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人力资本 构建社会资本

一、问题的提出

由于人口数量庞大和自然资源限制，我国人均土地面积大约为3亩，仅是俄罗斯和巴西的1／7，美国的1／8，澳大利亚的1／125，农业劳动生产率非常低下。1978年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产品统购制度，城市粮食定量供应制度和户籍制度，使广大农民束缚于小块土地之上，胼手胝足于阡陌之间从事收入极其微薄的艰苦劳动，过着贫困的生活，又不能外出打工。上世纪80年代中叶，人们开始接受发展经济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理论，认识到：我国经济是典型的二元结构，农村中存在着大量的边际劳动生产率非常低下的剩余劳动力，剩余劳动力的继续存在而不减少甚至扩大是农民贫困、农村落后的重要根源，因此，农民离开乡村进入工资水平较高的城市务工是必然的、合理的，城市打开门户吸纳由于原来收入很低而愿意接受比城市一般水平较低的工资的农民进城务工，在经济上是合算的。在这些认识的推动下，农村基层组织逐渐放松了对农民离乡进城的约束，城市企业和市民逐渐扩大了雇用农民工的规模，粮食能在市场自由流通保障了农民工在城市务工基本生存的物质条件，据估计，20多年来，进入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总数已在1亿人左右。

大量的乡村―城市人口流动，确确实实产生了发展经济学中颇有说服力的刘易斯模式所预期的效果，一方面，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另方面，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以输入农村劳动力较多的6个省市2002年的GDP为例，广东省为11769亿元，江苏省为10631亿元，山东省为10542亿元，浙江省为7196亿元，上海市为5409亿元，福建省为4682亿元，各占当年全国GDP的10．9％、9．9％、9．8％、7．2％、5．0％和4．3％，总计起来，几乎占全国GDP的一半。同时，这些省市利用低工资的农民工从事各种产业的生产，也刺激了对外经济的发展，2002年进出口商品总值分别是，广东省1063亿美元，上海市412亿美元，江苏省355亿美元，山东省158亿美元，浙江省147亿美元，福建省119亿美元，在全国当年进出口商品总值2952亿美元中各占36％、14％、12％、5．3％、5％和4％，总计起来达76．3％。以输出农村劳动力较多的几个省市为例，2002年农村居民家庭平均纯收入重庆市为2097元，其中工资收入为783元，占37％；四川省为2107元，其中工资收入为711元，占34％；安徽省为2117元，其中工资收入为708元，占34％；河北省为2685元，其中工资收入为1043元，占39％。农民的工资收入只有少量在本乡本地获得，绝大部分都是外出在城市务工的收入。由此可以看到，农民工流入城市创造的价值在这些省市农村居民户均收入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在外务工的农民每年寄回大量汇款，2004年上半年，四川农民工由邮局汇到农乡的款项达152．06亿元，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了他们各自的家庭生活。少数农民工还能以数年撙节的工资积累起来作为办起小工商业的资本。总之，我国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乡村―城市人口流动已对城市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但是，由于两个关键问题得不到合理的解决，上述两方面的积极作用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这两个问题之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长期以来没有得到人力资本的开发，只受过低水平教育的广大农民工凭着青壮年的体力和尚未得到启迪的智慧离乡进城，干着低级、粗重、附加价值不高的劳动，从而只能赚得微薄的工资，难以根本改变自己和家庭的贫困状况。随着岁月流失，年龄老大，劳动能力逐渐下降，将面临被解雇的后果，于是他们只好沉淀在城市生活的低层，沦为棚户，过着艰难的生活，或者带着老病之躯回到家乡，勉强作一些力所能及的田间劳动，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中最脆弱的群体。另一个问题是，进城务工的农民，虽然一时有工可做，但很不稳定，随时有失业的风险，医疗卫生毫无保障，加上户籍制度的种种限制，农民工及其配偶和子女在城市中得不到与市民平等的待遇，他们不能融入社区生活。这些情况的存在，可以总称为农民工缺少社会资本的支持。

二、对农民工开发人力资本的必要性

通过各种形式的生产性投资而提高了的人的素质和劳动技能称为人力资本。人力资本这一概念是与刘易斯在1979年同时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舒尔茨首先提出的。众所周知，在农业问题上，他的理论同刘易斯的理论是完全对立的。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农业之所以落后是由于大量边际劳动生产率非常低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改变这种状况的唯一途径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舒尔茨则认为，发展中国家农村除季节性外不存在剩余劳动力，这些国家农村之所以落后是生产技术未能从传统模式中解放出来，形成新的技术，而更新生产技术的关键是人的素质的提高，只根据天生的生产能力，从人头数量多少去计算劳动力对生产的贡献是不正确的。“这种劳动概念在古典阶段就不正确，而现在，其错误就更明显。用算人头的方法去计算那些能够并想要干活的人数，而且把这样一种计算看做是衡量一种经济要素的尺度，这种做法并不比那种靠计算各式各样机器种数来确定这些机器作为一种资本存量或是生产服务流量的经济重要性更有意义”①。

应当指出，舒尔茨否认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看法并非正确，他观察到的印度一些村落只有季节性剩余劳动力的说法，根本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情况，但是，他尖锐地指出那种只从劳动者的人头数去观察他们的价值，只认为农村劳动力在数量上的乡村―城市流动就可以改造落后的传统农业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提高农民的体能、特别是智能，即他们的文化技术水平，也就是说，要把农民原生的、固有的能力，通过教育和培训开发为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舒尔茨这一观点富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人力资源开发，也就是人力资本形成。开发人力资源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体力投资，指改善营养和卫生条件使人们体质增强；一是智力投资，指普及教育和加强培训。教育和培训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人们受教育和培训后，获得了知识，提高了技能，从而增加了对新的工作机会的适应性和在工作中发挥专门才能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增强了他们求职的能力；另一方面，人们受教育和培训后，可以改变不正确的价值判断，提高纪律性，加强对工作和社会的责任感，也就是说，加大了他们在工作中的稳定性和应变能力。

然而我国现实情况是，农民教育文化水平低。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农村人口中小学文化程度的比率最高，达42．8％，15岁以上文盲率为8．3％。初中及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占39．1％。相比之下，城市人口中，小学文化程度为23．8％，15岁以上文盲率仅为4．6％，初中及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达65．4％，可见，农村人口主要由受过初中或小学教育，甚至文盲的弱势群体构成。由于教育文化水平低下，农民工的素质和生产能力必然不高，离乡进城难以求职，即使得到工作岗位，也只能从事低级劳动，创造的价值有限，工资必然低下。农民教育文化水平不高，其原因除了家庭因贫困无力送子女上学外，还在于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得不到充分的保证致使小学办学困难，适龄儿童入学不易。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农村教育经费总额其实在不断地增加，如1994年为485．5亿元，到2000年已增为919．97亿元，其中预算内经费由1994年的286．8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597．66亿元，可见，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中，预算内部分高于预算外部分，但我国各级政府对教育经费投入体制是，中央和省级的教育投入主要用于高等教育，较少用于基础教育，基础教育投入基本上由基层政府负担，特别是农村基础教育投入主要由县乡政府负担，中央和省级政府对义务教育只承担补助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的投入。由于基层政府的财力薄弱加上体制上的不健全，对教育投入往往不足或将财政拨款挪用，以致小学教师工资积欠，校舍破损无力修补，大大降低了基层教育的质量。

从体力投资看，我国农村也存在相当严重的问题。农村公共卫生和预防保健工作十分薄弱，农民缺乏基本医疗保障。国家对农村卫生预算支出偏低，从1991年到2000年，累计只有690亿元，仅占卫生预算总支出的15．9％。由于保健卫生事业资金严重不足，这些事业单位只好靠收取医疗费来弥补服务成本，以致医药费用不断攀高，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从1991年到2001年，农村医疗卫生费用平均上涨12．8％，而农民平均收入增长率仅为7．7％。广大农民收入水平低无力就医，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恹恹待毙，婴幼计划免疫项目不能完成，已经得到控制的传染病、地方病出现反弹，这种情况表明广大农民的人力资本在体力上难以形成。

西方一些学者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教育投资的收益率也进行了大量的经验比较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第一，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投资收益率是高的，不仅高于发达国家，而且一般高于物质资本投资收益率，因此，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是合算的。第二，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教育比较落后的国家，小学教育的投资收益率在各级教育中是最高的，因此，初等教育的普及具有很大的经济价值。早期的经济学家往往只是关注物质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这些以数量禀赋为特征的生产要素对生产力的影响。随着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人力资本理论的提出，经济研究越来越重视人力资本对生产力的重要贡献，开始把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分离，把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分离，具体研究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重。一项研究成果表明，美国1929―1982年间人均GDP增长的25％归因于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另一项研究成果表明，塞拉里昂农村劳动力摄取卡路里的水平点增加10％，农业产量就会提高3．3％。②有一位学者③的计量分析结果指出，全世界的平均教育回报率为10．1％，亚洲为9．6％。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何在成为中外经济学家进行研究的热门话题，一些研究成果充分肯定人力资本积累对促进GDP增长的积极作用，认为1978―1998年间，人力资本的积累在中国GDP9．4％的年平均增长率中所占的份额为24％，与劳动力数量的贡献份额相等。④最近，我国两位学者对人力资本在我国农村劳动力市场的作用作出了实证研究，得出几点结论：第一，教育显著地提高了计件工资者的工资收入，增加一年的教育可以使他们的工资水平提高7．5％左右，由于计件工资较好地反映了劳动生产率，因而有理由相信教育提高了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进而提高了他们的收入。第二，教育提高了劳动者到工业部门工作的机会，在工业部门工作可以得到较高的收入，据分析，在1990和1992年在工业部门工作的劳动者的家庭人均年收入分别增加56％和47％。而相应地教育增加一年，劳动者到工业部门工作的机会会增加2．2％和3．2％左右，这就意味着使家庭收入增加1．2％和1．5％，也相当于个人收入增加5％―7％。第三，教育使劳动者的工作方式得以改变，教育水平较高的人，工作时间的分配更加有利于人的发展，这也是教育回报的组成部分。⑤

总之，从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我们可以明确认识到：由于人多地少又缺少现代工具和技术，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十分低下，从而农民收入也是十分低下的，这是我国农村落后，农民贫困的重要根源，因此，乡村―城市人口流动是自然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单纯从人头上、数量上去推动乡村―城市人口流动还远远不够，经济效果是有限的。重要的工作是为广大农民工开发人力资源，使他们从低生产率的劳动者上升为人力资本。基于这种认识，我国朝野上下已朝着这一方向，作出多方面的努力。从中央到地方都已开始重视农村初等教育的义务性如何实现，如坚决清理对教师工资的拖欠，修茸校舍，更新设备，检查教学质量，控制学费征收，还启动“阳光工程”，旨在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和就业技能，今明两年，由教育部、农业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共同组织的这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将为500万农村转移劳动力进行务工前的短期培训。由科技部和农业部联合发起的“星火计划”把农民带入科技学堂，不仅对农民工进行培训，还对务农的农民进行农业技术培训，开展内容适用、形式多样的培训活动，以提高农民的科技致富能力，扩大农民就业。在乡村―城市人口流动数量最多的四川省，对农民就业培训的工作作出了很大努力。四川是农业人口大省，全省人口8700万人，其中农业人口6800万人，占78％。农村劳动力3800万人，其中剩余劳动力2000万人，常年外出务工农民1300万人，素质普遍偏低，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占23．5％，初中毕业或肄业者约占50％，受过专业技能培训者仅占9．1％。针对这些情况，四川省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失地农民开展了劳动力转移就业技能培训或农村适用技术培训。2003年，四川全省举办了农村劳动力转移技能培训班580多期，农村适用技术培训1300多期。在60多个主要输出劳动力的县、区，对近10万名外出务工农民、2万多农村科技致富带头人和50多万农民进行了培训。四川省科技厅还根据用工单位的需要，把培训同劳动力输出挂钩，在农民工中实行定向培训。在建筑、电子装配、服装制作以及高级服务等方面，采取订单式培训，使劳务输出由数量、体力型向质量、智能型转变，从而提高了农民工的就业率和就业稳定率，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平均上升近50％。

近一时期，一些地方出现了“民工荒”现象。这种现象决不能证明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已快速减少甚至不复存在，相反，从存量看，农村剩余劳动力还有1亿人，从增量看，今年外出打工的农民同比增长3．8％。但是，东部和沿海地区确实开始出现农民工招工比较困难的现象，如珠三角加工制造类企业用工缺口达到200万人，深圳市一些台资企业缺工30％至40％。我认为，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加工企业的生产技术已在更新换代，一般农民工的文化素质达不到要求，二是由于技术水平提高带动农民工生产力的提高，从而他们有增加工资的要求，如深圳市月工资700元以上的企业招工很困难，1000元左右的基本上可以保持正常用工，1200元以上的则能得到充分的劳动供给。三是由于这些地区的工资看涨，在乡的农民产生了攀比心理，预期入城后将获得较高工资，不愿意再以低水平工资接受雇用。这些原因恰恰说明乡村―城市人口流动对城乡经济、工业农业发展的积极作用，也证明了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虽是历史遗留的经济负担，但经过人力资源的开发，把只具有原生体力和智力的劳动力上升为人力资本，就是巨大的财富。

三、为农民工构建社会资本的重要性

通过人力资源开发把农民工固有的天赋智力和体力形成价值创造能力更高的人力资本，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必要条件，但还需要一个充分条件，那就是为农民工提供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本来是由社会学家提出的一个概念，上世纪90年代后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他们逐渐接受了这个概念并把它融入经济发展思维之中。经济学家们认识到：（1）劳动者在参加生产过程中除了全心全力之外，还需要一个适合自身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2）社会环境首先是正式制度，但除了正式制度外还有非正式制度。（3）非正式的制度涵盖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诸如社会地位、社会评价、信任互惠、合作协调等等人际网络或社会关系。（4）过去经济学家只从市场和国家两个方向去分析经济问题，着眼于市场时，往往突出在价格信号引导下人们对自身利益的追逐，着眼于国家时，往往突出政府对人们调整资源配置的强制。然而，只有把上述构成人际网络或社会关系的种种因素纳入视野之中，从市场、国家和人际关系三位一体地去考察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机制，才能较完整地看清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前景。

因此，新一展经济学家也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其定义是：社会资本是指“内在的社会和文化联系、制约人际关系的价值标准和人们所处的制度环境。当社会相互交往产生外部效应和促进为获取市场之外的共同利益而采取集体行动时，社会资本就会产生经济效益。”⑥社会资本的绩效如何从数量上进行测度是一个有待解决的理论问题，但是，不可否认：社会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客观上是推动经济上升的动力，从经济个体看，社会资本有利于更好的资源配置，从经济总量看，社会资本有利于增长和发展。

具体到我国的现实情况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乡村―城市流动中未能很好实现并提高自身价值，症结所在，正是社会资本的缺失。首先，户籍制度不仅造成农民与市民之间经济地位上的差异，还引出他们之间社会地位上的差异。1978年前，农村基层组织是不批准农民进城务工的，粮食定量供应体制更使农民无法在城市生存。1978年后，户籍限制逐步宽松，粮食市场自由形成，乡村―城市人口流动规模日趋扩大，一些发达地区率先试行户籍改革，但大多数城市仍然保留着户籍制度固有思维方式，对务工农民进入城市依然设置种种障碍，如农民工须办暂住证，进城求职少女须办计划生育证，正式招工单位要求报名者必须有城市户口，户籍区别还影响到下一代，如城市居民的配偶若是农民，则子女也上不了城市户口，有的城市甚至规定，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求学、上学须持有父母的户口簿、城市暂住证、租房协议、现居住地证明、劳动用工合同式工商营业执照、户籍地乡镇出具的监护情况证明等6种材料，还须缴纳借读费。其次，大多数农民工从事的是低级劳动，为了求生存，即使工作条件十分恶劣，缺少安全保护，甚至有危及生命的风险，也勉力从事，如山西省不少煤矿因设备落后，屡屡出现重大事故，农民工仍然下井采煤。第三，农民工与雇主往往不签订正式合同，有的虽然签订了，不少雇主也缺少诚信，不履行规定的义务，如拖欠工资，对工伤不予赔偿。第四，农民工是散漫群体，他们得不到必要的、正常的渠道向社会反映自己的意见和要求。第五，农民工涌入城市之后，虽然谋得了不稳定的工作，但由于上述的种种情况，他们长期不能融入社会，得不到邻里的关心和社区的互助，以致离乡背井之后，仍然长期在城市中处于游离状态，躲避城管的监督取缔，成为城市中的“非正式部门”，在城市中出现“次二元结构”。总之，由于社会资本的供给不足，农民工的自身素质和社会亲和力没有同城市进步和产业升级一道成长和发展，这是人力资源的重大浪费。

近期以来，这一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国务院把落实“进一步做好就业和社会保障，继续抓紧清欠农民工工资”的规定作为今年下半年宏观调控的一项重点工作。四川省成都市重视农民工子女能够享受城市孩子受义务教育的同等待遇，今年在读、新入学和转学的农民工子女46547人。此外，还对区市县政府修建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每所给予50万元补助。福建省厦门市拨出728万元专款，用于扶持各区具有较好实力吸纳农民工子女的民办小学。广西省南宁市规定，凡是持有暂住证的农民工均能申请安排学龄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免收借读费。

今年9月中旬，在北京举行的国际社会保障协会全球大会《北京宣言》中指出：“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存在基本秩序。社会保障通过支持经济增长和增进社会凝聚力，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社会与经济发展必须同步进行，而社会保障是实现经济和社会关系的重要因素。为了减少贫困和实现社会融合，必须将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扩大到那些尚未从任何正规社会保障计划中受益的群体。社会保障是所有减贫战略的核心，必须寻找扩大覆盖面的新方法。”⑦这些话对社会资本的意义和重要性作出了很好的诠释，并提出了构建和扩大社会资本的方针路线和政策建设。

四、几点结论

1、我国有世界上最多的农业人口，自然资源又不丰裕，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导致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十分低下，从而农业劳动者的收入也十分低下，这是我国农村落后、农民贫困的重要根源。

2、城乡收入的差异促使农民涌入城市。乡村―城市人口流动，一方面促进了流入城市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提高了进入城市的农民工的收入并给所在农村带来了良好的经济后果。

3、单纯数量上的乡村―城市人口流动的正面效应是有限的，如果不重视农民工体力和智力的开发使原始的劳动力转化为人力资本，如果不重视农民工社会地位的改善使他们融入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市民一样得到社会保障，农民工便将长期“异化”在城市之中，他们经济状况的改善是有限的，他们给城市的贡献也是有限的。

4、为农民工开发人力资本，给农民工构建社会资本，是解决农民贫困、农业落后的必由之路。

注释：

①舒尔基：《人力资本投资》，载《美国经济评论》1961年3月。

②④蔡方、林毅夫：《中国经济》，第41页，中国财经出版社2003年。

③见Psacharopoulos， G． 在《World Development》，22第1325―1343页撰文。

⑤陈玉宇、邢春水：《农村工业化以及人力资本在农村劳动力市场中的角色》，《经济研究》2004年第8期，第105―116页。

⑥迈耶、斯蒂格利茨主编：《发展经济学前沿理论》，第29页，2001年英文版。

⑦《人民日报》2004年9月18日，第6版。

（作者为武汉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名誉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