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办高职院校专业结构实证分析

摘 要 专业设置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关键一环。对全国民办高职院校的专业结构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民办高职院校对第一、二产业中的农林牧渔、水利等专业开设不足；民办综合性高职院校的专业分布明显“重文轻理”，民办理工类院校的总体专业结构未体现出鲜明的行业特色；全国大部分民办高职院校在其本地区并没有体现出明显的专业集聚优势。总之，我国民办高职院校迫于“竞争性压力”和“模仿性压力”，与公办高职院校的专业结构趋同，民办高职院校的“补充”的作用大于“差异化需求”的影响。

关键词 民办高职；院校类型；专业集聚；专业结构

中图分类号 G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4）13-0066-05

教育部最新数据显示①，2013年我国有民办高职（高专）院校325所，占全国高职院校总数的24.6%。民办高职院校已成为我国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公办院校，民办院校具有体制机制更有活力、对市场变化反应更为迅速等优势，在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专业设置方面也呈现更加灵活的特点。然而，迄今为止，尚未有针对全国范围的民办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进行科学、严谨的量化研究。本文试图利用《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平台》（以下简称《高职数据平台》）的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为教育行政部门和高职院校的相关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本研究利用教育部2010年《高职数据平台》的信息资料，依据《普通高等学校高职高专教育指导性专业目录（试行）》②，把全国每所高职院校所开设的专业都划归到财务会计、机电设备、护理等78个专业类中。经过前期的数据统计汇总，本研究构建了一个囊括全国（公办和民办）高职院校78个高职专业类的专业类层级数据库③。该数据库包含1190所高职院校的15561个专业类数据④，覆盖了在校学生数684.3万人。其中，民办院校有288所，占总体的24.2%；3295个专业类数据，占总体的21.2%；在校学生数124.5万人，占总体的18.2%。

一、民办高职院校专业设置概况

2010年，902所公办高职院校除了“部队基础工作”专业类没有开设以外，其他《高职专业目录》上的77个专业类都有开设，而288所民办学校只开设了其中的65个专业类，“农林管理类、水产养殖类、水文与水资源类、水土保持与水环境类、水利水电设备类、水利工程与管理类、管道运输类、气象类、地质工程与技术类、法律执行类、公安技术类、公安指挥类、部队基础工作类”等13个专业类没有民办院校开设。相比公办院校，我国民办高职院校在第一、二产业的农林牧渔、水利等专业设置方面是不足的。此外，按照专业类在公办＼民办高职院校中开设的广泛程度进行统计、排序，得到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公办＼民办高职院中开设最多的前十位专业类

如表1所示，288所民办院校中有248所学校开设了计算机类专业，计算机类是开设范围最广的专业类，这与公办学校的趋势相一致；62%以上的民办高职学校开设了计算机类、语言文化类、市场营销类、工商管理类、艺术设计类、旅游管理类、财务会计类专业；在全国开设范围最广的前五位或前十位专业类中，民办院校和公办院校除排序略有差异外，有高达80%的重合，比如，前五位中都包含计算机类、语言文化类、市场营销类、工商管理类。可见，在开设最多的专业类中，民办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与公办院校高度一致，呈现趋同的特点。

从专业划归的产业类型来看，依据在校生人数在总体中所占比重这一指标发现，民办高职院校有0.2%的学生在第一产业的专业中，44.2%的学生在第二产业的专业中，55.6%的学生在第三产业中。而公办院校的这些比例分别是2.4%、52%和45.6%。数据表明，民办高职院校第三产业的学生数超过了其第二产业的学生数，或者说民办高职院校的专业更趋向集中于第三产业，而公办院校则正相反。

二、不同类型院校间专业设置的差异

在288所民办院校中，有109所综合性大学，占总体的37.8%，其他单科学校包括96所理工院校，占总体的33.3%和48所财经院校，占总体的16.7%，18所艺术院校、11所语文院校、4所医药院校、1所农业院校和1所体育院校，后面5类院校共占总体的12.2%。本文重点比较民办高职院校中综合性大学和理工院校中的专业分布，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在109所民办的综合性高职学校中，开设最多的专业依次是计算机类（99所开办）、语言文化类、市场营销类等。前十名专业类中除了排名第一的计算机类、排名第八、九位的电子信息类和自动化类属于第二产业，其他七类均为第三产业。每个专业类所吸纳的高职学生数与其广泛度也不成比例。如财务会计只在73.4%的民办综合性大学中开设，是开设广泛度第四的专业类，但却覆盖了民办综合性高职院校12.6%的生源，是在校生数最多的专业类。自动化类和电子信息类所吸纳的高职学生规模都比较小，仅占4.3%和2.6%。可以说，民办综合性高职院校在专业设置上并没有展现出“综合、全面”的特点，还是明显偏重于开设财经、教育、旅游等第三产业的专业。

表2 民办综合＼理工类高职院校中开设最多的前十位专业类

在96所民办理工类高职院校中，开设最多的专业类依次是计算机类、市场营销、工商管理等。在开设最多的前十位专业类中，最能体现理工院校专业特色的电子信息、自动化、机械设计制造等分别排到第五、第八和第九位，这三个专业类共吸纳了该类院校16.5%的在校生。总体上，民办理工院校有关理工科的专业设置特点并不鲜明，开设众多属于第三产业的财经、教育、旅游、艺术等专业。

在48所财经院校、18所艺术院校和11所语文院校中，开设专业最多的前几位专业类分别是语言文化类、计算机类、旅游管理类、工商管理类和经济贸易类；艺术设计类、广播艺术类、表演艺术类、语言文化类；语言文化类、计算机类、旅游管理类、市场营销类、财务会计类。总体上，相比于综合性高职院校和理工类高职院校，民办艺术类院校、语文院校和财经院校的专业设置与本校的类型定位一致性较高，其专业设置能够体现出学校所属行业的特点。

三、专业的集中程度

在高职院校内部，专业群是高职专业集聚的基本形式和主要表征。专业群建设有利于发挥高职院校专业的集群优势，共享师资、实训等资源，实现规模效益，并有利于形成学院专业特色和品牌优势[1]。专业集聚（或者说专业群建设）对于高职院校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采用两种方法来测量民办高职院校内部的专业集中程度：专业大类（或专业类）计数和区位商法。

（一）专业大类（或专业类）计数

尽管有学者提出，围绕产业链上的岗位而设立的横跨若干专业类（专业大类）的专业组合也是专业群的一种形式[2]。但该种专业集群很难从总体上加以量化测量。所以，本文重点研究从属于同一专业大类（或专业类）的专业集合，这也是职教界关于专业群界定和测量的主流观点[3][4]。在学生规模一定的情况下，一所高职学校所开设的专业涉及的专业类（或专业大类）数目越多，其专业集聚水平也就越低。

对我国民办高职院校的专业类和专业大类分别进行统计后发现，在288所学校中，有学校最多开设26个专业类，最少开设1个，每个学校平均开设11.4个专业类；学校设置的专业所跨专业大类最多有12个，最少的有1个，民办高职学校开设的专业平均横跨6.6个专业大类。对民办学校专业类和专业大类的开设数做直方图，结果如图1、图2所示。

图1 专业类开设个数分布

图2 专业大类开设个数分布

从图1、图2可以看出，有55%的民办高职院校（159所）开设的专业类个数集中在8～15个，有80%的学校（231所）开设的专业横跨的专业大类数集中在4～9个。二者相结合，不难推导出，如果把专业类视为专业集群的主要形式，那么总体上我国民办高职院校的专业集聚程度较低，且专业群之间联系较为松散。

（二）区位商法

区位商（Location quotient，LQ）是产业经济学中一种较为普遍的集群识别方法，主要用来衡量一个特定区域中某一产业的相对集中程度。通常用一个地区特定部门的产值（或就业人数等指标）在地区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与全国该部门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之间的比值来表示。如果LQ大于1，则认为该产业是地区的专业化部门；LQ值越大，则专业化水平越高[5]。一般来讲，如果一个产业的区位商大于1.5，则该产业在当地就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区位商大于2，则可以说该产业具有较高的专业化水平。

笔者借鉴区位商这一概念和方法来测量我国各省民办高职院校专业集聚的相对优势。由于篇幅所限，本文选取民办高职院校中开设最广泛、在校生数最多的计算机类专业和第二产业中在校生数第二多的机械设计制造类专业来研究。

首先，以计算机类专业为例，其区位商的计算公式如下：

LQ（计算机）=

利用2010年《高职平台数据》进行计算后发现：在248所开设了计算机类专业的民办高职学校中，区位商最小值为0.01，最大值为9.6，平均值为1.56⑤。有130所学校（52%）的LQ值大于1，在本省的计算机类专业具有专业化优势；有73所学校（29%）的LQ值大于1.5，在本省的计算机类专业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换句话说，在全国开设了计算机类专业的民办高职院校中，约有71%的学校的计算机类专业并没有明显的专业化优势；有46所（19%）学校的LQ值大于2，在本省的计算机类专业上有较高的专业化水平。回溯数据发现，这些学校基本上都是软件＼信息技术职业学院。从地区比较来看，各省之间少则有1～2所，多则有3～4所民办高职学校的计算机类集群程度较高（LQ大于2），这些学校也基本上是上述提及的软件＼信息技术类职业学院。其余的民办高职学校虽然开始了计算机类专业，但其专业化水平较低。

其次，采用同样方法对机械设计制造类专业进行统计，得到如下结论：在117所开设机械设计制造类专业的民办高职院校中，区位商最小值为0.1，最大值为12.54，平均值为1.77。有81所学校（69%）的LQ值大于1，在本省的机械设计制造类专业中具有专业化优势；有61所学校（52%）的LQ值大于1.5，在本省的机械设计制造类专业中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在全国开设机械设计制造类专业的民办高职院校中，约有48%的学校的机械设计制造类专业并没有明显的专业化优势；有40所学校（34%）的LQ值大于2，在本省的机械设计制造类专业上有较高的专业化水平。这些学校多是“XX科技职业学院”。从各地区比较来看，青海、、甘肃等7省的民办高职院校没有开设机械设计制造类专业。在已开设的地区中，江苏有15所民办高职院校开设了这一专业，但只有两所学校的LQ值大于2；广东和山东两省都有12所民办院校开设这一专业，其LQ值大于2的学校数分别为5所和4所。此外，其他省市开设这一专业类的民办高职院校数量较少，LQ值大于2的学校数在0～3所之间。

四、探讨和启示

西方学者在分析民办高等教育的功能时，从“补充”和“差异化需求”两个方面来分析[6]。前者是指在公办院校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发展私立教育是对公办教育的有效补充，满足大众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需求；而后者则是指在公办教育机构无法满足不同人群的特殊教育需求的情形下，私立院校在教育内容和形式等方面有别于公办院校，满足了部分人群的差异化教育需求。另有学者把亚洲各国的私立高等教育系统划分为“私立边缘型”、“私立补充型”和“私立主导型”，第一类是指虽然私立高校获得了政府的认可，但仅构成公办部门的边缘，在第二类中私立高校是公办部门的补充，是重要的组成部分[7]。

前文的实证结果表明，第一，我国民办高职院校的专业更多地集中于第三产业内，在第一、二产业的农林牧渔、水利等工作岗位艰苦、就业前景有限的专业类开设不足；总体上，民办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与公办院校高度趋同。第二，从院校的类型定位来看，民办综合性高职院校在专业设置结构上明显地“重文轻理”，专业设置向财经、教育、旅游等培养成本较低的专业类倾斜；而民办理工类院校总体上在专业设置方面没有体现出鲜明的行业特色，而是开设了众多财经、教育、旅游、艺术等专业类；数量稀少的艺术类、语文类高职院校的专业结构特色突出，保持了自己的类型定位。第三，依照专业类（专业大类）计数，总体上民办高职院校的专业集聚程度较低；采用区位商计算的结果显示，只有少部分民办高职院校在计算机类专业和机械设计制造类专业的集群程度较高，其他大部分民办高职院校（分别为71%和66%）在其本地区并没有体现出明显的集聚优势。

总之，从专业设置的结构、院校类型特色的体现以及专业集中程度来看，我国民办高职院校总体上是与公办高职院校趋同发展的，“补充”的作用大于“差异化需求”的影响。如果再加以考察民办院校发展的历史演变，不难发现各地区民办高职院校正逐步从公办院校之外的边缘部门转向重要的补充部门。民办高职院校的这些特点，一方面，在高教市场竞争发展的过程中，为吸引生源和降低成本，开设了众多第三产业的专业，最终迫于竞争的压力形成彼此相似的结构；另一方面，我国民办高职院校的起步稍晚，为应对发展中的不确定性，民办院校纷纷模仿高职领域中看上去更为成功或更具合法性的公办高职院校，客观上形成了一种“模仿性同形”[8]。

依据上述分析和结论，我国民办高职院校在专业设置方面应当考虑如下建议：民办高职院校应发挥自己的体制、机制灵活的优势，满足人们对职业技术教育的“差异化”需求，与公办高职院校实现错位发展；民办综合性院校应找准自身定位和发展优势，“有所为有所不为”，避免专业同质化发展。民办单科院校应在专业结构上突出自己的院校定位和行业特点，不能追求“小而散”；各校应依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逐步提升专业集聚水平，加快专业群建设，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确立品牌地位，以便于和区域内的产业、行业对接。

参考文献

[1][3]袁洪志.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探析[J].中国高教研究，2007（4）：52-54.

[2]罗勇武，等.高职院校专业群研究现状述评[J].职教论坛，2008（16）：18-22.

[4]曾宪文，等.简论高等职业院校专业群建设――基于量的分析[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0（18）： 33-36.

[5]水.产业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222.

[6]James， E. Why Do Different Countries Choose a Different Public-Private Mix of Educational Services？ [J].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1993， 28（3）： 571-592.

[7]鲍威.高等教育系统分化中的民办高等教育[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9：24-27.

[8]保罗・J・迪马吉奥，沃尔特・W・鲍威尔.关于铁笼的再思考：组织场域中的制度性同形与集体理性[M]//沃尔特・W・鲍威尔，保罗・J・迪马吉奥.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姚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69-88.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Structure of Majors among Private Vocational Colleges in China

LIU Yun-bo

（China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Finance Research，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Major-setup is perceived as a crucial part of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Based o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major structures of privat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nationwide in China， three results as follows are presented in this article： Firstly， in private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majors in agriculture， forestry， water conservancy which belong to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industries are in inadequate； secondly， in the comprehensive and private colleges， majors in business and liberal arts take higher percentage in quantity， while majors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take less； as for the polytechnic and private colleges， the character of industries does not distinctively reflected through their structures of major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location quotient calculations， most of the private colleges have not presented significant advantages of majors cluster. In short， under the “competitive pressure” and “imitative pressure”， the private vocational colleges in China converges with its public vocational colleges in the structure of majors； and the “complementary function” play stronger role than “differentiation demand” effect in private vocational colleges in China.

Key words privat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ype of institutions； majors clusters； majors struc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