构成。关松林的《日本学习借鉴外国教育之研究”和魂洋才”的建构与嬗变》（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主要阐发了日本教育在学习借鉴外国教育过程中所形成的鲜明特点：日本教育擅长吸收外来文化，能够积极融合东西方文化的精华，且有选择性地吸收外国教育的长处，以适应日本自己的需要。叶渭渠的《日本文化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中概括介绍了日本文化的产生与发展，简要说明了这些文化与日本政治社会发展历史的有机联系，然后才比较的视角出发，论述了日本与中国交往的历史以及近代与西方交流、调适西方文化的新鲜经验。

其他著作还有吴廷桢、赵颂尧所著的《坎坷的历程――近代学习西方八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王承仁的《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樊和平的《儒学与日本模式》（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5）等。

论文主要有赵紫峰的《中日两国教育近代化之比较――以“中体西用”和“和魂洋才”为中心》（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该文以“中体西用”和“和魂洋才”思想对中日两国教育近代化的影响为主题，运用历史归纳综合的方法总结找出了两国在教育近代化进程中的异同。张敏琴、李珊珊在《“中体西用”和“和魂洋才”思想之比较》（《文教资料》，2006年第28期）中，先是找出了两个口号的社会背景及其原始内涵都大体相同，其次分析了两者表现出明显差异的原因在于两国的经济基础与阶级基础不同、文化阻力与倡导者意识不同等方面。李翔海、刘岳兵在《“中体西用”和“和魂洋才”比较申论》（《河北学刊》，1997年第5期）中作者认为中体西用的重点始终在“用”字上，而和魂洋才则不同，“洋才”包容的尺度越来越大，以致于可以在“和魂”的层面上接纳“洋魂”的内容，这是日本自古以来就有的一种吸收外来文化的方式。武安隆的《从“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兼说“和魂洋才”和“中体西用”的异同》（《日本研究》，1995年第1期），作者通过对大量史料的比较研究发现“和魂洋才”和“中体西用”的发轫阶段出发点大致相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魂洋才”的取舍标准放宽了，而“中体西用”却难有突破，“和魂洋才”和“中体西用”之间是无法用等值去衡量的。苏中立的《“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之比较》（《贵州社会科学》，1992第12期），作者从两者的文化模式去比较分析中日两国走上不同结局的原因，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大国，输出的多输入的少，日本则相反，致使中国学习西方、实现近代化的步伐远远落后于日本。

其他相关论文还有肖传国的《中日在吸收近代西方文化上的差异――以“中体西用”和“和魂洋才”为中心》（《外国语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张雯的《“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之比较》（《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13期），赖作卿的《“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辩》（《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严清华的《中日近代之初的两种对外开放观――“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思想比较》（《经济评论》，1995年第2期）等。

2 日本学者的研究

高坂史朗的《近代之挫折：东亚社会与西方文明的碰撞》（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该书以日本、朝鲜、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为中心。作者认为东方的近代化一开始就陷入了“和魂洋才”、“东道西器”、“中体西用”这种东西二元对立的陷进中，这种陷进造成了东亚社会发展的非连续性，同时也对东亚的自我认识带来了困惑与挫折。加藤周一的《日本文化论》（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主要从日本文学的角度来看待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的转变，作者认为在汉才时期中国主要为日本带来了儒学思想，汉才与和才融合经历了一千多年，这种精神已经深入了日本的骨髓，所以日本的洋才才能带入西方的价值观，影响到近代的日本。衫谷昭的《和魂h才から和魂洋才へ：久米邦武の知的背景》（L崎心大学人文学部，1995）中作者从久米邦武随行欧美写下的回忆录中，从个人的身份背景、时代背景等分析对于了日本人的自我认知这个问题。

研究近代日本，不H要把握当时日本国内外政治情事的变化，对日本思想文化上的转变也不容忽视，尤其是对和魂洋才思想的研究，了解其是如何从产生到变化再到发展的过程，便对近代日本的发展历程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

参考文献

[1] 江秀平：《走向近代化的东方对话――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比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2] 关松林：《日本学习借鉴外国教育之研究”和魂洋才”的建构与嬗变》，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年

[3] 叶渭渠：《日本文化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4] 赵紫峰：《中日两国教育近代化之比较――以“中体西用”和“和魂洋才”为中心》，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

[5] 张敏琴、李珊珊：《“中体西用”和“和魂洋才”思想之比较》，文教资料2006年第28期

[6] 李翔海、刘岳兵：《“中体西用”和“和魂洋才”比较申论》，河北学刊，1997年第5期

[7] 武安隆：《从“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兼说“和魂洋才”和“中体西用”的异同》，日本研究1995年第1期

[8] 苏中立：《“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之比较》，贵州社会科学，1992第12期

[9]高坂史朗：《近代之挫折：东亚社会与西方文明的碰撞》，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

[10] 加藤周一：《日本文化论》，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

中国社会与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青奥会 研究 现状 主题 期刊文献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643（2014）01―0017―04

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国际奥委会旨在完善青少年教育、防止奥林匹克宗旨偏离、呼吁奥林匹克教育理念回归所发起的一项赛会创举。青奥会虽与奥运会拥有相同的思想体系、相似的组织形式以及相近的活动模式，但青奥会绝不是小型的奥运会，因为其除了提倡“节俭”办赛的理念以及注重奥林匹克精神传播外，更是真正将文化与教育作为自身的高度使命和价值核心。2010年随着首届青奥会谢幕于新加坡，2014年南京青奥会也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时代帷幕，青奥会的“南京模式”更是备受期待。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体育学术界开始逐渐关注青奥会。2010年以来，我国学者对于青奥会的研究更是随着南京的申办获胜而出现了快速的升温，本文将对该领域近5年多来的研究进行梳理与提炼，旨在总结已有的研究成果以利后进。

1 青奥会研究现状总体概述

虽然前国际奥委会主席雅克・罗格先生早在2001年便提出了举办青奥会的设想，但直到2007年7月5日在危地马拉城举办的第119次国际奥委会全会上青奥会才得以真正诞生。因此，青奥会对于全世界来说仍然是一个奥运“新生儿”。青奥会的诞生一开始便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这也包括我国的体育学术界。期刊研究特点是时效性、学术性与权威性，因此，笔者就近5年多来CNKI关于“青奥会”为主题搜索的刊载论文进行分析，希冀客观反映出当前研究的总体状况。

1.1 论文的数量分布与变化

自2008年以来，CNKI开始出现青奥会为主题的论文，具体分布为2008年2篇、2009年1篇、2010年53篇、2011年84篇、2012年66篇以及2013年目前的5篇（查询至2013年4月中国期刊网），总计211篇。可以看出，我国有少数体育学者在第一时间敏锐地捕捉到了青奥会的学术价值，能够很快的投入到青奥会的学术研究之中，但一开始并没有产生成果的规模效应。直到2010年，我国有关青奥会的公开开始猛增，这在很大程度上和我国南京市在2010年获得第二届青奥会举办权产生的东道主效应是分不开的，而在2010年以后发表的论文数量开始趋于稳定。

1.2 研究的机构分布

截至当前，发表青奥会论文的相关机构总共有40家。排名前十二位的分别为南京大学17篇、南京师范大学15篇、南京体育学院15篇、南京农业大学7篇、北京体育大学7篇、南京工业大学6篇、南京审计学院5篇、扬州大学4篇、江苏技术师范学院4篇、中国矿业大学4篇、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4篇、首都体育学院4篇，剩余院校都在1篇到3篇不等。从分布特征来看，江苏高校尤其是南京高校占据了大部分，其次是来自北京、上海、河北、武汉等少数院校。

1.3 刊载的刊物情况

在全部论文中，刊载在北大中文核心期刊上的论文有109篇，而其中刊载在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上的论文数量为27篇。而在刊载刊物的前五名排序为《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44篇、《体育与科学》19篇、《南京体育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13篇、《体育文化导刊》7篇、《山东体育科技》6篇。可以看出，由于地缘优势和“主场效应”所处江苏省南京的3种体育学术期刊成为青奥会论文刊载的主阵地，而《体育文化导刊》和《山东体育科技》也较为关注青奥会的研究。

1.4 刊发论文的作者情况及其论文资助情况

从发文数量情况来看，总共有39位学者发表了论文。其中王成9篇、史立峰4篇、裴东光3篇、李海峰3篇、田雨普3篇、于水3篇、朱慧芳3篇、魏文思3篇、王庆军3篇、周丽萍3篇，其余作者分别为2篇或者1篇。从论文资助情况来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4篇、江苏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4篇、国家体育总局社会科学、软科学研究资助3篇、江苏省科委社会发展基金资助1篇、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1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1篇以及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资助1篇。以上都为部级课题或省部级课题资助，市厅级及其以下不再显示，可以看出，在论文资助层面省部级以上课题资助率相对不高。

1.5 研究层次及其类别

从研究的层次分类上，其中基础研究（社科）论文为165篇、行业指导（社科）论文为27篇、政策研究（社科）论文为6篇、工程技术（自科）论文为6篇、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白科）论文为2篇、基础教育与中等职业教育论文为2篇、职业指导（社科）论文为1篇、高等教育论文为1篇以及行业技术指导（自科）论文为1篇。可以看出，基础性社科研究占据了绝大部分，这是由体育学科自身的社科属性决定的，而在其他行业领域也有所体现则是体育学综合性应用学科的一种反应。

青奥会研究是一个专题，更是一个大的领域，关于青奥会的具体研究必然涉及教育、文化、赛事、基本理论等等具体主题，因此对青奥会研究领域的内容归纳与分析能够为我们客观呈现出一幅更为清晰的研究蓝图，也能让我们详尽地看到目前研究内容。笔者通过对221篇论文题目、摘要和内容的分析与归纳，共将其分类为如下28个具体类目（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过去5年来，我国学者对青奥会的研究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寡至繁的研究历程，尤其是2010年以来，我国对青奥会的研究内容逐渐丰富，无论是研究深度与广度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具体研究主题排序看，排在前十位的分别是青奥会基本理论19篇（占总数的9.0%）、青奥会与城市发展18篇（占总数的8.5%）、青奥会赛事筹办16篇（占总数的7.6%）、青奥会与学校体育15篇（占总数的7.1%）、青奥会传播与传媒13篇（占总数的6.2）、青奥会与青少年教育12篇（占总数的5.7%）、青奥会发展问题12篇（占总数的5.7%）、青奥会文化与体育文化12篇（占总数的5.7%）、青奥会与青少年体育11篇（占总数的5.2%）以及青奥会与旅游产业10篇（占总数的4.7%）。另外，还包括青奥会志愿者、青奥会与公共基础设施、青奥会与市民、民生以及青奥会与奥运会比较等等17个从1篇到7篇不等的具体研究类目。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其他与体育学交叉性很弱方面的文章以及学术性不强的期刊文章等等都被归纳为“其他”类中，以提高研究内容分类的纯度与准确性。

3.5 青奥会传播与传媒

在当今光速的信息时代背景下，大型体育赛事的成功举办与大众传媒具有不可分割的关联，赛会必须通过传媒才能获得更多受众的关注，传媒也需要赛会来吸引受众的眼球，因此，没有信息传播和新闻传媒的青奥会将是难以想象的，青奥会自然更是必然会受到媒体的极大关注。而当今学者对青奥会的传播与传媒研究也较为关切。从研究现状来看，其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青奥会的媒体形象、我国传媒所面对的青奥会传播问题、青奥会新传媒集团报道的研究以及青奥会的跨文化传播问题等。如黄璐认为青奥会的全球媒体形象紧密围绕青年的性格特点建构，致力展现青年的纯真与活力，建构模式包括表现文化多元与城市活力的新加坡模式，表现新生力量与中国崛起的南京模式，表现清新和激情元素的重塑西方模式；王庆军认为我国媒体在青奥传播上面临着社会责任引导语与商业利益平衡、娱乐低俗打造与文化教育诉求取舍、奥利匹克精神再现与体育影像奇观诱惑和消费冲突、服务青年与生产受众商品的抵牾之间四大矛盾，并提出了相应的超越策略；张矛矛分析了新加坡新传媒报道在报道手段和报道内容上的特点，指出新传媒的青奥报道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先期宣传不足、非赛事报道欠缺、广播媒体淡出、商业运作过度等；纪玉娣阐述了青奥会的跨文化传播效应，认为青奥会传播的核心内容是文化，青奥会还有利于国家（城市）形象的对外推广，青奥会的传播价值在于沟通青年。

4 结语

当前我国学者对有关青奥会的已有研究为我们展现了研究现状。虽然当前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在学术关注度上的地域性过强，研究的基金资助仍然不足，研究论文的偏定性、定量不足，研究内容带有一定的重复性，研究观点带有一定的雷同性等等。但相比较奥运会研究的成熟与广泛，青奥会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因为青奥会本身仍被视为处于“婴儿”成长期。但青奥会是继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承办大型体育赛事的又一个里程碑，意义非凡而深远，随着青奥会热潮的逐渐到来，我国学者对青奥会的研究也将会更加丰富与深入。

参考文献：

[1]赵卓.青奥会可持续发展初探[J].体育文化导刊，2010（4）：113-118.

[2]孙葆丽，毛倩娜.青奥会与奥运会特点之比较[J].体育文化导刊，201l（6）：151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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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与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一、研究中使用的概念与方法

「商人一词，在近代汉语中含义甚广，几乎包播了各种与民生相关行业的经营者。[1]但大陆学者在对其进行具体研究时，采用的概念往往并不都是「商人二字．而是随著考察时代的更替有所变化。如於明清时期便径直用「商人称呼研究主体，清末民初后则多根据阶级分析法，将工商业者归入不同类型的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亦有称买办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等。此种分析明显带有先入为主的政治判断，对历史人物的客观评价颇为不利。近十多年来，这类状况有了改观，一些论者开始使用具有限定意义的替换概念来指代商人阶层，甚而直接使用「商人。下面即是三种常见於大陆书刊者，且试作介绍：

1．绅商。此概念多见於晚清商人之称呼。如马敏即认为「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形成了一个与半殖民地半封建过渡社会形态相适应的绅商阶层，其标志是「 1905年左右各地商会的普遍设立。[2] 其「社会阶级属性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早期形态。 [3]徐鼎新把绅商阶层视为「新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代表、「最早出现於我国的民族资本人格化的具体体现者， [4]同时其身上还带有「崇尚名弟、联结乡谊、信义经商、因果报应 j等传统价值观念。他认为上海总商会以 1920年会长改选为界，其前为「绅商领导体制时代，其后则为「企业家时代的开始。 [5]朱英则指出：「绅商实际上就是正在形成的新兴资产阶级。[6]至於绅商的形成，则多认为或「由绅而商，或「由商而绅，后者被称为「逆向社会流动．具有消极意义。 [7]贺跃夫则不同意将绅商视作新兴的社会阶层或资产阶级．他认为绅商阶层包含不同性质的份子，其社会属性不可等量齐观。 [8]章开沅亦曾提醒大家：很难把清末所谓「绅商群体截然界定於某一单纯的阶级或阶层概念之中。[9]

2．早期资产阶级。马敏和朱英均曾以这一概念为标题著成专书。[10]马要以「早期资产阶级指19世纪60年代至1913年左右正处於「形成或转化过程中的资产阶级，尤其是构成其主体之「工商资产阶级。其特点为：原始统一性、特殊软弱性、严重的不纯粹性。 [11] 而朱英在其著作中并未就该概念之使用作具体说明，但他认为「1904年以后各地商会的相继建立，当可视为中国早期资产阶级初步形成的一个重要界标，而1912年全国商会联合会之成立则「标志著中国资产阶级完整形态的最后形成。 [12]很明显，以上二位在使用此概念时，所指并非完全同一。

3．资本家阶级。近十年来这个词在大陆史学界颇为流行。其内涵，按丁日初的解释，即「同在华外国资本家集团相封而言的民族资产阶级[13]，他判断上海的资本家阶级产全於19世纪下半叶对外贸易发达之时。 [14]张亦工、徐思彦则认为「严格意义上的资本家阶级，指有经济地位的资产者群体，包括金融家、实业家、近代商人等等，而不包括属於资产阶级范畴的知识阶层。 [15]马敏在199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亦采用该概念指构成「资产阶级主体的工商资产阶级，并以「早期资本家阶级一词代替了他先前使用的「早期资产阶级。 [16]

与概念的更替使用相似，大陆学者在近代商人研究中使用的方法亦日趋多元化。虽然传统的阶级分析理论仍广为使用，但最近十年来，不少学者为解决问题於研究中引进了多种社会科学理论，其中较为重要的有：

1．现代化理论。虞和平综合西方各派现代化理论，提出「所谓现代化就是人类社会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他认为中国自1840年至1949年为早期现代化过程，其核心涵义是资本主义工业化与民主化、民族化。据此，他探讨了近代商会於此进程中的自身现代化及在本国早期现代化中的地位，并得出「近代商会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一个失败承担者的结论。[17]

2．政治文化理论。张亦工、徐思彦曾采用阿尔蒙德（gabriel a.almond）在《公民文化》（the civic culture）一书中关於「政治文化的定义及理论架构，对中国 20世纪初期中国资本家阶级的政治理念及行为作过一定分析。他们认为资本家阶级对政治的认识和介入，往往是以自身经济利益关系为基点，这「一方面保证了资产者从事政治的韧性，一方面「又使资本家阶级缺乏政治眼光。[18]

3．结构功能理论。如桑兵运用此面社会学理论从城镇社会结构和功能变化的角度分析了清末商民罢市爆发频繁这一历史现象。[19]虞和平、朱英等人在晚清商会研究中充分运用了这一方法，他们通过对近代商会组织结构及功能的解剖，就资产阶级形成过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20]

4．社会心理学理论。马敏曾利用社会心理学结构理论系统论述了早期工商资本家的心理特征。[21]莫世祥、温小鸿等人亦以此角度分析了粤港商人在民初 20年中与以孙中山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之间关系的嬗变。如温小鸿即认为广东商人「对新的强力中心的企盼是导致其於不同时期心理变化的主因。[22]

5．市民社会理论。近年来，北美学界围绕「公共领域（public sp[]ere）与「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两个概念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的适用性发生的辩论引起大陆学者的关注。其中有不少人对此持肯定态度。如王笛即认为清前期的长江上游地区曾出现社会重建过程，并已初步产生了公共领域。[23]而朱英则认定中国在20世纪初期便开始萌生出市民社会的雏形，主要体现在众多具有近代色彩的新型民间社团的诞生、民间公共舆论的形成以及市民阶层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渗透。 [24]马敏亦持相似观点，他并且强调20世纪初年「刚刚显露出来的雏形主要出现在若干商业发达的城市之中（尤其是那些作为通商口岸的较大都市）。 [25]

可以看出，十年来，大陆史学界关於近代商人之研究正趋向多姿，概念的转换、各种方法的尝试，都在使这一领域的研究氛围活跃起来。

二、几个主要研究层面及其成果

据笔者统计．最近十年中，大陆学者出版有关中国近代商人研究之专书 16部，发表相关论文 170余篇，涉及到此一研究领域的各个层面。以下试择其要者略作介绍：

1．商人群体。此为学者们讨论得最多的一个问题。近代商人群体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一条由商帮到行会再到商会，最后被党化权威整合的曲折道路。其中商会是论述的焦点，分别有四部专书问世：徐鼎新、钱小明著《上海总商会史》；马敏、朱英著《傅统和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虞和平著《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朱英著《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徐、钱二位之合著以时间为序，对上海商会之发韧及组织演变、其於清末民初的经济活动、与本世纪初 30年中国政治变迁之关系等均有较详叙述；马、朱之合著则以苏州商会档案为主要资料来源，从社会史角度探讨了苏州商会之创设、组织系统、社会职能及性质、与清末反帝爱国运动、与捐税斗争、与辛亥革命等七个方面的问题；虞著为通论性的商会研究专著，他把商会置於中国早期现代的框架中进行考察，提出了不少富有新意的论点；朱英新著则以市民社会理论为研究工具，以商会为研究主体，阐释了近代中国转型时期社会自身的发展变化以及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关系。除了上述专书外，讨论商会的论文还有多篇，如胡光明对清末及北洋时期天津商会之研究、屠雪华对苏州商务总会性质的分析、梁洪生对江西吴城镇商会历史的发掘等均颇见功力。[26]

商帮研究主要集中於徽帮、晋帮及宁波帮。专书主要有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之《中国十大商帮》（合肥：黄山书社，1991年10月）及张海鹏与王廷元合编之《徽商研究》（合肥：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年 4月）、张正明著《晋商兴衰史》（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前二种均为集体合作之成果，张著则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自明初至清末 500余年的发展史。宁波帮迄今尚无通论性专著问世，但有关论文为数不少， [27]虽不及徽帮、晋帮。其他如苏州洞庭帮、江右商（江西帮）等亦曾有。 [28]李华则以「清代地方商人为主题，撰写了若干篇论文，对湖南、湖北、厂西等省简人有所采讨。[29]

大陆学者对近代行会之研究相对较为薄弱，仅见数篇论文。 [30]作者主要从行会的近代化、商会与行会之联系及区别两个角度来加以论述。至於被党化权威整合过程中的商人群体，主要有张亦工一篇＜商民协会初探＞。（载《历史研究》1992年，期3）。他考察了商民协会在中国导下成立最终又被其解散的短暂经过，认为「商民协会主要是试控制资本家阶级的一个临时性“党化”工具，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商民”的利益集团。

另外，朱英在其专书《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 5月）中介绍了各类新式商人社团，他认这些新式社团既具有民主性和开放性，亦残存著某些封建性的落后因素。

2．商人与政治。大陆学者最初是从中国资产阶级发展史的角度来研究商人的，因此带有很浓的政治色彩。尤其对晚清商人的研究，更是被置于辛亥革命史的框架中来进行。但最近十年来，关於这个题目的讨论有了少新的进展，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

（1）商人的政治参与意识：张亦工、徐思彦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在20世纪初期正处在政治启蒙时期，刚刚从不问政治，不知政治为何物的状态向关心和参与政治过渡，1922年的国是会议是资本家阶级政治参与意识初步形成的标志，但政治能力感、党派意识与政治社团、领袖的缺乏，使他们最终未获成熟的政治发展。 [31]其表现之一便是他们不能有效地运用经济力量来谋取政治权利。 [32]马敏认为近代绅商日渐明显的政治参与意识源於抵制外货挽回利权的经济斗争。 [33]虞和平、朱英指出，只有在商会产生之后，商人有组织的政冶参与才成为可能。 [34]但政治文化为质的相对低下，则使商会无法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目标。 [35]

（2）商人与政府之间关系。研究者们讨论得较多的是商人与 19 12－1916年袁世凯政府以及与1927－1937年的政权之间的关系。马敏、朱英认为191 3年商人在「二次革命中支持袁世凯是资产阶级的阶级主体与其政治代表相脱离的「政治大滑波。 [35]至於其原因，徐鼎新指出：商人对袁政权支持与否，「是以这个政权是否体现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和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为前提的。 [37]其他几位学者认为：趋安厌乱，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是决定商人们政治态度的首要依据。 [38]对袁政府如此．对 1937年后的政府亦如此。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注意到「民族资产阶级与政权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冲突。有人甚至指出「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在“一．二八”战争期间已从的同盟者或政权的支持者，转变为政治舞台上的一股既不附和革命，又不依附反革命的独立力量。 [39]但不少人仍习惯从所谓「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来论述二者之间复杂的关系。 [40]

（3）商人在政治运动中的表现。大致上在学者们笔下，对商人们在晚清至民国 20年之叫政治表现的评价呈「 m型，即认为商人们在 1860年代后政治上日趋活跃，至清末立宪运动及辛亥革命达到第一个高峰，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辛亥革命的结局，但后来由於反对「二次革命，政治上出现倒退。 1915年后，政局日益混乱，商人们的政治表现又呈上升势头，如1 91 5年反对二十一条，1919年参加五四游动。到1920年代中期．达到第二个高峰，甚而有组织「商人政府之企图。但不久又以自己的经济力量支持，建立新政权。这亦未给他们自身带来稳定的秩序和优惠的工商政策，其政治活动能量反倒被一点点榨干，最终丧失了「政治自主性。 [41]

3．商人与经济及社会变迁。与概念的使用密切相关，大陆传统史学著作一般都认为「民族资产阶级遭受「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榨，「在夹缝中求生存，因此资本主义经济不能获顺利发展。这种提法在最近十年开始有了动摇。丁日初等人即指出应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当作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中心线索。由此出发．他认为应著重论述近代资本家努力奋斗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事迹。而马敏根据他对绅商阶历的考察，认为其近代经济活动既有顺应近代化潮流，推动晚清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面，又有依附於传统，使近代社会经济转型变得复杂而迟缓的一面。虞和平、朱英等人则就商会的经济功能作了探讨．认为商会通过参与经济法规的制订、实业教育的提倡、国际交流的开展等活动，维护了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对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於多种因素的制衡，并没有完全朝中国的经济现代化走上快车道。 [44]

同时，学者们亦注意到商人与社会结构变迁的关系。马敏在其论著中反覆强调：正是过渡型社会结构对阶级发展形态的强大制约，才导致中国早期资本家阶级（或称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无法完成其承担的近代化主干载体的历史使命。[45]桑兵认为到辛亥革命前夕．我国传统的城镇社会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商人比重日益增大，稳定性加强，并取得了超出封建势力的优势，加上其所具有的连锁辐射功能，这便为「城镇商民与封建阶级的公开对抗提供了主客观条件。[46]虞和平、张海林等人则注意到在民国初年，「士农工商的座次己大为变动，商人地位上升的标志便是其社会活动范围的扩大及其功能的强化。 [47]

4．商人思想与「商人文化。为了深入探讨商人的角色行为，不少论者从其思想意识入手，做了有益的尝试。如朱英等人认为民族观念的进步、合群意识的萌发与清末民初绵延不绝的反帝运动尤其是抵货运动便密不可分。[48]相有人根据对若干近代商人的个案分析，认为锐意创新、积极进取是企业家精神在他们身上开始得到体现。[49]亦有人就晚清商人的教育思想、尚武思想等作过一定分析。[50]。

近年来，「商人文化一词经常出现相关著作中。其涵义界定似乎并不明确，如唐力行曾如此表述：商人文化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资本主义萌芽同质的，它跃动着早期启蒙的曙光，是资产阶级启蒙文化的先导。 [51]但他对「商人文化的探讨主要是建立在明清时期徽州商人研究之基础上，某些结论颇值得推敲。如朱英即认为唐用胡适的思想来说明徽州商人文化的发展未免使人有牵强之感． [52]他提出「商人文化的考察对象应包括商人的、价值观念、家族与家庭、生活方式、心理结构、文化教育观、思想意识、社会团体、经济活动、政治参与等方面。 [53] 可以看出，他主要是把商人文化当作一种新的研究视角。

三、 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自1 9 8 7年以来，大陆史学界於近代商人之研究比此前无疑有了较大进步。但全面仔细地观察，却会发现数量颇多的成果中，质量参差不齐。作精深慎密分析者少，泛泛之论者多，甚至低水平的重复制作亦夹杂其中。而於研究格局、视角、方法等更存在不少问题：

1．格局分布不太合理。时间上研究者们的视线多集中於明、清两代（尤其以晚清为还）。在170余篇论文中，属于这个研究区间的占 70％强，有120余篇。而讨论191 2年后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时期商人的文章不到20％，共32篇。其余为通论性质或综述性文字。大致上，侧重於明清时期的多为讨论商帮或地方商人者，而属意於晚清者多为治商会史者，然而自 191 2年后的近代中国正是风质变幻、社会急剧动荡之时，考察商人於其间的心态及表现具有重要意义，故亟待加强。

空间上论者们多集中於几个特定区域，特别是对晚清商人之考察基本上以苏州、上海、天津、广东、武汉等几个地方为主。当涉及到北京政府或南京政府时期，则大多只能举天津、上海等地为证。这种现象固然与资料利用有关，但仅依靠一、二城市的观察，视野未免狭隘。

3．微观考察过於欠缺。研究商人必不能离开对一个个单独的人的微观考察，但大陆学者似乎擅长於从宏观上去把握，於商人个案分析甚弱。除了「南张北周及几位有名的「官僚或买办商人（如盛宣怀、唐廷枢、虞洽卿）或被官方承认的「民族资本家（如刘鸿生、卢作孚、穆藕初）外，别论者每每谈到具体的商人，只好去从「文史资料中寻求帮助。

对商办企业的个案研究亦极少，几乎找不到正式成果可供介绍，相对於1980年代初期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单位对企业史研究所作的卓著努力，最近几年是大大忽视了这个领域。

商人社团研究除了苏州、天津、上海等地外，其余地区亦有待加强。而且研究对象除了规模大之商会，宜将触角深入到更小的商人群体。

3．方法仍嫌陈旧。虽然已有若干垃学者开始引用一些新的理论架构来阐释近代商人历史，但就整个研究领域来看，传统的解释框架依然占据重要地位，如关於「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下层论、「两面性论等。而受革命史观的支配，对商人在历次政治变助中的表现仍有人动辄以「革命或「反革命来作价值评判，离冷静、客观的标准尚远。

四、 结 论

综上所述，可以说现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商人研究在大陆还刚刚起步。1960年代后，商人一直被冠以种种特定名号或贴上形状不一的政治标签，而从中立的学术立场来作客观的研究基本上无从谈起。令人稍觉宽慰的是，最近20余年来大陆的学术研究环境渐趋宽松。经济体制的转型使商人地位有了很大提高，他们甚至开始影响新的社会价值标准之形成；私营工商业亦正成为大陆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一切无疑有利於近代商人研究工作的开展。从众多相关论文的发表我们可以感受此一研究领域正在升温。但研究人员的观念与素质、档案史料的发掘与开放程度、自由讨论空间的大小都在制约著此项研究工作的成效。我们期待著在未来的日子里，近代商人研究能获得更有意义的发展。

注 释：

[1] 1914年3月2日由北京政府公布的（商人通例》规定商人为商业之主体，而商业则包括以下 17类；买卖业、赁贷业、制造业或加工业、供给电气煤气或自来水业、出版业、印刷业、银行业兑换金镶业或贷金业、赡承信托业、作业或劳务之承揽业、设场屋以集客之业、堆褛业、保险业、运送业、承揽运送业、牙行业、居间梁、业。参看张士杰编，《商人宝鉴》（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年7月初版． 1935年 5月增订第1版），页425；陶汇曾编．《商人通例释义》（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1o月），页13；刘绍基编，《商人要览》（南京：南京书店，1933年4月），页14-25。

[2]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5年1月），页 93－97。

[3]同上书，页 206。

[4]徐鼎新，（清末民初上海绅商阶层面面观＞．《档案与历史》．1988年．期 3。

[5] 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 7月）．页247－251；徐鼎新，＜近代上海新蚕民族资本家深层结构的透视——从二十年代初上海商会改组该起>，《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8年，期 3：徐鼎新，<从绅商时代走向企业家时代——近代化进程中的上海总商会>，《近代史研究》，1991年，期 4。

[6] 朱英，《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页 35。

[7] 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页86；徐鼎新：＜清末民初上海绅商阶层面面观＞。

[8] 贺跃夫，（晚清绅商群体的社会构成辨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4年， 期4。

[9] 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7月），＜序言＞，页 4。

[10] 即马敏著，《过渡形态：中团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4月）及朱英著：《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

[11] 马敏，《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页28－38。

[12] 朱英,《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页 21．

[13]丁日初．《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与资本家阶级》（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7月），页128。

[14]同上书,页147。

[15]张亦工、徐思彦．＜ 20世纪初期资本家阳级的政治文化与政治行为方式初采＞，《近代史研究》,1992年期2.

[16]马敏，＜早期资本家阶级与近代中团社会结构演化＞，《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期3。

[17]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页4、336。

[18]张亦工、徐思彦，＜19世纪初期资本家阶圾的政治文化与政治行为方式初探＞．

[19]桑兵，＜论清末城镇社会结构的变化与商民罢市＞．《近代史研究》．1990年，期 5。

[20]虞和平，《商会与中国资产阶级的“自为化问题”＞，《近代史研究》，1991年，期 3；朱英，＜从清末商会的诞生看资产阶级的初步形成＞，《江汉论坛》，1987年，期 2．

[21]马敏， 《过渡形态：中国早期实产阶级构成之谜》，页191－206。

[22]莫世祥，＜孙中山与资产阶级在一九二三年＞，（近代史研究），1987年，期1；温小鸿， ＜“商团事变”前后广东商人的心理变化＞。《学术研究》， 1988年，期 6。

[23]王笛，＜晚清长江上游地区公共领域的发展＞，《历史研究》，1996年，期1。

[24]朱英，＜关於晚清市民社会研究的思考＞，《历史研究》，1996年，期 4。又请参阅氏著《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第 5章，页105－162。

[25]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页 283。

[26]请参看胡光明，＜论清末商会对长芦盐务风潮的平息＞，《历史档案》，1994年，期 2；又＜论北洋时期天津商会的发展与演变＞，《近代史研究》，1989年，期3；屠雪华，＜论清末苏州商务总会的性质＞，《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期 2；梁洪生，＜吴城商镇及其早期商会＞，《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期1。

[27]如张守广，《明清时期宁波商人集团的产生与发展＞，《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91 年第3期；黄逸平，（近代宁波帮与上海经济＞，《学术月刊》，1994年，期 5；姚玉明，＜近代“宁波帮”文化心态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期 2。

[28]如范金民，＜洞庭商人的经营方式与经营手段＞，《史学月刊》，1996年，期 2；马学强， ＜一个传统商帮的近代变迁——苏州洞庭帮在上海＞，《史林》，1995年，期 3；方志远、黄瑞卿，＜明清江右商的经营观念与投资方向＞，《中国史研究＞，1991年，期 4。

[29]主要有＜清代湖北农村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地方商人的活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期 2；＜清代湖南的外籍商人＞，《清史研究》， 1991年，期1：＜清代广西的地方商人＞。《历史档案》，1992年，期 1；＜清代湖南商人的经商活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期1。

[30]如虞和平，（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行会的近代化＞，《历史研究》，1991年，期5；朱英、马敏，＜浅谈晚清苏州商会与行会的区别及其联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期 3；唐明锋，＜清代行会的性质和作用＞，《史学月刊》，1988年，期4；孔祥毅，＜晋商行会：自治自束自卫的商人机构＞，《文史研究》，1994年。

[31]张亦工、徐思彦，<20世纪初期资本家阶级的政治文化与政治行为方式初探＞，《近代史研究》，1992年，期 2。

[32]徐思彦，＜20世纪初期资本家阶级经济力量的手段问题＞，《文史哲》，1992年，期 5。

[33]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页328－329。

[34]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页 275；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还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9月），页 298。

[35]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页 281。

[36]参看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页432－446；朱英，《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页104；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页 350：《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页136。

[37]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页 179。

[38]吴伦霓霞、莫世祥，＜粤港商人与民初革命运动＞,《近代史研究》， 1993年，期5；马敏，《宫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页 356。

[39]朱华，＜一二八战争期间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对政权态度的转变＞，《档案与历史》，1988年第 2期。

[40]参考曹必宏，＜九一八前民族资产阶级与南京政权的关系＞，《史学集刊》，1989 年，期1；《九一八后民族实产阶级与政权关系＞，《民国档案》，1989年，期 4；张义渔，＜九一八、一二八事变与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史林》， 1992年，期1。

[41]请参看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页254－276：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第 5、 7、 9、11章；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页241－290；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页328－367；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页391－446；丁日初，《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与资本家阶级＞，页180－284；徐思彦，＜20世纪初期资本家阶级经济力量的手段问题>，《文史哲》，1992年，期 5。

[42]丁日初，《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与资本家阶级》，页8－11；154－159。

[43]马敏，＜晚清绅商与近代经济发展＞，《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期 3。

[44]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页202－275、366－388；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页163－215、 587－589；赵洪宝，＜清末民初商会对政府制订工商政策的影响＞，《学术界》，1994年，期 2。

[45]马敏，《早期资本家阶级与近代中国社会结构演化＞，《天津社会科学》， 1992年，期3；又氏著《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页234－242。

[46]桑兵，＜论清末城镇社会结构的变化与商民罢市＞，《近代史研究》，199o年，期 5。

[47]虞和平，＜民国初年经济社团考察＞，《东方》，1996年，期 2；张海林，＜论本世纪初中国商人的社会地位＞，《江海学刊》，1996年，期4；丁日初，＜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与资本家阶级＞，页159－165。

[48]参看朱英：《早期资产阶级概论》，页236－237：又氏著《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页95－99；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页304－328；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页335－365；乔志强、赵晓华、＜清末民初资产阶级心态初探＞，《山西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期 4。

[49]徐鼎新，＜从绅商时代走向企业家时代——论1920年上海总商会改组＞，《近代史研究》，1991年，期 4；马俊亚，＜中国近代企业家的文化类型和精神境界＞，《史学月刊》，1995年，期 4。

[50]乔志强、赵晓华，＜清末民初资产阶级心态初探＞；朱英，＜晚清商人的教育思想及其兴学活动＞，《长白学刊》，1996年，期 5，又＜晚清商人尚武思想的萌发及其影响＞，《史学月刊》，1993年，期3。

[51]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8月），页199。

[52]朱英，＜近世中国商人发展历程的新探索——评唐力行著《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历史研究》，1994年，期 5。

[53]朱英，《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页 410-422。

中国社会与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我们的研究缘何存在这一问题？原因大抵可以在“人类科学”割裂自然与文化、分化物质与精神的“惯性”中找到——正如费孝通先生曾指出的，我们“基本上直接接受了西方文化中‘人’和‘自然’的二分的、对立的概念”[1]（P.210）；而又如一位英国人类学家感悟到的，这二分的、对立的概念“从人与动物的对立状况中划出一条绝对的界线，割裂了主体与客体、人与物、道德与物理、理性与本能，更对立了社会与自然”。[2]

有着“天人合一”传统的东亚诸文明，除了有助于我们再度认识东西方价值观之差异[1]（P.185-196）之外，是否还有助于我们补正西式社会科学的“去山川法”？

2012年4月27～28日，我在四川安仁镇召集了一次“山——人类学的视野”国际学术工作坊，邀请来自东亚诸国、欧洲及中国的20多名友人对这一问题加以探究。

参与工作坊者有的从部落异文化反观西方宇宙论的局限，有的呈现中、日、韩三国文明传统中山川的角色，有的结合理论与经验叙述民族志时空坐落中人与物、神与自然难以区隔的特征，有的以生动的个案展现中国文化诸书写传统中山川的核心地位。①[3]

本栏目的三篇文章，源自这一工作坊关于中国古代士人对山的书写与描绘的讨论，是对于工作坊中出现的西方宇宙论批判、东亚文明研究及天人关系民族志诠释的回应与延伸。其中，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兰善兴的文章聚焦中国山水画，该文指出，山水画的成熟过程与士大夫群体独特的身份形成过程有着内在的契合；山水画是上古山川崇拜的人文表达方式，山水画论所追求的“传神”，使山川之“生命力”得以人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李金花的文章是通过一本文人游记——顾彩的《容美纪游》——来呈现传统士人的山川观念。文章力求展现士人对山川的三重印象——既是蛮荒之地，同时又是桃花源和仙境地，这三者看似一个交融的矛盾体，但实际上它是传统士人借助边远的山川来反思自身的社会，对文明与野蛮、出世与入世、得道与失道之关系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舒瑜的文章讨论了“山志”这一文类对“山”的书写，以康熙年间高奣映所著《鸡足山志》的文本分析为基础，力图呈现清初士人所理解和书写的山川。文章从山川与府州的结构关系，解读山志的书写；并指出对于山志作者而言，山川与府州构成了两套相互配合和补充的知识。

山水画、游记、方志均不同于民族志。因之，从事我们这门学科研究的同行们易于将这组文章看作若干对于“前艺术”、“前科学”、“前民族志”的现代解析。三位作者的写作给人留下的印象恐怕亦是如此——他们似乎将人类学诠释当作方法，将中国的山川意境当作其施加方法的对象。然而，在理念出发点与内涵上，三篇文章提供给我们的，恰不是“以今论古”，而是“以古示今”——借古人投身于山川、融入于文质彬彬之境、置身于自然秩序与政治之间的种种身心活动，反衬现代社会科学的局限，让那些兴许是出于“不经意间”的老式书写启迪民族志的新论述。

山水画、游记与方志透露出古人有过的“中间性灵通”。当下，这一“灵通”并未失去生命力，因为，经过梳理，它将再度“生活”在社会科学中，与后者碰撞结合，产生作用。而这组文章试图做的，正是与此呼应。人与自然混融的思想，“实际上不仅是中国的，它是世界上很多文明所具有的基本的理念，但中国人传统上对这方面有特别丰富的认识和深刻的探讨”[1]（P.210）；为了将诸如山与水之类的“自然物”融入人文世界的民族志视野中，我们可以“转眼到历史文化的大共业上，来重提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老观念”[4]，借重文人山水画中“人小物大”的意境，参考穿行于文野之间的游记，比附方志中治所与“地理”对应的方法，展开对人与物、文明与他者、政治与“自然”之间广义的人文关系研究，提炼出既有自身文化特殊性、又有宽阔普适性的人类学论述。

注释：

①关于该学术活动，请参见兰婕、汤芸所写“纪要”（《西北民族研究》2012年秋季卷204-207页）。要强调指出的是，我们不能简单把此次工作坊的有关讨论归类为“生态人类学的”，因为，“生态人类学”正是基于社会与自然的二元对立论提出的，而我们的讨论则相反，与会者关注的，其实是作为文化之存在基础与核心内容的“自然”。

参考文献：

[1]费孝通.费孝通论文化自觉[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

[2]Tim Ingold， The Percoption of the Environment[M]. London： Routledge， P.48.

[3] 兰婕，汤芸.“山——人类学的视野”国际学术工作坊活动纪要[J].西北民族研究，2012（秋季卷）：204-207 .

[4]钱穆.湖上闲思录[M].北京：三联书店，2000：3.

中国社会与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要继续发展不可能始终与社会史论战保持交织的状态，到了一定阶段上，它必然要转向对论战的重新审视。当时学术界对论战进行总结和反思的过程中呈现出以下几项重要特征。其一，对简单化、公式化运用唯物史观倾向的反思。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就论战的主流而言，往往表现于运用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发展阶段时，否认中国历史与欧洲历史的差别和不同，存在严重的“简单化”、“公式化”倾向。王礼锡指出:“非封建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非资本主义社会即封建社会，中间不容有其他过渡形式的存在。这是何等机械的观点!”人们在运用唯物辩证法论证中国历史的“普遍性”时，缺乏对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相结合的深入探讨，很少留意乃至根本抹杀中国社会历史的特殊性。由于过于强调历史发展的一般性，忽视中国历史特殊性，在解释中国社会史的发展阶段时难免不陷入简单化和公式化运用唯物史观。郭沫若坦言:“我初期的研究方法，毫无讳言，是犯了公式主义的毛病的。我是差不多死死地把唯物主义的公式，往古代的资料上套，而我所据的资料，又是那么有问题的东西”。

中国社会经济史本是十分复杂的现象，中国社会史分期能不能简单地套用欧洲的历史分期，这是人们必须首要正视的问题。在社会史论战中，人们吸纳唯物史观理论养料时，不可能总是机械的盲从，它有赖于人们对固有理论方法的能动整合。人们对此的自觉，经历了一个识见的增进与反思的过程。其二，对社会史论战陷入“谩骂式”政论的不满。在中国社会史的讨论和剧烈的辩论中，因为“大部分只是革命的宣传家，而缺少真正的学者”。所以学术上的分歧与政治斗争互相交错纠缠在一起。争论者“你来一拳，我来一脚”。［3］167社会史论战一度陷入谩骂式的政论之中。陶希圣认为当时的风气是:“证据不足之处，以谩骂补足。”“大家都这样想:‘你说的便不对，因为是你说的。我说的一定对，因为是我说的。’大家也都这样争;‘我骂你是应当的，这是无产者的憎恨。你骂我是不应该的，那是小市民的成见。’这样的论战，大家(我也是一个)同是在中国史的大门外呐喊。”［12］因为论战的文章多囿于门户之见而一时谩骂，因私见偏见而流于意气之争，甚少有学术研究的价值，被认为是“无结果而散”。陈啸江深刻地指出当时之所辩论者，实为名词之争，皆未经精密研究之价值。其中的原因:1．失去学术合作的精神;2．为辩护自己的短处，不惜曲解事实，迁就成见;3．为驳斥敌人的论点，不惜将其长处，一笔抹杀。这种因参与讨论者的政治立场、背景及现实政治斗争的关系而使中国社会史论战陷入“谩骂式”政论的局面，是不利于任何一方的，对学术更是无补。代之而起的是大家要求暂时停止争论，等把中国历史材料研究透了，再来一场更有学术性意义的大讨论。其三，在理论与材料关系上，人们开始理直气壮地倡言史料，重视史料。人们怀着极大的热情参加中国社会史的讨论，这场争论虽然非常激烈，深度却远远不够。社会史论战是一场探本溯源式的社会史辩论，本应依据丰富的史料，以细致深入的论析为基础，但论战的文章不肯在史料上下功夫，只对史实作简单勾勒，用历史材料附会唯物史观的理论。人们逐渐意识到中国古代社会内部，特别是复杂性的经济层面，应对各地各民族历史发展进行全面系统的实证研究，而不是盲目的套用现有理论。1933年《读书杂志》停刊之后，犹如急流迥回，人们纷纷从史料本身来探寻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无论杂志报纸，大学历史系以及专门研究机关，多在这方面用功夫了。”［14］例如1933年5月国立中山大学史学研究会主编的《现代史学》第1卷第3期出版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刊载的论文多注意到史料的运用。1934年中山大学法学院还成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主要工作是搜集史料及对材料本身之研究，并不断缩小研究的对象，进行专题的研究。1934年南京《中国经济》第2卷第9、10期出版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上下两册所集的文章，“关于史料的整理和考证者居多，而泛论社会史公式者极少。”此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发表的社会经济史论文也渐渐注意到史料的搜集。而北平的《食货》半月刊杂志尤其专以“搜集史料”相号召。嵇文甫认为社会经济史研究进入了“搜讨时期”。以上表明，中国社会史论战之后人们不约而同地把注意力转向史料的搜集整理。当时一些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学报及其他史学刊物和经济学刊物普遍重视史料，是人们要求回到冷静的学术探讨中来的有力征候，成为推动史学继续向前发展的动力。学术界对史料的高度重视既反映了人们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深邃识见，又展现了史学研究向多元选择的迈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随即迎来了更为开阔的局面。其中有三支力量最值得重视:一是以郭沫若、吕振羽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们仍然坚持以马克思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但主张从史料方面充实建构理论，逐步发展完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二是社会调查所(即后来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汤象龙、梁方仲等以及和他们有密切联系的一批学者。他们非常强调史料的收集，大力开展中国近代经济史料的收集整编工作。三是以陶希圣为核心的食货派。应当说，社会史论战之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偏向史料的转向最突出的一个重要表征，便是食货派的崛起。

二、陶希圣的学术转向

陶希圣是食货派的领袖，他是由研究法学而转治中国社会经济史的。陶希圣早年在北京大学学习法律，毕业后在各地高校讲授亲属继承法，旁及民族学，从民族学而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组织，进而讲述中国社会史。这一研究旨趣的转向主要是受时代的革命形势激发。陶希圣说:“北伐完成后，文化界有一时期对中国社会的本质与形态，发生争端。我是研究民法的，因家族与婚姻制度的历史探讨，自然涉及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民国’十七至十九年，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18］陶序1927—1928年他在《新生命》月刊上发表《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等系列论文，引起诸多学者的响应和论战。1929年1月，陶希圣将刊于《新生命》月刊上的论文收集成册，冠以《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书名出版，提出要“把中国社会史作一决算”。该书出版后反响甚大，颇为畅销(后三年间销了八版、数万册)，有所谓陶希圣打响中国社会史“论战第一炮”的说法。随后又出版《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进一步阐述他关于中国社会史的看法。二书以其“斗争之文字”，“皆尚能流行于社会”。［编辑者小引为促进讨论走向深入，1930年，陶希圣还收集了当时学者讨论中国社会史较有代表性的论著，编成《中国问题之回顾与展望》一书在新生命书局出版。1931年4月，王礼锡、陆晶清主编的《读书杂志》第一期上刊登了1931年1月23日朱其华写给陶希圣的一封《关于中国的封建制度》的信和1931年1月31日陶希圣的回信。这两封信的刊登标志着以《读书杂志》为主要阵地的社会史论战的开始。“日本学人关心或参加中国社会史辩论者，称为‘陶希圣时代’”。“在数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陶希圣先生算是一位有名的大将了”，被学界认为是“最有希望的一位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者”。1928—1934年间陶希圣还陆续出版了《法律学之基础知识》、《革命论之基础知识》、《中国封建社会史》、《中国社会现象拾零》、《辩士与游侠》、《婚姻与家族》、《西汉经济史》、《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著作。陶希圣的翻译作品以德国学者奥本海末(FranzOppenheimer)的《国家论》为重，以及与人合译了《各国经济史》、《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发展》、《刑法读本》等。在社会史论战中，批判式的文章大为流行，因陶希圣敢于立论，每为人所攻击。王礼锡将陶希圣列为“论战”的五个权威之一，公开号召论战者对于陶希圣的观点提出“挑战”，一时间向陶希圣挑战和批评的文章着实不少，陶希圣所受到的指责、批评乃至谩骂，可谓惨烈。陶希圣言:“在这文人积习的各张门户的论争里，我是最先受骂的一人。每一中国社会史家的开场白，每一中国社会史刊物的发刊文，首先攻击的大抵就是我。”学术界对陶希圣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一)唯物史观之不纯与治学的因袭与论战者一样，陶希圣在运用唯物史观时为外来解释框架所支配，研究上流于比附，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人们指出陶希圣的每一种主张并不是自己细心研究的结果，只是随时随地抄袭别人学说的结果。刘光宇认为:“陶希圣一向就好利用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来掩护他自己的说教，他自以为是懂得历史的唯物主义的，其实则只是曲解和利用，并不知道历史的唯物主义是甚什。”［24］王宜昌指出:“陶希圣自己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书的开始就说着他应用什么归纳法、统计法、抽象分析法。这只是从波格达诺夫《经济科学概论》和《社会主义社会学》(萨孟武译的书名是这样，陈望道等译名《社会意识学大纲》)上抄来的所谓经验一元论(即经济批判论)的玄学方法论。”“《中国封建社会史》和《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两书中，不少应用奥本海末尔的‘海国’‘陆国’‘土地私有权’和‘商业资本主义’之点。”周予同后来深刻地指出，陶希圣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产量相当丰富”，“但因为陶氏并不是单纯的客观研究的理论家，所以时被不同派系的人所指责”。

(二)逻辑的混乱与观点的豹变在社会史论战中陶希圣史书最多，差不多在每本书中，都有一个主张，各书中的见解前后每不一致，甚至在同一本书内，也有冲突。傅筑夫指出陶希圣《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前后观点冲突，“起初还以为是偶尔如此，可以放过不提，那知道逐章细看下去，都是扑朔迷离!”“关于封建制度的发生时期，在这一本为‘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奇书上，有时虽也偶尔提到，但不是前后冲突，便是笼统万分。”［27］马乘风对陶希圣的观点豹变进行了更为深刻的指责，“春秋时代封建社会已崩溃、春秋时代封建制度趋于崩溃、春秋时代是封建社会时代、春秋时代是资本主义时代、封建制度崩溃后，中国没有资本主义社会之可能。”“这五项根本不同的见解，若是分之于五个根本不同的作家或著作，犹有可说，事实上，竟出之于陶先生一人之口，真不知陶先生何以自圆其说?”［17］427对于自己各书中的见解前后每不一致的现象，陶希圣在出版《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时也承认，“本书各论文依执笔时期的先后，内容时常有冲突矛盾的处所”。

(三)史料审视之不严陶希圣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在史料的处理方面犯有不少错误。杜荃的《读〈中国封建社会史〉》一文主要针对陶希圣的史料问题进行了“不甚客气”的批评。他说:“我仅仅读了那么一小段，便觉得差不多句句都有问题。以下我便不敢再读下去了。一来以下我还没有甚深的研究不敢多谈，二来我怕的是错误的观念先进了我的脑中，所以我也不敢多读。”“我希望陶君对于历史更要有详细的精密的认识，然后再下论断。”［28］傅筑夫对陶希圣《中国封建社会史》一书批评的要点之一也是认为陶希圣处理史料时有诸多的错误。［27］马乘风认为，陶希圣“对于旧有的历史资料又舍不得出一番苦力，作一番苦力，作一番整理融贯的功夫。”关于史料审视之不严的问题，陶希圣自己也坦言道:“各篇的论题非常广泛，所用的材料也不过疏略的大体的，没有经过多少考证的工夫。”

(四)中国社会史观点的“歪曲”因为陶希圣在探讨中国社会史时，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敢立新说，他的观点遂成为学术界不同学派论争和笔伐的对象。陶希圣曾总结人们对自己的学术观点批评之所在:批评的第一集中点，是士大夫阶级的论议。士大夫阶级这名词，有好些个党派、好些个刊物书籍乃至决议案都正在使用，然而批评却集中于我。———甚至有人以为这是我的“发明”，或是我的“罪恶”，好像只有一个人使用这个名词，又好像使用这个名词便是反革命。批评的第二集中点，是封建制度的论议。我觉得农奴制度自战国时代已经分解。如果农奴制度才是封建制度的基础，则中国从此时以后没有完整的封建制度。如果佃租制度才是封建制度，则中国自战国到今日才是封建制度。我的意见于此外更着重于商业资本与农村经济的有机关系。中国商业资本发达自战国时期，确曾有分解旧生产方法及孕育旧生产方法使日益进于商品生产的效用。批评的第三集中点，是游民无产者问题的提出。我读过《德意志农民战争》等书之后，深觉游民无产者的问题，在中国应当及时充分讨论，打开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换的锁。［29］自序陶希圣既是挑战者，又是凶猛的应战者。面对来自各方面的非难，陶希圣在1930—1931年初期写了一些涉及多方面倾向的短篇随笔，后辑成《中国社会现象拾零》一书进行应战。“这书中各论文有些是在著者紧张的情绪里写出来的。著者自感孤独，对于纷至沓来的评论，感谢或接受或驳覆的工夫都不够。所以紧张的情绪之中饱含着无上的悲苦。在政治斗争尖锐的现代，孤独的个人是不应当多说话以紊乱各方的论争战线的。我明知事情是这样，也曾屡次起停笔的决意，但一方面有各杂志主编的刺取，他方面又感觉到理论斗争的参加，或者有贡献于理论的进步。于是我终于拿笔，终于大胆去受各方的批评。”在中国社会史论战浪潮中，陶希圣一直处于论战的中心位置，对论战的感受实较许多人更为痛切。1932年，陶希圣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解说失之于空泛笼统，认为丰富的材料才是犀利的战具，打算少写文章，多搜集材料。他说:“近来我不想批评，我想多少添一些材料来建立。公式主义者大有反对材料而重视公式的毛病。有人批评我说我是经验主义，因为我重视历史的记载。又有人批评我说我材料愈多愈弄糊涂了。其实我的糊涂，正是由于材料太少，即理论所依据的经验太少。如果材料多了，便不至于乱争盲斗了。用公式来收纳材料，这一方法最怕材料多，材料一多则公式主义便会崩溃。历史上两个不同的社会形式，供给我们不同的材料。但因公式主义不许我们指出两者的异点，我们是弃材料而留公式呢?还是弃公式而取材料，重新估定社会进化的途径?公式主义是前者，我的办法是后者。这是我四年来见解屡有变动的原因。”

陶希圣主张抛弃公式主义，下苦功读书，从材料出发对中国社会发达过程进行新的估定。他在通读中国历史，对中国史逐朝逐代都细看它一下的过程中，便感觉立论极难了。于是，他提出两个希望:一、唯物史观固然和经验一元论不同，但决不抹杀历史的事实。我希望论中国社会史的人不要为公式而牺牲材料。二、论战已有四年之久，现在应当是逐时代详加考察的时期。我希望有志于此者多多从事于详细的研究。我四年来犯了冒失的毛病，现已自悔。但我四年前冒失下手，是因为那是很少人注意这种研究。现在见解已多，如再以冒失的精神多提意见，反把理论战线混乱。以上表明，陶希圣对社会史论战中从事空泛理论争论的现象已日益不满，感觉解决问题应该多从材料入手。在修正自己观点的同时也对论战中普遍存在的不重材料分析的公式主义提出了一些批评，表现了陶希圣思想转向的迹象。陶希圣所作的回应是希望得到学术界的认同，也是对自己在社会史论战中遭受指责、批评的深刻反思。然而，陶希圣的申论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论战的风气，减少对自己的批判，反而愈演愈烈。论战中对陶希圣批判的客观现实令其感到触目惊心。这给陶希圣心理产生了微妙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陶希圣保持着沉默。“陶希圣的沉默是当然的，左派说他是xx派不彻底，又说他是左派，在左在右为难之中他只有沉默为最合适，所以他沉默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何以前行?这是萦绕在陶希圣脑际最发人深思的问题。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是回护、斗争，还是坦然面对，重整待发?陶希圣选择了后者。1933年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中国社会史丛书》的《刊行缘起》一文成为陶希圣学术转向的誓词:“我们的誓愿是:宁可用十倍的劳力在中国史料里去找出一点一滴的木材，不愿用半分的工夫去翻译欧洲史学家的半句字来，在沙上建堂皇的楼阁。我们的誓愿是:多找具体的现象少谈抽象的名词。”

《附言》这段话明确地表明陶希圣已决意和当时一般的社会史论战者划清界限，开始逐渐把研究的重心转向史料收集和专题研究上来。这一丛书计划准备收罗以下的编著:通论中国社会全部或一时代的变化过程的;对中国一时代或一问题作特殊研究的史料的收集。［32］卷首《附言》陶希圣先后编校组织出版《中国社会史丛书》六部:刘道元《两宋田赋制度》、《中国中古时期的田赋制度》、全汉昇《中国行会制度史》、鞠清远《唐宋官私工业》、曾謇《中国古代社会》(上)、陈啸江《两汉经济史》。这些著作一改以前只作空洞论列的情形，注意材料的搜集，着重通过经济要素和社会组织的深入考察来探讨中国社会史的发展。如果说论战中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史的叙述限于史料的不丰富而显得薄弱，在这套丛书中得到很大的加强，史料更加丰富，内容更为充实，更具学术价值。这套丛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史研究已经渐渐跨过粗略笼统的“概说”阶段，力求较为精确地描述中国社会史的发展全貌。为了迅速摆脱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陷入政论的状况，扩大史料的搜集，改变学术界忽视史料的局面，陶希圣拟创办一种“中国社会史专攻刊物”———《食货》半月刊。1934年11月14日，陶希圣在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周刊》《〈食货半月刊〉宣言》，阐述了《食货》半月刊的研究旨趣与筹建食货学会，开展学术活动的方法:“一、凡是中国经济社会史料，足够提出一个问题或足够解答一个问题，整理成文不论字数，都可在这里发表。二、多举事实，少发空论，不谩骂，更绝对不做政论。三、凡是愿意或正在做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状况的研究，或特定问题的研究，都可任意做食货学会的会员。四、食货学会的会员对中国经济史料的收集及研究如能分工进行，使工作不致重复，那是最希望的事情。如此，会员应当随时分配工作交换成绩。”［33］至此，陶希圣决定全身心投入到《食货》半月刊的创办和食货学会的筹建当中去，倡导搜集史料，倡言学术的合作，培植学界新人，学术界的一场“食货运动”便由此浸浸而起。

中国社会与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课题名称： 儒家孝道与现代家庭养老

学生姓名：

系 别： 政治与法律

专 业： 思想政治教育

指导教师：

一、综述国内外对本课题的研究动态，说明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研究动态：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养老问题成为一个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各国学者开始对这个古老的研究领域给予新的重视，寻求各种解决方法，以面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目前国内外的研究主要有二个方向，一是以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多数学者选择的希望通过发展社会养老即建立高福利的社会保障体系来解决老龄人口的养老问题，一是希望健全现有的家庭养老体系，辅助以社会养老体系，中国目前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这，主要希望发扬中国传统的尊老、敬老的思想来促进家庭养老的健康、和谐发展，这方面较为突出的论文有有萧振禹主编的《养老，你指望谁——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困惑》等，张怀承主编的《中国的家庭与伦理》等。他们提倡目前中国应继续以家庭养老作为主要的发展方向、通过对儒家传统的孝道思想的继承和发扬来达到家庭养老的健康发展。

选题的依据

孝道思想是儒家及儒家思想核心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这种孝道思想的影响，中华民族才形成了尊老爱幼，孝敬老人，赡养老人的传统美德。据有关资料统计，2000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已达1.3亿，占总人口的11%，根据科学预测，到2025年底老年人口将达2.8亿，约占总人口的20%。显然，我国正以惊人的速度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与发达国家不同，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进入的，时间短，速度快，指望在短期内用社会保障和敬老院来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医。老有所终不太现实。家庭养老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是我国养老的主要途径。在这种背景下，探讨儒家的孝道思想尤其是其中的敬老原则与现代家庭养老的关系，对于现代社会的进步发展，解决老龄化社会中的一系列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选题的意义

a 从理论上看，丰富和深化了儒家“孝道”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健康的养老体系

b 从实践上看，对于加强家庭道德建设，推进家庭文明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的基本内容，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基本内容

儒家“孝道”思想与现代家庭养老

1儒家“孝道”的基本内容

2儒家“孝道”原则的糟粕和精华

3现代中国的家庭养老

4儒家孝道的现代转承

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1、重点：在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儒家“孝道”的转承

2、难点：理论分析，实证分析儒家“孝道”的糟粕和精华

三、研究的步骤、方法、措施及进度安排：

步骤：

1、收集资料

2、归纳整理资料

3、编写写作提纲

4、写作论文

5、修改文章

6、完善定稿

方法：

1、文献研究法;

2、历史分析法;

3、演绎归纳法;

4、分析综合法。

措施：

1、充分收集资料

2、对资料进行阅读，分析和综合

3、制定写作计划表

4、主动多与指导老师交流

进度安排：

1、2005年12月20日前确定选题

2、2006年1月16日前提交开题报告

3、2006年4月10日前提交论文初稿交指导老师审阅后进行修改。

4、2006年5月20日前交定稿

四、主要参考文献：

[1] 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2] 刘泽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

[3] 刘翔：《中国传统价值观诠释学》，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4] 刘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5] 辜鸿铭著，黄兴涛、宋小庆译：《中国人的精神》，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

[6] 杜汉生：《中国精神》，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7] 萧振禹主编：《养老，你指望谁——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困惑》，改革出版社1998年版

[8] 武寅、石竣主编：《家庭伦理与人格教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9] 吕平主编：《孝经》，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6年版

[10]《中国人口报》，1999年2月5日1版

[11] 张怀承主编：《中国的家庭与伦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12] 高成鸢主编：《中国的尊老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3]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4] 杂志：《中国哲学史》、《哲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等有关中国哲学、儒学网站

五、指导教师意见：

签名：

六、教研室意见：

签名：

注：此表由学生本人填写，一式三份，一份留系里存档，指导教师和学生本人各保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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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与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公民社会就是“公民”作为社会主体的社会，公民社会与其他社会形态相区别的内在规定性就在于社会主体的“公民身份”(Citizenship)上。公民社会的这一表述如同政治社会、经济社会一样，代表的是整体性社会中的一个功能领域，这个功能领域强调的是社会的自组织性。它所提倡的自由、平等、分权的现代性价值精神，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趋势。

公民社会就是“公民”作为社会主体的社会，公民社会与其他社会形态相区别的内在规定性就在于社会主体的“公民身份”上。东西方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现实的差异，决定了中国的公民社会在具体形式上不会再走西方老路。但公民社会内涵的现代性价值精神不论是否原发于近现代的西方社会，它作为具有通约性的文明理念与精神，又是跨越文化背景与意识形态差异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市场化的基本社会存在形式和全球化、网络化的特殊际遇，不仅打破了传统社会的存在形式，也为中国公民社会的生长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基础与制度条件，由此引发的伦理气质与精神的变迁则为公民社会创造了不可或缺的观念性要素与空间。简言之，公民社会的共通的本质性特征正生成于现代化转型中的中国社会。

一、现代化背景下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述略

如果把实体的市民社会视为一个连续统一体，那么这个连续统体在中国是残缺的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特征表现为家国同构这样，社会被压缩进国家一维之中，国家高度垄断着资源和权力，民问力量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微乎其微。在“普遍王权”的笼罩下，中国没有“市民阶级”社会旱现出高度一元化和同质性的结构特点。l9世纪以后，欧美国家经过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变革，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而中国却在封建主义的老路上徘徊。1840年的鸦片战争及以后的列强侵略，使中国陷入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中。当辛亥革命推倒了王权之后，以王权为中枢的大一统秩序分崩离析。“政治的权威与权力危机、社会的认同与整合危机、文化道德的失范与脱序危机数症并发，使中国处于前所未有的乱局之中”。中国的现代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的。

(一)晚清以来的公民社会

晚清以来的社会变迁可以看作是中国现代化的早期阶段，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演进的基本脉络是现代化的低度发展与民族运动的日趋高涨，这两个方面同步展开。考察晚清帝国的公民社会问题，必须充分考虑当时中国社会的特有背景。对于晚清帝国的公民社会问题，论者意见不一。有国外学者指出，晚清中国并没有一个对应西方“公民社会”的话语或概念，这种话语的缺失本身恰恰告诉了我们欲在晚清帝国中构设出任何类似公民社会的形态是极不可能的。如果公民社会不是一个物质性的存在，也不是一种己然确立的政治制度，更不是一种当代话语的表述，那么它只能是日后的一些学者基于自己的分析目的在事后构造出来的一种语言修辞框架而己。有的学者似乎放弃了中国是否存在公民社会这一实然考虑，直接将理论进路切人到运用公民社会这一分析框架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变迁进行中观层次的分析上来。从这一视角出发检视中国社会发展，可以有效地凸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构架，并有助于发现前人所未曾注意的结构内容。萧功秦指出，“中国近代的市民社会是在l9世纪中期以后，在近代的工商业和租界文化的发展和近代社会变革的推动下，从传统社会结构中逐渐蜕变出来的。”我们不妨赞同这一观点：公民社会在晚清就己开始发育。那么，认识晚清公民社会出现的动因以及公民社会在中国的发育过程，特别是针对公民社会的出现与中国现代化的肇始几乎是同步进行这一历史事实，就可以从历史纵向剖析公民社会与中国现代化之间的关系。然而，晚清的王朝统治分崩离析，对政治权力的争夺此起彼伏，却没有一支可以真正走上权力之路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力量。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中华民国刚刚建立，就不断被封建势力复辟、军阀混战、列强剂据、外族入侵，加上匪患、灾荒，种种变端加到这个末代封建社会机体中，使整个中国社会不堪动荡和战乱之苦。1927年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后，虽然国家统一了，但并没有结束四分五裂的乱世局面。“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完全否认这一时期社会生活所发生的许多重要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时期正是中国一个多世纪来社会力量发展的主要时期之一。”不过，在军人统治与战争时期，公民的个人权利无法得到保障，经济发展呈现畸形化色彩。这一时期，各种社会力量虽然很活跃，但大多在夹缝中求生存，而各种社会力量的非正常崛起，如上海的帮会组织，不但不能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起到正向推动作用，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滞障。这一时期，大致可以看作公民社会在中国的畸形发育时期。

(二)新中国成立后市民社会的发育停滞

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为现代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权主体，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成就。同时，国家的统一使中央政府对领土、各个地区的有效控制得以实现。在社会结构层面，空前的社会动员与高强度的社会整合同时进行，社会的同质性程度较高，社会分化相对不足这样就建立起一个总体性社会，即一种结构分化程度很低的社会这种总体性社会的特征是：社会动员能力极强，可以利用全国性的严密组织系统，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资源，以达到某一国家目标，特别是经济建设和应付危机；缺乏中间阶层的作用，国家权力的触角伸向穷乡僻壤，国家直接面对民众，中间缺少缓冲；社会秩序完全依赖于个人权威，社会极易走向一种自发的无政府、无秩序状态；社会自治和自组织能力差，全部社会生活呈政治化、行政化趋向，社会的各个子系统缺乏独立运作的条件，支配不同功能系统的是同一运行原则；共振效应，任何局部性的矛盾或紧张状态都蕴含着全局性危机；社会中身份制盛行，社会流动受到严格限制，社会分化不足，同质性高，结构僵硬；总体性意识形态同时承担社会整合和工具理性的双重功能，由于功能要求的矛盾性，产生一种互相削弱的效应；缺少自下而上的沟通，民众的意见凝聚缺少必要的组织形式，因而与政策层次有较大的距离，并缺少可处理性。换言之，总体性社会是一种社会高度一体化、整个社会生活几乎完全依靠国家机器驱动的社会。这一时期，经济、社会、文化无不被压缩为政治系统中的一个部分，市民社会的发育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

(三)改革开放以来市民社会的崛起

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现代化这一脉络来看，虽然中国的现代化在初始阶段带有强烈的“刺激——反应”色彩，但当民族国家的自主地位确立以后，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主要靠政府来完成，而社会的功能系统一旦启动，就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内发”的成分。中国现代化的动力系统先是由政府推动经济运行，尔后是经济发展培育市场，进而由政府和市场双重动力共同作用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正在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从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转型；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型。上述最突出的变化莫过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产权制度的变革和利益结构的调整。当然，经济领域的变化势必带来社会的其他变化，如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虽然很难说从改革一开始人们就已明确地将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作为改革的目标之一，但许多具体的改革措施却实际上导致了国家与社会间的结构分化，造成了自由空间的出现和不断扩大，而以产权的多元化和经济运作市场化为基本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则直接促进了一个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的形成。可以说，二十多年改革的一个重要结果是“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的出现，并形成四种基本社会——政治力量，即国家、垄断集团精英、民间精英与社会大众。俞可平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正在崛起，他列举了几个实例来说明这一点：体制外经济的发展；政府权力的下放和职能的转变；私人利益得到承认和鼓励，产权概念开始明确；个人的生活方式开始远离政治。所有这此变迁都表明，个人自由活动的空间已经明显增大，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界限正变得明晰起来，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正在中国逐渐显形。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结构变迁使得公民社会在中国的发育成为自觉。

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公民社会建构的价值合理性

中国社会与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一

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是继承传统学术，接受西方经济学、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为起点的。它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以梁方仲（1908—1970）和傅衣凌（1911—1988）为杰出代表，都以明清社会经济史为园地，探讨建立本土的学术意识。1996年11月，我在台湾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班上课时，在介绍他们的学术经历和学术成就之后，曾说：

梁方仲和傅衣凌的学术成就和学术经历，具有一些共同点，即

（一）都有很深的国学造诣，学术功底深厚，掌握史料丰富，常能发人所未言，起发凡起例的效应。

（二）和传统史学的治史者不同，都受过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训练，思路比较开阔，故能注意相关学科的移植和整合。

梁方仲的研究特色，是把典章制度和社会经济发展变化联系起来考察，他对田赋制度的研究，注意名物术语、史料考订，又做到本末兼备，源流兼探，既继承了传统制度史的成果，又具社会经济史的特色。

傅衣凌的研究特色，是注重私经济的研究，发掘大量前人所不重视的契约、族谱、墓志铭、乡规民约等资料，以民间文献证史，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

这两种研究路径不同，由殊途同归。现在看起来，傅衣凌先生的研究方法更接近于法国年鉴学派的经济社会史。傅先生在成名作《福建佃农经济史论丛》（邵武，协和大学，1944）的题记中说：

我常想十数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至今尚未有使人满意的述作，其中的道理，有一大部分当是由于史料的贫困。……因此，大家尽管在总的轮廓方面，颇能建立一些新的体系，惟多以偏概全，对于某特定范畴内的问题，每不能掩蔽其许多的破绽，终而影响到总的体系的建立。所以近来一般的社会经济史家颇积极地提倡经济社区的局部研究，以为总的体系的鲜明的基础。本书即是站在历史学的立场上，考察福建农村的经济社区的一个尝试。这一块园地，目前虽尚在试作期间，不过我相信当不会使大家感到完全失望的。

本书的内容，虽侧重于福建农村经济社区的研究，然亦不放弃其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形态之总的轮廓的说明，尤其是对于中国型封建主义特点的指明的责任。譬如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分期和氏族制残余物在中国封建社会史所发生的作用这一些问题，从来论者都缺少具体的说明，故本书特搜集此项有关资料颇多……其中所论，虽不敢说有什么创见，但为提醒国人的研究，亦不无些微意义。……

谁都知道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应注重于民间记录的?燃?K?越??芳叶杂谒匚?怂?坏赖纳痰暾什尽⒚窦淦踉嫉榷颊渲氐乇4妗⒗?茫?┪?芯康乃夭摹T谕夤?矣行矶嗟淖?叛д撸?袷子诖讼钭柿系乃鸭?驼?恚?瓿善涿?蟮闹?鳎??谖夜?蚍秸??济妊俊1臼槎杂诖说阋蔡丶幼⒁狻??庖桓鍪妨纤鸭?ǎ??平?泄?缁峋?檬返难芯克坪跎兄堤岢?

他所指的“近来一般的社会经济史家”，其意应包涵年鉴学派及受其影响的史家，但傅先生并非直接取法于年鉴学派，而是根植于中国社会史论战和农村性质论战后的中国学术文化土壤，学习和吸收苏联和日本学术界不同流派的研究方法而作出的反思。本土的学术渊源，则有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胡适的历史考证文章、顾颉刚的《古史辨•序言》、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他在《治史琐谈》中提到从中得到的启示和影响。他把重视历史的共性和特殊性相结合，关注自下而上的群众史和区域研究，利用草根社会的史料，用中国的历史语境来表述，具有浓郁的乡土特色，成为本土一学术动源，因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正因为如此，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中国抗日战争中所作的论著，在战后成为日本、美国重建中国学方法论的一个来源。这一时期研究成果后来修订为《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1957）、《明清农村社会经济》（1961），成了五六十年代日、美汉学家和研究生的案头必备之书。记得有一次，傅先生和我谈及，五十年代郭沫若率领中国科学代表团访问日本时，一些日本历史学家和他谈到傅衣凌的研究贡献，打听傅先生的研究近况。八十年代，我在日美英等 国访问时，认为学者都提到他。由此可见他在国际上学术威望之隆。

二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梁方仲在中山大学历史系、傅衣凌在厦门大学历史系任教，建立中国社会史研究基地，培养了一批人才。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以资本主义萌芽大讨论为契机，出现繁荣的学术局面。傅先生是主张十六七世纪前后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代表。

关于这个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存在许多议论和评价。我无意对此说三道四，只想对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作点说明。

近来有一种说法称中国社会史是1986年前后重建的。林甘泉先生有一个中肯的批评：

有的人批评说，解放以后把社会史的研究砍掉了，这种说法是不够准确的。什么是社会史？应包括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生活以及社会心理等等。这里面如社会生活（包括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解放后确实注意不够，但是在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方面，如阶级结构、宗法势力等就不能说都被砍掉了。傅衣凌先生在解放后一直很注意农村宗法势力和乡规民约的研究，而且作了不少成绩，他和他的学生可以说就是社会史的学派，怎么能说解放后没有社会史的研究呢？[1]

大家都知道，傅先生的研究既是经济史的，又是社会史的。从社会史方面看，他研究乡族势力——地缘与血缘联系为纽带的社会组织，江南市民运动——即今所谓“第三领域”，村社制和奴隶制残余在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及其运作的地位和作用，领主制在秦汉以后地主制封建社会中的复兴和余绪，从社会结构探讨社会变革的动乱，从李贽、郑成功、顾炎武的思想看十?世纪的中国社会，从《红楼梦》看清代社会的性质，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从各个角度反复论证、探讨中国封建社会并长期迟滞问题，是他一贯的研究中心。他提出的中国传统社会“弹性论”、“早熟又不成熟论”、“公私体系论”，都是从研究新旧两种因素的矛盾变化来把握社会经济的实质，把社会经济构成和阶级构成、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考察，关注经济的变迁、社会制度的变迁、群众运动的变迁、社会生活和习俗的变迁、思想文化的变迁所作出决定的理论升华。他和年鉴学派一样，都是“社会学化的历史学家”（），拷问的是“全体部分构成的历史”（）。他们研究的具体领域完全不同，研究方法由是相似的。杰克里•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978）一书中介绍说：

费弗尔坚持认为，新历史学必须从文字档案和由文字档案造成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他必须利用人类的一切创造物——语言、符号、农村的证据、土地制度、项圈、手镯——以及任何其他可利用的资料。简言之，他必须广泛吸收其他学科——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发现和方法。[2]

傅先生则多次申明：

历史是一种综合的知识，任何文字记载、口碑传说、实物资料、正面记载和反面记载，包括一些破铜烂铁的东西，都是有用的。……记起梁任公先生早就指出方志、族谱、帐簿、契约都是研究历史的很好史料，我们为什么不可从中利用呢？古代史家掌握的史料，有不少是从个人的耳闻目见，实地调查得出的，这就教导我必须深入社会，处处留心，广收博采，到处皆是学问。

我一向以为史学研究是各种知识的总和，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是有一定道理的。循此推之，我们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人，对于现存实物的调查，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项目……此外，我每于下乡时，在和本地人的访问谈话中，也常常得到文字上所无法得到的材料，足以引人思考，从中得到启发，我也认为这是我们史学研究者应该注意的事。

我总觉得我们研究历史的人不能单纯的从历史谈历史，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大量史料，广泛的应用史学以外的其他科学知识，参考外国的历史进行比较的研究。[3]

借助其他人文科学的知识，扩大历史学的视野，傅先生在这一时期进行总体性研究的成果，是对中国社会史的一大贡献。吴承明先生指出：

这个总体性研究是自梁启超提出“近世”这个概念以来对近世（16世纪以来）史最精辟的观点，这种博大精深的历史观是前无古人的。[4]

因此，尽管和年鉴学派在欧洲史学取得主导地位的发展相比，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显得沉寂，和外国人也缺少交流，但上述事实是不应该被抹杀的。

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经济史进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似乎可以这样说，以1982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创刊为标志，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在中国历史学界和经济史界占有了应有的位置，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和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两大中心。

林有能先生说：

80年代，活跃的经济史研究曾孕育出一个“闽粤学派”（有此一说），指的就是福建和广东两地的经济史研究者，他们所以会被冠以“学派”的雅名，主要原因就是前辈学者——福建的傅衣凌先生和广东的梁方仲先生分别在两地培养了一批学有所成的弟子，从而使他们的研究方向和学术风范得以传承和弘扬。[5]

更确切地说，梁方仲先生逝世以后，以福建广东学者为主体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是在傅衣凌的旗帜下集结的。林甘泉先生把它称为傅衣凌学派：

傅衣凌学派是解放以后形成的少有的几个学派之一，学术风格独特，有成果，有传人，其弟子是沿着先生的足迹走的。……傅衣凌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成果是学术界的共同财富，不管是不是他的亲传弟子，不管是否属于他的学派，都会从他留下的珍贵学术遗产中得到教益。[6]

傅衣凌先生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带头人的作用，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创建全国第一个中国社会经济史博士点，作为该学派高级人才的培养基地。1988年厦门大学专门史（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被评为首批部级重点学科。

二、创办新中国第一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杂志，迄今已连续出版了77期。

三、改革开放后，最先走出国门，把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介绍给世界，抢运中外同行的交流和互动。

四、组织和完成一批重大科研项目，取得创新性成果。

关于傅先生晚年主持科研项目的成果，外国人所知不详。我协助傅先生主持工作，故有些稍作介绍：

《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研究》（国家“六五”、“七五”社科规划的重点项目），从1983年起，课题?成员和研究生在闽南、闽西、闽北展开大量的社会调查，获取了许多民间资料。在史料整理方面出版了《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傅衣凌、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至1988年第3期连载），《闽南土地文书综录》（杨国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增刊》）；在在论著方面，出版了《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傅衣凌、杨国桢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近五百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和文化》（陈支平，上海三联书店，1991）、《明清时代福建的土堡》（杨国桢、陈支平，台北，国学文献馆，1993）、《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郑振满，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福建手工业发展史》（曾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则是作者参加调查研究后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

《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国家教委“六五” 社科规划博士点项目），成果有《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傅衣凌，人民出版社，1989）、《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杨国桢，人民出版社，1988）。

《明清东南区域山区与沿海经济的比较研究》（国家教委“七五” 社科规划博士点项目），成果有《明清东南区域的平原与山区经济专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这些科研项目凝聚和锻炼了厦门大学的学术群体，也是傅先生学术思想和学术风格得以传承和宏扬的重要原因。

傅先生逝世后，分散各地的学生继承他的遗志，光大他的学术，并有新的发现和跨越。近十余年来，他们走在社会经济史学科发展的前沿，出现如下可喜的新动向：

思维方式的转换和研究方向的多样化。在学术史回顾和对自身学派的反思中，发挥傅先生的学术勇气，改变固有的研究模式，实现从陆地史观到陆海互动史观的转换，从中国视角到世界视角的转换。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借助和应用更加熟练和深化，由于“科际整合”的方式不同，形成向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的分支发展与向海洋人文社会科学、历史人类学综合发展并存的多元化局面。

参预国际学术合作和学术思想的对话和互动。一批傅先生的学生和再传弟子走出国门，传播傅先生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也把国外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带回中国，应用在学术实践中。其中有李伯重借鉴国际中国史研究的成果，反思资本主义萌芽，对江南早期工业化的出色研究；在我和博士生们借鉴国际海洋史观对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开拓；有?支平、郑振满的福建社会文化史研究，等等。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的社会经济史学与人类学的合作与互动。1989年起，经国家教委批准，以武雅士（Arthur P. Wolf）、庄英章和我为主持人，美国斯坦福大学、台湾中研院民族研究所和厦门大学的历史和人类学者联手开展闽台社会文化研究。我们用三年时间在福建省的12个县做田野调查，搜集了32个村的民族志资料，并在台北举行了3次“闽台社会文化研究工作研讨会”，出版了3本《台湾与福建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庄英章、潘英海编，台北，中研院民族研究所，1994—1996）。1994年起，又增加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和复旦大学的历史和社会学者参预，开展华南农村社会文化研究，在上海、福建、江苏、浙江四省市调查了14县16个村的民族志材料，举办了了一次工作研讨会，出版了《华南农村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庄英章、潘英海编，台北，中研院民族研究所，1998）。郑振满又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合作，开展“仪式、地方文化和中国近代化”研究在莆田建立了“莆仙文化研究中心”，对莆田地域社会与文化作深入的调查与研究，出版了《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郑振满、[美]丁荷生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九十年代初开始，中山大学与英国、美国、香港的历史与人类学者联手开展华南地域社会研究计划，在福建、江西学者的参与下，结合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从闽粤赣地域研究入手，探讨宏观的文化中国创造过程。建立华南研究资料中心，1996年起，在香港科技大学出版《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至今已出版24期。在学术实践过程中，开始从区域社会史向历史人类学的转变，并于今年成立“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是傅先生和我指导的陈春声博士。

在国际学术界，“科际整合”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历史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边界更加模糊，在互相渗透和融合中产生了许多新兴学科生长点。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这一变化，受到人类学的影响，也可以说受到年鉴学派从经济社会史向历史人类学转向的影响；而人类学、特别是美、加和港台的一些人类学家，也受到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影响，注重民间文献的解读和阐释。

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新动向，反映了分化与重组的新格局。这一趋势还将继续下去。我以为，无论偏重于经济史或社会史、文化史，还是历史人类学，只要坚持经济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就是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发展。这“似乎是对经济史的背离，窿对经济史的发展是有好处的”[7] 。

在中国学术界，参与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已远远超出历史学界和经济史学界的范围，扩大为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法学、地理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专家参与的领域，他们都从不同的方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对他们抱有深深的敬意和钦佩。因论题所限，恕不一一介绍。

21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面临诸多的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我相信，当新一代学者接过接力棒后，一定有一个更广阔、光明的未来！

注释

[1] 邹兆辰、江湄：《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访林甘泉研究员》，《史学月刊》2000年第1期。

[2] 杰克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月，第55页。

[3] 《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第33、34、43、44、50页。

[4] 引自刘秀生《深切缅怀傅衣凌先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第1页。

[5] 林有能：《学术传承与规范》，《学术研究》1999年第9期。

[6] 引自上揭刘秀生文，《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

中国社会与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农村体育；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G812―4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6)04―0451―03

1　样本的筛选和确定

1．1　文献资料的筛选和确定　在《中国古代体育史》、《体育史》和《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志》等中检索1949年以前中国农村体育方面的文献；在《全国中文体育期刊篇名目录》的“中国体育”、“群众体育活动”等栏目查询1950―1993年有关农村体育的研究资料；在中国期刊网中，以主题词“农村体育”、“农民体育”、“乡镇体育”、“小城镇体育”、“乡村体育”、“村落体育”等主题词搜索1994―2005年与农村体育相关的论文。

1．2　国家社科基金和国家体育总局立项课题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代表着学科研究方向和研究水平，从1997年起体育学开始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学科，至2005年共立项218个，本研究以其中有关农村体育的立项课题为分析样本。

国家体育总局从1991年开始设立体育社会科学软科学课题，到2004年共立项737个，对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本研究也将国家体育总局农村体育方面立项课题作为分析样本。

1．3　博硕士论文 以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库”和“硕士论文库”、北京体育大学“硕士、博士论文库“和“中国期刊网”上的“中国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为检索对象。

2 结果与分析

2．1．1 农村体育研究的萌芽阶段(1840―1949年) 中国古代的农村体育基本处于传统自在阶段，农村体育的发展主要借助宗法力量形成的自组织推动，很少受到外来力量的干扰，在没有外界关注的情况下，谈不上理论研究。随着西方近代体育的传人，引起了中国历史上的“土洋体育之争”，为了推动中国民间传统体育的发展，出现了一些以研究和推动民间传统武术为主要宗旨的社会团体，如：1910年在上海成立的“精武体育会”；北京“体育研究社”等，它们以传习、推广民间传统武术为主要活动，并整理、编著和出版了一些民间武术的书籍，收到了宣传、推广体育运动的效果。

2．1．2 农村体育研究的逐渐展开(1949―1978年) 在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农村体育的研究在科研人员、科研条件、科研刊物方面均难有条件开启，在体育为人民服务，为国防和国民健康服务的“新体育”指导思想下，农村体育的发展开始得到关注，并开始步入有目的、有计划的发展时期，但对农村体育的研究也只是着眼于对解放区农村体育经验的总结与推广。

2．1．3 农村体育研究的全面深入发展阶段(1979年至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农村，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使农民对体育产生了内生性的需要，因此对农村体育的关注和研究也逐渐加强，特别是党和政府的重视和政策的导向，更是对农村体育的研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表1)。

2．2　研究主题与内容　1)农村体育的现状调查研究。在整个农村体育研究的文献中，如果将农村学校体育方面的研究内容单列，从1979―2004年，共有52篇农村体育现状调查研究方面的文章，占总数的36．6％，其在农村体育研究方面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2)农村体育的发展战略与对策研究。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从以下角度展开：一是从农村体育整体发展的角度，从宏观层面，根据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探讨农村体育的发展战略、对策和措施，如小康社会农村体育发展、西部大开发农村体育发展等；二是根据对农村现状的把握从区域的角度分析农村体育的发展；三是针对农村体育在组织管理、场地器材、活动形式等方面的问题提出发展策略。主要观点有：提出把小城镇作为农村体育发展的战略重点和重视农村学校体育在农村体育发展中的基础作用。

3)农村体育与经济、社会文化的关系研究。如刘志民、虞重干在其专著《小城镇体育，大社会问题――我国16个小城镇经济、社会与体育发展的实证研究》(2005)中，对小城镇经济、社会与体育发展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但缺乏历时性的实证研究成果。

4)农村体育产业、市场的研究。成果较少，基本处于关注、阶段，究其原因是当前农村经济整体落后体育消费是不可能有大幅度的上升，因而与农村体育消费相关的体育产业、市场方面的研究也就不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5)农村体育发展的历史研究成果偏少，主要集中在改革开放前，特别是中农村体育的经验、教训总结。

6)农村学校体育研究。对农村学校体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农村学校体育课教学、课程设置、体育教材的研究；2)农村学校体育工作研究；3)农村学生体质状况、体育观念研究；4)农村学校体育场地、器材设施的调查研究；5)农村学校学生课外体育活动和课余训练的研究；6)农村学校体育师资状况的研究。

2．3　研究方法 实地研究和以问卷法为主的调查研究，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两种主要方式，在农村体育研究中以现状、对策研究为主题的也主要采用了这两种主要研究方法。

2．4　国家社科基金和国家体育总局软科学立项资助情况表3是历年国家社科基金农村体育研究立项资助情况，农村体育立项资助总数只占体育总数的3．67％。国家体育总局自1991年开始设立体育软科学课题以来，直到1999年课题指南上才开始有农村体育方面的条目，以问题、现状调查研究方面居多。表4是历年国家体育总局农村体育研究立项资助情况，虽然总体资助比例并不很大，只占总数的4．1％。从总体情况看，被资助立项的课题基本上都没有脱离课题指南的框架(表4)，而且近年来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很多高水平的研究论文有很多都是属于基金资助的，充分体现了基金对农村体育研究的扶持、导向作用。

2．5　学位论文中的农村体育研究现状 根据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库”和“硕士论文库”、“北京体育大学硕士、博士论文库”和“中国期刊网”上的“中国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的检索，涉及农村体育研究方面的寥寥无几，只有1篇博士论文，是上海体育学院刘志民的《我国16个小城镇经济、社会与体育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2003)。硕士论文以农村学校体育方面的研究居多，说明农村体育方面的研究课题没有被博士、硕士研究生所重视。

3　对中国农村体育理论研究的评价与思考

3．1 中国农村体育研究的不足之处 1)农村体育研究的边缘化。长期以来，我国体育科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现代竞技体育的研究，近年来，体育产业、职业体育和城市社区体育的研究也受到重视，而农村体育的研究基本成为被人遗忘的角落。从历年的立项情况看(表2和表3)，国家对农村体育研究的资助力度显然不够。因此，无论是从每年的数量还是质量看，农村体育研究离实践的需要都相距甚远，根本无法对农村体育的实践起到应有的指导作用。农村体育研究的边缘化还表现在研究的“纯体育化”，缺乏把农村体育放在地方社会文化变迁的背景中进行调查分析，使农村体育的研究融入社会学、人类文化学和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之中。

2)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比例失衡。从农村体育的研究文献看，对农村体育的概念、范畴，以及农村产生、发展、变化的机制和发展规律缺乏研究。大部分研究都热衷于现状调查和宏观战略研究，仅仅满足于利用问卷调查几个活动因素或原因，机械地以现代体育的标准来判断农村体育发展的状况，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对策或建议。

3)对研究对象的把握不清晰。研究对象的确定性是任何一项研究获得独立品格的前提条件。在我国，农村“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相对城市而言，是指县及县以下的乡镇和村庄”。因而，农村体育从广义上说，就是指在县及县以下广大农村开展的体育活动，在中国当前的体育语境下，农村体育所包含的内容就应该包括农村群众体育、农村学校体育、农村体育产业和农村竞技体育，还包含在农村地区的少数民族体育。

4)研究方法单一。目前我国体育界已有开始重视农村体育研究的趋势，但由于在总体上缺乏方向性的理论指导，科研工作大多是一种自发、分散性的研究，因而，论文缺乏足够力度，其实用价值受到影响。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种类少，采用多种方法进行综合交叉研究的论文少，问卷法用得较为普遍。虽然采用问卷法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更节约、有效地获得大量的调查资料，具有成本低、调查面广等优点，但问卷法除了具有效度和信度方面的固有缺陷之外，宏观的大规模问卷调查所获得的数据，又往往会丢失甚至遮蔽一些有血有肉的现实生活。特别是对农村体育历时性变迁的“过程”研究，一个时点上的共时性问卷调查显然有很大的局限性。

3．2　对农村体育研究的思考　1)选择恰当的研究对象。农村体育的主体主要是农民，因此，农村体育也必须承认城乡所客观存在的物质差别、社会文化差别，在此基础上，才能有针对性地采取有别于城市体育的实施途径和方法，农村体育研究的实质也就是要探寻在农村的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体育活动特点、规律和运行机制，为农村体育的开展提供指导。因而，在农村体育的研究中，只有将相关的体育活动置于一定的时空背景下进行横向和纵向分析，才能真正揭示农村体育发展的内在机理。

2)重视历时性研究。在农村体育的以往研究中，大多是共时性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某一个时间点上农村体育的发展现状，缺乏历时性研究。而要深入地研究农村体育、理解农村体育，就应该扩大农村体育研究的视野，关注作为农村体育活动背景的中国社会的巨变过程。通过引入历史和变迁纬度，研究不同历史时期农村体育活动的不同表现内容和形式，探寻社会变迁过程中农村体育变迁的动因、现状、过程和问题，解读农村体育变迁与农村经济、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把握农村体育的发展特点和规律，藉此认识农村社会文化变迁的动态过程。

3)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以及其他农村问题研究的成果。当前，我国农村体育的研究尚处于幼稚期，理论和方法都还很不成熟，只有借鉴其他相关学科成熟的理论、经验和研究方法，农村体育的研究才可以少走弯路，加快发展。由于“农村”是一个地理的，同时也是一个文化的概念，所以“农村体育”研究包括历史、社会、宗教、民俗、经济、政治、地理等多个领域。因此，我们应尽可能地采用多门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尤其是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政治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农村体育进行总体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