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教学法论文范文

比较教学法论文篇1

【关键词】历史科思想政治教育比较法教学

国家教委制订的《中小学历史科思想政治教育纲要》，规定了历史科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和任务：通过中国文化史及近现代史的教育，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提高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教育学生认识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本质，继承和发扬反帝爱国的光荣传统，树立反“和平演变”意识；培养学生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增强学生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使命感和紧迫感。《纲要》是对现行历史教学大纲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加强和补充，是对学生进行教育的指导性文件，是每一个历史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必须遵循的原则。

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是对青年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好教材，它具有“树立良好社会风气，启迪人们重视自身的品德修养，积累丰富的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凝聚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激发爱国主义精神和历史的使命感”（《历史学的教育功能》，见《中国中学教学百科全书》历史卷第2页）的教育功能。历史科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但就高中学生这一教育对象而言，在课堂教学中，有目的地选用翔实的史料，运用比较法教学，能更好地为他们所接受，更容易获得教育的效果。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同类，辨别其异同或高下。历史科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比较法教学，是依据教科书给教师所提供的内容，根据可比原则，对历史人物、文化、事件、集团、政治制度、观念、文明体系和历史进程等等，采用纵向或横向的比较。通过比较使学生既学到知识，又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一、将中外古代科技文化进行比较，以提高学生的民族自

豪感、自信心，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

中国是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华民族创造出的灿烂辉煌的文化，是世界上任何民族所不能媲美的。中国古代在科技方面直到明朝中期，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学习中国古代史各个时期的文化的章节时，可根据教科书和教参书的资料，有目的选择某一领域某一成果，在时间或影响上进行中外（横向）比较。

（一）天文历法

1.观测日食的记录早外国约500年

《尚书·胤征》记载的一次日食，发生在夏王仲康时代（公元前21世纪）。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纪录。

2.观测彗星的记录早西方670年

鲁文公14年（公元前613年），鲁国天文学家观测到“有星孛（即彗星）入于北斗”。这是世界上关于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

3.《十二气历》比英国类似的历法早800多年。

北宋科学家沈括创制《十二气历》把24个节气和12个月份完全统一起来，有利于农时的安排。

4.授时历比现行公历的确立早300年。

郭守敬编定的《授时历》以365.2425日为一回归年，现代测定的一回归年为365.2419日，两者之差只有26秒。元政府于1280年颁行。

（二）医学成就

由国家编定颁布的药典比西方早800多年。

唐高宗时，政府组织编写《唐本草》（《新修本草》），于659年颁布。

（三）雕版印刷、活字印刷

1.雕版印制品比西方早4个世纪

唐朝印刷的《金刚经》，是现在世界上最早的、标有确切日期（868年）的雕版印刷品。

2.活字印刷比西方早400多年

11世纪中期，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四）数学成就

1.勾股定理比西方早知500年。

《周髀算经》记载西周开国时期（公元前1000年），周公旦与商高的对话，即勾三股四弦五(3[2,]+4[2,]=5[2,])的勾股定理的特例。

2.祖率比西方得出同一数值早1100多年。

南北朝时祖冲之把圆周率精确到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是世界上第一次把圆周率准确算出小数点以后7位数字。

（五）地震学成就

测定地震方位的仪器比西方早1700年。

古巴比伦官方文件中的日食记录为公元前16世纪。埃及的日食记录为公元前17世纪。

欧洲约在公元一世纪才有这方面的纪录。

1682年，英国天文学家哈雷首先确定其运行轨道，因而得名。

1930年，英国气象局开始采用专门用于农业气候统计的历法，《普耐尔·肖历》。

罗马教皇格列高利13世于1582年修定的《格列高利历》（现行公历），也采用365.2425日为一回归年。

意大利佛罗伦萨药典于1494年编定。

纽伦堡政府药典于1542年编定。

14世纪末欧洲南部城市里出现了雕版印刷的基督教图画。

1450年前后，德国人谷腾堡用活字印刷《圣经》。

在欧洲，最早提出勾股定理的是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前580年-前500年），称为“毕达哥拉斯定理”。

15世纪阿拉伯数学家阿尔·卡西才超过他的成就。

16世纪德国人奥托和荷兰人安托尼兹才重新算出这一数值。

132年，东汉科学家张衡制造出“候风地动仪”，安装在洛阳的灵台上，138年地动仪准确地测定了陇西地震。

1700年后，欧洲才出现利用水银溢流的方法来记录地震的仪器。

在进行以上比较之后，向学生指出，中国古代科学成就，正如英国科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在评价四大发明时所说：“它们改变了世界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状况，又从而产生了无数的变化；看来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宗教，没有一个显赫的人物，对人类事业曾经比这些机械的发现，施展过更大的威力和影响。”

进行中外科技成就的比较，会使青年学生自然而然地产生出一种民族自豪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因为他们已经“在历史中发现了我们的世界，发现了我们的自己，使我们自觉我们自己的权威，知道过去的历史，就是我们这样的人共同创造出来的。现在乃至将来的历史，亦是这样的”（《史学论集》第247页）。更进一步激发他们刻苦钻研，奋发进取的精神，自觉以古代科学家为榜样，为光大中华文明，在将来世界的高科技竞争中，再创辉煌。

二、用旧中国和新中国政治经济方面的比较，认识今天的

成就，培养学生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感情

当代的青年学生已经是新中国的第二代，他们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状况，仅仅从电影、小说中得到不完全的、肤浅的了解，对当时只有“洋火”（火柴）、“洋油”（煤油）、“洋钉”（铁钉）的中国经济了解不深。对当时劳动人民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悲惨生活毫无切身的体会。由于没有过去历史的感性认识，所以思考中大多采用横向思维，往往用今天的中国去类比当今的发达国家。当然，这样的比较方法也不是不可以，但对一个国家，一个制度的认识，如果不先采用纵的比较，即了解这个国家的过去和今天，只进行横向的比较，就会常常得出片面的，不正确的结论。

为了让青年学生更好地了解过去，认识今天和展望未来。我们可根据《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现代史讲座》的内容，在讲述某一章节，某一事件时，选择几个问题进行比较。

（一）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各阶级的革命道路之比较

在民主革命中，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各有重大斗争，尽管国情相同（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对象相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但由于领导阶级不同，所选择的革命道路不同，目标不同，所以革命的结果也不同。

1.太平天国洪秀全领导的农民革命通过武装斗争打下了半壁江山，建立了革命政权，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但是由于没有科学的革命理论的指导，没有先进阶级领导，很快就被中外反动势力所镇压。这说明：(1)农民阶级不可能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2)“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温饱”的农民“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3)用旧式农民战争来改变中国社会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2.辛亥革命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虽然了中国存在的两千多年的君主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由于没有提出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由于帝国主义的破坏，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革命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取。辛亥革命没有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这说明：(1)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不可能取得彻底的胜利；(2)不敢发动农民群众去进行土地革命，也无法使革命取得完全的胜利；(3)帝国主义为了自己在华利益，不允许中国富强、独立和自主；(4)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

3.无产阶级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明确地提出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并结合中国的国情，选择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井冈山道路”。经过28年的艰苦斗争，终于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说明了：(1)中国的民主革命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成功；(2)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通过以上三个例证，可以加深对中国民主革命的了解。它告诉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救国、建国、曾经选择了各种方案，探索过各种道路，经过了斗争、失败、再斗争，最终以中国共产党拿起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确定了社会主义方向，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才取得胜利。对中国民主革命道路的比较，可使学生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从而加深对党的热爱。

（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土地政策之比较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农民问题也就是土地问题，这是中国2000多年来必须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在旧中国，占农村人口很少的地主、富农却占有80%的土地；占人口80%以上的贫苦农民只有很少的贫瘠土地，有的甚至没有土地。因此，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是广大农民的强烈愿望和迫切要求。在民主革命中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有自己的土地政策。

资产阶级

1.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国家核定地价，征收地租税，同时逐步向地主收买土地。

2.《六大宗旨》……土地国有。

3.新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其重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

4.四大家族为首的大地主，大买办大量兼并土地，收取高额地租。

无产阶级

1.八七会议决定：……确定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动统治的总方针。

2.土地革命路线：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3.敌后根据地的土地政策：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

4.《中国土地法大纲》：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按农村人口分配土地。

5.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资产阶级虽然提出了“平均地权”，然而由政府“照价收买”或“照价收税”，这不意味着消灭地主阶级，实际上仍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方法。至子“土地国有”，虽然最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但资产阶级提出这个主张，只不过是表面文章而已。到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形成，他们除了独占金融，垄断商业，独占工业外，还大量兼并土地。国民政府实行所谓“田赋实征”，强迫农民以半数以上的收获物缴付农业税，使广大农民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土地政策，自始至终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摧毁农村的封建剥削制度，使亿万农民获得解放。土地问题的解决，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功绩之一。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中，党中央的一系列农村政策，使11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这是十分了不起的成就，使全世界为之叹服。须知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2%，而耕地仅占世界总耕地的7%，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解决温饱问题，可见中国共产党之伟大。

（三）旧中国和新中国经济之比较

国民经济的发展情况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一项重要标准。也可以从中评价出执政党治国执政的能力。

1.由于帝国主义的长期掠夺，国民政府、四大家族的大肆搜刮和战争的严重破坏，到解放前夕，国民政府的财政经济已全面崩溃。那时候，工农业生产严重萎缩，全国交通阻塞，物资奇缺，通货恶性膨胀，人民生活十分困苦，国民政府留下的是一个贫穷落后，百孔千疮的烂摊子。

2.为了解决财政经济困难，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央人民政府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到1952年底，国家的财政经济有了明显的好转，工农业生产都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人民的物质生活比解放前有了很大的提高。这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完全有领导一个国家的能力。

3.尽管在建国后，我国在政治上、经济建设上有过一些失误，但仍然取得巨大的成就，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加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党和政府作出了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往，搞活经济的基本国策，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确定了经济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通过比较，使学生懂得这样一个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三、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比较，使学生在本

质上有明确的认识，以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

当人类社会进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后，世界政治格局急剧地发生了变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背弃了社会主义制度，纳入了资本主义的轨道，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随之解体，抛弃了马列主义原则。而在19，中国也发生了。这些事件，自然会引起青少年学生思考：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到底哪个优越？到底哪一种是人类发展的方向？并且有些学生还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一部分青年人对社会的某些现象不满，这不奇怪也不可怕，但一定要注意引导，不好好引导就会害了他们”（《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见《邓小平文选》第346页）。世界历史用了二册的篇幅叙述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史。即这两种政治制度的产生、发展的过程。为了引导青年学生对两种社会制度有明确的认识，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比较。

（一）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基础和经济发展情况

1.所有制：资本主义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由于所有制的不同，资本主义是生产资料占有者（资本家）对失去生产资料的人（工人）进行剥削和压迫。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不是利润，而是为人民，即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

2.经济发展的基础。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是靠血腥掠夺来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这方面教材有大量的史实）。靠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而发财致富。

社会主义的经济是建立在战争的废墟之上（苏联、东欧皆如此），在贫困落后的基础上依靠人民的力量来进行经济建设。

3.经济发展情况。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总是周期性的爆发。如1929-1933年灾难性的危机，使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减少了1/3以上，国际贸易缩减了2/3，造成3000万工人的失业。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影响了经济发展。这一时期，社会主义苏联实施了三个五年计划，取得了伟大成就：“一五”计划的完成，苏联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二五”计划的完成使苏联工业总产值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

可以看出，社会主义较资本主义更具有优越性，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更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二）人权、民主、自由情况

资本主义国家总是标榜社会的民主，人民的自由，自诩是人权的捍卫者，并以人权作为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基本权利，民主自由的状况到底怎样呢？通过比较，说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非但不是“人权的捍卫者”，相反，而是人权的践踏者。资本主义美国1787年宪法，借口印第安人不纳税不给公民权，不计算在各州人口之内；黑奴只按3/5的人口折算。美国在扩张领土中，屠杀印第安人并霸占其土地财产。血腥大屠杀使印第安人由100多万锐减到19世纪末的24万。

在资本主义资本积累时期，殖民主义者贩卖黑奴，从16-19世纪中期，使非洲丧失了上亿青壮人口。

社会主义1936年，苏联新宪法宣布：苏联是工农社会主义国家，全部政权归城乡劳动者……凡苏联公民，不分民族、性别，一律平等，都享有劳动权、休息权、受教育权，有言论、集会、出版等自由，人身不受侵犯。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坚持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一律平等的原则……人民有劳动权和受教育的权利等等。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可以看出资本主义所谓的人权、自由、民主的虚伪性和欺骗性，社会主义民主、自由的广泛性和真实性。同时使青年学生深刻地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知道当代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及所面临的挑战，认识到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的阴谋，使学生增加使命感和紧迫感，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

比较教学法论文篇2

两起战争皆因鸦片而起，都以清政府丧权辱国为结局。它们不是孤立的，是有着内在联系的历史事件，有其共性。因此在教授这两课时，采用纵横比较的方法，则能使学生对两起历史事件、现象的全过程有一个全面的系统的理解和认识。它有利于帮助学生透过现象看清本质，培养学生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观察、理解、分析和评价历史以及识辨大是大非的能力。这也是根据学生怎样学来设计自己怎样教的重要原则。

首先，这两次鸦片战争，有相似之处，可把它们进行比较、分析，找出它们的异同点。

两次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是西方列强的侵略扩张。第一次，是英国迫切需要对外夺取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第二次是英、法、美等国，想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扩大侵略权益，并使之合法化。所谓战争的导火线，仅是发动战争的借口。基于此，可廓清这一特定历史现象所反映的本质问题。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借口，是中国的禁烟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借口是“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试想，当时如果没有禁烟运动，没有两起事件的发生，它们就会偃旗息鼓吗？否。它们依然会寻找另外的借口发动战争。因为它们早已选中中国作为其侵略对象，蓄谋已久，战争迟早要爆发。

在教学中启发学生透过历史的表面现象，认清侵略者的本质和狡诈手段，区别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发展进程的特点，从而提高学生鉴别事物的能力，这是历史教学应遵循的原则之一。

在这两次反侵略战争中，我们试比较一下清政府、爱国官兵和中国人民各持什么态度，就很容易看出清政府的丧权辱国和人民大众的英勇不屈。如：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清政府内：道光帝惊恐万分，派琦善到广州与英军谈判，琦善妥协，奕山投降，牛鉴临阵脱逃，后来签订了屈辱的中英《南京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浦条约》。爱国官兵和广大人民：三元里人民抗英，关天培、葛云飞、陈化成等英勇牺牲。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清政府不作认真的战争准备，完全寄希望于俄美两国“调停”。当英法联军攻占天津后，咸丰帝逃往承德避暑山庄，最终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瑷珲条约》等。与此相对照的是，南海、番禺两县几万人民成立团练局，抵抗侵略；防守大沽炮台的士兵开炮打击入侵者，大沽人民冒着枪林弹雨，给战士送饼送面。

我们再分析一下战争的性质、结局、战败的主要原因。这里应指出的是，两次鸦片战争对于中国人民来说，都是反对外来侵略的正义战争。英、法、美等国是侵略者，是非正义的，而中国都是战败国。正义之师折旗受辱，究其最主要的原因，是腐朽的封建制度造成的，尤其是清政府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导致中国经济和军事落后，经不起洋枪洋炮的打击，亦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战胜了落后的、腐朽的封建制度，铸成民族的奇耻大辱。

那么，鸦片战争给中国造成的影响又如何呢？战前，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战后，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了巨大权益：中国领土丧失，中国遭破坏；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品源源不断地倾销中国市场，中国经济遭到扼杀。中国从此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除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更加尖锐外，还增添了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中国人民被迫肩负起反帝反封建的双重革命任务。鸦片战争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

再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联系《南京条约》加以比较分析，可以进一步认清列强们得寸进尺的强盗嘴脸和清政府步步退让的腐败无能。

《天津条约》签订前，外国与清政府办理外交事务，是由两广总督出面的，而签约后，外国公使则直接控制清政府，干涉中国内政。清王朝开始逐步蜕变为傀儡政权，成为列强镇压人民革命的工具。《南京条约》规定的“五口通商”，只限于东南沿海地区，而《天津条约》中的“十口通商”，却扩大北至营口，南至海南岛的琼州，而且还深入到中国内地——长江中游的汉口。它表明西方列强鲸吞中国已逐步深入。第二次鸦片战争扩大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掠夺的侵略权益，使鸦片输入合法化，达到了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的目的。外国船舰可在长江各口岸自由航行，使侵略者取得了内河航行权。侵略者特权不断升级，这是《南京条约》中所没有的。《南京条约》中把香港岛割给英国，《北京条约》又把九龙司拱手相让，等等。这些事实都佐证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开头，第二次鸦片战争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延续。其共性是资本主义列强向外侵略扩张，清政府的腐败无能造成民族耻辱和灾难。

比较教学法论文篇3

关键词:地方本科院校;比较文学;教学改革

中文是我国普通高等教育中历史悠久的传统学科。由于其厚重的专业基础、广泛的就业面以及相对固定的社会需求量，成为地方性院校普遍开设的专业。然而，随着许多地方性本科院校开始放弃传统的精英大学发展目标，选择了多学科性、应用型大学发展之路，传统中文专业课程教学亟待进行改革，以使中文教育为社会服务，为实践服务，培养中文应用型人才。面对地方本科院校当今的转型发展之路，如何在教学中将必可不少的理论与时代需求相结合，就成为中文专业教师普遍面临的困境和迫切解决的任务。

一、比较文学本科课程教学现状与反思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比较文学正式作为一门课程进入我国高等教育的课堂。纵观现今比较文学的本科课程，无论是教学目标还是教学内容，都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正如陈惇所言:“随着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各校开设的课程也与以往不同。除了讲比较文学原理的课程之外，还有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文学类型的比较研究、文学思潮的比较研究、比较诗学、中外文学关系史、跨学科研究等，确实比以前丰富多了。”［1］造成比较文学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等方面多样化发展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各学校在具体培养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进度、教学大纲等的制定上具有一定的自。这种多样化又是沿着三个方向在演变:一个方向是继续讲比较文学的基本原理;第二个方向是比较文学理论体系中的某一个方面的拓展和深化，如中外文学关系史、比较诗学、跨学科研究等，它们本来属于比较文学理论体系的一个部分，现在把它们单独分离出来，自成一个专题，进行深入的探讨;第三个方向是把比较文学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或者说是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去研究另一种学科的某个专题。［1］而对比较文学本科课程的教学内容，学界有多种看法。有学者认为“高校中文系或外文系比较文学本科课程的最好形态，是将中国文学史，特别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外国文学史的内容，与现有的比较文学相关理论探讨与方法讲解结合起来，以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为主的种种现象方面的内容来充实现有的比较文学教材与课堂，让比较文学课程教学内容更加多样化、综合化、‘文学史化’”。［2］还有学者认为“比较文学本科课程要轻概论，而重在讲具体案例”［3］。持后一种看法的不只一位学者。有学者因为在本科阶段进行的比较文学课程教学实践中，“教学的实际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学生在学完学科的基本理论知识后，仍然不清楚什么是比较文学，学习本学科有什么用，比较文学的论文应该怎么写”，所以主张比较文学“课堂教学的内容重点就不再是对纯学科理论知识的学习，而在于具体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的学习，包括比较文学的基本类型和研究方法，文学范围内比较研究的领域，以及每一种研究方法应该怎样去操作等”［4］。针对上述教学目标演变的三个方向课程安排各有特点与优势，但都有不足。全面讲授学科原理的课程易失于枯燥晦涩，专题研究的如中外文化史、比较诗学等课程虽长于专精，但有失广博与系统，与其他学科结合的课程如“西方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主义”“鲁迅与中外文化”“俄国文学与中国近现代文学”“中西戏剧比较”等课程针对性强，但也因为专精，容易失却比较文学的学科特色。

二、比较文学教学建议

(一)坚持理论与实例教学并进

在坚持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原则之下，既要讲授比较文学作为学科的相关理论知识，又要有研究方法、研究实例的介绍。学科的基本理论介绍既是必要的又是重要的。经过一学期的学习，作为初学者，学生能掌握比较文学的学科性质、学科历史、学科特征、学科研究范畴等具有完整性和体系性的知识。另一方面，从比较文学本科阶段的培养目标来看，如果将学贯中西从事高级研究的人才培养作为比较文学本科教学的培养目标并不现实，因通过大学四年级一个学期几十个课时的教学就能让学生一跃成为比较文学的研究专家未免不切实际，而几十个课时的教学让学生对比较文学有大致的了解，形成初步的比较文学研究意识和较为开阔的比较视野则是有可能实现的。有学者主张“比较文学课的主要内容则大致可分为三大块:一是比较文学的概念原理和规律;二是比较文学的历史，包括中外比较文学的发展史和目前的研究动态;三是比较文学的研究策略和方法。这三块内容中，第一块和第二块是较固定的内容，更多的属学理知识，同时也因比较文学历史较短而容量较小。第三块既是学理性的，又具有操作实践意义，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内容的选择往往受到教师科研方向和成果以及课时长短的影响，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随意性”［5］。笔者对此分类非常赞同。实际上，这三块内容较好地将理论讲解与实践操作结合在了一起，一并考虑了本科课程设置的规范性与高校教师授课的个性化特点，既有相关的概念原理、学科发展历史的介绍，又有研究方法与研究实例的诠释，精专与文博兼而有之。当然，在实际操作中，因为课时有限，内容安排过多并不合适，以上三块内容还是应该择其重点，合理分配比例。简之，教学对象、教学目标的不同决定了教学内容的不同。在设计与选择比较文学本科阶段的课程教学内容时，一定要将其与研究生阶段的教学内容进行区分，本科阶段主要是为了普及比较文学的学科基础知识，自然应当侧重前两块内容，而研究生阶段则重在提高学术水平，可以进行一些专题性的介绍。

(二)坚持课堂讲授与讨论结合

要想真正有效地完成比较文学的本科课程教学，在教学方法上应坚持讲授与讨论相结合。因为教学方法一定程度上由教学内容、教学目的来决定。比较文学本科课程坚持理论与实践兼备的教学内容决定了教学方法中需同时采用讲授与讨论两种方法。对于那些理论性强的名词术语、概念、学派观点应由教师进行细致分析与解释，但是也不能任由教师一言堂、满堂灌，教师应适时地举些例证或者提出问题启发学生进行思考，让学生运用所学的方法尝试着进行分析，以期养成研究的习惯与思维方式。为了取得更好的讨论效果，最好由教师提前布置好题目让学生准备，真正做到言之有物、论之有效。比如在比较文学中关于“形象学研究”讲授时，笔者发现同学们往往对“他者形象”特别是隐藏在“他者形象”背后的“自我形象”等概念理解有难度，为了让学生们更好地理解形象学的研究内容和对象，在老师对相关概念进行讲授之后，以讨论的形式，组织学生们亲自阅读具有“他者形象”的代表性作品，并在课堂中分析讨论“作者是如何塑造异国异族形象”“塑造异国异族形象的目的是什么”等问题，让学生们在讨论中体会和理解“形象学”的相关理论知识，让学生在实践中验证理论，在理论中培养实践能力。

(三)充分体现比较文学专业特点，做好跨界融合

比较文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是超越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和其他知识及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例如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换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文学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6］。因此，比较文学具有跨文化、跨学科的特点，所以，在进行本科课程教学时必须坚持其“跨”的特点，要跨越单一的文化背景和学科背景，达到真正的跨界融合。所谓跨界融合的第一层意思是跨对象之界的融合，即既要做好文学内容的比较研究与讲授，又要做好文化现象的比较研究与讲授。当然，文学作为学科的出发点，其内容所占比例应相对高于文化现象的讲授比例。在文学类关于中西方诗歌异同的研究与讲授中，除了要对诗歌这一文体在中西方的差异进行分析外，更重要的还需要引导学生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来思考分析导致中西方诗歌差异的原因。跨界融合的第二层意思是跨学科之界的融合。即既要与中国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现当代文学等学科在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等方面有所区别，又要及时吸收这些学科的新理论、新观念和新成果。一般来说，高校的比较文学课程的开设晚于中国文化概论、文学概论、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等课程，此时的学生已有了较为系统的中国文学史知识和外国文学史知识，这样在比较文学课程教学时教师既不是炒冷饭，重复介绍，又可以充分引导学生利用所学的知识进行比较研究。跨界融合的第三层意思是跨地域之界的融合。即做好中国与外国的比较。中国的比较文学无论在研究还是教学方面都应该立足于本民族，从中国文学、中国文化出发进行中外文学、文化的比较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形成中西文化的对话与沟通。也只有在对别国文学、文化的观照中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本国的文学与文化。这一点正如学者严绍璗所说:“一旦把这种跨文化的立场变成自己的学术观念和方法论基础，我发觉自己对从前拥有的关于中国文学和东亚文学的各种知识产生了不少躁动不安的情绪，即时常怀疑自己已经获得的知识的真实性价值。”［7］

［参考文献］

［1］陈惇．势在必行———中文系怎样开设比较文学课程［J］．中国比较文学，2000(1):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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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袁盛财．关于普通高校比较文学教学的几点思考［J］．邵阳学院学报(社科版)，2008(1):22－23．

［5］韦建国，吴孝成．试论比较文学教学中的具有实践功能的可操作性———关于21世纪高校文学课教学改革的思考(之四)［J］．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02(2):51－52．

［6］陈惇，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9．

［7］严绍璗．确立关于“东亚文学”历史的更加真实的观念———我的关于“比较文学研究”课题的思考和追求［J］．中国比较文学，2006(2):3．

比较教学法论文篇4

学术期刊是展示学科动态的重要载体，对期刊论文进行统计和分析，可以洞察学科研究主题的变化、研究重心的转移，把握学科研究的发展现状，预测学科未来研究发展方向。本文选取1994-2014年《思想理论教育导刊》《思想教育研究》《思想理论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五本期刊所载的有关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420篇文章为研究对象，对论文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分析，以期对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做出较为清晰的研判。

一、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的现状分析

在420篇有关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论文中，运用传统研究方法的论文388篇，比例高达92.3%,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运用量化研究方法的论文19篇，约占4.6%;运用质性研究方法的论文13篇，约占3.1%(见下表)。就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运用现状而言，总体还处于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偏重于中外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经验总结和理论思辨，少有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的成果，往往建立在对二手文献以及翻译文本的解读基础上，同质化研究较多。这说明目前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尚不成熟，理论化、系统化、科学化的方法体系还未建立起来。

1.经验总结法居首位，实用主义倾向较为明显

经验总结法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使用最多的方法。近20年来，使用经验总结法的论文数量不断攀升，所占比重在43.5%~60.4%之间波动(见图1)，平均占论文总数的51.9%(见表)。这些研究成果题名大多包含启示借鉴思考探析等词汇。研究方法服务于研究目的，经验总结法的突出地位反映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实践取向和应用性特点--立足于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在获取域外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比较分析、归纳总结，吸收借鉴相关的理论和经验，将研究成果运用于完善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领域，推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质言之，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是以借鉴和应用为主要目的，以服务实践为落脚点。这对于解决我国现实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和影响，然而受借鉴模式自身的束缚，存在缺乏理论深度的现象，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实用主义取向。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一门分支学科，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有其自身的知识特性;同任何应用学科一样，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实用性研究离不开学术性指导，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而已有研究更多的是侧重于对外国具体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和方法的介绍及学习，鲜有对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进行系统思考与探索，这使得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在某种程度上缺乏方法论指导和方法自觉。

2.传统思辨方法仍占优势

思辨法也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较为常见的研究方法，比例为32.1%,居第二位(见表)，如果对经验总结类文章进行细分，其中多数论文均具有思辨的成分，即使是划入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的文章，也渗透着思辨法的身影。由于学界传统的学术训练以思辨为主，因此较容易得到研究者的认同和采行，在其他研究方法上尚难有较大突破。有学者在总结我国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时认为，运用归纳的理论化方法进行体系建构,在这一致思路径下，多数学者立足文献证据，致力于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梳理、介绍和阐释以及对各国实践经验、规律、趋势的调查与追踪，在此基础上形成关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定义、对象、方法等抽象概念的认识.通过逻辑推理的思辨研究抽象出基本的概念和范畴并建构学科知识体系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非常倚重的方法，但如果研究者只乞灵于逻辑思辨，忽视鲜活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缺乏对现象形成的脉络、根源和背景的实证研究，就可能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3.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方法开始采行

自1994年以来，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定量研究的文章在每个时间段仅有零星数篇，总共只有19篇，所占比例为4.6%(见表)，但不可否认的是，运用经验总结、思辨、历史等传统研究方法的文章也可能包含着学者对各国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调查和实地考察。即使在19篇量化研究的文章中，也存在通过文本研究、已有数据分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的现象。通过对量化研究文章的进一步分析发现，使用调查研究的作者大都来自高校，多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对国外某一院校通过短期的参观考察开展学术活动。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要得到新的发展，不能仅仅通过书本和网络来进行，必须深入到别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中参观调查、感受，获得更多的一手资料，形成若干具有原创性的成果，避免低水平重复化的研究。当下很多学者提倡质性研究方法，在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质性研究应用还非常少，共有13篇(3.1%)，其中12篇文章为个案研究，代表性论文有《美国公立大学学生事务管理的特点与启示--以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富乐敦分校为例》、[2]《美国高校就业工作人员行为规范研究--以全美大学和雇主协会为例》、[3]《国外对阅读与儿童道德成长关系的研究及其启示--以〈哈利波特〉系列为例》。[4]

虽然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目前还稍显薄弱，但是也开始逐渐进入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并呈现增长趋势。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之间不是对立的，完全可以在不同的方法之间构筑桥梁，以服务于研究目的为原则。部分研究者除了采用质的描述性和分析性资料以外，同时引用了统计图表和分析数据，方法的采用相互弥补、相得益彰，实现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互补耦合。

4.历史研究尚显不足

从统计结果来看，仅有35篇文章使用了历史研究法，约占论文总量的8.3%(见表)。从图2可以看出，历史研究法所占比重偏低，历年来波动幅度也较大，最低为4.7%,最高为11.0%.历史研究法应用较少，侧面反映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对民族性和文化性关注不足。历史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看清问题产生发展的过程，有利于从历史中找寻解决当前问题的办法，从事物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中去探索本质和规律。历史与现实没有明确的分界线，历史研究法的缺席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们对国外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理解与阐释，若脱离历史和文化的背景，忽略重要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无异于盲人摸象。以高峰、傅安洲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历史研究方面进行了探索，特别是对于美国品格教育、战后德国政治教育状况，以及中德、中美德育比较，从历史的角度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和研究。例如，《对美国品格教育的深层透视--兼论中西方德育的理路分野》[5]一文对美国品格教育的文化传统以及历史渊源进行了剖析，厘清了不同历史发展时期西方德育的历史主题，并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比较分析中提出对美国品格教育所蕴含理念的借鉴和反思;《战后德国学校政治教育课程发展及启示》[6]一文梳理了德国学校政治教育课程体系构建、发展、完善的过程，揭示了德国学校政治教育的基本面貌和特征。历史研究法可以用来反思既定理论，避免只接受既定的概念和话语体系，而不追问概念和话语从何而来;不但可以修正流行的一般性概念，甚至还可以丰富和发展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体系。

二、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前瞻

研究方法的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该学科的健全程度与理论深度，影响甚至决定着该学科的研究趋向。通过对20年来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使用情况的梳理，我们发现，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应以研究方法为利器，促进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发展。

1.实现研究方法的多元整合

多元整合研究，顾名思义是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综合化以及多种研究方法的整合与平衡，以改变目前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失衡的状况。这种整合不是各种方法的简单集合，而是各种方法之间内在联系、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有机整合。打破某一种研究方法一统天下的局面，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提供多元化的选择空间，消解不同研究方法的对立状态，为既定的研究目标择取最佳研究方法，扩大研究方法的库存，并致力于发展一种跨方法的对话。

定量研究与质性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在科学的整合作用下也能相得益彰。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在继承和反思传统研究方法的同时，还要积极吸取和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并将它们合理地加以综合运用，在此基础上对日益复杂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进行多层次、多维度的分析和把握，摒弃单一的传统研究取向，实现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的突破和创新。

2.提高研究者的方法论意识

方法论指导的缺失、研究方法的单一导致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在理论深度上踟蹰不前。要扭转这种局面，一方面需要强化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的方法论意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应用性很强的社会科学，以国外经验的借鉴和应用为落脚点无可厚非，但若缺乏科学方法论的支撑，必将制约其向纵深处发展。学科的发展诉求要求研究者必须对研究方法、论证逻辑给予高度的关注，在研究范式方面进行更多的探索和思考。只有使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更具科学性和规范性，才能让方法论的研究既能很好地服务于实践，同时又能在具体的研究活动中实现方法的不断更新与超越，从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博士生研究方法的专门训练。缺乏有效的研究训练就难以做到准确、合理运用研究方法。高校是硕、博士的主要培养单位，也是高级研究人才的聚集地，尤其应当注重研究方法的课程建设，提高学生的研究方法意识，培养出既具有深厚理论功底又能熟练掌握和运用多种研究方法的后备人才。

3.注重对历史文化的观照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以描述和引介为主，所使用的方法多是建立在对文献资料的分析基础上，单纯依赖文献资料进行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是互相隔离的，被研究者成为同质化的、悄无声息的客体。由于缺乏相互的交往与对话，难以产生对被研究者内在精神生活和意义世界的洞察、理解和反思。研究者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及其实践活动，才能对所研究的问题有较为深入和全面的认识。为了更好地把握一个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现状，有必要以历史的视角，兼顾对民族文化和传统的观照。相比借鉴,我们更强调理解,提倡细致深入地探究发源于不同社会内部的异质文化自我演进的动因、背景、过程和机制。要把思想政治教育事实与其特定的经济基础、文化背景、社会结构以及价值体系等联系起来进行整体地考察，且充分考虑其流变性特征，[7]唯有如此，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才能取得应有的成效。

参考文献：

[1]栾天.我国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

[2]乔学斌.美国公立大学学生事务管理的特点与启示--以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富乐敦分校为例[J].思想教育研究，2013(7)

[3]田辉，王显芳，葛玉良.美国高校就业工作人员行为规范研究--以全美大学和雇主协会为例[J].思想教育研究，2014(1)

[4]徐萍.国外对阅读与儿童道德成长关系的研究及其启示--以《哈利波特》系列为例[J].思想理论教育，2006(23)

[5]高峰.对美国品格教育的深层透视--兼论中西方德育的理路分野[J].思想理论教育，2014(8)

[6]阮一帆，傅安洲，李战胜.战后德国学校政治教育课程发展及启示[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0(10)

[7]上官莉娜，王晓霞.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历程、议题与发展[J].思想理论教育，2014(8)

比较教学法论文篇5

比较教育在我国起步较晚。我国科学比较教育学的真正发展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的成果包括：明确了指导思想，扩大了研究队伍，丰富了研究成果，开设了比较教育课程，开展了国际学术交流。[1]比较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大学课程在我国开设，只能追溯到1978年，教育部制定《高等师范院校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的教学方案（征求意见稿）》。其中规定了开设比较教育学课程，并将比较教育教材的编写列入文科教学编选规划。

至今，国内出版的比较教育学教材也已有相当数量。而笔者选取了在大学比较教育学教学中使用比较广泛、影响较大、且具有代表性的两本教材进行比较。它们分别是由王承绪、朱勃、顾明远主编的 《比较教育》（二人后来重新修订， 现为第四版）（简称A教材），还有吴文侃、杨汉清主编的《比较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9 年出版， 1999 年修订再版）（简称B教材）。

一、比较教育学的定义及方法和方法论

（一）比较教育学的定义

从字面理解，比较教育学是同一历史时期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教育概况或者同一国家或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教育概况的比较。但是，比较教育绝非仅仅是教育的比较，那它究竟是学科、领域还是方法？它的研究对象和目的又是什么？对此，A教材在1982年认为比较教育是用比较分析的方法，研究当代外国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找出教育发展的共同规律和发展趋势，以作为改革本国教育的借鉴。[2]而B教材中提出的观点是：比较教育学是以比较法为主要方法，研究当代世界各国教育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揭示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探索未来教育发展趋势的一门学科。[3]

由此可见：第一，与其说比较教育是一门学科，也可以说是一个在研究过程中逐步完善的特定研究领域。在学科建设的边界问题上，比较教育学的边界从模糊逐渐走向界限清晰，这需要多方面、多维度地去理解。第二，研究对象方面，两本教材都认为从研究领域上涉及教育整个领域中的方方面面而不局限于教育教学，研究时间上立足于当代，研究地域上则主要以不同民族、国家为对象。第三，研究目的多样化，从A教材的扩大眼界、借鉴-改善、培养分析能力到B教材借鉴、改善为主，国际交流为辅，最后发展到冯增俊在《当代比较教育学》中提出的认识现代教育、借鉴-改善、探讨教育规律、国际交流与理解、推进全球教育，可以看出，比较教育学目的主要是借鉴他者、繁荣自己，并随着渐入社会高度发展期，开始寻求理解和共存。

（二）比较教育学的方法和方法论

两本教材对方法论、研究方法以及理论分析框架有着不同的理解。方法论方面，A、B都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方法论基础。国内的另一本教材则更多强调以新的世界体系为基础，建立在国际教育的整体性视野基础上，建立在多元文化思维层面较视野的基础上[4]。研究方法方面，A教材简述了比较法、因素分析法等四种比较教育研究方法；B教材简要介绍了调查法、文献法等几种常用的教育研究方法，并特别强调了只能借鉴而不能直接将西方的一些理论框架如实证主义、相对主义等作为方法论基础；现代比较教育的方法论已从过去的一元、单极走向现今的多元与多极，即由过去片面地强调定量的分析方法与统计技术逐渐走向目前的定量與定性相结合、宏观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多元研究方法这一趋向[5]。

二、教材的具体比较

（一）教材内容方面

A教材属于专题比较型，侧重于比较教育学在实际的教育领域中的应用性。主要是在不同文化背景基础上，以质、量化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各级各类教育进行专题比较研究，以培养学生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比较能力；B教材则属于国际教育型，其主要通过介绍少数发达国家的教育概况及世界教育的现状，开拓学生跨文化教育的视野，适合于教育学领域各类人群，是国内较主流的结构模式。

（二）主题分布方面

教材中教育专题比较研究集中于学前、基础、高等、职业、教师、成人以及义务教育等几类教育，较客观地反映出我国教育发展的实际需求。具体说，以教师教育为例，A教材通过发达六国在教师教育的发展、类型、课程、教师在职进修四方面的具体情况，训练学生在该专题的跨文化研究；B教材则是在了解发达国家教师教育基础上，按照历史沿革、基本经验、发展趋势三方面，直接在专题描述-内容分析-启示和趋势的传统框架中，站在国际教育发展的高度去审视当前世界教师教育的共同问题：教师教育的大学化、专业化、一体化。

（三）比较视角方面

1.国别与区域教育发展研究。当前我国的教材，比较教育学者的精力主要放在评价六个发达国家的教育上，即英、法、德、美、日、俄（苏）这六个工业发达国家及中国和印度两个发展中国家。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则扩展到许多发展中国家。其中，A教材以学制述要为章节标题对上述六个发达国家学制的演进和现状做了基本介绍；B教材在此基础上改进，以八国教育为标题，针对六个发达国家外加中国和印度的教育历史沿革与发展现状展进行分析。

2.跨国与全球教育发展研究。该部分在教材中主要涉及全球教育发展、世界教育思潮和国际组织这三部分。A教材在回顾与展望一章中对世界教育发展进行介绍和展望；B教材用了1/10的篇幅对影响教育的各种因素进行说明，并对世界教育发展进行展望。要继续深入国别研究的基础上，开展跨文化、学科的多方位比较研究。由此，比较教育的国别比较与区域比较，还将继续成为比较教育研究的重点内容。

三、比较教育学教材编写的价值取向

关于学科的教材编写，有观点认为人文学科的建立，主要在于其文化立场与价值向度以及它在方法论层面上的人文意识和科学精神[7]。在全球化和本土化的浪潮之中，比较教育学的价值取开始由理想教育模式，转向本土文化的优点发掘，由文化的纯粹移植输引入转为理解多方文化，共融创新。由此，我国比较教育教材应应从以下三方面出发：

（一）坚持理论建设从实际研究出发

当从人的生存经验出发，将理解作为一种本体存在时，哲学解释学就包含了这样一种必然的逻辑：作为理论的理解与作为实践活动的理解是统一的，理论并不远离现实，更不排斥现实。比较教育教材内容应从高度理性的理论层次上对当下的教育实践进行批判性反思，并根据本学科的特点构建自身的理论体系。现有的比较教育学教材或拘泥于理论体系的构建，或侧重实际应用作用的发挥，在理论体系与应用作用结合时多显得较为生硬。

（二）加强本学科与邻近学科的联系

以开放的视野，放眼当代人类科学文化的有机整体，关注国际潮流，在比较视野中找到自身起点和目标，大力吸取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具体体现在研究视野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从校外教育内容转向校内教育的内容、从传统意义上的教育转向现代意义上的教育。

（三）增强学科研究的本土关怀

比较教学法论文篇6

(一)主体哲学和互为主体哲学:哲学认识论的试验场

二十世纪文化哲学的伟大成果之一，是宣告了私人语言的破灭，肯定了人的交互活动即互为主体的优先权，表明西方近代自笛卡尔以来带有鲜明唯我论色彩的主体哲学，已经转向到关注主体间的交互活动的互为主体哲学。唯我论以决定论的知识论姿态，局限于主体对客体的外在操作活动，使主体以客观认识的名义凌驾于一切外在于主体的客体之上，人为规定了主体对客体的认识的内容和方向，在否定了客体的主体性的同时，也否定了主体间认知与交流的可能性，丧失了主体的体验和信念的普遍有效性。互为主体的跨文化认识模式，显然是比较文学的理想状态。学术史上的比较文学却往往成为文化圈文化实力的外在表征，体现为文化代言人的话语权及其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话语操作，其客观性往往掩盖在我族文化决定论中，而将他族文化作为我族文化的例证。如作为比较文学创始人的法国比较文学，要求其比较文学证明的是十九世纪中期法兰西强势文化之与其他欧美国家文化的影响源头。如二十世纪中期美利坚强势文化时期的美国比较文学，要求演绎的是欧美文化的绝对理念之于世界多民族文化的普适性。因而这种研究主体认定的研究对象的客观性，不过是研究主体泯灭文化客体的客观性的主观的比较文学，因而也是是单向主体的比较文学。当跨文化领域的解释问题，随着文化强势话语的转变而扭转解释立场时，东方中国在二十一世纪转折期，伴随着民族话语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的上升，强力扭转了以我———他为表征的不平等比较模式，为以我———我或我———你为表征的平等对话模式，发出了中国比较文学在国际比较文学中的声音。以文化权力的视角观照比较文学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到比较文学的跨文化解释模式不仅掩盖在民族强势话语之中，而且还被误认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当然模式。这种现象在中国新时期比较文学概论中，就是以法国比较文学和美国比较文学作为想当然的影响研究模式和平行研究模式，却丧失了对其内在成因和学理弊端的知识反思。依照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交往理性不再被归诸单个主体或国家—社会层次上的宏观主体;相反，使交往理性成为可能的，是把诸多互动主体连成一体、为诸多生活形式赋予结构的语言媒介。经典、文化、思想乃是我们这个时代重建共识的基本资源，对其解释和应用不仅应当慎思明辨，还应真诚参与建立文化共识的对话，否则自说自话的经典解读与文化传播也就不具备建立共识的价值。以文化哲学作为理论背景，以文化权力论作为反思工具，赵小琪建构了他的北京大学新版教材《比较文学教程》的核心理论。

(二)互为主体论的比较文学

互为主体哲学运用到比较文学中，就先在地预设了一个文化权力批判的方法论背景。如果说哲学作为元哲学，是学术话语无国界的元叙述的话;那么，汲取和融会了互为主体以及和而不同的东西方两种元叙事的比较文学，也是建构元叙述的普适文学理论的必由之路。因此赵小琪认为，重视主体性向重视主体间性的转变，既是比较文学主体观的重大变革，也是比较文学发展的内在需要。赵小琪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就是以互为主体理论为核心，高屋建瓴地建构了比较文学的学理体系。如果说文化圈、作为文化圈代表的研究者以及研究对象三个方面，分别作为文化主体、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主体的话，在跨文化解释中则依次形成了文化圈互为主体，研究主体互为主体，研究对象互为主体，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互为主体等几个互为主体关系;在比较文学对象上则具体构成了事实关系、价值关系、科际关系、诗学关系、批评理论关系等几个方面。这就在比较文学性质和研究对象两个学科主要问题上，构成了对传统比较文学原理系统的整体改造，并对比较文学的基本概念、术语、原理进行了一体化勾连。

二、理想状态的比较文学对传统状态的比较文学的颠覆

(一)批评与比较的互文互证

在比较研究已经摆脱了知识启蒙，而试图关注知识自觉的时候，比较文学开始不适合担当人文学科的比较研究的唯一名号。而批评理论，却愈来愈显示出其适应了理论在先、批评在前、基础材料在后等三项理论批评学科的必要条件。它可以不以文学为主要讨论对象，但却以存在于人类多种领域的符号为主要讨论对象，仅以比较文学来称之，显然抹杀了其外在特征的广泛包容性;但仅就人类多样性符号也同时具有的隐喻性而言，它也体现了文学的本质特性。在这个意义上，比较文学与批评理论遂成为可以互文、互代、互证的两大学科称呼。所以在学科命名上，西方大学建制仍然保持比较文学系的名称，而在学术研究上，则以批评理论代而言之。赵小琪在比较文学研究对象的诸种关系研究中，特辟比较文学与批评理论的关系一章，其意义正在于指出从法国和美国的非理想状态的比较文学、到中国的理想状态的比较文学、再到国际比较文学的当展现状，这一比较文学的潮流和动向。显然，作为新世纪的创新性教材，比较文学教程不应只是叙述已有的学术事实，对未来的学术动向也应作出必要的展望，而这与编者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广阔的学术视野也是分不开的。

(二)理想状态的比较文学

由这种互为主体的比较文学核心观念出发，构成了比较文学的理想状态。而比较文学的理想状态又形成了对传统比较文学章节的全面颠覆。传统比较文学原理在比较文学的性质一章后，往往就是对传统比较文学研究的历史样式的次序罗列，在中国比较文学复兴的三十年中，大部分比较文学原理都被这种现象和做法堆积，并且在批评理论已对文学研究形成冲击和革新的形势下，还煞有介事地祭出固守“文学性”的阻击大旗，常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比较诗学，诸种为建构次序，而以理论作为核心线索的建构则几欲告缺。互为主体的比较文学否定了主客体影响论，变法国对于欧美国家的文化殖民的主/仆关系，或影响的主动/被动关系，转变为存在普遍性联系的跨文化文学的互为影响关系和互为接受关系。平行研究的首倡者美国的欧美中心主义观念，曾经想当然地妄作从未有过事实性影响关系的跨文化圈文学对象之间的形而上诗学目的地，互为主体的比较文学则颠覆了这种以普遍主义现身的大国文化沙文主义，并将这种同时携载作为时代主潮的后殖民主义引入比较文学，使文化差异性也有可能和必要成为时代主潮领跑的源头，有可能成为作为他者的主体。跨学科研究以最近二十年的批评理论为代表，广泛地超越了文学话语;作为符号话语，甚至是政治、经济话语的批评理论，否定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比较文学界固守“文学性”的保守势力，使在西方风起云涌的批评理论在中国被称为泛文化研究，使跨学科研究超越性地、肆无忌惮地跨越了文学的传统研究领域，并与超越了狭义的范畴比较的广义比较诗学合二为一，大大地增加了文学研究的理论性、思想性、革命性，及其对世界社会科学的影响力。与此相比，传统的文学研究、比较文学、比较诗学，仿佛沉沦于故纸堆一般，固守于本科的事实关系和审美价值，并自美其名曰“文学性”，迷失了人文社会科学诸种学科之间本来具有的广泛联系性。渗透批评理论精髓的跨学科研究和广义比较诗学，使传统文人解放出自己曾经久被束缚的视野和雄心，将偏狭的局部理论升级为全局理论，将自己的传统文人身份转变为现代知识分子，这也是六十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知识分子左派开始声名显赫的原因，其中相当部分的知识分子左派，其本来的文化身份就是文学学者。所以，教程中的跨学科研究、比较诗学、以及文学与其他文化理论的关系等三章，虽然命名方式有所区别，但是其中贯穿的现代比较文学批评动向，却是一致地指向了包罗万象而绝不以文学、诗学、审美为唯一的批评理论。

三、比较文学的现实性、发展性和包容性

(一)批评理论的现实性和比较文学的危机论

批评理论关注于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和现实，在世纪转折之际，也引发了对批评理论的现实性取向的有效性的质疑。是继续更多地关注文学的现实性批评，还是重新回到古典的知识性批评，这一有关批评理论的现实性多寡之争，导致了批评理论的式微论，也间接引发了比较文学的自我危机论。比较文学成为一个学科的一百多年来，始终没有摆脱学科的合法化争议，可以说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危机论，始终是在与比较文学的实践并行共存的。所以，有关比较文学的理论批评始终也不是可有可无的空话，同样贯穿着来自于实践的另类观照。任何一个学科的诞生、存在、发展、转向，都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过程:俗成的现实性和实践性，约定的规定性和理论性，共同决定着一个学科的走向。文学对象的变化，决定着文学学的理论形态的变化。美学从形而上学的美的本质讨论，转向审美活动和审美对象的描述。影视艺术的多媒体动态，丝毫改变不了、甚至更加强有力地证明了，文学文本的原创力的不可或缺、以及文字形象的多义性远远大于影视艺术，而文学文本和文字形象对人类的智力、审美能力都是天赋的不可剥夺的选项。形象学的异国形象研究，引申为批评理论中的关键词研究、后殖民研究、理论旅行研究。译介学的风行，在第一手实践领域还原了跨文化的原生态，最符合现代国家在文化层面的实际样式，无怪乎比较文学也迅速将其网罗其中。文化理论的多样化形态，揭示了步入现代化进程的文化国家的符号的多样性、多义性和多侧面。批评理论对于现实的多侧面的观照，说明的并非是批评理论对于现实的直接影响力多么无力，而是说明了文学与现实的多侧面的联系原来是文学的生命力所在。也可以说，文学本来就具有的现实性，在批评理论中得到了全面有力的展示和揭露，而此前的文学理论，仅仅像一块少女蒙面的纱巾，死活不肯对外人展露出本来的真容，而这真容对于作为娘家人的文学研究者来说，原来是最熟悉不过的。理论家述说的批评理论的无能，只是在于批评理论与另类现实力量之间的对比关系，一个在于直接从事，一个在于必然表达;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不能完全脱离意识形态以及特定政治文化的影响，而作为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学科，其关注点和关注力度也有所不同。文学从来都不是直接影响现实的，它也只是对现实起着潜移默化的审美功能。比较文学的称呼也在比较文学实践的多样性发展中不断确证自己的特性和合法性。当现实要求什么样的文学的时候，比较文学也就呈现什么样的形态，比较文学理论也就要随时跟上这种形态，并指引这种形态的动向。从单一关系的比较文学、到同一关系的比较文学、到多元差异性关系的比较文学，这些种种关涉现实实践的比较文学或理想形态中的互为主体的比较文学，正是俗成的现实中的比较文学、到约定的理论中的比较文学、再到理想中的比较文学，这样一个历史的动态的学科发展历程的体现形式。与传统文学批评不同的仅仅在于:传统文学批评面对的是单纯文化圈中的文学现象，比较文学面对的是跨文化和跨学科的文学现象。

(二)一个给定的学科

从中还可以看到，比较的称呼的确是一个容易引起歧义的语词，比较的意义只能从发展中来定义。前期和中期的比较文学，确实难以以比较来定义，比较的不确定性已经被比较结果的确定性所颠覆，比较的结果早已先验地存在于比较的过程，这种比较除了文献的累积以外，并不具有本应该具有的或然性、典型性、启发性、理论性、必然性等学术特征。应该说，后殖民时代的比较才第一次开启了语词本身包含的不确定性结果。而理想状态的比较又展示了语词另外承载的人类寓意。与其说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是客观的，不如说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是给定的，其中渗透了人的主观意志和主体力量。或者说比较文学更是一个主观学科，其包容性和发展性，恰恰反证了比较文学的长盛不衰和屡屡生发的危机、争吵不休的理论现实和实践现实，这些又恰恰都是作为广义符号的文学的本质体现。西方比较文学不断发出的比较文学之死的呼声，批评理论在文学系难以找到落脚点的自责，中国比较文学固守文学性的短见，都是近二十年来比较文学的公案。然而比较文学毕竟显示出狭义的比较已不能阻挡比较文学对于广义符号的取向，比较文学不仅仅是文学比较，还是广义的符号研究;比较诗学不仅仅是范畴比较，还是广义的批评理论。可以说，比较文学为当代人文学科的某些难以一时归类的比较研究，找到了一个暂时的栖身之地，这是它作为当代现实批评学科，而不仅仅是学术史研究的最大功劳。可喜的是，《比较文学教程》就在比较文学与其他批评理论一章，以及比较诗学一章中，贯穿了这种客观的比较文学发展观。

四、论理适度、体例新颖的好教材

《比较文学教程》，由北京大学出版社牵头，由武汉大学赵小琪教授主编，由诸多高校学者共同撰稿，是一部高等院校中文专业创新性学习教材。中国合编教材风气来源于苏联时期，其人文社科类教材往往采取合编的方式，也许这一来体现出社会主义协作办大事的优越性，二来避免了个人独编教材挂一漏万的危险性。可以看出，这种合编方式也是社会主义社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普遍征象。中国新时期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带来了思想的解放;独立的思想，自由的学术，经过百年的变迁，终于成就了新时期中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不过表现在教科书上，还是体现出合编较多的现象。合编教材的主要缺陷大致有二个，一是教材的核心思想难以得到全体撰稿人员的贯彻，二是语言和论述风格难以得到主编的统一。然而最近乍一读到还散发着墨香的赵小琪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的北京大学版本，笔者不由得完全打消了如上的念头。该教程一来核心思想明确，兼备撰写风格统一，二来体例创新，完全没有统编教材的惯常弊病，反而显示出鲜明的个性来。笔者以为本教程具有两个主要特色和优势。

(一)理论优势:理论的个性和包容性

在多人撰稿的情况下，理论的勾连是合著教材最大的问题。教程主编赵小琪，编委刘圣鹏、刘耘华、陈希、邹建军等五人，全部为四十岁左右的年龄的教授，多为文学史，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等二级学科的专业学者，虽学术各有专攻，但均在理论和批评两个领域发展，在说理和案例分析上都具有质量上的保证，在学术思想上亦有不谋而合之处，这种编委会成员和撰稿人员的学术思想的一致性，也是保证合著类教材保持说理和叙述的一致性的前提。本教程的一个特色是适中的核心理论与特色理论的适度搭配，适当汲取相关比较文学理论的有效之处，如杨乃乔的主体定位论，方汉文的比较作为本体的主客体辨证论，李衍柱的主体间性论;适当参照强调同一性或差异性的比较文学理论，如台湾的互阐法的中国学派论，乐黛云的和而不同论，曹顺庆的跨文明论，刘圣鹏的差异性论;如上各种比较文学理论与赵小琪的互为主体论适度搭配，不特别推崇或者偏向哪种说法。在导论类教材的编撰原则上，向来存在着两种做法，一种是强调个性化，一种是强调适度宽松略有特色。个性化导论论理过于特色化，使众多的其他个性化论理成为排斥的对象，相对减少了对个性化论理的宽容度;而宽适的论理则在差异理论的基础上，适度容纳了多样化的论理，相对增加了对个性化论理的宽容度;应该说本教程在这方面做得特别优异。这应该也是本教程的论理优势，平易但涵盖性更强的互为主体作为核心理论，给多样化的论理提供了合作空间。另外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比较文学复兴三十年来的比较文学教材，大多是从学术史出发，说明的恰好是比较文学的基本学理的欠缺，没有从学理出发，而只好以比较文学各个学术研究风潮的照搬作为比较文学的原理。这种以学术史的叠加作为比较文学原理的做法，在东西学术史上殊为罕见。赵小琪版《比较文学教程》则在基本理论和具体理论建构上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无愧于比较文学理论的名号。

(二)体例优势:体例的新颖性和知识的扩展性

比较教学法论文篇7

［论文关键词］高等教育 外国刑法学 课程教学改革

外国刑法学，顾名思义就是学习、研究外国刑法理论与刑法制度的科学，属于刑法学的一个分支。目前在我国高校的法学院（或法律系）中，很大比例上都开设外国刑法学课程。其中，对于刑法学的硕士或博士生来说，外国刑法学一般是作为必修课，而在部分高校对本科生也开设该课程，作为选修课或者必修课。可以说目前在我国外国刑法学课程开设面是很广泛的。但是，据笔者观察，该课程的教学效果常常不尽如人意，出现了“学校不愿开、老师不愿教、学生不愿学”的尴尬局面。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缺乏对于外国刑法学教学的针对性研究就是一个重要因素，而这方面的相关研究又少之又少。有鉴于此，笔者拟结合教学实践，尝试性地分析一下法学本科外国刑法学课程的特点、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改革建议。

一、法学本科外国刑法学课程的特点

1.课程理论性强。外国刑法学课程侧重于外国刑法理论的研究与中外刑法制度的比较，不同于中国刑法教学的刑法规范阐释，因而外国刑法学偏重理论，而中国刑法学注重理论与实务相结合。例如，在涉及“犯罪论体系”问题时，外国刑法学要讲明目前世界上主要有三种模式，即大陆法系的递进模式、英美法系的双层模式以及前苏联和我国传统的四要件平行模式，进而要分析它们的渊源、特点、内容等；而中国刑法学则只需要教给学生我国刑法中犯罪构成要件有四个，再说明四要件的内容和司法适用方法即可，二者在理论深度上不可同日而语。由此，就造成了几个直接的后果：外国刑法学理论性强，较之中国刑法学更加深刻，使得学生感觉难以理解；理论阐释所占比例较大，使学生感觉枯燥乏味，学习动力不足；对于授课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深入钻研中外刑法理论，提高自身的理论素养。

2.课程适用于法学本科高年级学生。从目前法学本科的课程设置来看，开设外国刑法学的高校一般都将该课程安排在高年级，如中央司法警官学院（以下简称“我院”）法律系将该课程安排在本科三年级。法学本科高年级学生具有以下特点：已经系统学习过大部分的法学课程（包括刑法学），具有一定的法学理论素养；拥有不同程度的深入钻研法学理论的能力和欲望；学习的自主性增强，希望主动、积极地获取知识；面对着巨大的就业或考研压力，很难把全部精力投入专业课学习。基于对象的上述特点，外国刑法学课程也具有不同于其他课程的特色，如必须有一定的深度、与既有知识形成联系、充分调动学生参与。

二、目前法学本科外国刑法学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1.教学目标不明确。对于中国法律课程（包括刑法学）的教学目标，各方面的认识比较一致，即在法律注释的基础上，指导学生掌握该法律的基本理论，进而提高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但是对于外国刑法学教学要达到的目标，理论上讨论的并不多，实践中的理解也不一致。教学目标不明确直接影响到教学活动和教学效果。

2.教学内容片面。目前在各高校外国刑法学教材普遍采用的是赵秉志主编的《外国刑法原理（大陆法系）》或者马克昌主编的《比较刑法学原理（外国刑法总论）》。客观地说这两部教材结构严谨、内容翔实，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但是如果严格按照这些教材授课（这种现象相当普遍），在内容上至少存在两个问题：一是重大陆法系，轻英美法系。传统的观点认为大陆法系的刑法理论博大精深，值得我们研究借鉴；英美法系法学理论混乱浅薄，不足为鉴，随着英美刑法相关书籍在国内发行，人们逐渐认识到传统观点的偏颇，发现英美法系刑法理论也存在很多亮点，其中的一些制度也完全可供我国借鉴，如警察圈套理论、反恐立法、社区矫正等。所以，外国刑法学应当同时研究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刑法理论。二是重总则、轻分则。根据刑法学界的通说，刑法总则规定成立犯罪与刑罚的一般条件，而刑法分则规定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与法定刑。刑法总则与分则是一种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但地位是平等的共同决定犯罪与刑罚的问题。目前的外国刑法学教学片面强调总论的研究，对于外国刑法分论很少涉及甚至干脆不讲，笔者认为是不妥当的。因为总论的讲解如犯罪构成要件、正当行为、共同犯罪等固然重要，但是外国刑法分论也有很多值得研究的问题，如安乐死、婚内强奸、计算机犯罪等。只有兼顾总论与分论才能展现给学生一个完整的外国刑法学课程。

3.教学手段单一。目前的外国刑法学教学一般采用传统的讲授法，即教师用口头、板书的方式将知识灌输给学生，从实践反馈来看效果很不理想。原因在于：作为高年级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法学基础，渴望通过主动学习获取知识，比较排斥填鸭式的讲授，而且对于外国刑法学这样内容抽象复杂的学科，如果在教学方式方法上没有突破，则很难吸引学生。所以如何借鉴先进的教学手段，切实提高教学质量，是任课教师亟待解决的问题。

4.教学资源不足。影响外国刑法学课程发展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教学资源的缺乏，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师资力量薄弱。目前法学院或法律系通常比较重视中国刑法学的建设和发展，对于外国刑法学则缺乏关注，体现在师资分配上权威的、有经验的教师教授中国刑法学，而教授外国刑法的则是年轻教师或者外聘教师，其中的年轻教师又很难得到培训、考察的机会。二是教学设备不足。外国刑法学课程在很多高校是研究生课程，保证其理论性、研究性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如小班授课、多媒体、国外的文献等，硬件的欠缺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教学效果。

三、法学本科外国刑法学课程教学的改革与完善

1.明确教学目标。针对我国高校外国刑法学教学目标不明确的现状，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改善：

第一，巩固先前所学的刑法知识。据笔者观察，虽然经过了刑法学的专门学习，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很多高年级学生对于一些基本问题仍然缺乏认识。例如，笔者曾对我院法学三年级的学生提问一个案例：“某甲提刀去乙家杀乙，途中腹痛难忍遂返回己家，因邻居举报而案发，问某甲犯罪属于何种形态？”答案应为犯罪预备。令人惊讶的是，被提问的七名同学或答犯罪未遂，或答犯罪中止，竟无一人正确。原因即在于对于曾经学习过的故意犯罪停止形态理论没有真正掌握，这种现象绝非偶然。所以在实现其他教学目标之前，应首先打好中国刑法学基础，以免本课程成为空中楼阁，也为学生今后的司法考试和实践运用打下基础。

第二，深化对刑法理论的掌握。法学本科生在一、二年级所学的刑法学课程应当是具有一定深度的，但是重点在于对法条的注释而非理论研究。通过对外国刑法学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学生在注释法学的基础上由表及里、由此及彼，更深刻地把握法条背后的理论知识，进而更加透彻、理性地掌握刑法。例如，我国刑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在中国刑法学的讲授中，一般解释其中的关键术语如“比照”“从轻”“减轻”的含义即可，但是学生得到的是武断的知识，或者说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其对于犯罪未遂刑事责任的理解是肤浅的、机械的。而在外国刑法学的教学中，通过将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家刑法的犯罪未遂制度进行比较后，学生就会发现代表性的立法例有三种：不减制、必减制和得减制，它们分别是以客观主义、主观主义、折中主义为其理论根据的，相比之下综合考虑犯罪分子主观恶性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得减制更具合理性，而我国也采用这种做法即“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通过这种方式，使学生能够了解法律背后的理论，从而强化了记忆，加深了理解，进而提高了理论钻研的兴趣，为今后考研创造条件。

第三，提高科学研究的能力。高校的教育是复合型的教育，既要传授知识，又要培养能力。外国刑法学课程通过介绍、分析、比较国外的刑法理论与制度，能够使学生了解国外刑法先进的制度和固有的弊端，从而对我国的刑法和刑法学有更全面、客观的认识。在教师的引导和帮助下，运用科学方法促使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提高自身的科研能力。实践中有学生将外国刑法学学习中产生的成果加以完善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甚至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也证明了提高科研能力应当作为外国刑法学的教学目标之一。 转贴于

2.丰富教学内容。如前所述，目前外国刑法课程讲授范围局限于大陆法系，并且只涉及总则，笔者认为这是不妥当的。综合考虑课程的学时、教学的资料以及学生的接受能力等因素，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应当确立“以大陆法系为主、以英美法系为辅；以总论为主、以分论为辅”的原则，分专题进行讲解。以笔者讲授的该课程为例，总计18周36个学时，除去一周考查外，以2课时为一单位可以讲授17个专题，分别是：刑法概述、刑法的基本原则、犯罪与犯罪论、构成要件的符合性、违法性、有责型、犯罪形态、共同犯罪、罪数、刑罚的体系、刑罚的执行、保安处分、杀人罪、强奸罪、抢劫罪、贿赂罪、渎职罪。在讲授每一个专题的时候，要介绍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英国、美国等国家的有关制度和理论，并且帮助学生回忆中国刑法的相关内容，进行分析、比较，找出各国之间的异同及其产生的原因，探索规律性的问题。

3.改革教学方法。一是教学的基本方法应为比较方法。比较的方法是通过比较来认识事物的一种方法。人们的认识过程总是在不同程度上通过比较的方法进行的。通过比较，才能将不同现象区别开来，了解它们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确定它们各自的概念。所以，任何学科都使用比较方法，刑法学也不例外。运用比较方法研究问题，有助于拓宽刑法学研究的视野，增进对各种不同刑法理论、刑事立法、司法实践的了解和掌握，并从中剖析是非优劣，评述利弊得失，吸取经验教训，更好地获得规律性的认识，这对于提高刑法理论研究水平，推动刑法科学的前进，对于改善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状况，都是有重要意义的。由外国刑法学的教学内容决定了其基本教学方法为比较方法，具体而言又分为中外比较与外外比较两种方法。所谓中外比较，就是将中国刑法的某制度或理论与外国相应的制度或理论进行比较得出结论。例如，中国刑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对于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也就是原则上所有的预备犯都应受刑罚处罚。但是实践中受到刑事处罚的预备犯极少，大多数犯罪的预备犯（如盗窃罪、偷税罪、受贿罪）没有作为犯罪来处理，表明刑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并未在实践中得到执行，主要原因在于其规定本身理论依据不足，脱离司法实践。通过与外国刑法进行比较我们发现，日本、德国、奥地利、泰国等国家刑法总则中没有处罚预备犯的概括性规定，而只在刑法分则中的某些严重犯罪条文中特别载明处罚预备犯（如杀人罪、伪造货币罪、放火罪、战争罪等），这样即在法律上排除了对大多数犯罪处罚预备犯的要求，更加符合司法实践，避免了法律不能贯彻执行的尴尬境地，值得我国研究与借鉴。所谓外外比较，就是在我国对某理论没有独立成果的前提下，比较外国刑法理论之间的异同，区分优劣为我所用。例如对于堕胎罪的立法比较。

二是针对具体问题组织讨论甚至辩论。由于外国刑法学课程往往开设在高年级，学生已经具有一定的法学知识，并且已经不再满足于被动接受知识，而是渴望表达自己的观点、展示自身的水平，所以教师应当因势利导，在教学过程中组织学生就一些争议问题进行讨论或者辩论，使学生在积极参与过程中获得知识，深化理解。例如，笔者在教学实践中曾就“罪刑法定原则的未来”“死刑存与废”“安乐死在中国的适用性”“强奸罪是否应当作为亲告罪”等问题组织学生进行讨论或者辩论，不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还提高了学生的语言表达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改善了教学的效果。

三是以小组的形式翻译并讲解英文资料。本科三、四年级的学生，一般都已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有的通过了六级考试，具有一定的英语基础，但是实际运用能力不强。笔者认为，在外国刑法学教学中，应当有意识地培养学生阅读、翻译英文资料的能力，这样做的意义在于既可以巩固、提高他们的英语运用水平，又有利于增强其科研能力。具体的做法是将本班的学生划分为若干学习小组，每组人数在4～6人为宜，每组选出组长一名、副组长一名。每周课上随机抽取一组，教师向其布置下一周的讲解任务，即英美刑法教材影印本的一部分，由组长、副组长负责组织全组成员分工进行翻译和讲解。下周上课该组成员讲解结束后，其他同学可以就讲解的内容向该组成员提问，最后由教师进行点评。目前笔者向学生提供的英文资料为法律出版社的Criminal Law 4th edition ，West Nutshell Series.实际效果很好，学生普遍反映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调动积极性、开阔眼界、提高表达能力、增强英语运用能力，收获颇多。

比较教学法论文篇8

论文摘要：在全球化成为主导语境的今天，本土很容易被忽视和掩盖。中国的教育理论在西方话语中也丧失了本土性。表现出“本土失语”。在此情况下，主张比较教育学走本土研究和自主发展的道路是很有必要的。论文首先分析了比较教育学的学科性质，然后从比较教育学本土研究和自主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两方面展开时比较教育学“本土失语”的思考。

在西方主导的全球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教育者惟西方马首是瞻，试图斩断所谓的“民族文化劣根”而去与西方“优越”的文化对接，自身具有一种“他者优越”的意识。丧失了与西方世界平等对话的信心和勇气，因而在比较教育的话语实践中处于一种失语状态。因此，肩负教育与文化交流桥梁任务的比较教育学应注重本土研究，并走自主发展的道路。

一、比较教育学的学科性质

“比较教育之父”法国教育家朱利安(Mare-Antoine Jullien)是最早提出比较教育概念的人，他认为比较教育研究的范围是：“一部对此项研究能提供更直接和更重要的应用效果的著作，其内容应成为欧洲各国现有主要教育机构和制度的比较，首先研究各国兴办教育和公共教育所采取的各种不同的教育方式，学校教育全学程所包括的各种课程需要达到的教育目标。以及每一目标所包括的公费小学、古典中学、高等技术学校和特殊学校的各衔接年级；然后研究教师给青少年学生进行讲授所采用的各种教学方法。他们对这些方法所逐步提出的各项改进意见以及或多或少地所取得的成就。”

目前，对比较教育学概念比较公认的看法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强调比较教育学的目的和实用价值。认为比较教育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旨在吸取外国的成功经验。改进本国教育。其作用在于向人们提供广泛的教育情况与信息。对各国教育问题与趋势进行研究与分析，加深人们对本国教育现象的认识，改善本国的教育状况。

第二，突出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其中又分校外与校内两个派别。校外派强调比较教育学必须透过教育现象，透过对其相似性与差异性的分析，揭示控制各国教育制度的基本因素。认为校外的事情甚至比校内的事情更为重要，校外的事情可以支配校内的事情；校内派则认为比较教育学是研究教育本身的一门学科，它有其本身的特点与规律。教育的主要实施者是学校，主要实践活动也均在学校内进行。

第三，注重对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并试图从方法的角度对比较教育学确立定义或界说。赞成这种观点的比较教育学家认为方法就是比较教育学本身。

第四，特别关注比较教育学的功能与性质。其研究对象是比较当代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分析其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相互关系，找出它们之间的同一性或差异性，揭示教育发展的趋势以及一般原理与规律。

综上所述，比较教育的概念可概括为：它是以比较法为主要方法，研究当代世界各国教育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揭示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探索未来教育发展趋势的一门教育科学。因此比较教育学既是一门应用科学，又是一门理论科学。其理论当然应结合实践并服务于实践。由于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历史传统及文化背景的不同，教育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本文主张比较教育学的本土研究与自主发展。

二、比较教育学的本土研究与自主发展

这里所说的本土研究与自主发展是指一种研究方向，即本土化+本土生长。所谓“本土化”，也就是西方文化在非西方世界被吸收、认同进而转化为本地文化组成部分的过程。“本土化”与“本土生长”是有区别的。如果说“本土化” (nativization)是一个主动吸收西方文化的外烁过程，那么“本土生长”(indigenous evdution)才是发源于本土社会的文化自我演进过程。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明确批评那种不顾中国社会实际一味仿效西方教育制度的做法，将其比作“拉东洋车”，认为那是“害国害民的事，是万万做不得的”。他主张要“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可见他所追求的更多的是“本土生长”而不仅仅是“本土化”。本土研究和自主发展是相辅相成的，这也正是比较教育学的发展方向。通过比较教育学的本土研究。使我国的比较教育学能正确地描述和解释我国的教育现实，预测我国教育发展的前景，从而提出对我国学校教育的发展确实有价值的建议和对策。下面从两方面来具体谈谈比较教育学的本土研究与自主发展。

(一)比较教育学进行本土研究和自主发展的必要性

比较教育学似乎一开始其研究兴趣就集中于异域而不是本土。虽然说这与它的学科性质(一种致力于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学科)是分不开的。但笔者认为在借鉴的基础上。中国的比较教育学目前应将更多的目光转向本国。之所以提出此种说法，是因为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种事实：中国的比较教育学所用的概念、基本假设、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大都来自西方，我们也提不出我们的概念、假设和方法。这种反差不仅衬托出西方比较教育学学术霸权地位，也暴露了我们自己的失语症。

我们有的只是对西方教育理论、模式的遵奉而不存疑，认同而不批判，照搬而不质疑，这种盲目的做法就使一些研究越来越成为一种与中国教育现象不甚相干的智力游戏。如我们正在进行的一些旨在纠正我国教育中存在问题的教育改革，其理论根据就来自西方。比如湖北省监利县缓解农村税费改革以后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短缺的“买”学校的改革，其理论来源就是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提出的“教育券”理论。弗氏理论的目的是在公办学校中引入竞争机制，提高学校的办学质量，是一种在公平解决基础上对效率的诉求。即便如此，也遭到很多学者的反对，实行“教育券”计划的州并不多。而监利县的教育改革或者别的地方的“教育市场化”改革的主张却无视这一点。这种“一厢情愿”的改革非但不能解决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短缺的问题，反而会加大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教育的“鸿沟”。由此可见， “‘有意义的’教育思想必须基于实践，对本国教育真正具有引导力的思想最终只能形成于本土境脉与本土实践中。不能用具有浓厚西方文化色彩的价值取向、思维习惯与言说方式来套解本国社会现实和规引本国的教育实践”。

(二)比较教育学本土研究和自主发展的可行性

我们主张的本土研究是要拓宽交流的渠道，使单行线变成双行线，并不拒绝外来的概念、方法、理论，但强调要批判地、有选择地借鉴。做到心中想的是中国的事，为的是解决中国的问题，但眼界和思路必须是超越中国的，是全球的。本土研究在批判地吸收外来理论的同时，要以自信的姿态积极与各国比较教育学者对话。具体说来，比较教育学本土研究应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第一，要有开阔的国际视野。比较教育学进行本土研究，并非关门进行研究，而是要有开阔的理论视野，了解最新的国际研究动态，与国内外的研究者保持对话与交流。目前国内的比较教育研究普遍重“思辨”轻实证。进行本土研究就迫切地需要引进多种研究方法。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教育学”就要在中国的教育现实下进行本土研究与自主发展。

第二，对西方教育理论持批判吸收的态度。对西方理论假设，要思考、质疑，保持对其警惕。对其适用性和有效边界给予充分的反省。如果做不到，我们就会稀里糊涂地把建筑在这些预设之上的理论框架奉为神明。那些西方教育理论要在中国的本土语境里完成相应的“意义转换”才能切入中国教育现实。

第三，采用比较优势理论，发掘自身的优势。比较优势最简单的解释即人们应当找到自身的相对优势，干自己最擅长的事。比较优势原理同样适用于解读教育研究中的“比较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