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史家笔下的中国经济史

钱穆作为历史学家，其作品涉及经学史、史学史、哲学史、政治史、历史地理等分支领域，“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不过，稍显遗憾的是，在此前出版的著作中，我们未能看到钱氏关于经济史的系统论述。

实际上，钱穆有一部系统的《中国经济史》，只不过它是以课堂讲稿为基础，后由学生根据笔记整理而成。

“经济”一词，在我国出现甚早，但多作“经世济民”之义。在古代，用来表达“经济”之义的词，是“食货”。故研究我国经济发展史，不得不读的，是各正史中的《食货志》与《通典・食货典》《通志・食货略》等文献。钱穆这本书的材料，亦多来源于此。

尽管《史记》中的《平准书》《河渠书》《货殖列传》已具备后世《食货志》之雏形，但真正将“食货”单撰一志，进行专题考察的，是班固的《汉书》。班固认为，“食”指的是生产范围内的事情，“货”则属于流通范围内的事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前者自以农业生产和田制为主，后者则以货币制度和手工业为主。

首创《食货志》，是班固的一大历史贡献，后世史书亦多遵循其例。自隋迄清，除欧阳修私修的《新五代史》外，历代正史都有《食货志》，这为后世考察中国历代经济带来了极大便利。

便利固然有了，但文献仍属浩瀚，而如何在众多资料中获得需要的史料，并从中筛选，最终成书，便是考验一位史家“史学”与“史识”的时候。钱穆在这本不到300页的书中，讲述了自上古至明清的经济及财政状况，既有通观全局的论述，又有微观细致的考证，大有“纵横古今”之气象。

所谓“纵”，即是他注重制度变化的传承性，将经济制度及财政政策的历史沿革梳理得非常清晰，如币制、田制、税制等，我们都可以从各个章节中轻松找到相关专题论述，进而单提出来，考察该项制度的发展史，甚至稍微扩展一下，即可成书；所谓“横”，则是他注重考察经济政策的制定与王朝之兴替、制度之行废、文化之盛衰、军力之强弱间的关系，能够在有限的篇幅内抓住要害，进行论述。

例如，在讲授三国时期的经济制度时，钱穆敏锐地发现这一时期最具时代特色的是屯田制度，将其分以曹魏前期、曹魏后期、孙吴、蜀汉四个专题加以评说。在这些专题中，钱穆细致考察了魏蜀吴三国屯田制度的缘起、发展，并与历史相结合，评价各国屯田之得失：曹魏屯田使得中原统一而稳定；东吴常将屯田赐与臣属，使屯田易于衰败；蜀汉自恃天府之国，屯田起步较晚，成效不著。读毕本节，读者自然会对魏国（西晋）能够统一全国在经济方面的因素，了然于胸。

值得一提的是，众所周知，《三国志》中并无《食货志》，故钱氏这一章节引用的材料，多散见于《三国志》《晋书》中。他对典籍的熟悉程度与“剪辑”史料的功力，可见一斑。

钱穆并非经济史专题研究者，而是具有“通史之才”的传统史家。故考察本书写作，与专题史学者相比，具有大视野、大气魄的长处，并且由于钱氏对材料的极大占有，故能做到旁征博引、信手拈来、融会四部、举重若轻，进而切中肯綮，形象地对结论加以说明，以史实而非所谓的“逻辑”支撑论点。例如：讲井田制，他引用《诗经》《周礼》《左传》《孟子》；讲汉代制糖业，他引用《方言》《楚辞》《四民月令》《齐民要术》；讲唐代经济，他更是直接引用到李白、杜甫的诗作……要言之，钱氏特别善于从各种看似与经济史相关性不大的文献中发掘材料，见微知著，而这也恰恰是“通史之才”与“专史之才”的最大区别。

诚然，正如一些人批评的那样，钱穆不谙西方经济学原理，个别论断往往流于迂阔、偏狭，其写作手法、关注重点亦大体承袭了历代《食货志》等典籍。但长远来看，观念终将陈旧，方法亦会过时，唯有基于扎实材料得出的结论，才能历久弥坚。从《中国经济史》的体例与写作上看，其价值即在于，钱穆不是站在经济学的角度讲经济史，而是站在整个历史的角度讲经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