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庄子中道观与孔子中庸观

摘 要：庄子所谓中道与孔子的中庸之道均是反对走极端，看似相通，实则两者存在原则上的不同。是两种不同的处事之道和行为准则。不管是在它们的提出，本意，及秉行的准则甚至于最终目标都存在着不同之处。

关键词：庄子 中道 孔子 中庸

一、二者的提出

庄子中道观的提出是基于生命的两难境地。《养生主》开篇即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这是一种两难的境地，而庄子在《人世间》也通过一些列的寓言故事阐述过“无用”“有用”的两难境地。栎树因为无用，才免遭砍伐之祸而得尽天年；但若一无所用，则虽免于匠人之斧而必不免于薪人之刀，会被人砍了当柴烧。生命的有尽，知识的无尽，人们如何才能薪火相传；在“无用”与“有用”中又如何取舍，才能得以“全生”“尽年”。庄子针对这一人生的两难之境，提出了“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的“中道”之说。“中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

孔子的中庸思想来源于他的天道宇宙观，是将其宇宙观应用于人类社会中所衍生出的“不偏不倚”、“时中”、“合宜”的方法和准则。换句话说，中庸思想是孔子天道观在人道中的应用。“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与“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都说明孔子将“天道尚中”作为为社会的标准和范式。将天道应用于人道中，“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达到天人合一。孔子生活的春秋末世 “天下之无道也久矣” ，“子弑其父，臣弑其君，孽杀其宗” ，一切礼乐制度、等级秩序都被颠倒了，陪臣执国命的现象屡见不鲜。因此毋庸置疑，孔子的中庸思想就是孔子为“救世”而苦心孤诣觅得的方法和准则。

二、本意的不同

（一） 庄子“中道”之意

“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的中道原则要求人们不要一味的为善，也不能只是作恶。因为一味地为善会出名，而出名会给自己带来不利，所谓树大招风、枪打出头鸟正是此意；但一味的作恶也会给自己带来灾祸，受到刑罚。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善与恶之间取一折中原则，奉而行之。把持“中道”，处乎“材与不材”之间，为善不近名，则不会成为众矢之的；为恶不近刑则不会引来杀戮之祸，化解了生命存在的两难困境。如此不善不恶的中间状态最有利于保全自身。

（二）孔子中庸之意

何谓“中庸”？“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道。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是不偏不倚，中正，无过不及。中者天下之正道。庸不易谓之庸，不偏离正常。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

平常也。中庸之道，就是忠恕之道。所谓中庸，就是中正恰当的意思。做任何事情，都合乎道理，不偏不倚，不过不不及，不走极端，就是中庸。

以上看出孔子的中庸之道是要求人们的思想行为要与道德准则取得恰到好处的统一性、吻合性，既无过分之处亦无不足之点，故后世哲学释之为“发而皆中节”。中庸不等于折中，不是在两点之间取其中点，譬如好与坏，善与恶的中间状态并非儒家的中庸状态，好与善均是有一定客观标准的。而庄子的中道则是在两极之间取一折中点作为行为准则，这与这个折中点究竟取于何处，则要人们自己灵活掌握，怎么折中对自己有利，就怎么折中，其中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

三、秉行“中道”和“中庸”的准则

（一） 行庄子“中道”的准则

秉行“中道”的准则既为因顺事物，顺应自然。庄子在《养生主》中以寓言“庖丁解牛”从道法自然的角度来说是要人们因顺事物自然之性，顺应自然的变化与发展，处世、生活都要“因其固然”、“依乎天理”，从而避开是非和矛盾的纠缠，以达到游刃有余。另一方面庄子将老聃之死乃至其妻子的死亡视为自然现象，作为自然现象，便是“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县解”。人之逝去，既无须悲，亦不必哀；若以悲哀之心处之、“不蕲言而言，不蕲哭而哭”，便是所谓的“遁天倍情”。人之生是自然现象，人之死同样具有自然性，这都是自然的顺应之法！也因此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不管是为人处事，还是面对自我，甚至是面对生死，我们秉持“中虚之道”都要遵循自然，顺应天地，因顺万物！

（二）“中庸之道”的秉行准则

而秉行孔子“中庸之道”的原则是礼和义。孔子曾说过“礼之用，和为贵”，并且“和”必须“以礼节之”，否则是行不通的。“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大小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礼的作用就是要凡事都做到恰到好处，才是难能可贵的。孔子还用礼义制约诸德。“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役。”在这里孔子并没有明确讲明秉行“中庸之道”要以礼义为原则，但是荀子却明确说道：“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曷为中？曰礼义是也。”可见孔子之道的施行是要以礼义为准则的，这也是以他的恢复周礼相对应的。

四、二者的困境与终极目标

（一）庄子“中道”的困境与最终目标

“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神虽王，不善也”泽雉为食物奔波但身心自由，樊中兽神王但无自由，这既是一个生命的两难之境，也说明了这个社会的复杂，“中虚之道”的秉行是有难度和不好把握的，我们都不是圣人，跟多的时候面临是一种选择，既做到神王又有自由这是很难的，甚至与庄子也很难做到这一“中虚之道”，但是他用他的一生，用“泽雉不善樊中兽”给了我们解答，那就是身心的自由更重要！在“中虚之道”很难实现的时候，庄子的天枰倾向了另一边，我们从“宁其生而曳尾於涂中”可窥一二。从“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和“宁其生而曳尾於涂中乎”的选择中也可以看出庄子提出“中虚之道”的最终目的为重生、贵生、全生、尽年。只有这样才能回复生命的本真，即使指穷于为蕲，然火传也，也会不知其尽也。

（二）“中庸之道”的困境与最终目标

孔子说：“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孔子自己也表示要真正能够实施中庸之道，其难度绝非一般，连他自己也只能连续坚持上个把月。例如“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这也是秉行中庸之道的困境。而孔子提出中庸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他的大一统思想，使人们自觉地在“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的感召下，实现“天下归仁”的理想状态。但是另一方面孔子把周代礼乐制度认定为社会稳定发展的中正极至。他认为“文质彬彬”的周礼是经过三代的损益沿革，大体符合中庸精神的完备制度。因此他的中庸之道也是对周礼的恢复和重建上。但不可否认在这复古的基调中，他的中庸变通精神仍是其思想中活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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