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与解放思想

“十二五”期间，江苏将把创新驱动作为核心战略，把科教兴省与人才强省作为基础战略，大力加强自主创新和发展创新型经济，加快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使科技进步与创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

科技创新在本质上是人类思想解放、认识不断升华的过程。每一个科技创新成果都是人类思想变革的结果。解放思想的根本目的是突破科技创新的禁忌，解放科技生产力，培育现代科技之树生长的土壤。目前，改革不利于科技创新的体制、制度，形成有利于科技创新的机制、氛围，是解放思想、推进科技创新的突破口。

在过去30多年的发展中，由于同质化平面扩张可以取得较好收益，握有巨大资源控制权的政府，通过推动强有力的投资，可以形成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官员和企业都可以取得较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业绩。但是到了创新驱动阶段，由于发展突出地表现在质的提升上，经济动力主要靠经济主体内生的创新能力和创新动力，取决于知识和人才，这种独特资源是要依靠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的机制产生的，而权力本位(官本位)与这种机制是冲突的，并可能成为极大的障碍。因而，在创新驱动阶段来临时，必须进行一场迈向知识经济的革命，树立知识和人才的权威，将权力本位代之以知识本位，经济发展由以往靠政府权力推动转变为以知识和技术创新为标准的优胜劣汰所推动，真正形成一个能够民主和自由地发挥创造力的氛围，从而使创新驱动的动力不断地增长并产生应有的成果。

权力、资本、劳动、知识、技术、信启、等都是科技创新的基本要素，都参与科技创新过程创造社会价值，但参与创造的价值大小和比重有所不同。从创新驱动战略的要求来看，当前在科技创新领域，存在着权力与知识二者的结构性失衡，甚至不同程度地产生一种“强权力一弱知识”的结构性格局。创新、探索、求真，原本是一种创造性的精神劳作，它不同于体力劳动的地方就在于它不可能在高压和威逼之下发挥到极至。相反，只有在宽松、愉悦的心境下，才能激发出灵感，才能专心致志，进行深入的、极其抽象的逻辑思考。

真正意义上的科技创新，应该把求真求知看作是人生、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的使命，把能为人类知识宝库增添多少新东西，看作是个人和团队价值的象征。这就是知识本位的真谛。我们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和新的境界上来全面深入地理解创新驱动，以解放思想打破权力本位，重构知识本位型的有利于科技创新的机制和氛围，并且应当立足知识本位来进行顶层设计。

倒逼企业形成创新动力机制

江苏多数企业的盈利模式是在进入门槛不高的条件下，依靠各级政府的行政驱动和政策支持，依靠消耗曾经十分低廉的资源和劳动力，在低利润率基础上，以生产数量的扩张获取必要的利润。不少企业甚至以仿冒先进企业的创新成果为生，生产规模和盈利不断扩大，由此形成产业同质性、低层次、规模攀比的竞争，产业的扩张速度往往远快于创新周期。那些低端产业和产品往往能够占据市场优势，那些技术层次较高、具有创新成果的企业反而难以生存，其产生的效应是产业“逆淘汰”趋势。由于创新需要大量投入，而投入又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因此认为“不创新慢慢死，一创新快速死”，在中小企业里面，这种心态相当普遍。与此同时，由于劳动力的廉价和充裕，在很多领域呈现劳动力替代资本和高效率技术的倾向。

近几年，资源要素和环境约束的“倒逼”带来的新知识、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产生人们始而未觉的进展，甚至解决了多年未能解决的问题。为此，需要调整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以市场为导向，继续强化资源有效利用标准和环境保护标准，遏制低效消耗资源和损害环境的投资行为；以资源要素价格及资源税的调整，遏制那些依靠低成本要素供给维持低水平规模扩张的行为；同时，大力保护知识产权，遏制盗用他人知识产权、仿冒先进企业创新成果以盈利的行为，促使企业知识创新以求生存和发展。

营造良好的创新运作机制

目前一些科研部门、大学或企业，“学者官员化”与“官员学者化”越来越成为重要现象。一方面，将那些在个人研究上已经冒尖的人物，转化为“双肩挑”的角色(既是个人的专业研究人员，又是一定的行政领导)，此时，其个人研究工作的深度往往受到影响，本来在其已有研究基础上已经可以进行“最艰难的突破”，但是一旦出现这样的角色转换时，其工作的方向发生某种偏移，可能的“突破”就被搁置下来。很多项目主持人、学科带头人、拔尖人才为组织申请新课题、应付各类评估检查、参加尤关会议等所消耗的时间和精力越来越多，已经直接影响到了科研创新能力建设。另一方面，就是干脆用行政官员作为学术研究领域的业务掌控者，在确定重大研究方向、进行关键性的人财物资源配置、评价研究成果等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虽然外行并非完全不能领导内行，但是在专业化要求很高的研究单位，外行领导内行确实会导向误区，至少可能是应有的学术研究能力不能真正实现其价值和做出应有的贡献。

要从官本位转换为知识本位，改变权力控制的各种无序替代状况；要将激励个人创新和鼓励团队创新相结合；从注重物质财富转化为重视知识和精神财富；从外生性推动转化为人的内生性推动，因为创造力是无法靠外生性强制推动的，必须内生地切实调动科技人才的积极性。

再造科技成果评价机制和创新风险承担机制

一般而言，科技成果的创新价值是其突破前人、有新的内涵和意义的成果，而应用价值则是指把现有成果应用于实践而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两者是在不同的层面显示其不同的价值，因而必须区分开来用不同的标准加以评价。但是目前在评价中往往混淆在一起，而产生不合理的评价结果。此外，对科技成果创新价值的评价，应该是由处于该领域研究前沿的专业人员来进行评价，才能真正衡量出创新的程度。但是目前不少科技、人文科学成果以及人才资格(如职称)的评价，却仍具有很强的行政化特征。

为此，需要完善科技成果的评价、奖励以及创新失败的退出机制，从而使创新成功者得到利益，创新失败者得到保障。真正的创新往往孕育在失败可能性较大的没有人做过的事情中，探索过程的挫折和失败的次数总是要远远多于最终的成功次数，且创新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失败本身是一种越来越重要的学习方式。现在很多企业和科技人员普遍担心失败，很不情愿冒风险。其核心原因是官本位下的“败者为寇”的社会环境影响以及从失败中走出来时所遭受的人财物时间信息等方面的制约。为此，我们必须大力倡导给创新过程中的失败以充分容忍与鼓励的氛围。

构建科技型企业家创新创业机制

经过30多年的制度变革，科技型官员队伍、科技工作者队伍和企业家队伍都不断成长壮大，但王选、柳传志、施正荣式的科技型企业家却明显不足。优秀的科技型企业家是世界上最稀缺的资源，他们是特殊的企业家，又是特殊的科技专家，其能力和特质是无价之宝。在科技创新中，科技型企业家是核心和灵魂。只有这种企业家才能把各种生产要素整合起来，形成现实生产力，才能实现从研发产品商品市场产业货币的连续跳跃和良性循环。科技型企业家的本质是创新创业，他们能以独特的眼光看到潜在的市场和潜在的利益，敢于冲破传统模式，将各种经济要素进行新的组合。科技型企业家的独特能力在于资本经营能力，打“资本牌”，使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各类资本得到最优化的合理配置。

科技型企业家不是由政府造就和培养出来的，也不可能靠行政性的“评比”产生，政府只能在知识本位的基础上造环境。知识本位型市场经济制度和政策的构建应当形成清晰的产权制度以及对私有财产的普遍尊重，应当有利于保护科技型企业家的首创精神、刺激他们的功利思想，引导他们去创办企业，取得合法的收益。同时，政府要为创业者提供公共品，包括基础设施、财务金融服务、技术支持服务、市场营销服务、法律服务、教育培训、人才引进等，创造更适合科技型企业家成长的“经济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