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通货膨胀的形成机制

摘要：本文立足全球化视角，构建了一个通胀形成机制的逻辑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对产出缺口、流动性等通胀形成要素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扩展菲利普斯曲线，构建ADL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产出仍是重要因素，不能因产能过剩而忽视潜在的通胀压力；货币并不必然造成通胀，但如果经济持续增长，货币充分进入实体领域则将化为现实通胀；资产价格对物价的影响显著并蕴含着巨大风险，货币政策应该关注资产价格；通货膨胀预期不断强化，并使得通胀具有自我形成机制，合理引导通胀预期非常必要。

关键词：通货膨胀；全球化；形成机制；扩展的菲利普斯曲线；ADL模型

文章编号：1003-4625(2010)04-0034-05

中图分类号：F821.5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2010年我国将呈温和的通胀已经成为多数人的共识，通胀似乎不是问题。然而，2009年的经济工作会却首次提出了管理通胀预期的问题。这或许意味着，决策层一方面亦判断通胀不会很快到来，但另一方面，却认为潜在的通胀压力必须高度重视。应该说，在各方观点较为乐观的情况下，决策层如此定调，正是源于通胀成因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尤其是随着近年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通货膨胀的形成机制和表现形式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传统的思维方式和经济理论分析框架已经受到了挑战(张晓慧，2009)。因此，当前必须站在全球化的视角上认识和研究通胀问题，才能准确把握通胀形势，并据此做出合理的政策选择。

本轮通胀(2002.03-2009.07)是我国在融入全球化后经历的第一次相对完整的通胀周期，也为我们在全球化视角下研究通胀的形成机制提供了一个典型样本。解析这一轮通胀的背后的决定性因素，将为我们判断未来的通胀形势提供有力的支撑。因此，本文将首先基于全球化视角构建一个逻辑分析框架；然后，在此框架下考量各通胀形成要素；最后，结合当前形势对通胀走势做出判断，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

二、全球化视角下的通胀变动机制：一个简单的逻辑框架

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速是最近30年来世界经济发展最为突出的特征。尤其是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四国”和新兴市场国家融入经济全球化行列，世界经济格局和增长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伴随着这些变化，全球化对各国商品价格、通货膨胀的影响机制也在不断地动态演进。之前的研究和实践普遍表明，经济全球化对通货膨胀产生了向下的周期性压力，全球化是过去30年来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通货膨胀率降低的关键因素之一(IMF，2006；Borio and Filardo2007)，全球的通胀水平随着全球化进程由1980-1984年的14.5％下降到2005-2006年的3.8％(Rogoff，2006)。但最近的研究却开始质疑全球化对通胀的压低作用，Taylor(2008)认为，全球化导致通货膨胀率下降可能是一种误导；而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2008)则认为全球化有可能助推通货膨胀，并且对价格稳定存在潜在的风险。事实上，如果我们从全球化对通胀的影响全过程来看，全球化对通胀的压低和助推作用都是存在的，只不过是在不同的阶段，表现出来的合力方向不同，不管是之前全球的持续低通胀还是之后全球物价水平的结构性上涨，其背后都是全球化对通胀的作用机制在发挥着作用。下面，我们将构建一个基于全球化视角的逻辑框架(如图1)。

全球化通过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和工资抑制效应、增大全球总供给和形成主要经济体低通胀目标偏好等渠道，压低了全球通胀水平，使得世界经济呈现“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这正是过去30年所发生的情况。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和世界经济格局的分化，全球化对通胀的作用方向逐步逆转。

一是全球产出缺口加大。随着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融入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世界经济逐步呈现出以美国为代表的过度消费增长模式与以中国为代表的过度投资增长模式间的“二元”格局。在这种经济格局下，美国政府、居民和企业借助现代金融制度安排，无节制地放大消费需求，而处于工业化加速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则以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为代价不断加快投资速度以谋求经济的快速增长，两者相互强化，使得全球产出水平迅速逼近并超过潜在产出能力，包括资源、劳动力等在内的全球化红利开始进入边际报酬递减阶段，全球化对通胀的压低作用逐渐减弱，通胀压力随着正产出缺口的持续而开始日趋加大。

二是全球流动性过剩。持续的“低通胀、高增长”态势，使主要经济体在较长时期内都实施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而在世界经济呈现明显“二元”格局的背景下，美国凭借在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权，通过贸易逆差无节制地向世界输出美元货币，而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则积累了大量的贸易顺差，使全球呈现出储蓄过剩的局面。与此同时，由于全球优质资产的短缺(Rajan，2006)，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积累的大量顺差只能回流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以购买其发行的资产，为“过度消费”的增长模式提供资金支撑，进而形成更大的顺差。这种资金流的往复循环在不断强化固有的经济增长格局的同时直接推动了主要金融市场的繁荣和膨胀，从而创生出多种形式的流动性，并不断转化、派生，不断加剧流动性过剩的局面。

三是大宗商品价格的快速上涨。一方面，随着全球产出超出潜在产出水平，相对稀缺的大宗商品逐渐成为瓶颈资源，进而呈现价格刚性并快速强化；另一方面，全球流动性过剩，大量的投机资本追逐相对稀缺且保值能力更强的大宗商品引发其价格的大幅上涨。

四是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和工资抑制效应逐步弱化。根据巴拉萨一萨缪尔森效应，发展中国家的汇率不断上升，提高了出口产品的价格；同时，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深化，劳动力和资源品的市场定价机制逐步完善，资源要素价格重估也抬高了工业制成品的生产成本。

因此，在上述各因素作用下，全球主要经济体均进入同步的通货膨胀上涨周期。作为已经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且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扮演者重要角色的我国，通胀更是具有鲜明的全球化特征。

三、全球化视角下我国通胀成因的具体分析

在上述框架下，对我国本轮通胀的成因进行具体分析。

1.产出缺口对通胀的影响。2002年以来，我国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期，持续多年的两位数以上的高增长，使实际产出逼近并超出潜在产出水平，并从2005年开始呈现出产出缺口不断加大的态势。与此同时，我国物价水平变动与产出缺口变动之间呈现出明显的相关性(图2)，尤其是在2006-2008年，我国出现较为严重的通胀时，明显伴随着巨大的产出缺口。需要注意的是，我国此轮产出缺口变动与全球产出缺口的变动表现出了明显的同步性。

2.流动性过剩及转化。近年来，流动性过剩已经

成为全球性问题。对我国而言，全球流动性主要通过贸易顺差和直接投资等渠道大量进入我国，在我国现行外汇管理体制下，一方面，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另一方面，以外汇占款的形式形成基础货币投放，从而将全球流动性转化为国内银行体系和金融市场上的流动性。2001-2008年，我国外汇储备增长了11.5倍，外汇占款与基础货币的比重上升了3.32倍。与此相对应，2007年以来基础货币的增长明显加快，并通过货币乘数推动货币供应量M1和M2增长加快，加剧了国内流动性过剩的局面，使通胀的货币条件不断强化，最终影响到物价。

3.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传导。由于融入世界经济的规模庞大，我国形成了对外部市场和资源的双重依赖。2002年以来，国际市场的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出现了大幅上涨，在此背景下，我国物价走势难以避免地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攀升的推动，从而具有鲜明的“输入型”特征。从图3中可以看到，我国CPI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综合指数(CRB)之间存在明显的联动关系；而滞后一期的PPI与国际能源价格(WTI原油期货价格)的变动趋势亦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4.人民币汇率的升值效应。2005年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出现了大幅升值，就具体某个国家内部而言，汇率升值往往被认为具有抑制通胀的效应，但多数研究显示，汇率对我国进出口价格和CPI并没有明显的抑制效应。应该说，我国汇率尽管出现升值，但仍然长期低估，名义有效汇率持续低于真实有效汇率，这就造成，一方面，我国顺差持续扩大，因外汇占款而产生的货币投放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大量国际投机资金因升值预期而持续流入我国，在增加流动性的同时进入资产领域，驱动房地产等相关行业快发展，反而扩大了总需求，推动了物价上涨。

5.资产价格对通胀预期的强化。由于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和土地供给的单一垄断性，我国房地产价格存在长期上涨的必然趋势。在通胀预期背景下，国内外大量资金就会流向房地产市场，推动房地产价格加速上升，而房价上升又会增强通胀预期，驱动更多的资金不断进入，进而在房价和通胀预期之间形成相互联动的自我强化循环。我们可以从房价与通胀预期、土地价格与物价指数间高度同步性上直观地看出来(图4、5)。

此外，农产品价格上涨和资源要素价格改革亦是本轮通胀中两个直接因素。如果从全球化的经济分工格局看，两者从本质上都是不同部门之间扭曲的要素价格深刻调整的外在体现，是对我国融入全球经济之后，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发展工业，即“以农养工”和以低成本的资源要素、劳动力和环境为代价支持外向型经济发展，即“以内养外”的纠正。因此，转变发展方式就必须对劳动力、资源和环境价格形成机制进行改革，劳动力和资源价格也必将随之呈现趋势性上涨，并具有不可逆性。

四、基于ADL模型的实证

我们将采用扩展的菲利普斯曲线，构建计量分析模型进一步考察通胀的各影响要素。

1.模型构建。本文借鉴Gordon提出的短期通胀率动态机制模型：

πt=C+α(L)πt-1+β(L)yt+γSt+εt　(1)

其中，πt表示通货膨胀率，yt表示经济增长率缺口，St表示供给冲击因素。但由我们的分析框架，影响通胀的因素显然要更加复杂，首先，通胀预期因素不仅仅是由πt-1决定的，对我国目前而言，流动性和资产价格显然已经明显地影响到了通胀预期；其次，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通胀对全球的产出缺口也越来越敏感(韩剑，2009)；最后，我国面临的不仅仅是供给冲击，包括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汇率变化、农产品价格压力释放、国内要素价格调整等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价格变动。因此，考虑以上因素，我们对Gordon的模型进行扩展如下：

πt=C+α∑πt-i+α2∑Lt-j+α3Assett-1+β1+β∑WYt-m+β2∑NYt-1+γ∑∑Xt-q+εt　(2)

其中，Lt为流动性，分别选取美联储联邦基准利率、外汇占款、国内银行间市场7天回购利率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作为国内外流动性的变量。Assett为资产价格，选择房屋销售价格指数作为变量。WYt、NYt分别为全球产出缺口国内产出缺口，分别用美国消费和国内工业增加值代替；Xt表示以上提到的其他相关控制变量，分别选择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指数(CRB)、真实有效汇率等作为变量。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变量设定和数据可得性的问题，工农关系调整和要素价格重估很难有合适的替代变量，考虑到其对物价的影响可能在其他变量中有所反映，因此，模型中将不直接列出。

2.实证分析

本文拟采用ADL(Auto-regressive Distributed Lag，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模型变量采月季度数据，样本区间为2001年1月到2009年6月，共计102个样本。考虑到房地产价格数据从2005年7月份开始才有月度数据，本文将把样本区间分为两个子样本区间，并分别对总的样本区间及两个样本子区间进行实证分析将计量，即(1)对2001年1月至2009年6月样本区间进行实证分析，但资产价格变量不列入考察范围；(2)对2001年1月至2005年6月子样本区间进行实证分析，资产价格同样不列入考察范围；(3)对2005年7月至2009年6月字样本区间进行实证分析，将资产价格列入考察范围。当然，这样的划分，除数据本身的原因之外，还有两点：一是2005年7月，我国进行了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此后人民币大幅升值，且汇率更加灵活，外部冲击因素随之可能有所变化；二是我国房地产价格在2005年之后才开始大幅上涨，并引起多方关注，可能成为引发通胀预期的重要因素。因此，对不同的样本区间进行对比分析，将有助于我们对影响通胀的各变量进行更加全面和更有针对性的研究。数据分析采用Eviews统计分析软件。

我们根据AIC和SC原则确定不同变量的滞后期，首先形成“一般模型”，各指标均通过检验。然后根据“一般模型”中各解释变量的系数t检验结果，

逐步剔除不显著变量，得到“简单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2。

根据实证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

(1)CPI明显受到通胀惯性或者通胀预期的影响，但第二个子区间内显著程度明显下降，这意味着，在这个区间内影响物价的其他因素变得更为敏感。

(2)产出是通胀的主要影响变量，但2005年7月之后产出和物价的关系则不显著。这可能意味着，随着全球化红利进入边际报酬递减阶段，菲利普斯区间逐渐变得陡峭，而当部分能源、原材料等要素成为瓶颈资源后，进一步制约了产出增长的空间，菲利普斯曲线由此接近垂直，因此，物价与产出先是表现为同向增长，达到一定时点后，产出不再或较少扩张，而物价则继续大幅上涨，两者的关系不再显著。

(3)货币一直是CPI的重要影响变量。从整个样本区间看，滞后的M2与CPI之间存在正相关性，但在不同的样本区间与CPI的作用方向不同。我们认为，货币是跟随的，即只有进入实体经济领域媒介产品交易，才能造成物价上涨。因此，之前的货币投放，更多地进入了实体经济，推动了产出增加和物价上涨；而之后的货币投放，更多地滞留于银行体系或进入资产领域，没有起到直接推升价格的作用。

(4)资产价格正在成为推动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我们在第二个子区间加入了资产价格即房地产价格变量，整个方程的拟合度明显提高，而资产价格与CPI间的系数更是达到0.39，成为仅次于通胀惯性的因素。这也印证了前文的分析，当前资产价格的合力方向的确是推动价格上涨的。

(5)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一直影响物价，并在2005年7月之后明显增强。究其原因，一方面，之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相对较小，而另一方面我国的产出弹性较大，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更多地被厂商承担；但随着全球产出缺口加大和我国产出日趋刚性，国际大宗商品逐渐成为瓶颈商品，其价格的大幅上涨不可避免地带来输入性通胀压力。

(6)人民币升值预期对物价的推升作用持续存在，这说明，在人民币币值一直低估的背景下，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持续存在，吸引了外资的大量进入，通过扩张总需求或者推高资产价格等方式，不断形成物价上行的压力。

五、主要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构建全球化视角的逻辑框架和实证研究，对我国的通货膨胀的形成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基本结论和启示如下：

一是产出是影响通胀水平的主要变量。在既有的发展方式下，即使是存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瓶颈商品的成本刚性仍然会带来结构性价格上涨压力。我国在经济短期下行后快速回升，并在既有增长模式下加速前进，经济企稳向好的趋势是值得肯定的，但同时我们也可能因此面临着较大的通胀压力，尤其是不能因为存在产能过剩，就对通胀问题过于乐观。

二是货币因素是通胀的必要条件。没有证据表明，为应对危机而大量投放的货币必然引发通胀。但随着经济继续复苏，投放的货币充分进入实体经济，就有可能引发现实的通胀，因此，有必要有序地回收流动性，将其保持在合理的水平上。

三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对物价有显著的影响。近年来，国家大宗商品价格加速上涨主要是总需求扩大和投机因素的作用，因此，稳定向好的经济形势会使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保持总体向上的态势，但未来1-2年内，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将会增大其价格的波动性，从而使我国不会面临持续的输入型通胀压力。

四是资产价格对物价的影响越来越突出。资产价格飙升推高物价，但一旦资产价格泡沫破灭，造成的价格急速下行却将是以经济衰退为代价的(次贷危机是明显的例子)。目前，我国持续高涨的资产价格同样隐含了巨大风险，因此，货币政策应该关注资产价格，防止由此造成的物价剧烈波动。

五是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持续存在通胀压力。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提高汇率弹性，通过合理升值抑制国内通胀；同时也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有效应对外部冲击。

六是当前资产价格和货币投放等因素正在不断强化通胀预期，并有可能通过投资和消费行为，使得通胀越来越具有自我形成机制，合理引导预期尤为关键。

参考文献：

[1]韩剑.全球化、全球产出缺口与国内的通货变动[J].世界经济研究，2009，(6).

[2]刘元春.中国通货膨胀成因的近期研究及其缺陷[J].经济学动态，2008，(10).

[3]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外部冲击与中国的通货膨胀[J].经济研究，2008，(5).

[4]张晓晶.通货膨胀形势、潜在增长率与宏观调控的挑战[J].经济学动态，2008，(1).

[5]让一克洛德・特里谢.全球化、通货膨胀与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J].中国金融，2008，(10).

[6]Alessandro Galesi and Marco J.Lombardi，2008，“External shocks and international inflation linkages：a Global VAR analy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