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公共性的缺失

传媒的公共性

传媒公共性是在传媒体制规训下传媒实践公开性、批判性和公益性理念所产生的社会公器属性，包括"应然"和"实然"的双重含义，涵盖理念、体制和实践三个层面。

公众是传媒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一方面，传媒要实现资源消耗补偿与自身发展，必须依赖于作为信息传播接受者的公众。传媒作为特殊的社会公众组织，又承负着巨大社会公共责任；另一方面，公众依赖传媒作为参与社会政治和社会公共事务的平台，又依赖传媒为其“代言”，行使对政府权力的监视，同时公众也依赖传媒实现其对多种信息需求的满足。公共性需要一个公共空间和共同价值，而传媒作为依赖于大众的公共领域，可以承担这一角色。社会学学者潘忠党认为，传媒的公共性指的是“传媒作为社会公器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形成与表达的实践逻辑”。他进一步解释说，“它体现在3个方面：（1）传媒服务的对象必须是公众；（2）传媒作为公众的平台必须开放，其话语必须公开；（3）传媒的使用和运作必须公正。”

传媒公共性的缺失

·传媒的现状

作为信息传播的既定社会角色和独立社会组织，传媒成为社会大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子系统，并与社会始终处于一种系统结构的互动依赖关系之中。公众与政府是社会的两大构成，而传媒又是社会发展的衍生品，因此在公众、政府与传媒的三角构成中，传媒这一原本作为社会子系统而独立存在的组织之于社会有着种种复杂的关系。也正是由于这些复杂的关系，导致公共性被定义为传媒的一大特性。

·传媒公共性的缺失

我认为，传媒公共性的缺失，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基于世界角度的缺失，即在世界范围内，传媒的公共性都在被慢慢的消解；另一层是基于我国国情下的缺失，指的是从一开始媒体的公共性就未得到确认，存在事实缺位。

在第一层含义下传媒公共性缺失主要是指传媒在很多情况下是受到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制约的。政府以及政治集团为了满足自身的利益需要或者出于对自身宣传的需要，往往会对传媒进行控制，限制传媒的宣传方式及内容，要求其为自身服务。传媒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又不得不与各种政治利益集团达成妥协，这就严重削弱了传媒的公共性。而另一方面，传媒出于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追求，必然形成对市场的依赖。市场竞争迫使传媒调整宣传方向来迎合大众口味，同时市场利益也很容易让传媒陷入社会责任、道德和商业利润的矛盾中，最终传媒会因为自身商业利益放弃其社会公共性，漠视社会公众这一群体的需求。可以说，传媒利益和公众利益经常处于一种冲突的状态，这种冲突在报纸类的传媒中表现尤为明显。许多纸质传媒为了在竞争中追求眼球效应，往往选择将关注更多的集中在明星、名人身上，民生问题被忽视。与此同时，很多报纸将公众的内涵狭窄化，公众表达变成了精英表达，报纸上大篇幅的版面充斥着“有关专家”的评论，弱势群体的关注度越来越低。更加值得我们警醒的是，当今，很多报纸为了追求更多的利益，将大量版面出售给商家做广告，一些具有广告色彩的内容被包装成“专题”，通过对某类商品的详细描述来满足读者的需求，但是与此同时，也将读者引入消费主义的泥潭。诚然，对于有购物需求的读者来说，这起到了很好的服务作用，甚至可以说这是报刊类杂志的一种进步，但是从大的角度来讲，报纸的版面充斥了消费的欲望，读者的注意力从打开报纸的那一瞬间，就由“关心国家大事，关注民生琐事”被不由自主的转移到了消费文化中去，原本应该受到重视的公共话题则被消解。

另外一层含义下的公共性缺失和我国的国情息息相关。

中国传媒的结构基于中国传媒的特殊属性。中国新闻体制改革之前，传媒作为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一直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首要任务还是宣传党的政策和方针，政府行使着对传媒的绝对领导权。传媒被当作政府行政职能的延伸，并未形成自身的社会独立性。并且在我国，政府、传媒与公众的结构关系中存在一个既定的前提——这也是由我国的政治体制性质决定的：政府代表公众，政府利益与公众利益是一致的。因此，在传媒结构中，公共利益由政府代表，并未独立设置公共性传媒。这也就造成了传媒公共性的事实缺位，因为传媒的基础之一公众根本没有出现。当然，随着改革的深入和我国民众意识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人要求通过各种形式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要求对于国家政策的制定有监督权和知情权，因此也出现了很多新形式的传媒工具，网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近年来，许多引发人们热议的话题都是由网络关注而来，从前几年的“邓玉娇事件”，到近来火热的“我爸是李刚”、“药家鑫案件”，均是通过在网络上转载而引起极大的关注。甚至有人说，网络是现在公共性最强的传媒方式。不可否认，在许多民生问题上，网络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目前我国网络媒体缺乏严格的管制，网络上存在很多虚假信息，网络传媒还是不能和大众传媒方式相比。

以上的种种，不管是世界性的传媒公共性缺失，还是我国特殊的传媒公共性缺失，都说明了构建传媒的合理结构的重要性。

关于传媒公共性重建的建议

现在我国传媒的面向群体基本都是全部公民，因此，传媒在实践中已经体现了公共性的一些特征。但是，正如上面所阐述的，由于各种原因，许多传媒方式在公众表达以及公正性方面还有待提升。因此，面对新形势，我国传媒需要重建公共性，构建合理的传媒结构。

媒体的市场化和公共性不应该是对立冲突的关系，媒体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应该为社会公共事务提供公共论坛，承担公共角色。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曾经提出过“公共领域”这样一个概念，他认为公共领域是一个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力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是一个向所有公民开放、有对话组成、旨在形成公共舆论、体现公共理性精神、以大众传媒为主要运作工具的批判空间。很显然，在这样一个领域中，最重要的物质就是传媒。

笔者认为，我国应该发展多种不同属性的传媒类型，形成有所专长的传媒。如国家传媒、公共性传媒、商业性传媒。国家传媒由政府控制，成为国家管理社会的工具，其资源消耗补偿机制由国家承担；商业性传媒则以商业利益为取向，走向市场，在市场中实现产业的高速发展；公共性传媒是非官方非赢利的传媒机构，主要是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信息服务，并作为公众共同使用的信息平台，其资源消耗的补偿主要来源于作为纳税人的社会公众，以及社会建构的社会公共服务体制，以此保障公共性传媒公共服务宗旨的实现。

除此之外，传媒也要加强自身建设，增强公共性的意识，不能盲目追求利润，且在报道对象的选择上不应存在偏见，不能只针对精英和名人言论进行报道，也要报道弱势群体。同时，对于消息来源的处理，不应该受到利益集团的左右，而应注重公众参与和表达，为不同社会利益群体提供公共平台。

传媒公共性的缺失并非一朝一夕，因此，想要重建其公共性也不能急于求成。目前我国正处于传媒公共性重建的探索阶段，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希望我国将来的传媒将不再面临公共性缺失的局面。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