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政治的霸权运作及其批判

[摘要]现代政治霸权（领导权）的运作是拉克劳和墨菲、齐泽克等人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一问题主要围绕着政治霸权形成过程中的特殊性和普遍性问题而展开。拉克劳的政治霸权逻辑是建立在“空能指”概念的基础上。空能指、漂浮的能指和异质性概念是拉克劳建构政治霸权逻辑的核心概念。正是基于异质性概念，拉克劳将其政治霸权的逻辑定位于经验性和先验性的混合。然而，后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齐泽克则不赞同拉克劳的霸权逻辑建构，并将之视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变种，其本质上是在不触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情形下所展开的政治霸权的运作，因此它也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困境，即漠视现代经济在霸权逻辑建构中的重要作用，进而导致了拉克劳的霸权逻辑是某种先验逻辑与现实政治相混合的准康德主义。拉克劳与齐泽克围绕着政治霸权所展开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争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后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政治哲学的研究。

[关键词]政治霸权；空能指；漂浮的能指；异质性；准康德主义；对象α

[中图分类号]B7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3）01-0031-10

拉克劳认为，霸权理论最革命性的地方就是其异质性概念的提出。异质性概念源自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特别是受惠于拉康后期对象α的剩余理论，也即拉康的幻象公式（$α）。在1985年拉克劳与墨菲合著的《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中，他们虽然也大量吸取精神分析的研究成果，但对异质性及其生成逻辑还没有提到重要的理论日程。然而，在《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民粹主义理性》等著作中，拉克劳明确地提出了其基于拉康对象α基础上的现代政治霸权的运作逻辑。

然而，与拉克劳处于同一阵营的当代学者齐泽克并不认可拉克劳有关现代政治的霸权逻辑，它认为拉克劳过分强调了现代政治的独立性，漠视了经济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功能。基于此，齐泽克提出，现代经济就是对象α的另类逻辑，并与拉克劳相对抗。为此，本文试图从对象α的运作逻辑人手，分析一下二人关于现代政治的运作及其争论，并简单地提出我们的看法。

一、现代政治的对抗逻辑及其形成

拉克劳认为，对抗逻辑既是经验的，也是先验的（transcendental）。对抗逻辑的形成是在等同（等价）与差异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空能指，进而形成对抗的。对于霸权逻辑的这一形成过程，拉克劳运用了三个图例来说明在异质性基础上空能指的形成及其运作逻辑。为了节省篇幅，我们直接进入到拉克劳有关对抗逻辑的三个图例。

1 空能指的产生。

如下图1是拉克劳在《民粹主义理性》中给出的差异与等价链基础上的对抗图。

在图1中的D1、D2、D3、D4……分别代表某个压迫体制下的社会各个阶层或大众的各种不同的要求，这些要求各不相同，差异甚大；D1、D2、D3、D4……上面的小圆圈被分割为上半圆和下半圆。其中，下半圆代表每个个体或阶层要求的特殊性，每一个都与另外其他的要求不同，如D1、D2、D3、D4……之间各不相同；而上半圆则分别代表了在Ts的压迫统治下渐趋等价（等同）的某些共同性的要求，也即拉克劳所谓的“等价链条”之意（注意：等价链条的形成是以Ts的压迫统治为前提，如果没有Ts的压迫统治存在，则等价链条将不复存在）。D1则是等价链条的者，即空能指的符号。

在图1中，D1、D2、D3、D4……下半圆部分所代表的各个不同要求的特殊性并不难理解，关键是对上半圆等价关系的理解，也即空能指的理解。这里，我们看一下拉克劳是如何解释上半圆的等价关系的。他说：“每一个要求都是特殊的，都与其他要求各不相同（图中的下半圆代表了各自的特殊性）。然而，所有的上半圆（部分）在其共同反对压迫体制中，他们彼此都是等价的（这就是上半圆所代表的含义）。如我们所见，这导致其中的一个要求走出来，并成为整个链条的能指――一个趋向上的空能指（empty signifier）。但是整个模式都是建立在二分边界线存在的基础上，这个二分的边界恰是对抗的边界线：如果没有这一分界线的存在，那么，等价关系就难以形成，也即所谓空能指的诞生；反之，一旦这个对抗的边界线消失，原来的等价链条也就随之瓦解，而且，每一要求的同一性将会在各自不同的特殊性中消耗殆尽。”

这里，拉克劳指出了其中的关键点：其一，代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那条边界线的存在至关重要；如果没有它的存在，代表各自不同要求的下半圆可以存在，但代表其共同性或普遍性的上半圆将不复存在；上半圆的等价性或普遍性不但要以下半圆的存在为前提，而且它更以Ts的存在为前提。其二，下半圆的存在是必然的，也即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中，每个个体都会有其各种不同的要求和主张，无论那条边界线存在与否，社会大众的每个个体都有其生存的需要，所以，下半圆既是特殊的，又是必然的。另外，上半圆的存在则是非必然的，即偶然性的，它是以Ts的压迫统治存在为前提的。其三，在Ts的压迫统治存在的前提下，在适度的条件下，上半圆所代表的“等价链条”中必然会溢出或产生出一个代表整个“等价链条”的“空能指”，即D1，这个“空能指”来源于上半圆的等价的带有某种共同性的具体要求，但又不完全等同于该要求，而是在诸多符号D1、D2、D3、D4……中形成的一个能指符号，是一种抽象和提升。这种抽象和提升使自己变成了某种“虚空”的普遍性，也即所谓的“空能指”产生的缘由。所以，空能指的诞生是与上半圆的等价链条所产生的认同对下半圆的特殊性要求的否定密切相关联的，否定在此构成了认同和空能指产生的必要环节。但另一方面，否定也会产生“漂浮的能指”。这两者有时是重叠的，有时则有所区别。那么，在对抗的语境中，“漂浮的能指”是如何产生和运作的呢？

2 对抗与漂浮的能指。

图2的建立是基于对抗的漂浮的能指的形成。在此，必须注意：对抗双方的边界线始终处于变动之中。

图2与图1相比，图2中Ts与D1之间的那条实的分界线变成了虚的分界线，它从原来的水平方向变成了倾斜45度的对角线的虚线。此时，虚空的能指D1就变成“漂浮的能指”D1。那么，这一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或者说，空能指转换为“漂浮的能指”的条件是什么呢？

拉克劳指出：漂浮能指的产生与压迫性体制日渐变成占主导地位的霸权有关，也即它通过另一个等价链条来中断了原来的大众的等价链条，结果，原来大众的某些要求就转换成了完全不同的链接。此时，原来对小人物或无权无势的边缘群体权利的维护就会发生改变，并转换成对“道德的大多数”的维护；原来的团结阵营就会发生瓦解或分解，从而形成新的阵营。拉克劳指出，美国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罗斯福所实行的新政就是如此。在此情形下，原来的等价序列中的D。就不再与D2、D3、D4……（其中D1为空能指）相链接，转而与其他成分，如（b）（c）相链接。

此时D1就不再是空能指，而转化成了“漂浮的能指”。他说：“在此情况下，某些同样的民主要求就会受到竞争性霸权规划的结构压力。这产生了某种不同于我们目前探讨的大众能指的自主性。大众要求的特殊性再也不是自足的，并与任何等价链条无关，相反，在等价的边界之问，它的意义是不定的。我把意义以此方式被悬置，起来的能指称为‘漂浮的能指’”。

如图1中，D1就是不固定的，处于虚线的下方。在第一个水平虚线下，D1、D2、D3、D4……构成了等价的链条；它代表的是大众阵营，并与Ts的压迫体制构成对抗。而在对角线的虚线下，D1就与（b）（c）相连接，它构成了另一个等价链条；其中D1属于原来的大众阵营，而（b）（c）原来属于TS的压迫体制阵营，然而，在此情形下，原来归属于大众阵营的D1则不再与大众相链接，转而与压迫体制的要求相一致，并成为了压迫体制的。所以，D1的属性完全是不定的，它取决于霸权斗争的结果。拉克劳说：“因此，我们有两种将‘人民’建构为历史行为者的对抗方式。D1意义被固定下来的方式取决于某种霸权斗争的结果。所以，在组织危机时期，当需要去彻底重塑象征系统的时候，‘漂浮’的维度变得尤为清晰可见。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作为某种必要模式，在有关要求的表征中，这一维度拥有两个半圆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在任何漂浮中，上半圆总是成为自主性的部分，因为正是在等价的虚拟性（virtual ties）中，存在着（匮乏的）社会完满性的表征。”

换句话说，在诸多要求中，虽然下半圆部分各不相同，但在上半圆部分的等价链条基础上而形成的认同是“随波逐流”的，是“漂浮的能指”。也就是说，拉克劳认为，马克思之后的阶级斗争的社会发展证明，马克思那种将社会简单划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阵营的观点并不是完全正确的。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和美国大量中产阶级的出现，标志着在纯粹的无产者和典型的资产者之间，绝非是一片纯洁的不毛之地，相反，大量的中产者和社会各色人群介于两者之间。这并非是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等价逻辑与差异逻辑相互作用的结果。

3 异质性的建构与对抗逻辑的形成。

（1）异质性概念及其规定。

拉克劳、墨菲所谓的“异质性”概念受惠于法国社会学家巴塔耶等学者的异质性概念。在巴塔耶那里，异质性就是不可共通、不可同化的意思。为了更好地理解异质性概念，我们必须联系“同质性”概念进行对比理解。如果说同质性追求的可通约的、纯粹的标准或准则，那么，异质性则与不可通约或非共通性相关，它指的是不可同化的成分，通俗地说，它就是“另类”的成分或元素。这一看法与拉克劳在图3中把异质性规定为“m、n”的成分极其类似。巴塔耶认为，“异质性概念意味着它与不可能与之同化的成分相关。这种不可能性对社会的同化造成了根本的冲击，它同样会冲击科学的同化。这两类同化都拥有一个单一的结构。……反对无意识存在形式的显现，与反对异质性形态的知识，二者的困难处于同一层次上。随后人们将会看到，无意识必须被视为异质性的一个方面。”为了进一步理解异质性概念，巴塔耶从外延方面界定了异质性的多种形态。具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a）宗教上论及的神圣性或神圣之物构成了异质性的限定形式，如宗教社会学研究的那些生命的超自然力量（mana）和原始禁忌，等等。（b）除了上述宗教性、神秘性之物等一般领域之外，异质性世界还包括那些来自于非生产型的耗费的一切东西（宗教的神圣之物仅构成了这其中的一部分）。（c）异质性成分还涉及了各种不同强度的情感反应，这是由于异质性是建立在个人的基础上；可以假设，任何情感反应的对象都必然是异质性的，如吸引、反感和境况，等等。在“在异质性的现实中，象征符号充满了情感价值，其重要性与基本成分同等重要，部分所拥有的价值与整体一样。可以很轻松地注意到这一点，由于同质性现实的知识结构也即科学之结构，所以，异质性现实本身的知识只会在神秘的原始思维和梦境中被发现：它等价于无意识的结构”。（d）暴力、剩余、妄想狂和疯狂也是异质性不同程度的标志。（e）异质性成分的现实性与同质性成分的现实性并不处于同一个层次上。同质性的自身呈现为严格地限定于同一个对象的抽象的和中立的方面；而异质性的现实自身呈现为某种力量（force）或震撼（shock）。“总之，与日常生活相比，异质性的存在可以再现为某种其他的东西，某种不可通约之物，通过赋予这些概念以积极的价值，他们就拥有情感的体验。”

（2）异质性的建构与对抗。

正因为异质性在结构中没有其相应的位置或定位（Location），所以，异质性不是先天的，而是生成的、外在建构的，而非内在包含的。也就是说，异质性是建构性的（constitutive）。异质性的这一特质与拉康的对象α是一致的。拉康有关对象α的规定是“在你之中而非”，或者说，剩余就是某种残渣、剩余，是某种颠覆性和异质性的“乌有”，而非具体的存在。拉克劳的霸权逻辑正是在异质性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对抗。这是拉克劳的霸权逻辑不同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键之所在。拉克劳用m、n来表示异质性的成分（见图3）。

首先，我们必须肯定，异质性是对抗形成的基础。没有异质性的对抗就不是拉克劳意义上的对抗，它仅仅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矛盾的对立及其统一，是同质性的世界。只有异质性基础性形成的相互对立才构成真正的对抗。拉克劳说：“没有异质性就没有对抗。”

其次，在异质性形成对抗的过程中将伴随着“短路”现象的发生。这一短路是通过等价逻辑的D1而实现的，并体现在霸权的普遍性之中的。这里，有关异质性与对抗之间的关系仍是比较复杂的，它涉及了系统内外之间的关系。如拉克劳所言，异质性既非纯粹的外在，也非纯粹的内在，它既属于内在，又属于外在。一方面，就异质性的存在方式而言，无疑，它“寄居于同质性空间的心脏”，属于系统的成分，具体而言，m、n的要求表面上看似独立于D1、D2、D3、D4……但其实m、n作为某种特殊的要求，其在存在方式上又与D1、D2、D3、D4……相混淆；或起码说，它与D1、D2、D3、D4……中的下半圆的差异性成分是相混淆的。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对于m、n而言，拉克劳并没有对其给予上半圆或下半圆的界定划分，而仅仅将其归属于“要求”之列。这说明相对于m、n而言，它是不遵循差异逻辑与等价逻辑的。如此，作为等价逻辑的的D1当然并不反映或代表m、n的要求。然而，另一方面，如果从形式角度看，正因为m、n隐匿、混迹于社会的诸多要求D1、D2、D3、D4……之中而又没有真正的者，那么，至少在表面上，它只能由那个拥有普遍性特征的空能指D1来了。而拥有普遍性身份的D1与Ts之间就形成了真正的对抗。至此，我们看到，由D1与Ts之间所形成的对抗是一种掩盖了m、n存在的边界对抗，正因为m、n在形式上的不存在，而实质上的存在，以及它难以或表征的悖论性特征，就造成了图3中划分D1与Ts之间的边界线是摇摆不定的，它应该如图2那样是虚线的。正如拉克劳所例举的南非种族主义黑/白两个对抗阵营及其形成中所显现的复杂性那样，虽然总体上有一条黑人/白人之间的对抗分界线存在，但这两个阵营中的黑人或白人的组成成分始终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

现在，我们再回到拉克劳有关异质性的内在与外在的论述。拉克劳说：“异质性寄居于同质性空间的心脏。历史不是一个自我决定的过程。某种难以复原的‘外在’（outside）的不透明性总会玷污所界定的‘内在’（inside）范畴……任何内在性将总会受到异质性的威胁，异质性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外在性，因为它寄居于内在构成的逻辑中。反过来，某个外在的可能性将总是会因为同质化的逻辑运行而被短路。……纯粹的内-外对立将预设了一个不可变动的边界――我认为这一假设并不是对任何现实社会过程的描述。”

由此可见，异质性的内外悖论的特征使得异质性与对抗之间形成了微妙而复杂的关系。一方面，对抗中的同质性及其普遍性的追求必然不断地会使异质性发生“短路”，也即同质性会漠视或忽略异质性的要求，追求普遍性，其路径就是遵循差异与等价逻辑的运作，进而从等价逻辑中演绎出虚空的普遍性的D1。另一方面，异质性的要求由于其自身所具备的外在性或否定性特质，它必然不断地否定或侵蚀拥有普遍性身份的D1的地位，如此就出现了拉克劳霸权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张力，进而导致对抗中所形成的边界的不定性。作为异质性的m、n是看不见的，它隐遁于一般的成分D1、D2、D3、D4……之中，只不过对其而言，并没有所谓的差异与等价之说，也没有普遍性的者来表达其要求；但是，作为普遍性的D1，正因为其普遍性和漂浮的特征，它必然声称其所代表领域和范围的广泛性和全称性。如此，在貌似普遍性的者与Ts之间的对抗中必然隐含着某种非完满性，因为普遍性的不仅与特殊性，而且与异质性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裂缝或张力，这一裂缝或张力就决定了等价逻辑基础上运行的对抗的两个特征：即不完满性和非实证性。

二、政治霸权中的准康德主义抑或黑格尔式的本质主义

1 建构的普遍性抑或否定的普遍性。

如上所述，拉克劳的霸权所主张的是一种外在建构的普遍性，这一普遍性是建立在空能指的基础上。在霸权的斗争中，无论普遍性这一虚空的能指是如何生成或形成的，但由于其“虚空”的特性，它都依赖于某个特殊内容的填充，该内容由此就获得了“霸权”的地位。这是理解拉克劳霸权逻辑的核心。然而，齐泽克对此并不完全赞成，他似乎更多地是从否定的角度来看待霸权的普遍特性的。如果说拉克劳的霸权理论最终是通过等价逻辑与差异逻辑，通过排除其他特殊的内容而获取普遍性，并占据普遍性的空位的话，那么，齐泽克则认为，从来就不曾存在拉克劳所谓的“虚空的普遍性”。普遍性的形式就像脐带一样扎根于特殊内容之中。所以，不是通过拉克劳所谓的“等价与差异”逻辑而获取某种虚空的普遍性，而是必须通过“激进的错位”，也即“某种更为激进的不可能性或原始的压抑”，才能出现普遍性的形式。这里，“激进的错位”、“激进的不可能性”或“原始的压抑”其实都是“否定性”的同义词，也即只有通过“否定”才能使普遍性的形式得以浮现，这恰好与齐泽克所谓的“最终的问题是哪一种特殊内容必须被排除，以便普遍性的虚空形式能够作为争取霸权的‘战场’而出现所表达的意思”是一致的，即霸权的普遍性形式是一个普遍性的虚空形式的“战场”，而非一个有待某个特殊内容去填补的空位。换句话说，拉克劳的政治霸权无非是康德的二元论在现代政治领域中的翻版，是把康德的先天形式与经验内容转换成了霸权的空能指的运作逻辑与具体政治斗争的经验的结合。所以，拉克劳的霸权运作逻辑是一种准康德主义的二元论政治逻辑。

因此，如果说拉克劳和齐泽克在肯定霸权的普遍性的虚空特性上是相似的话，那么，在如何对待这一“虚空”的普遍性上则出现了严重的分歧。拉克劳采取的是建构论的立场，要求用某个特殊内容去填补这一虚空的能指；而齐泽克认为，这一“空能指”的普遍性并没有偃旗息鼓，而是引起了更多的纷争。齐泽克主张通过排除其中的某一种特殊内容，以便使这一具有“虚空”特性的普遍性的位置成为霸权争斗的永久“战场”。由此可见拉克劳与齐泽克围绕着“霸权”争论和政治视野上所表现出的细微差异和不同态度。正基于此，齐泽克认为，拉克劳的霸权政治并不是什么“新颖”的理论，而不过是后现代政治学的某种翻版而已，是一种“跛脚”的政治霸权游戏。

2 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的困境及其批判。

齐泽克认为，以拉克劳为代表的政治霸权的建构逻辑虽然表面上声称不同于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基础上的后现代哲学，但它仍归属于后现代主义的思潮，是一种典型的后现代政治哲学观。它表现为脱离资本主义的当代经济体制的弊端，专注于把玩现代资本主义的“霸权”游戏。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后现代的政治霸权在现代社会却陷入了某种僵局，变成了一种无“根”的政治游戏。这个“根”就是现代经济，或对现代资本的批判。换句话说，在齐泽克看来，现代政治理论是不可能脱离了现代经济而仅仅局限于政治霸权的逻辑运作的，否则，它终究会丧失其革命性和批判性，并为资本主义的制度所消解。因为，拉克劳霸权理论的症结在于，它脱离了现代资本的批判而陷于纯粹的霸权逻辑的游戏之中而不能自拔。正因为此，拉克劳和墨菲不但否定经济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而且也否定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否定了现代工人阶级的地位及其作用，并试图用“激进、多元、民主”的方式来取代工人阶级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某种“特权”性的地位。

齐泽克坚决反对拉克劳在后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所建构的这种后现代的政治学。他指出，拉克劳的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建构中可能蕴含着这样的一种错误逻辑，即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是一种必然的、经济决定论基础上的“阶级本质论”。然而到了20世纪末，它已经完全不适合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因此需要用霸权建构的偶然性逻辑来取代马克思的必然性逻辑。拉克劳的这一偶然性逻辑的解决方案仍难以逃脱黑格尔式的、对立统一基础上的辩证逻辑的困局。因为它仍是一种“头脚倒置”的解决方法，也即它把19世纪马克思的本质主义决定论替换成了20世纪末的“偶然性”的霸权逻辑。齐泽克以为，且不说拉克劳对马克思的这一判断的对错，就这一方法而论，也不比马克思高明多少。齐泽克说：“尽管当前的社会政治生活及其结构是霸权斗争的结果，但在今天，在我们时代特别的历史终结中（也就是说，在全面偶然性的“后现代性”的世界中），将允许政治过程的激进的偶然性一霸权的本质‘回到（返回）其自身’，把自己从‘本质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齐泽克在此想说的是，在当今的后现代世界中，霸权无疑会获得某种普遍性的建构。但按照拉克劳彻底的偶然性逻辑，任何普遍性都只能是空的、暂时性的，因此，通过霸权斗争所获取的“普遍性”为了规避“普遍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嫌疑，它必须重新回归到偶然性的逻辑之中。只有这样，它才能“把自己从‘本质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是拉克劳的霸权逻辑的构想，但也是齐泽克竭力反对的。齐泽克指出，至少有两个原因来证明拉克劳的解决方案有问题。

第一，拉克劳可能拒绝将其理论建立在黑格尔必然的历史的发展观基础上，而这种发展观构成了政治斗争的条件，并且锚定了这种斗争。第二，在我看来，如果说今天的多重主体性默默地预设了一个非主题化的、“自然化的”经济关系框架，那么，多重主体性的后现代政治学恰恰远非是政治的。后现代政治理论越来越不再认为资本主义是“本质主义”的，与之相反，人们应该肯定后现代政治斗争的多元偶然性与资本的总体性并不对立，尽管资本以某种方式“限制”了霸权置换的自由漂流。

这里，齐泽克明确地提出了他反对拉克劳的两条理由。第一条相对容易理解。在此齐泽克还在重复上述对拉克劳的批判，即拉克劳看似在强调其霸权斗争的偶然性逻辑，然而，其仍逃脱不了对形式必然性的依赖；如果说这种依赖是某种类似于康德的先天形式的话，那么，它也同样与黑格尔的历史发展必然性的观点脱不了干系。拉克劳的偶然性逻辑并没有撇清与黑格尔有关历史必然性的关联。也就是说，拉克劳所宣称的看似万花筒般的偶然性斗争逻辑其实是建立在某种历史必然性的基础之上。如此，这就与拉克劳自己反对本质主义的初衷背道而驰了。第二条理由比较费解，有必要在此详加解释。与第一条理由类似，齐泽克还是在重申，尽管像拉克劳这样的后现代论者一直在强调主体的多重性和多维度性的重要性及其思想意义，如拉克劳强调在政治斗争领域，诸如女权、生态、反核等方面的多元性，以及诸如R，罗蒂这样的反客观主义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然而，在他们后现代论的背后，他们在经济关系方面却不自觉地假定了某种“总体化的”、“客观化的”、变相的“本质主义”，也即齐泽克所谓的“非主题化的”、“自然化的”经济关系框架。如此，这些后现代政治理论就不仅仅是“政治性”的维度，显然不是如其所声称的那样是彻底反资本主义的；相反，由于其预设了一种总体化的经济框架，它与资本主义并不矛盾，反而有可能是惺惺相惜了。为什么这样说呢？这里，齐泽克其实跃出了拉克劳的霸权斗争，并联系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特征来批判拉克劳。换句话说，我们必须了解齐泽克有关当代资本主义特征的观点，才能理解他对拉克劳的批判。

首先，齐泽克在此想强调的是，拉克劳的偶然性的霸权理论及其多元主体根本离不开资本主义的经济框架，也即离不开资本主义的经济总体性。这一总体性其实就是资本的全球化发展与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他认为，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以来，资本主义的这一趋势始终没有改变。

其次，为了反击拉克劳的政治本体论，齐泽克不得不在此搬出“资本”的现代特征来加以反驳。这一点我们在齐泽克1989年出版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中足可窥见。齐泽克在那里详细地研究了商品拜物教与现代意识形态的关系，并追踪了现代拜物教产生的资本主义的根源。然而，那时的齐泽克还羽毛未丰，还没有充分意识到拉克劳理论中的裂隙，因此也不可能去批评拉克劳的后马克思主义。然而，到了2000之后，齐泽克愈来愈意识到拉克劳偶然性逻辑基础之上所建构的霸权的政治哲学的裂缝，那就是拉克劳过分强调了政治，而忽视了现代经济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然而，如果简单地从经济决定论的视角对拉克劳进行反击显然是行不通的。因此，齐泽克只能另辟蹊径，重新从“资本”入手对拉克劳展开批判。不得不提及的是，齐泽克从“资本”的角度对拉克劳的批判也不再是马克思《资本论》的视角了，而是从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中吸取滋养，它不但体现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中，更体现在《偶然性、霸权与普遍性》一书中。这里，齐泽克之所以说后现代的“多重主体性的后现代政治学恰恰远非是政治的”，其理由就在于，“尽管资本以某种方式‘限制’了霸权置换的自由漂流”。也就是说，现代资本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对拉克劳所谓的霸权斗争偶然性逻辑构成了某种限制，如现代主义、资本主义的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看似像纯粹的政治游戏，但其实它完全离不开资金或资本的支持；同样，“左”派争取霸权或领导权的斗争也不是建立在空中楼阁上、不食人间烟火的，它同样需要金钱或资本的支持，需要筹款和活动经费，等等。但总的来说，“后现代政治斗争的多元偶然性与资本的总体性并不对立”。为什么呢？齐泽克指出，这是因为“后现代政治理论越来越不再认为资本主义是‘本质主义’了”。也就是说，后现代政治理论不再从“本质主义”的视角，即从传统经济决定论的视角来看待现代资本主义，而是从非本质主义的视角来看待现代资本主义及其特征。当然，现代资本主义的这种“非本质主义”的特征还是源于现代资本的特性。那么，现代资本的特性究竟有什么区别于传统资本主义的特征呢？

最后，齐泽克认为，现代资本不再构成经济决定论意义上的资本，而是变成了现代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某种剩余，即拉康的对象α。正是这一特征构成了现代资本（经济）区别于传统资本和传统资本主义，同时也是导致那些后现论家漠视或否定经济的现代功能，从而陷入政治本体论的偏执之中的原因。换句话说，就经济与政治的社会关系论，二者之间究竟是哪一个在社会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迄今为止，也没有一个确定性的结论。拉克劳引经据典，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了马克思是一个典型的经济决定论者，从而马克思是一个经济决定论意义的本质主义者，并据此提出其建立在“霸权”基础上的政治本体论，也即强调偶然性逻辑的政治本体论。然而，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马上可以回应说，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经济决定论者，马克思一刻也没有忽略政治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这尤其体现在其《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对此，拉克劳并不否认，他反驳道，早期的马克思的确是强调政治在社会中的地位，但随着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问世，马克思最终回归到了经济决定论的轨道上，变成了一个典型的经济决定论者。拉克劳要重新拾起马克思的“政治”大旗，在后现代主义的大旗下重新发掘偶然性政治在现代社会中的功能。

对于拉克劳的运思逻辑，齐泽克当然非常清楚。但要反驳偶然性逻辑基础上的霸权本体论，也非轻而易举之事。齐泽克不得不借助于拉康的精神分析思想，仍从“经济”的视角来反驳拉克劳的政治本体论。为此，齐泽克就不能简单地从传统经济决定论的立场出发来反击拉克劳，而是要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将“经济”重新梳理一番，结果就是将现代经济置于“对象小α”的位置上。如此，现代政治和经济与社会的关系就不再显现为拉克劳的那种偶然性的霸权逻辑，而是呈现为一种更为复杂的关系。齐泽克是这样说的：“另一方面，经济并不仅仅是政治斗争的一个领域，而恰恰就是这些斗争之间相互污染～表达的原因。简单地说，左翼一右翼就是被一系列的其他对立所污染的主人能指，与此同时，经济就是对象α，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对象，它支撑了这种污染（而且，当这种污染直接就是经济时，经济就在其对立的决定中遭遇自身）。因此，政治就是标志经济与其自身的间距的一个代名词。其空间由这样一个裂口打开，即这个裂口将作为匮乏原因的经济，与在‘对立决定’中的作为社会总体性的一个成分的经济分离开来：政治的存在只是因为经济‘并非是一切’，只是因为经济是一个‘无力的’、冷漠的‘准原因’（pseudo-cause）。因此，在这儿，经济就被双重地刻写在了这一准确的意义上，即拉康实在界的界定。通过置换以及其他扭曲形式经济既是在其他斗争中被‘表达’出来的硬核，同时也恰恰是这些扭曲的结构性原则”。在这段长长晦涩的引文中齐泽克想要表述的是：

（1）现代经济仍然成为政治斗争的原因，但它并非是唯一的原因，因为经济“并非是一切”，经济是一个“无力的”、冷漠的“准原因”。换句话说，我们再也不能从传统经济决定论意义上来理解现代经济在社会中的地位，而必须换另一个视角来理解，即现代经济渗透于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或方方面面。因此，表面上，经济的主导地位消失了，它隐遁于政治生活的诸多领域，看不见，摸不着。那么，这种消失是否意味着经济的彻底“虚无”呢？齐泽克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经济不但没有消失，它反而导致或构成了现代政治斗争相互污染（contamination）和表达的原因。在此情形下，政治舞台上的“左翼”或“右翼”就成为了各种对立斗争中的“主人能指”，即吸纳了其他能指的核心能指。换句话说，经济以及其他各个领域的对立和斗争，最终都要通过“左翼”和“右翼”这两个主人能指来加以表达。如此，经济的“消失”或“隐遁”则是以“左翼”和“右翼”的主人能指的出现为标志的。所以，“左翼”和“右翼”就成为现代经济“隐遁”的症兆。

（2）与经济的“隐遁”或“消失”相关联的一个逻辑推理则是：经济就是对象α。如同拉康的对象α渗透于三界，即想象界、象征界和实在界一样，如果经济就是对象α，那么，按照齐泽克的逻辑，作为对象口的经济同样渗透于现代社会中的方方面面，这也就是齐泽克为什么说“经济并不仅仅是政治斗争的一个领域”，相反它渗透到政治斗争的各个领域。现代经济“就是对象口，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对象”。既然是对象α，那么，它就应该符合拉康的对象α的特征。正由于此，无论齐泽克如何竭力反对将经济视作终极意义上经济决定论，但为了反对拉克劳的“政治本体论”，他仍然将作为对象α的经济置于拉康实在界的位置上。因为他认为现代经济无论怎样变换其形式，无论采取隐遁或扭曲的种种形式，经济既是在其他斗争中被“表达”出来的硬核，同时也恰恰是这些扭曲的结构性原则。因此，如果说经济以及其他各个领域的对立和斗争要通过“左翼”和“右翼”这两个主人能指来加以体现的话，那么，齐泽克在此其实直接道出某种程度上政治也就是经济，即他所谓的“政治就是标志经济与其自身的间距的一个代名词”。

那么，究竟是在何种意义上才能说政治即经济，经济即政治呢？对此回答必须区分两种经济，即必须将作为匮乏原因的经济，与在“对立决定”中作为社会总体性的一个成分的经济分离开来。齐泽克在此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认为，他还是在重复指出现代经济不同于传统经济的特征，或日他自己的经济观与传统政治经济学，当然也是与拉克劳的经济观不同之处。众所周知，依照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社会是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性大厦中，经济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成分。虽然如此，但经济在社会这个大厦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经济决定论”观点或立场。在齐泽克看来，不仅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如此，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也有此嫌疑，甚至，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戴上“经济决定论”和“本质主义”帽子的拉克劳，在其偶然性逻辑基础上所建构的政治本体论也难以逃脱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即拉克劳仅仅是单纯地反对“经济决定论”，然而其理论仍然是建立在“对立决定”中作为社会总体性的一个成分的经济之上。拉克劳仅仅对作为社会整体中一个分子的“经济”大张挞伐，并试图用“霸权政治”取而代之。他并没有看到现代经济已经变换了其形式，不再是作为社会一个成分的决定性的作用，而是“作为匮乏原因的经济”，也即作为“对象α”的经济。齐泽克自认为，这是他与拉克劳的分歧之所在，也是导致他们在后马克思主义大旗下分歧越来越大的原因之一。所以，齐泽克在《捍卫失落的原因》中一再强调对两种不同结构的区分，即将作为匮乏原因的经济与在“对立决定”中作为社会总体性的一个成分的经济分离开来。

总之，有一点必须明确，如果说拉克劳的霸权本体论矫枉过正，以批判经济决定论和“本质主义”的嫌疑而彻底抛弃了“经济”，那么，为了反击拉克劳那种建立在政治霸权基础上的偶然性逻辑，齐泽克则不得不重新拿起“经济”或“资本”这把利剑，以抗击拉克劳建立在解构主义基础上的政治游戏。换句话说，脱离经济来谈论资本主义的批判，来谈论社会主义事业，完全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而已。只不过齐泽克祭起的“经济”或“资本”的这把利剑仍然来自于拉康的精神分析思想，主要就是对象口的理论。这是我们必须予以注意的。

三、结语

政治霸权的运作及其批判构成了当今西方“左”派阵营的一道“景观”。拉克劳与齐泽克的这一争论仍在继续，它不仅仅局限于后现代政治学视域内的政治权利运作的游戏，同时也构成了现代政治哲学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也即拉克劳所谓的异质性的建构及其霸权逻辑的形成，以及与齐泽克所谓的激进的否定性的政治逻辑的对立。在此，齐泽克显然提出了一种相对于拉克劳异质性基础上的霸权运作更为激进的行动逻辑。齐泽克认为，要打破资本主义这一貌似必然的逻辑，就必须“穿越幻象，认同症兆”，而不能像拉克劳的偶然性逻辑那样为政治霸权而斗争，必须通过毅然决然的行动来摆脱或挣脱拉康的幻象公式，（$α）的逻辑。只有这样，才能彻底地与资本主义相决裂。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齐泽克提出的那种具有“普照之光”的特殊的普遍性，恰恰被拉克劳讥讽为某种“本质的普遍性”或“逻各斯中心论”。这一点构成了他们二人在2005年继续争论的缘由和导火线，对此，我们将另文详谈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