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政治学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2 22:46:11
比较政治学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国际政治 分析评价 CSSCI 文献计量学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7）4-0096-08
引言
国际政治作为一级学科政治学下属的二级学科，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和方向。国际 政治是国际政治行为主体为实现一定的政治目的而进行的各种活动，是其相互间形成的各种 政治关系的总和。它主要研究的是各国对外政策及其发展演变，国家之间的冲突与合作，国 际政治力量的对比及其变化，国家集团的形成、分化和改组，世界秩序的形成、发展与变革 等［1］。本文借助2001―2005年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2］ ，通过大量的数 据对我国国际政治领域的发展概况和期刊影响力研究进行了分析评价，并在很多方面与政治 学进行了相应的比较分析，试图给出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的总体面貌、特征和趋势。
根据我国2005年公开发行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目录统计，我国公开发行的政治学期刊700 多种，排除通俗读物、政治读物、二次文献以及非中文文献的期刊，政治学学术期刊大约34 0余种。2001―2005年间，CSSCI收录政治学期刊32～36种［4.7］。每年大约收录政 治学论文4000多篇（这个数据包括其他学科期刊发表的政治学论文，当然也排除掉了政 治学期刊所刊载 的其他学科的论文）。为了对国际政治方面的文章进行研究，在各年的论文中，我们按照文 章所属的学科分类，通过中国图书馆分类号将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各国政治和外交等方面 论文挑选出来；除此之外，我们还通过关键词检索，将那些论文关键词中提及“国际政治” 、地区政治、各国政治等方面但并未分到上述类别中的文章也纳入其中进行 分析。
国际政治论文概述分析
按照上述的原则，我们一共从CSSCI 2001―2005年的数据中，检索出来源文献8553篇和 相应的67362篇引文文献，这些文章分布在283种各类期刊上，本文对国际政治的研究都 是根据这 些文献信息得出的。
1.国际政治论文发文情况
在国家公布的政治学一级学科下包括了8个二级学科：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科学社 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政治、国际 关系和外交学，而本文研究的宽泛概念的国际政治学(包括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论文数量接近政治学论文的1/3。表1给出了2001―2005年这5年来国际政治领域论文的发文 数量以及在政治学中所占比重的情况。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伴随着整个政治学领域论文数量的增加，国际政治学领域的文章也 在这5年中稳步增加，其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不断增加，反映了该学科方兴未艾的发展势头 。此外，国际政治研究论文在政治学的总数中一直占有30%左右的比重，可见国际 政治是政治学领域的一个重要领域和研究方向。
2.国际政治学论文和引文概况
论文的引文数量从一个方面表现出作者的研究广度、学术深度和规范程度，并且能够特别地 反映作者所在的学科的研究广度、学术深度和规范程度。
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2001―2005年间， CSSCI收录国际政治领域论文8553篇，引用 文献67362篇，篇均引用文献数为7.88篇，要高于整个政治学的平均量（5.81）［3］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平均量（6.06）［3］；无引文文章所占的比例也低 于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平均数（33.6%）［3 ］ ，更低于政治学论文的无引文比例（39.2%）；同时篇均引文数在这5年里由2001年 的5. 7篇增长到2005年的10.18篇，增长速度非常的快，这些都说明了这些论文与整个政治学其 他 学科相比，其研究深度和学术规范都表现了明显的优势。从历史角度来看，国际政治领域在 2001―2005年间的发文量基本保持稳定，但是与此同时，篇均引文数和有引文文章的数量则 呈现稳步上升的态势，这说明国际政治领域学者的研究越来越走向规范和成熟，其主要原因 大致有二：一是随着借鉴国外成果的增多，我国学者与国际学术规范接轨的速度加快，学术 研究和规范上的差距相应缩小；二是随着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专业硕士和博士研 究生两个层次的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该专业领域的人才培养逐渐显露出良好成效。
3.国际政治论文引文语种分析
对国际政治领域论文引用文献的语种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帮助人们了解该领域学者的阅读范 围和习惯，了解政治学学者对国外国际政治学术成果的接受状况，以及不同语种国家的研究 对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的影响。表3给出了2001―2005年国际政治领域论文引用文献的语种统计。
2001―2005年间国际政治领域的论文引用文献的语种最多的是英文文献，为27544篇次 ，占全部被引文献的40.9%。中文文献有23710篇次，占全部文献的35.2%；译文文献 有11402篇次之多，占全部文献的16.9%。如果将所有被引用的外文文献和译文文献进 行相加，合计为57500篇次，在国际政治论文引用的外文文献中占64.8%左右。这 一比例远远的超出了整个政 治 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外文文献平均引用率（45%和33%左右）［3］。国际政治学论文 的外文文献引用之多，是和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吻合的。
表3中的数据表明：第一，国际政治由于其本身研究内容和范围具有国际性，所以外文文献 的引用率相对地高于其他学科，说明我国学者高度重视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第二，国际政治 研 究的开放度较高，中国政治学学者能积极主动地阅读和使用国外国国际政治学的研究成果， 各种外国专业文献成为中国政治学者获取知识的重要来源；第三，大多数该领域的学者使用 的外国语言是英语，而且增长速度之快（5年间增长了245%）表明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受英语 世界国际政治学研究的影响相对较大；第四，日文、德文、法文的增长速度也很快（分别增 长了248%、206%和186%），说明英语世界以外的国际政治学研究成果对中国国际政治学研究 的影响也在逐步增强。最后，它们说明中国国际政治学仍是一门比较年轻或不太成熟的学科 。
4.国际政治论文引文类型分析
对论文所引用文献类型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学者的阅读习惯以及获取知识的主要 来源，可以反映不同类型的文献在国际政治学研究中所起的作用，同时，这些数据还可以让 我们去发现一个学科的发展速度和学科成熟度。表4给出了国际政治学论文引用文献的类型 数据。
在国际政治领域论文引用的各类文献中居于首位的是图书，被引篇次达33101，是期刊 论文 的两倍左右，若加上另一种图书形式（汇编文献）则高达38482篇次，占全部参考文献 的近5 7%，这说明大多数国际政治的学者获取知识的主要来源仍然是图书，而且许多政治学经典著 作至今仍被学者们广泛引用；引用数量处于第二位的是期刊论文，接近引用总数的24%，低 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平均数，这说明期刊论文对国际政治研究的影响相对小于图书。以下的依 次顺序是汇编文献、报纸文章、网络资源、报告文献、会议论文、法规文献、学位论文、信 函、标准文献等。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报纸文章在整个引文类型中所占有的比重相对较高，达到8%（政 治学只有6%，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仅3%），说明国际政治学学者非常注重国际新闻、动态或时 事，其研究和国际热点问题非常紧密；二是学位论文在这些引文类型中比例非常小，说明其 对国际政治研究的学术影响很小，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获取学位论文的渠道不够畅通，国内 各高校和研究机构或相关学科点之间的交流不够密切，另一方面也说明学位论文的整体学术 水平还有待提高。
国际政治期刊发文和被引分析
期刊对某一个学科领域的发文说明该期刊对这一学科领域研究的重视程度，一个期刊的 论文被某学科论文的引用，说明该期刊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影响度。因此，我们通过所选出的 8553篇国际政治学学科论文，考察这些论文所刊载期刊的分布和引文期刊的分布，从而 分析这些期刊对我国国际政治学研究的影响。
1.期刊发文分析
通常，国际政治学论文主要发表在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或其他国际问题研究期刊上 ，但也有许多该领域的研究论文刊载在综合性期刊上。通过对国际政治学论文所刊载期刊的 统计分析，我们可以考察各期刊对我国国际政治学研究的贡献。表5给出了2001―2005年期 间CSSCI所收录的国际政治学论文最多的50种期刊。
在我们对检索出的国际政治领域的论文进行分析之后发现，这些论文所发表的期刊（共283 种）除分布于政治学之外，还分布于历史学、民族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马克思主义 等其他非政治学领域，这说明了国际政治的研究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非常密切。分析表5 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与国际政治密切相关的刊物最多，说明我国学者最瞩目的还是本学科专 业的重要和核心期刊；其次是一些与政治密切联系的理论性刊物；再者是一些社会科学综合 性期刊。毫无疑问，这些期刊在我国国际政治学研究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期刊被引分析
期刊对某一学科的学术影响可以通过该学科论文的被引用情况反映出来，影响的大小主要表 现为引用的频次。一般说来，期刊所载论文被某学科引用的次数越多，那么该期刊在这一学 科影响就越大。如表6所示，国际政治学论文引用国内外期刊约3318种，其中国外期刊1 600余种。这里列举了2001―2005年CSSCI中发表的国际政治领域论文被引用数量位于前 60名的中外文期刊。
从表6的数据可以看出：其一，进入前60名的期刊中有21种外文期刊，而且在排名前20名的 期刊中有将近一半都是外文期刊，这再次说明我国国际政治学研究受国际学术界的影响之大 ，也反映了我国国际政治的学者们密切关注着国外国际政治研究的发展和动向。在这20多种 期刊中，16种是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外交类期刊，4种是综合性期刊，其中，8种为外文期 刊，且均为美国期刊，说明我国国际政治的研究受美国的影响较大。如果再作进一步区分， 这8种外文期刊中有6种为国际政治类专业期刊，2种为政治类专业期刊。其二，这60种期刊 中有相当数量的非政治学类的期刊，涉及到管理学、历史学、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等学科，涉及面非常广泛，表明了国际政治学研究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密切关系。当然， 在这60名期刊中，最多的还是有关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类杂志，约占1/3；其次是各 种综合性期刊，如《中国社会科学》、《读书》、《国外理论动态》、《国外社会科学》。 其三，表6中的中文期刊中，有相当数量期刊的主办单位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下属研究所 ，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国际政治学研究中的突出的地位。如果将其他单位 计入统计，那么中国国际政治研究期刊及其影响的两个中心，分别是北京和上海。
结 束 语
本文利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2001―2005年的数据对国际政治这一领域的 发展概况和期刊的影响力进行分析后可以看出，国际政治作为政治学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与 方向，在学术研究方面表现出一些以下重要特征：我国国际政治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发展 速度快，队伍不断扩大，成果逐渐增多；中国国际政治研究与其他学科专业交叉，无论是研 究对象和内容，还是期刊分布和影响，都是如此；中国国际政治研究大量借鉴了国外的特别 是英语世界的研究成果，其中，以美国国际政治研究界的影响最为显著；中国国际政治研究 的地理中心是北京，上海则是北京以外最重要的研究重镇。总之，中国国际政治研究是一个 与时代联系紧密的领域，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正不断拓展，正在日益成长和发展。
注释：
［1］黄晓辉.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
［2］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nju.省略（访问时间2007.03.20）
［3］苏新宁.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影响力研究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4］2000―2002年CSSCI来源期刊.cssci.nju.省略/cssci.lyqk2000.htm
［5］2003年CSSCI来源期刊.cssci.nju.省略/cssci.lyqk2003.htm
［6］2004年CSSCI来源期刊.cssci.nju.省略/cssci.lyqk2004.htm
比较政治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中国比较政治； 主流学术期刊； 脉络； 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ki.sxsx.2015.02.021
Abstract： Comparative politics， whose topic， perspective， method and analytic technology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 “comparative method”， which is a unique branch of political science. Comparative politics appeared in the USA during 1950-1960’s as a discipline， and it was not only closely related to behaviorist revolution， but also associated with the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of the American. The academic circle of China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research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since the mid of 1980s. Undoubtedly， the discipline has gained great achievements in China， for example， many Western Classics have been introduced into the native， and some dominant paradigms and research methods have been assimilated by the academia， and what’s more， Chinese comparative politics has formed a logic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s. However， some dilemmas emerged inevitably， such as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classic formal-legalism， developmentalism and post-developmentalism， the continual confrontation performed by qualitative research against quantitative study， and the contradiction shown by loc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Key Words：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China； main academic journals； historical context； trend of development
尽管比较政治学的滥觞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法，但不可否认，现代比较政治学兴起于上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并先后经历法理――制度主义、发展主义和后发展主义三个阶段，并产生出政治系统和国家理论、政治文化理论、政治发展与不发达理论等主导性研究范式，为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有影响力的大国，中国不仅需要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更需要通过比较政治学这一重要学科的视角，从理论化高度为我国的大国战略考量。
一、文献反思与研究设计
（一）文献反思
对于中国比较政治学发展历程及成果所做的研究综述，学界已进行过相关讨论，其中较具有代表性的有：
1. 由《中国政治学年鉴（2002）》所收录的三篇研究综述，[1]25-39张海清的《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建构、研究领域、发展趋势综述》较为系统地梳理了我国比较政治学发展以来所译介的西方比较政治学经典著作和我国学者所编纂的大学教材，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我国学界所研究的主要领域，最后对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做了简洁的讨论；的《比较政治制度研究综述》主要基于法理――制度主义的研究范式，对我国比较政治学研究的正式政治制度方面所撰写和出版的专著进行了整理性归纳，并指出了这一研究领域所存在的问题；王庆兵的《比较政治学国别研究》则以国别研究和跨国研究为主题，在参考较多期刊论文的基础上，总结了此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基本反映了上世纪90年代我国比较政治研究所取得的主要进展。
2.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2011年起刊载的三篇关于“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短文，影响较大。一是由复旦大学的李辉、熊易寒、唐世平三位学者撰写的《中国需要真正的比较政治学》一文，明确指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最大问题在于“目前基本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政治研究”，并指出之前学界所发表的文章均可分为“‘口号型’文章”、“泛泛而谈的评论或综述”和“概念辨析性文章”三种类型。[2]之后三位学者还继续发表《如何做好比较政治学》、《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缺憾和可能的突破》两文，以冀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提供可能的发展途径，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和共鸣；二是由武汉大学谭君久教授所写的《比较政治研究：回顾与思考》，[3]对2010年以来与中国比较政治研究有关的专门研究机构成立、召开的四次国内学术会议、国内比较政治专门研究机构的成立、相关研究内容都做了十分清晰的总结。结合其发表于2011年的《政治现代化：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基本取向――新世纪十年比较政治学发展回顾之一》 [4]一文，谭君久教授指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近十年来的研究主题主要是在“政治现代化”框架下的民主化、政治腐败、政党政治等领域，其研究成果主要是对欧美发达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的更加细致和深化的研究，对发展中国家，诸如东亚模式、南亚（主要是印度）政治、中东伊斯兰文化、非洲民族政治、拉美威权政治等，都有了新的开拓。这基本反映了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在第一个十年所取得的成果；三是华东政法大学的高奇琦教授于2014年发表的《中国比较政治学发展5年回顾》 [5] 一文，不但对中国比较政治始于2010年左右的“爆发性发展”进行了时序定位，还提出比较政治研究的“外延性发展”和“内涵性发展”的概念，提出我国比较政治研究者今后需要努力的两个方面。
3.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的徐海燕研究员在《中国视角下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发展与评析――兼评2012年中国比较政治学发展概况》[6]一文中，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比较政治学科的发展概况，从对西方经典文献的引介、研究机构的建立和学术人才的培养、以中国为视角的研究拓展三个方面进行了梳理，并重点对2012年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最新动向进行了十分细致的介绍，并指出学科发展的三个方面的不足。
以上文献均可看作是学界对我国比较政治研究脉络进行梳理和反思的总结和概括，也基本反映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相关阶段特征。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献的关注时段较为有限，基本聚焦于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最近发展，且大都主要关注由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经典书目，范围较窄；此外，这些论文的中心主题大都着重指出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现实问题，并提出种种建议，为学科研究指明发展道路，这就相应忽视了对本学科内及其他相关学科（如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术文献的系统关注，难免使本学科的发展脉络出现模糊，学科范式变换的连贯性也随之减弱。因此，只有详细检索和系统整理30年来我国主流学术期刊中关于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论文文献，并对其进行分类和归纳，才能呈现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清晰脉络。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尝试对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相关理论问题进行思考。
（二）研究设计
所谓“主流期刊”，即是指在本学科研究领域产生较大影响，其具有相当权威性和导向性的核心期刊。其中，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文核心期刊，以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编译局、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学术研究机构主办的核心刊物自然是“主流期刊”的最主要部分。
笔者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知网）”为基础，首先，系统检索在本学科领域中有主导性影响的《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政治学研究》、《国际政治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社会科学》、《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等刊物迄今为止所刊载的相关文献，根据笔者自身知识结构加以判断，整理出352篇论文；其次，通过“中国知网”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的搜索引擎，均以“篇名”或“题目”及关键词为搜索导向，输入“比较政治”，进行相关文献的筛选和补充；再次，根据相关文献的“被引”和“下载”两个指标，并结合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主办的“比较政治研究网（CPR）”所列的相关学者名录，以获取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发展30年来，在不同发展阶段有相当代表性的学术论文，力图完善文献来源，以展现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兴起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下文将分别从发展脉络、相关问题及前瞻性思考三个视角对上述文献进行分析。
二、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发展脉络
自1983年我国恢复政治学研究以来，作为其重要的分支学科，中国比较政治学从无到有，在30多年的历程中不断开辟新的学术领域，运用新的理论方法，取得了较为长足的进步。从检索出的文献资料来看，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在时序上可以很明显地分为三个时段，上世纪80-90年代的基础研究阶段，90年代末期到2008年左右的初步应用阶段，以及大致从2009年起步，直至今天的多元发展阶段。与美国比较政治学发展的阶段时序一致，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在上述三个阶段中也历经法理―制度主义、发展主义、后发展主义三大范式的变换。
（一）基础研究阶段
即便在美国，比较政治学也是从对外国政府的认识和研究开始的，即对美国之外的国家和区域政治学研究都可视为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范围。照此标准，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则最早由“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政治”专业学者关注和推动。从1981年起，《国际政治研究》就接连刊载我国学者认识和分析外国政治制度和政府过程的文章，其内容较为广泛，主要包括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别政治、我国周边国家政治以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制度。在前苏联及东欧政治方面，刘金质、林勋健、曹长盛等学者对其政党（即各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组织和结构、党际关系、对外政策等进行了分析，《国际政治研究》还开辟专栏讨论前苏联党和国家政治以及南斯拉夫大事记；①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印度研究组对印共（马）关于印度革命的问题进行了认识和归纳；唐文方、潘琪、董秀丽、张锡镇、王杰等对印度尼西亚、津巴布韦、伊朗、菲律宾、智利等之前国内学界不太熟悉的国家也给予了一定关注。除此之外，对美国、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也有相当的介绍。但总体而言，这些文献都只是对外国政治和政府过程的总体性概述，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政治研究。
从目前可查阅到的学刊范围看，“比较政治学”概念在中国可能最早出现在1984年第12期的《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上。通过翻译美国著名学者阿尔蒙德的《论比较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塞勒的《比较政治学的方法》这三篇文献，我国学者对什么是“比较学”及“比较政治学”有了粗略认识，并开始自觉关注这一政治学的重要分支。此后，西方比较政治学者阿尔蒙德、达尔、亨廷顿、伊斯顿等的经典著作被陆续译介，比较政治研究的相关理路、概念、方法和技术也逐渐为中国学界所了解和认识，不少学者开始自觉运用系统的学科话语和理论框架对民主化、权威主义、政治转型等话题进行了讨论。例如：在1989年，俞可平就“权威主义”的内涵、类型、特征及成因进行了系统阐述，并尝试用比较的视野来分析中国政治，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7] 李路曲则对新加坡的政治文化、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权威主义政治等话题进行了十分详细的分析，不但拓展了学界对新加坡国家政治特色的认识，而且运用比较政治的方法对东亚国家的政治转型等热点问题进行了有开创意义的讨论；② 此外，周平从亨廷顿的“强大政府论”出发，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转型和政治稳定进行了讨论；[8] 张树华对中俄两国的改革进程进行了比较分析，结合两国的体制转轨背景，从政治发展及其相关的民主、秩序、效率三个变量出发，回应了西方的相关理论。[9]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如严强就注意到我国比较政治研究自上世纪80年展以来，经历了“以旧制度主义为主、以引进行为主义为主和努力实行主体性等三个阶段”，[10] 与此同时，他还讨论了比较政治研究的价值取向问题，还对比较政治研究的方法途径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讨论；而彭兴业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个案方法探析》一文则通过讨论“个案研究法（Case Study Method）”的性质、特征及哲学基础等问题，呼吁学界在研究方法上不断推陈出新，实现“多样化而不是单一化”，[11] 这对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向纵深方面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综上所述，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比较政治研究主要处于基础研究的知识储备阶段，学术界的主导研究范式是法理―制度主义和过渡中的发展主义。这一时期中国比较政治研究主要体现为吸收和消化西方经典理论，并在延续对外国政治的概略介绍风格基础上，着重分析主要国家的政治制度及其政治过程。在研究模式方面，还是以静态描述为主，对正式的立法机构、法律体系、国家结构等进行宪法性文本解读。而在学科自身发展方面，中国比较政治学仍与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历史学、法学等学科相铰接，学科界限十分模糊，缺乏基础性分析概念，对研究对象的共性和差异几乎没有关注，在研究方法上明显滞后。
（二）初步应用阶段
比较政治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提出相关的政治问题，运用比较方法来分析恰当的案例，通过建立相关性标准使自变量和因变量发生关系，以得出逻辑严密、比较中立的解释理论。经过十多年的知识积累和学科探索，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开始将西方的经典理论范式和方法应用于现实之中，聚焦中国的政治发展，并努力归纳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共性及个性，突出比较特色，使本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视域和研究方法都有较大突破。
1. 对本学科进行整体关照，对其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宏观审视的综述性文献开始出现，并产生极大影响。2000年，张小劲发表《比较政治学的历史演变：学科史的考察》 [12] 一文，对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史进行了全面阐述，细致梳理了西方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脉络，不仅使比较政治研究这一重要学术传统在学术史上实现古今贯通，而且还系统总结了在不同时期对本学科产生巨大推动作用的经典文献，并分析了其时代背景和学术传承。由于以上的学术贡献，这篇论文在“中国知网”的被引用率和下载率都极高，成为我国比较政治研究者需要重点参考的文献；除此之外，李春成和杨雪冬对西方比较政治学理论中的价值和意识形态取向进行了批判，并提出“建构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范式”应该从四个组成部分着手，分别是“问题意识和‘元问题’”、“基本价值和基本假设”、“基本的概念和分析单位”，以及“基本的方法”；① 而在2005年，欧阳景根在对西方比较政治学以往理论和分析框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要有比较研究的时代性问题，并对未来的研究路径提供了可操作化的建议。[13]
2. 相较之前较为单一的法理―制度主义及过渡中的发展主义范式，我国学者在这一时段中不但巩固和发展发展主义范式，还积极引入新理论，并尝试将这些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用以分析和探讨本土问题。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彭勃、米、何俊志等学者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及其重要流派历史制度主义做了较为系统的引介，并对其在中国的运用给予了中肯的预测和建议；②另外，作为比较政治学研究新热点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也逐渐为国内学者了解和认识，朱天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一文是国内较早介绍比较政治经济学的文献，通过对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之间区别和联系的系统阐述，对其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讨论，该文也在国内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14]，此后，越来越多的比较政治学者开始更深入地讨论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除此之外，比较政党作为比较政治学的一个专题领域也得到学者们关注，如对英美两国政党认同的新制度主义解释、对独大型政党派系政治的比较研究、对西方政党转型的研究等，都成为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的热点问题。③
3. 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者的推动下，比较政治的区域研究得到不断扩展和深化。在这一时期中，一些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相继召开，如“21世纪初的东南亚经济与政治”国际学术研讨会、“全球视野下的拉丁美洲发展”学术讨论会、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国际学术论坛：2004-2005年的拉丁美洲”、“全球化与政治转型”学术研讨会等，这都为我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十分丰富的背景知识和案例素材。
总之，相较于基础研究阶段的研究状况，这一时期我国的比较政治研究明显进入成长阶段，主导研究范式已实现到发展主义的过渡，研究话语主要为“政治发展”、“民主化”、“政治转型”等议题，基本摈弃了传统的描述形式和条文主义，学者们普遍重视理论建构和理论应用，在相关领域取得较有价值的成果，并开始思考中国比较政治学的自身发展逻辑；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的比较政治研究也存在显而易见的问题，即研究方法的缺失。不少理论建构和应用都侧重逻辑的推理和演绎，止步于“自圆其说”阶段，缺乏精细的研究设计，方法论意识十分薄弱，这就促使我国比较政治学者对“比较方法”的关注。
（三）多元发展阶段
在对什么是比较政治学的回答中，我国学者较为认同利普哈特和萨托利的说法，认为比较政治学的最重要特色就在于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对社会科学而言，研究方法对其学科的发展和评估至关重要，而从美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其每次学科内的“自我革命”都体现为研究方法的创新和变革。对中国比较政治研究来说，对研究方法的重视也标志着本学科进入一个多元发展阶段。
尽管在之前的两个发展阶段中，已有学者表达出对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关注，但都显得比较零散，且缺乏系统严格的“设计构思”。但自2009年开始，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却突然开始发力，在对学科研究方法的关注方面有大幅提升。首先，李路曲在2009年发表《比较政治分析的逻辑》一文，对比较政治分析的逻辑严密性做了十分精细的剖析，在此基础上，从研究问题的提出以及范式的选择与确定出发，对案例选择、时段划分、资料搜集、验证理论假设等研究步骤做了详细说明，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此后，学界对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关切开始升温，学者们通过对西方相关文献的梳理，来归纳和概括其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演变逻辑。例如高奇琦就写过多篇较有影响力的论文，对西方比较政治研究方法进行讨论：他认为美国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讨论主要经历了“基础阶段”和“深入阶段”两次浪潮，在此过程中整理了对比较政治研究方法有重要意义的代表性文献，还对美国比较政治学界围绕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争论做了简要介绍；[15] 另外，在《比较政治分析中的概念研究》一文中，他从最基础的概念研究入手，对萨托利的本质主义与科列尔和吉尔林的折中主义做了全面分析，阐释了西方概念研究对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借鉴意义。除此之外，以上海《社会科学》杂志于2013年第5期组织的一期“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专题”为例，高奇琦、米、耿曙、何俊志等分别围绕“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前沿进展”、“比较政治的议题设定”、“比较政治的案例研究”、“比较政治的模糊集合方法”等操作化问题展开讨论，在李路曲教授的开创性研究基础上，④ 将“如何做具体的比较政治学研究”这一现实学术问题进一步推向深入和细化。此外，周忠丽先后发表《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个案选择及应用》和《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个案方法：特征、类型及应用》两文，对案例选择这一比较政治研究的基础问题做了较完整的回答。而北京大学王丽萍教授发表的《比较政治研究中的案例、方法与策略》[16]一文，更是系统地交代了比较政治研究的步骤及具体要求，使比较政治研究的可操作性大大增强。而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中已广泛应用的统计和量化分析方法也被吸收到比较政治学领域。以复旦大学李辉为例，在《世俗主义与腐败――基于跨国数据的一项定量分析》[17]一文中，他以“世界价值观调查（2004-2008）”、“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世界事实数据”等资料为数据来源，采用一般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和因子分析方法，对世俗主义与腐败之间的关系做了定量研究；此外，《经济发展与社会政治不稳定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宏观政治环境与国民幸福感――基于欧洲价值观调查数据（2008）的多层分析》、《东亚民主的质量：测量与比较》等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也都基于对相关数据资料的分析，得出较有说服力的结论和解释模型。另外，不少学者也对比较政治经济分析、比较历史研究等具体研究方法做了细致讨论，如北京大学朱天飚副教授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与比较历史研究》一文，就通过对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在对其做好定位的基础上，从因果关系、历史作用和比较方法三个方面对比较历史研究这一方法进行了剖析。总之，这一阶段关于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讨论是十分丰富的，比较政治学与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的交流与互动也日益频繁，这是多元化表现之一，也是此阶段最突出的特点。
多元化表现之二主要是围绕比较政治研究的“本土化”话题展开。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国际政治研究》2013年第1期的为庆祝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成立比较政治学系所登载的“笔谈：理论自觉与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专栏讨论，邀请国内著名学者从不同视角出发，讨论比较政治学的“本土化”议题。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北京大学徐湘林教授特别提出“中国问题研究的理论本土化课题”，强调在与西方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我国学者不能只充当西方理论的“消费者”，还要成为理论的“生产者”；[18] 中国人民大学杨光斌教也指出要重视“中国语境”，“中国学者应该有自己的身份意识” 。[19] 而在最近，杨光斌教授还撰写《新比较政治学：体系―议程―方法》一文，提出适应“中国语境”的“比较国家建设（躯体）――比较政治制度（骨骼）――比较公共政策”研究框架，强调应该把不同国家的比较政治研究“拉回到历史，拉回到各自国家的政治真相之中”。[20]
多元化表现之三则主要是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规范性和系统性大大增强，并集中表现在主题研究和案例―区域研究两个方面。在主题研究方面，政党政治、公民社会、政治腐败、政府治理能力等都为学者所关注，撰写了大量相关论文，例如：刘文科的《大众媒体对当代西方政党政治的影响》、谢峰的《西方政党的党内民主差异探源――政治生态环境的视角》、高奇琦的《30年中日公民社会成长与政治发展――一种比较政治的分析》、董毅的《民主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腐败问题吗――从比较政治的研究视角》、张孝芳的《现代国家建设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比较政治视野下的中国政治发展路线图》等；而在案例―区域研究方面，学者们的研究视域也渐趋开阔，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案例研究也愈益丰富，并在设计思路、分析框架和研究结论方面也与国际学界展开积极对话，较具代表性的有：孔寒冰的《中东欧转轨二十年：经验与教训》、项佐涛的《中东欧政治转型的类型、进程和特点》、李文、王尘子的《亚洲国家和地区走出腐败高发期的条件与机制》、王鹏、魏然的《拉美国家治理模式与政治风险》、方旭飞的《政治民主化与拉美左派政党的变化与调整》等。
除上述三个表现外，这一时期我国比较政治研究会议的学术交流也日益频繁，以“比较政治”作为主题的研讨会和论坛广泛召开，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还纷纷成立比较政治学研究的专门机构，不少专门关于比较政治研究的学术刊物 ① 也相继出版发行，相关学术梯队和人才培养模式也渐趋成熟，这都为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后续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
三、多元时代的迷惘与困惑
尽管在三十年的发展脉络中，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在学科建设、讨论主题、研究方法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地位也逐渐为学术界肯定和重视，可以说，比较政治学在中国已经成为促进社会科学各学科相互重叠和融合发展的新生增长点。但由于我国比较政治研究是在完全吸收美国比较政治学体系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而且，在较短时间内，就历经美国比较政治研究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所逐步形成的法理―制度主义、发展主义和后发展主义三大范式的跨时空冲击，直接造成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多元化”形态，加之西方多学科研究方法的涌入，使得有关本学科发展的诸多迷惘和困惑也随之而来，中国比较政治研究似乎陷入“踌躇不前”的“停滞”状态。
1. 在研究价值方面，中国比较政治研究仍然存在价值和主义之争。上世纪80年代，政治学学科在我国重建和恢复不久，学界就围绕“新权威主义”产生了一场争论，影响至今；在之后的政治学及比较政治学发展过程中，虽然不时出现对西方现代化理论及发展主义范式的反思，但权威主义、政治发展与政治转型、民主化等话题依旧是政治学讨论的核心议题。尽管大部分学者声明自己保持“价值中立”，但其分析框架、话语体系、理论解释和研究结论仍旧带有很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此外，我国学界又明显出现从对西方政治体制的积极乐观到分析其消极缺陷，再到反思中国自身发展模式的转变。而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的背景变换又使中国和平崛起的事实为学界所广泛关注。近年来，我国比较政治学界也明显出现号召从事“本土化”研究的呼声，其实质就是立足本国，从传统的儒家道德伦理、主导的共产主义思想意识及其融合的路径之中，寻找区别于西方世界的中国价值，逐渐表现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本土关怀。
2. 相比比较经济学、比较社会学和比较法学，中国比较政治学在研究主题上明显落后，现实感最弱，这主要反映在如下两个方面：（1）在研究主题方面，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所讨论的经济发展模式、财政税收制度、生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都与国计民生显著相关，而比较政治学所讨论的政治价值、政治发展、政治态度、政治行为等不为大众所知，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影响甚微，加之比较政治学学科内部主题的零碎杂乱，缺乏一个共同的研究焦点，更谈不上学派之争，这就使比较政治学处于更趋边缘化的状态；（2）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等政治学子学科相比，比较政治学对外国政治的研究依旧是一种概略性的认识，且明显缺乏将中国经验上升到对整个比较政治学研究贡献方面的关注，更少与国际热点相连接，成为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婢女”和“小伙伴”。
3. 使我国比较政治学研究者颇为尴尬的是，中国学界至今仍无一部“像样的”学科经典力作。高奇琦教授曾感慨：“我们还缺乏一批经典的、有世界影响的作品”，并认为目前中国比较政治学的爆发性发展仍是外延性发展，而内涵性发展十分不足。[5]实际上，内涵性发展与外延性发展的划分直接道出中国比较政治学最致命的问题，即理论、经验与研究方法的脱节，表现有三：（1）在对相关理论的理解方面出现“时空错位”的混乱，将彼国和彼时的理论解释套用到此国和此时；（2）“研究方法的滥用”，犯了只晓其“器”，不明其“道”的研究错误，不仅对美国比较政治学的经验教训缺乏总结，还试图重走其发展过程之中的“弯路”；（3）对理论、方法的经验性运用方面出现明显混乱，田野考察、深度访谈、数据采集等一线实践工作往往与二线的资料分析与加工脱节，这就使学界难以产生有说服力的分析概念和理论解释。
4. 比较政治学在成为“学科边缘生长点”的同时，也不幸面临其他学科及政治学子学科的入侵和挤压，出现“保持学科独立”与“促进学科融合”的矛盾。从前文的综述梳理中可见，比较政治学是不断从国际政治、法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中破土而生的，但在进入新世纪以来，打破学科之间藩篱的趋势愈益明显，中国比较政治学的许多核心话题和研究领域不断为其他学科所抢占，但在学科积淀、学术团队方面又无力与“霸权学科”对话和抗衡，这就使新生的比较政治学必须抓紧补课，为我国的“大国崛起”和“大国战略”做出富有价值的贡献。
四、对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新认识
从国家战略层面来看，比较政治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从本学科的发展初衷来看，亚里士多德对古希腊158个城邦的考察，其目的是为了探究出最好的政治体制，以实现希腊的强大；而美国比较政治学的兴起和繁荣，无疑也是为了实现国家层面的战略意义，维护其超级大国的硬实力与软实力。作为崛起中的世界性大国，中国必须重视对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不仅因为这一学科直接反映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也即一国的社会科学总体水平，还因为比较政治学比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国别历史等学科更深刻地透视其他国家，并时刻关注我国自身的国家建设和政治文明水平，能为国家的关键性决策提供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的政策依据。
从学术发展现状来看，我国缺乏如《论美国的民主》、《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国家与社会革命》那样对世界各国政治发展有着深刻洞见和全面认识的不朽名作，更遑论如阿尔蒙德、查尔斯・蒂利、迈克尔・曼那样试图以一种统一理论模型来剖析世界所有政治现象和发展历史的经典教本。这不但是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缺憾，更对我国政治学者提出严峻的任务要求。
在《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缺憾和可能的突破》一文中，笔者分析了中国缺少真正的比较政治研究的四个主要原因：一是学者不愿做真正的比较研究，二是没有具体的和可操作的研究问题，三是研究方法上的落后，四是制度方面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围绕“怎么办”的问题，提出研究问题、具体操作步骤和修基本功三个方面的建议。[21]141-149下文将在此基础上深化相关认识，并基于对中国比较政治研究30年的发展脉络，对本学科的发展谈谈自己的感受。
1. 从“修基本功”的层面入手，对西方文献的积累、研究方法的补课、分析框架的创新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国学者必须加强世界史、区域史、社会史等方面的知识储备，强化田野考察意识，不断拓展自身的文本知识和实践知识。实事求是地说，比较政治学的入门门槛是很高的，这是一门综合性相当强的分析性学科。从被本学科公认的经典著作来看，其作者几乎都是十分优秀的历史学者和社会学者，例如在《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中，摩尔不仅对相关国家的历史有着深刻洞见，而且在对农村各阶级结构关系的分析当中，十分熟练地运用档案材料，对自己的研究假设做了相当扎实的证据支撑；而在久负盛名的《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的序言部分，斯考切波毫不掩饰自己的研究心路，极其坦率地说到：“与大多数在该领域从事研究的社会学家不同，我在广泛阅读那些对革命做出理论解释的社会科学文献之前，已经深入学习过大量有关革命事实的历史知识。在浏览这些理论性文献时，很快就令我大失所望。这些文献对革命过程的观察与我掌握的历史知识相去甚远。” [22] 这不但突出历史知识对比较政治学研究的重要性，还直陈那种缺乏历史知识所做出的“理论性文献”之研究假设是多么荒唐和离谱。历史背景决定政治情景、社会结构和人们行为，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如果缺乏历史素材，片面追求新颖前沿的研究方法，不但无法寻求分析框架上的创新，还必将使中国比较政治研究陷入“方法论滥用”的泥淖。
2. 中国比较政治进入多元发展阶段以来，明显出现两个方面的争论：一方面，在“国际化”与“本土化”诉求之间存在较大分歧；另一方面，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这两种研究方法也长期存在争论，出现“定性研究分裂主义（qualitative separatism）”和“定量研究帝国主义（quantitative imperialism）” [16]。笔者认为，对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比较政治研究来说，大可不必在这两个方面过分纠缠，因为这恰好是中国比较政治学出现流派分化的契机，也是“学术试点”的渠道。而从美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基于“本土”了解“外国”，综合运用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用定量研究的科学方法去不断检验定性研究所提出的因果假设可能是我国比较政治学应该遵循的学术理路。当然，中国发展比较政治学学科，终究是为了推进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我们“应该认识到，研究他国政治的目的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对本国政治的关怀”，[23] “国际化”为学术交流提供了良好的渠道和平台，而“本土化”则要求我们在中国情境中研究中国问题，也就是中国改革发展中的具有现实意义的微观和中观问题，至于西方发展主义那样的宏大理论，只是作为人类文明一部分的西方文明自身生长出来的相关话语和概念逻辑，既不符合中国国情，也不应成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主流。
3. 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乏力与不足的根本原因，恐怕在于广大研究者缺乏研究激情与大国使命感，对本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和定位认识不清。从美国比较政治学的研究状况来看，在所覆盖的国别方面，不仅涉及北美、西欧、东欧、亚洲等传统热点地区，而且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中东和北非地区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都有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而从研究内容来看，其涉及的主题包括发展、政策、政党、国家与社会关系、选举与投票、民主、种族多元主义、利益集团等，[24] 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色彩。对中国比较政治学来说，其研究目的绝不是在美国比较政治学研究身后“亦步亦趋”，捡食其理论和方法的“残羹冷炙”，在研究范围上，比较政治学不仅要关注传统大国，还必须重点分析与我国处于同一发展水平或有相近国情的发展中大国，更要重点关注与我国核心利益密切相关的国家和地区政治，例如最近的索马里海盗、墨西哥高铁项目违约、中东冲突与也门撤侨、南非排外骚乱等，都应给予相当关注和细致分析；而在讨论话题方面，对后发国家的政治发展逻辑、比较国家建设与执政党建设、比较基层民主机制等主题的研究，或许更能体现我国比较政治学的现实意义。
总之，作为学科的中国比较政治学，其产生、建设和发展都有自己独特的脉络逻辑，在30年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在学科基本概念和理论体系、研究领域、研究方法方面都有长足进步，尽管现时的中国比较政治研究不那么令学界满意，但一门学科的发展只有历经长时间的审视和检验才能为人们所逐步认同。值得憧憬的是，随着相关研究机构的相继建立、正式学术刊物的先后出版、优秀学术队伍的系统培养，我国比较政治研究一定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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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政治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国际政治 CSSCI 分析评价 文献计量学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7）4-0113-07
引言
本文拟从二级学科的角度出发，分析讨论研究机构和地区在国际政治学方面的学术影响，以 保证能够更加准确反映各研究机构和地区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状况和学术地位。由于CSSCI的每篇文章的学科分类是以一级学科进行的，所以在进行分析前，我们利用每篇 文章的图书分类号与国际政治的学科进行对应，抽取国际政治研究论文8000多篇［ 7］ ，根据CSSCI的统计数据，每年国际政治的发文量占整个政治学领域的30%左右［3.5 ］，说明我国政 治学方面的学者越来越关注国际政治，国际政治的研究在整个政治学研究领域的地位越来越 重要。本文将借助CSSCI提供的各类数据对国际政治研究2001―2005年的发展进行分析评价 ，从而较为准确地了解我国国际政治研究机构和地区的学术影响力，并把握国际政治研究的 热点和发展趋势。
国际政治研究机构学术影响力分析
2001―2005年间，每年发表国际政治研究论文的研究机构大约360个左右，我们首先考察不 同 类型的研究机构在国际政治领域的学术影响。CSSCI对各个研究机构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形 成了研究机构 字典，主要有8个大类：高等院校、社科院系统、党政部门、党校系统、系统、台港 澳作者、国外作者以及其他系统［1］(详细数据参见表1)。
表1给出了上述8类研究机构每年发表国际政治领域的研究论文数量。其中，普通高等院校（ 不 包括军队院校、党校）5年共发文4280篇，占据所有发文的46.9%左右；社会科学院系 统为2015篇，约占22.1%；党政部门为584篇，党校系统为440篇，分别约占6%和5% 左右；其他类型研究 机构发文相对较少，这里要注意的是有些作者没有发文研究机构的没有统计进来。相对于整 个政 治学领域的普通高等院校、党政部门和党校系统、社科院系统的发文量分别占据43%、11%、 10%［1］，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社科院系统的发文比例明显增高，是该领域党政部 门和党校系统发文比例的两倍，这个数据预示了国际政治研究呈现出不断发展的趋势。
从年增长率看，社科院系统、党政部门、党校系统、系统、台港澳作者、其他类型研 究 机构的发文数量呈现一种相对稳定的态势，5年间没有明显的增长，基本保持在相对固定的 规模上。普通高等院校的发文量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5年间发文量增加了69.4%，并且增 加的速度稳步提高。5年间CSSCI政治学来源期刊的数量仅增加了4种，在总量变化很小的情 况下，普通高等院校发文量的稳步增加表明普通高等院校在国际政治领域研究中的影响正在 逐步上升，并反映了我国国际政治学科的发展、研究队伍和研究领域的扩大以及研究成果的 增多，是以高等院校为主体的。此外，国外作者的发文量虽然总量不多，但是增长迅速，五 年间增加了250%，到2005年已经达到了98篇，超过了党校系统排名第4位。虽然这些论文的 相当一部分来自国外的华裔学者，但是仍然说明越来越多的国际学者希望并且愿意在中国的 政治学期刊上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文章，寻求与中国政治学界的对话，也表明中国学者愿意进 行国际对话和交流，中国国际政治研究与国际学术界的互动日益增强。
1.国际政治研究机构发文统计分析
正如上文所述，国际政治领域论文的研究机构主要来自我国普通高校、党校系统、社科院系 统和一些专门研究所，特别是综合性大学以及拥有政治学或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博士学位授 予权点的研究机构是我国国际政治论文的主要生产者。表2给出了2001―2005年间CSSCI发表 国际政治论文不少于60篇的30个研究机构。
从表2可以看出在发文量最多的30个研究机构中，普通高等院校有17个(占56.7%)，社科院 系统7 个，党政研究机构4个，党校系统1个，军队院校1个。这说明在国际政治领域中，最具影响 力的研究机构还是普通高等院校，但是相对于其他学科来说，社科院系统、党政研究机构、 党校 系统、系统等非普通高等院校也占有相当的地位。这表明国际政治学研究的学者群分 布较为广泛，除普通高等院校以外，还有大量的国际政治学学者分布在党政研究机构、社科 院系统、党校系统等研究机构中，这与国际政治学的教学分布和人才培养是密切相联的。
从表2的发文量来看，国际政治研究排在第1位的是北京大学，而在整个政治学研究领域中 排在第1位的中共中央党校只排在第6位，中国人民大学、暨南大学和复旦大学三所普通高 等院校都超过了中共中央党校。排在前10名的研究机构中，有6个是普通高等院校，分别是 北京 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它们都是拥有政治 学一级学科或者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二级学科博士点的高等院校。在院校中，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是国内最早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院校，研究力量较强，发文也较多 。值得关注的是，暨南大学后来者居上，在地区研究领域表现出自己的特色。
2.国际政治研究机构被引统计分析
国际政治研究机构被引是指国际政治论文所引用的论文作者的所在研究机构的被引。一般说 来，研究机构被引统计比研究机构发文更能反映一个研究机构的学术影响。表3给出了2001 ―2005年国际政治研究论文被引用超过30次的研究机构。
从表3可以看出，国际政治论文被引用超过30次的研究机构一共29个，其中，普通高等院校1 9个、 社科院系统5个、党政研究机构3个、其他2个。与研究机构发文表对照，普通高等院校增加 了两 个，并且被引前10位中有7个是高等院校，说明高等院校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学术影响力 较高。此外，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国国际问题研 究所、国际关系学院等党政军研究机构也进入表3，这表明，除社科院系统（包括中 央和地方社科院）和普通高校外，其他各个领域的研究机构也成为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的重镇 ，并在学术界享有较好的影响。
国际政治论文中被引次数最多的前10个高等教育或研究机构，均拥有本学科领域的一级学科 或二级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点。对比研究机构发文和研究机构被引表可以看出，北京大学 、中国人 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6所大学和研究机 构无 论是发文还是被引次数，都名列前10位，说明这6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有 较强 的实力地位和较大的学术影响力。外交学院、武汉大学、南开大学等虽然发文量在10名以后 ，但是被引次数却进入前10名，说明这些研究机构的论文影响较大、声誉较高。
3.国际政治研究机构篇均被引分析
在表2和表3的统计分析中，那些规模较大的研究机构占有一定优势，而对一些人数少、规模 小的研究 机构，则较难有所反映。为了反映不同规模的研究机构的在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影响，我们对 各研究 机构的论文篇均被引进行了统计，表4给出了国际政治研究论文的篇均被引前46名的研究机构。
从表4我们可以看出：第一，篇均被引排在第一位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进入上表的中国社 科院下属研究机构达到7个，虽然这些研究机构的发文量并不多，但较高的篇均被引率反映 出中国社 会科学院各研究所论文的整体质量和影响力。第二， 8所高等院校排名前10位，相对于整个 政治学领域只有3所高校进入篇均被引的前10位（四川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1 ］，高 校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论文质量还是较高的，并且有较大的学术影响力。第三，一些研究 机构 不但发文多，而且篇均被引也很高，如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外交学院、南开大学、中共中 央党校等，这说明了这些研究机构不但注重论文的数量，并且整体论文质量也较高，表现了 这些研究机构及其学者的学术素养和影响力。
地区学术影响力分析
虽然我们可以从国际政治研究机构的发文和被引统计了解地区的学术影响,但这是不全面的, 因为研究机构发文和统计只反映了该地区部分研究机构的影响力。这里我们通过CSSCI统计 分析某一 地区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发展程度、研究水平和学术影响，考察该地区在国际政治研究领 域的影响力。
1.地区发文统计
地区发文统计是对不同地区所有研究机构的发文进行的统计，它提供了我国及世界各地区在 CSSC I的来源期刊上发表的国际政治研究论文的情况。表5给出了2001―2005年我国各地区发表的 国际政治学论文的统计数据。需要说明的是，由于CSSCI来源期刊中没有包含台港澳期刊， 所以尽管表中包含了对台港澳地区的发文统计，但是这些数据仅仅是台港澳学者在内地期刊 的发文统计［2.5］。
从表5的排名看，北京地区以发文3972篇排名第一，占全国国际政治学发文总数的51.5 %，北京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国际政治领域的研究中心。这也与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科技中心的地位相吻合，也与北京拥有中国国际政治研究领域最多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的地位 是一致的。与整个政治学（北京占41%）领域相比，北京在国际政治领域中的核心地位更为 突出，可视为我国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第一层次地区。发文量在200篇以上的其他5个地区， 分别是上海856篇，江苏460篇，广东445篇，湖北292篇，山东211篇，它们占发文总数的29 . 3%，可视为国际政治研究的第二层次地区。第三个层次是一些边远地区，如江西、贵州、内 蒙 古、新疆、海南、宁夏、等地区发文均不到30篇，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成就和影响相 对较弱。
2.地区被引统计
地区被引统计是分析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地区学术影响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指标，因为它比 地区发文更能说明地区学术研究的质量和研究水平。
对照表5和表6，可以看出，发文量排名前5的地区，被引篇次排名的位置没有变化，其中排 名第一位的北京的被引次数达到了1613次，占到了全部被引次数的42.5%，被引排名前 8名的 地区被引量均超过了100篇次，这8个地区的被引数占全部地区被引数的81.1%左右。可见这 些地区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具有极大的学术影响。由于受到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水平的影响， 中西部地区的发文次数和被引次数都远远低于排名前六的地区，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中的地区 差异还是很明显的。
结 束 语
本文利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2001―2005年的数据对国际政治研究领 域做了研究机构和地区的学术影响力分析，可以看出，国际政治学在整个政治学中占据了很 重要 的位置，其学术影响力和发展前景远远大于政治学下属的其他二级学科。其次，高等院校在 国内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并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但一些党 政研究机构也在该领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作用不容忽视。第三，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的地区 差异特别明显，北京、上海、江苏等经济、政治、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几乎代表了整个中国 的国际政治研究。此外，统计数据还表明，各研究机构和各地区的年度发文的稳步增长，表 明中 国国际政治研究正在迅速发展之中，而且正通过相互的交流与对话，日益地融入国际学术界 。
注释：
［1］苏新宁.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影响力研究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 6.4
［2］2000―2002年CSSCI来源期刊.cssci.nju.省略/cssci .lyqk2000.htm
［3］2003年CSSCI来源期刊.cssci.nju.省略/cssci.lyqk2003.htm
［4］2004年CSSCI来源期刊.cssci.nju.省略/cssci.lyqk2004.htm
比较政治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政治学 中国政治 政治发展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政治发展对于政治学研究的需求与促进
中国政治发展的实际进程为中国政治学研究提供了现实需求和政策空间。过后，国家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一方面，需要重建公共秩序，恢复常态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保障公民正当权利。另一方面，面对“国民经济陷入崩溃边缘”和人民生活普遍陷入困境的局面，亟需提高治理绩效，推动国家发展，增进民众福利。面对低效微观经营机制，只是恢复正常生产明显不够。
在此过程中，为了减少乃至消除分歧和争论，最大限度建立共识，需要对以往历史进行总结，特别是对错误和失误进行充分揭示，阐释错误和失误的生成逻辑；需要对现实问题进行深入剖析，为未来发展找到具有经验和理论依据的可靠策略。因此，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显得日益迫切。1978年，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首先倡导制定规划，积极开展政治学方面的研究；次年，邓小平又在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
正是在社会变革与政治发展的现实需求和中央领导的“补课”要求之下，政治学得到恢复和重建，其后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7年～1990年代初）政治学研究主要取得了三个方面的成果：
恢复学科。这个时期，中国政治学发展主要集中于学科发展的基础建设：一是成立机构。1977年，湖北省已率先成立政治学会；1979年3月，国内第一家政治学研究机构―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成立；1980年12月，标志着政治学重建的中国政治学会成立，之后许多省级政治学会也陆续建立起来；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正式成立。此后，各种专门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在各地涌出。
二是创办杂志。1980年初，中国政治学会筹委会便开始编印《政治学参考资料》，译介西方政治学相关资料，在此基础上于1984年创办了《国外政治学》杂志；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主办的全国性专业期刊《政治学研究》发刊，标志着中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获得全面恢复。
三是培养人才。1981年起，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吉林大学等三所高校率先设立了政治学专业；1982年，中国政治学会与复旦大学联合举办了第一届政治学专业讲习班，教育部委托天津师范学院举办了西方政治思想史师资培训班，为全国各地高校等教学、研究机构培养了政治学研究基本力量；1984年，北京大学、吉林大学等学校开始招收政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1985年，北京大学开始培养政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其后，全国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相继建立了政治学系，培养政治学专业人才。
四是构建体系。1980年，中国政治学会筹备会拟定了一份《1980―1985年政治学研究选题计划》：第一类研究课题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如“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无产阶级的理论与实践”等；第二类课题是对外国政治与政治学的介绍，如“西方各国政治制度”、“外国政治学现状”等；第三类课题是与当代中国相关的研究，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层民主选举”等；最后一类课题是中外政治制度史和中外政治思想史，如“中国政治学说史”、“西方政治学说史”等。①循此计划开展的研究，取得了许多可喜成果，初步形成了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
确定价值。中国改革的曲折过程和相应的学术反思确定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基本价值取向：发展与秩序。1980年，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讲话，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确定了原则和方向。但在当时，政治体制改革的构想并没有具体化，未能有效展开。1980年代中期，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愈益紧迫的要求，邓小平一再强调“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政治体制改革开始全面提上议事日程。1987年，中共十三大对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具体部署，确定了“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长远目标和“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的近期目标，列举了“实行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等7个方面的改革内容。
反弹出的强烈权利主张，国门初开中西方巨大发展差距引发的忧患意识，领导人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一再呼吁，这种氛围和情绪的叠加，将部分政治学者的研究导向了激进民主主义。对于学术研究和社会管理可能的失范和失序，邓小平始终保持高度戒备。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理论务虚会上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此后，他又多次强调：“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等等。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表明了对既有政治权力结构和基本制度框架的坚定维护。分别于1983年和1987年开展的“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对政治学研究中的反体制倾向和激进主张进行了扼制和弹压。
1985年，首任中国政治学会会长张友渔在《政治学研究》发刊词中强调，研究政治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社会主义的政治关系和政治规律”，“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到改革的实践中去，根据改革的需要，制定科研规划，确定重点科研项目”②。“发展”与“秩序”自然成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基本价值取向。
转换范式。中国政治学是在浓厚的意识形态氛围中、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学科体系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学科体系为基础恢复重建的。受制于传统的政治思维和狭隘的知识结构，早期政治学研究总体来看显得肤浅和褊狭。翻阅这一时期的学术文献可以发现，众多文章，或是简单重复已经出台的中央文件，或是呼喊空洞的政治口号，或是进行煽情的政治动员。这种研究自然无法有效解释各种政治现象，也无力有效回应现实的政治需求。因此，中国政治学亟需进行一次范式转变，即从注重意识形态的政治学转向注重科学因素的政治学。经过努力，这一任务在1980年代末基本完成，政治学研究的专业化、规范化和科学化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主要体现为：
第一，明确了学科的研究对象。政治学研究对象的确定取决于对“政治”含义的理解与把握。政治学刚恢复时，受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知识背景的影响，人们对政治含义的理解比较狭隘，所确定的研究对象也比较狭隘。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人们抛弃了把政治单纯理解为阶级斗争的错误认识，澄清了政治的含义，明确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
第二，建立了自身的概念体系。政治学者们整理、界定了国家、阶级、政党、权力、民主、权利、选举等基本概念，结合中国政治的历史和现实阐释了平等、自由、公平、正义、人权、等相关价值范畴，引进和阐述了公共权力、公共利益、政治行为、公民文化、政治发展、利益集团、政治文明、政治参与、政治秩序、公共政策、合法性等基本概念的内涵，建立了政治学科自身的概念体系。这个时期，中国学者在学术研究中开始用规范的政治学概念来分析和说明问题。
第三，形成了独特的分析框架。政治学科一恢复，政治学界就开始比较系统地译介西方政治学理论，伊斯顿的《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达尔的《现代政治分析》、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和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等著作被陆续翻译过来，比较政治理论、政治系统分析理论和政治转型治理理论等西方现代政治学理论在中国政治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范式转换提供了切实帮助。借此，中国政治学拥有了自身特有的分析框架。
第二阶段（1992年～今）经过前期的学术积累和“八波”、“剧变”的冲击，1990年代以后，政治学研究变得冷静和理性，少了一些浪漫和激进，多了一些现实和稳健；少了一份批判，多了一份建设。
学术研究的这种转向也是中国社会结构性变革的内在要求。市场取向改革的持续推进和1992年以后的全面加速引发了中国社会的深刻变迁：公民亦已成为独立的自主性个体，权利意识全面觉醒，行动能力大大增强；社会加速分化，新的阶层迅速成长，公民之间的冲突日益普遍和激烈；为了发展志趣、维护权利，公民团体和社会组织纷纷涌现并快速成长；各个阶层、各类群体以及公民个体总是设法通过各种渠道、利用各种方式参与、影响政府决策，以使自己在利益格局中处于优势地位，在利益分配中获取较大份额。这种根本性变革改变了中国政治的运作逻辑，促使政府回归“公共”本位，以富有效率的行动及时回应民众的需求；这也促使政治学研究更加关注社会本身，以对政治发展逻辑的精确把握和建设性的政策建议回应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有效推动国家发展。
与1980年代相比，1990年代的中国政治学发展，明显要扎实许多，而且日益走上学术化、科学化和本土化的轨道③。
概念与理论体系得到修正和充实。概念和理论体系得到修正和充实，逐渐使政治学与其他的学科区分开来。自由主义、法团主义、保守主义、共和主义等得到更加充分的研究，现代化理论、公共选择理论、集体行动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委托―理论、制度变迁理论、治理理论等西方政治学前沿理论被纷纷引进中国，并在实际应用中得到修正和改进。
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和深化。政治学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学科分类更加精细和深入。政治学基础理论、中外政治制度、中外政治思想、国际政治学、公共行政等主干学科得到了很大发展。与此同时，诸如公共政策学、政治人类学、政治人口学、政治行为学、政治地理学、政治传播学、发展政治学、民族政治学、网络政治学、风险政治学等政治学的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也获得了快速发展，出版了不少学术著作和论文。
深入分析中外政治实践。中国政治研究方面，政治学者们着重探讨了中国政治制度的本质和特点，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选举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司法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以及公民政治参与、党政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台海关系等；分析了政府管理与政策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如政府机构改革、行政审批改革、政府职能转变、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政治文明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等等，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比较政治研究方面，在重点研究西方及周边俄、韩、印等国家的同时，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也都受到关注并得到研究；研究视角和具体内容也从制度框架、法律规定的介绍到制度的生成背景、运作机理、所需条件、操作技术和社会环境的分析。比较研究的拓展和深化自然有利于对本国政治特质的准确把握和对他国经验的有效借鉴。
持续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政治学恢复和重建之初，我们的政治分析往往是对法律规定的正式制度进行描述与归纳，由于中国的实际政治与制度规定往往并不吻合，有些甚至差距巨大，忽视实际运作的这种研究常常谬误百出，让人不得要领。后来，随着西方行为主义分析方法的引入，中国政治学界开始重视实证调查，关注事实和数据。现在，西方政治学的各种方法和其他学科的可行方法几乎都被中国政治学界加以引进和使用，如田野调查、案例分析、随机抽样问卷调查、数学模型、网络技术等等。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化和科学化促进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政治学对中国政治发展的贡献
“衔命而生”的中国政治学，在其发展中不断回应中国政治实践的种种需求，从而推动了中国的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
优化政府治理，推动政治进步。第一，为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和具体方案。中国30多年的发展，虽经风历雨，跌宕起伏，但经济成长迅猛，社会发展平稳。这种情况表明，中国的整体发展战略和政治建设途径是比较有效的。这一方面是基于社会改革和政治发展的实践和探索，另一方面则是基于政治学研究为发展战略选择和公共政策设计所提供的理论依据和具体方案。
长期以来，政治学界对中国政治发展中的一些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做了研究和回答，主要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与功能，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目标和内容，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策略和步骤，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机构改革，党政关系，民主与法治的关系，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关系，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关系，等等。
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一些学者直接参与或介入政治建设的实践：有的进入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研究部门，如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直接参与国家与地方重要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诸如“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国务院机构改革等从问题调研、方案设计到政策阐释、途径选择等，都有政治学者的参与；不少学者当选为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参政议政，出谋划策，将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直接转化为国家的法律法规或政策方案；有的担任党委、政府的政策智囊或咨询专家，为党委、政府献计献策；越来越多的政治学者与党政部门合作，承担其委托的研究课题，他们提出的政策建议为党委、政府所采纳，有些转化成了国家的制度或政策。
第二，为党政部门输送专业人才和提供技能培训。政治是复杂的人类活动，驾驭政治需要精深的专门知识和高超的实践技能。政治发展的关键在于人们对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遵循政治发展规律的政治实践才能推动政治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稳步前进，否则，就有可能造成政治挫折和社会灾难。因此，建立专门研究政治的学科和培养专门从事政治实践的人才，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和培养体系的确立，使得政治学能够不断地政治系统输送具有现代政治意识和专业技能的党政管理人才。随着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实施、MPA学位制度的建立以及干部培训体系的完善，政治学在这方面的贡献持续扩大。受过政治学专业训练的新生力量源源不断进入政治体系，为政治体系在政治发展中实现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提供了基础，④也为政治系统高效回应社会需求进而推动国家发展提供了保障。
更新政治文化，改善公民行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社会政治法律领域的许多重要变革，直接导源于政治意识形态观念的变迁。思想的解放与观念的创新，有力地促进了现实政治的进步。据统计，目前，我国政治学期刊约340余种，每年刊载论文约两万余篇；⑤其他类别的期刊每年也发表大量政治学方面的论文。从CSSCI的记录看，近年来，每年发表政治学论文的学者都在5000名左右⑥，每年发表的政治学论文也有5000多篇，而且两者的数目都一直在增加⑦ 。除了论文，每年还有大量政治学方面的书籍问世。30多年来，我们培养了几百万政治学（包括国际政治、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等）专业的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
借助杂志、报刊、电视、网络乃至日常人际交往，政治学的概念、理论以及表述方式已被一般民众熟知或了解，促进了政治观念的更新、政治文化的改善和公民行为的改进，为政治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基础。比如民主、人权、法治、公民参与、利益表达、私有财产、公民社会、公民权利、社会责任、和谐社会、政治文明、自由、善治、、合法性、政府创新、权力制约、透明政府、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廉洁政府等等，这些观念中，有些是由中国的政治学者首先提出并倡导的，有些则是由政治学者与其他学科的学者共同倡导的。现在，它们已经成为一般公民日常表达的常用词汇以及参与公共事务、表达权利主张的引证依据。
中国政治学的未来发展
经过30多年发展，中国政治学取得了重要进步，同时还存在着明显不足：在学科建设上，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在总体上与国际水平还有一定差距，科学性和规范性还有待提高；在研究内容上，对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关注还不够全面和深入，中国政治的特质还没有得到充分揭示和有效阐释，不少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没有得到科学的回答和解决；在研究方法上，实证研究和定量方法应用尚不够广；在研究的效果上，政治学研究的理论创新性还不够，突破性成果不多。这种状况导致中国政治学对中国政治的解释力、预见力和应用性比较有限。
“作为一门严谨而有现实使命感的社会科学，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空间和有效作为，是随着国家的进步与发展而不断扩大的；相应的，国家的发展对政治学的需求不是减少了，而是不断增加。所以，中国政治学未来的发展，关键在于政治学本身，在于政治学者的奋斗与努力。”⑧
重视学科建设。学科建设是学术发展的基础。经过30多年发展，我们的政治学学科体系依旧陈旧和落后，因此，也很难产生一流学术。今后，中国政治学仍需特别重视学科建设，尤其需要加强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的研究。
第一，注重政治哲学研究，确立学术研究和政治发展的价值基础和伦理依据。政治哲学本质上是关于“价值”的学说，是对于“应然”问题的解答。“只有通过对政治价值的还原与辨析，才能揭示政治现象的实质，为政治和政治学的发展指明方向，进而有效推动政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⑨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一直薄弱。中国政治学者对政治哲学的研究，依然停留在对西方的经典名著和相关理论的译介上，对于“政治的目的”、“政府存在的理由”以及“自由”、“公平”、“正义”等基本价值问题的探讨还只在转述西方学者的观点和论证。对于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和政治发展来说，只有对宪法依据、立国精神和政府目的进行持续追问和广泛讨论，对公民权利、公共精神和行政伦理进行充分探讨和深入辩论，才能在基本公共政策层面建立广泛的公民共识，确保国家建设和政治发展的正确方向。因此，未来的政治学研究需要更加重视政治哲学的研究。
第二，注重政治科学研究，提升政治学研究的规范性和专业化水平。受传统的政治思维、分析框架和现实的制度空间、评价体系等的制约，中国政治学研究存在较为严重的政治化、功利化、教条化倾向。“政治化”是指研究者将研究重点放到了‘执政者’的个人意向上，研究过程情感诉说多于学理分析，主观臆想多于实事求是。“功利化”是指将学术作为谋取个人政治好处或商业利益的手段和工具，根据领导喜好或经济利益“制造”学术成果。“教条化”是指机械套用领袖著作和政治文件，凡事均在马列论著和领袖讲话中寻找依据和答案，缺乏独立分析和个人创见。当代中国政治学界需要扭转政治化、功利化、教条化倾向，确立“科学为本”、“学术为业”的态度和使命，推动观念创新、方法创新和理论创新，提升学术研究的独立性、规范性和科学性。
注重中国政治研究。一是必须在现代国家建设的逻辑中把握中国政治发展。中国现代国家建设，需要解决两个问题：通过工业化和民主化，推动社会转型，实现国家强盛和人民幸福；寻求更有效率的方式，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复兴。所以，中国的国家建设不仅赋予中国政治明确的发展取向，而且也赋予其艰巨的现实使命⑩。中国政治学研究也需在这种历史演变和全球化进程的交织中去把握中国政治的发展逻辑和建设途径。
二是必须在中国整体约束结构中把握中国政治发展。政治发展不是孤立推进的过程，而是特定历史阶段政治、经济、技术、思想等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是社会整体约束结构的产物。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整体关系去把握政治现象。
三是重视研究具体现实问题。转型中国，各类政治问题集中呈现。这些问题既有宏观的国家治理模式问题，又有微观的公民行为选择问题；既有迫切的社会稳定问题，又有长期的公平正义问题；既有显性的和政治冲突，又有隐性的政治信仰和政治文化；等等。这些问题，如果处理得当，中国将顺利转型，完成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使命；处理失当，我们将痛失机遇，甚至陷万劫不复的灾难深渊。政治学需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提出前瞻性的解决方案。
重视方法的研究和创新。方法的研究与创新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动力和途径，同时也是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规范性的重要保障。为了弥补现有方法论体系的缺陷，推动中国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应该从以下方面作出努力：
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有机结合。从中国政治运作的实际状况以及中国政治学要承担的研究任务来看，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的有机统一更为可取：规范的研究，必须有充分的经验体验和经验材料；同样，经验的研究必须有很好的规范把握和理论追求。只有这样，才能准确把握复杂而特殊的中国政治现实，进而推动中国政治建设。
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方法相结合。定量分析在目前中国还处于初级阶段，数量不多，质量也不高。大部分的定量研究只是进行简单统计分析，假设检验、推断统计等中级统计分析运用较少，回归分析、时间序列分析等高级统计分析使用更少，所用数据也普遍存在信度和效度不足等问题。利用后发优势，避免极端定量化的弊端，促进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融合，可以推动中国政治学的跨越式发展。
运用和融合多种学科的研究方法。人类生活纷繁复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几个领域并不截然分明，而是彼此交织，互动共生，许多政治现象必须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和分析才能透彻理解、准确把握。所以，中国政治学研究，一方面需继续借鉴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社会学科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也需积极引进计算机、数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实现多学科的交叉和融合，提升政治学的解释力和实践力。
引进与创新并重。多年以来，中国学者多半扮演了西方政治学理论的“输入者”与“承接者”的角色。目前，中国政治学所使用的概念、基本假设、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大都来自西方，中国政治学讨论的不少热门话题也往往是由西方人提出的，如“合法性”、“现代性”等。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丰厚的思想资源，西方的政治学经过100多年的持续发展，已经相当成熟。在学科恢复和创建过程中，西方理论的介绍甚至于移植是需要的，但介绍、移植并不能替代建构中国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以西方世界为研究对象和经验基础的西方主流理论，背后往往隐藏着一些未经言明的基本预设。这些前提条件在目前中国可能尚不具备，中西方政治发展中的许多问题往往形似而神非，因此，基于西方背景的政治学理论并不能够充分解释中国的现实。另一种情况是，某些西方学者虽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但毕竟缺乏中国学者对于本土的真切了解和深情关怀，他们那些看似精巧的理论模型往往带有不可避免的盲点甚或根深蒂固的偏见。中国学者在介绍、移植西方理论的过程中，恰恰缺少了对理论分析的前提和背景的研究，常常导致理论研究与应用中的浅薄、迷惘和误入歧途。
理论创新要求我们“在批判地吸收外来养分的同时，要有清晰的本土问题意识，要善于从我们独特的视角对中国和世界政治现象进行创造性的思考，要有胆识把这种思考的结果上升到一般性理论，要有意识地在理论化过程中创造新关键词、新概念体系、新基本假设、新分析框架、新研究方法。
【注释】
①中国政治学会筹备会：“1980～1985年政治学研究选题计划”，《社会主义研究》，1980年第4期。
②张友渔：“中国政治学的兴起―刊词”，《政治学研究》，1985年第1期。
③⑧⑩林尚立：“相互给予：政治学在中国发展中的作为”，《山西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④参见林尚立：“政治学与政治发展：中国政治学发展20年”，《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2期。
⑤严强，魏姝，白云：“中国大陆地区政治学发展报告（2000～2004年）：以CSSCI为基础的评价”，《江海学刊》，2006年第3期。
⑥魏姝：“政治学研究领域学者和机构的学术影响分析：基于CSSCI（2005～2006年）数据”，《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2期。
⑦魏姝：“中国政治学研究概况分析：基于CSSCI分析”，《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⑨杨海蛟，李猛：“试论推动中国政治学繁荣发展的着力点”，《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3期。
王绍光：“中国政治学三十年：从取经到本土化”，《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比较政治学论文范文第5篇
一、《政治学概论》的学习困难
(一)学生受应试思维影响,学习中缺乏学科意识学生往往把《政治学概论》看作是中学思想政治课的延续,在学习思维上也沿用了以往的应试思维。最明显的表现是学生习惯在学习中追求一字不差的唯一标准答案,对教材介绍的同一名词的不同定义,同一问题的不同观点往往缺乏独立思考,无所适从。甚至要求教师提供练习册,通过题海战术来应对考试复习。这种应试思维严重影响了学生以学科意识来整体把握《政治学概论》课程的内容体系,奠定政治学理论基础和认知框架,造成学习的困难。
(二)学生学习政治学的基本概念与理论存在困难。
《政治学概论》往往安排在大学一年级开设,同时,使用的教材大多理论性、系统性较强,对于大学新生来说,学习理解抽象概念和理论会有一些困难和挑战。往往是名词听起来熟悉,但却不能准确表述与理解,如“政治、国家、权力”等。对政治学中的基础理论,特别是某一理论的不同观点,如“民主理论、国家理论”等往往是似是而非,不知其所以然,更谈不上用其概念与理论分析现实政治问题。[1]
(三)学生课外阅读政治学经典着作存在困难 阅读经典着作是人文社会学科入门非常重要的方法。在教学中我们往往会提倡学生不要囿于教材,要阅读经典着作。但政治学经典着作多数来源于西方学者,无论是内容体系还是理论分析逻辑,抑或行文表述都令学生觉得艰涩难懂,难以坚持。例如《政府论》、《学术与政治》,还有马列经典原着等都不是大一新生能够轻松读懂的着作,单纯强调学生阅读经典着作,不仅无助于学生对课程的学习,反而加深了学生认为政治学是一门枯燥、难懂的课程的刻板印象。[1]
(四)学生自主运用理论分析现实政治现象存在困难
《政治学概论》教材由于内容的相对稳定性,并囿于篇幅,往往限于简单介绍理论的主要观点或是简单得出结论。表现为作者在论证观点时仅仅限于从理论到理论的思辨与价值判断等传统的规范手段,缺乏以令人信服的事例、数据等事实资料作为观点的支撑,懈于进行田野调查等实证研究方法,未能及时反映政治生活中的变化。虽然教师常常运用“讨论法”、“案例法”等去弥补教材的不足,但学生往往还是难以信服结论,更难以自主运用理论分析、解决问题。
二、《政治学概论》的教学建议
上述学生在学习政治学中存在的困难,既涉及到中国政治学研究发展的问题,也涉及到政治学的教材建设的问题,但笔者主要就教学中的应对学习困难提出了一些建议。主要是课程讲授中应凸显学科意识与学科研究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的“述议”能力,引导、推动学生的课外学习。
(一)教学体系安排应凸显学科体系的完整、独立,帮助学生建立学科意识
政治学的知识体系庞大丰富,《政治学概论》课程到底应该涵盖哪些基础性政治学知识呢?为使学生从总体上把握《政治学概论》的基本框架及其独立的学科地位,需要对其内容进行分类,进而明确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之间的联系。[2]而且这不仅仅是在导论课给学生做一次性的介绍,教师应在每一章节的课程讲授中起到“串珠成宝”的作用。以政治内容可分为实体、观念、活动三个方面为线,根据所选教材的分析框架,帮助学生建立起学科体系的基本框架,系统把握政治学概论的课程内容,而不是通过“背多分”的应试方式来获得概念或理论观点。
(二) 理论教学过程注重学科研究方法的介绍与分析
关于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往往是导论中的一节内容,但这远远不能让学生掌握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更不足以让学生自主运用这些学科方法去学习、研究。学者们的理论成果是通过一定的学科研究方法得出来的,教师进行理论分析也运用了一定的学科研究方法,但是,如果我们疏于介绍与分析方法的使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往往以接受知识性内容为重,以方法的学习与运用为轻。就如大厨端出美味佳肴,食客能品尝到食材,却不懂炮制方法一样。师生之间的教学,不仅要授之以鱼,亦要授之以渔,因此强调理论教学过程注重学科研究方法的介绍与分析。如:在讲授历史上“非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内容时,需要对每一思想家的历史背景、经济地位、阶级地位以及历史地位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对不同政治观的合理性、局限性进行辩证分析,作到有理有据、全面客观,可以向学生介绍综合运用到的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经济分析法。
(三)构建互动课堂,培养学生的“述议”能力
构建互动课堂的方式,已经有很多学者作了有益尝试,提出了“引导讨论”式、启发式、辩论式、师生角色互换式等,这都值得我们在课堂中学习应用。值得重视的是,构建互动课堂不能仅仅是为了活跃课堂气氛,增加学习的生动性、有趣性,更要立足于培养学生的“述议”能力,提高学生的明辨、批判和创新等思维水平。例如,在介绍了非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之后,可以让学生用自己的语言表述政治的概念,可以鼓励学生对不同的界定进行发言,讲出自己赞同或者反对的理由。在涉及到观点评价的讲述时,还可以让多
个同学针对彼此的看法进行发言,以更深入明了观点的逻辑。“述议”能力的锻炼,能够培养学生在表达思想观点时拥有清晰的概念、严密的逻辑、有力的论据和明确的观点,这十分重要。“凭借这种思维,在了解必要的预备知识后,对于关乎国计民生的社会热点话题,就能够独立思考并得出正确结论;对于社会上的种种争论,也能够给予恰当评价。”[3,4] (四)教师引导、推动学生的课外学习
课堂教学效果的取得与巩固,少不了课外学习的配合。教师应该通过多种方式引导、推动学生的课外学习。
第一,推动主题阅读,夯实理论功底。阅读是培养学生自主获取知识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培养理论思维能力的基本载体。针对学生阅读经典的困难,教师一方面可以根据教学内容少而精地选择一些经典的章节,先教师导读再学生阅读;另一方面也可以以学科发展前沿与中国政治热点、难点为依托,推荐学生阅读一些比较具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还可以通过举办“两会精神我解读”、“读书笔记大赛”等常规性的学生素质拓展活动为学生提供阅读交流、提高的平台;也可以以读书笔记、小论文等作为作业形式与学生考核方式来推动学生的课外阅读。
比较政治学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政治学概论；学习困难；教学建议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28-0170-02
《政治学概论》作为政治学类和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基础性必修课，往往在大学一年级开设，具有为该专业的本科生培育政治学兴趣、奠定政治学理论基础和认知框架的目的与重要功能。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学生由于缺乏学术思维的训练，对所授内容的接受感知与课程的教学要求往往相差甚远，普遍存在学习困难。
一、《政治学概论》的学习困难
（一）学生受应试思维影响，学习中缺乏学科意识
学生往往把《政治学概论》看作是中学思想政治课的延续，在学习思维上也沿用了以往的应试思维。最明显的表现是学生习惯在学习中追求一字不差的唯一标准答案，对教材介绍的同一名词的不同定义，同一问题的不同观点往往缺乏独立思考，无所适从。甚至要求教师提供练习册，通过题海战术来应对考试复习。这种应试思维严重影响了学生以学科意识来整体把握《政治学概论》课程的内容体系，奠定政治学理论基础和认知框架，造成学习的困难。
（二）学生学习政治学的基本概念与理论存在困难。
《政治学概论》往往安排在大学一年级开设，同时，使用的教材大多理论性、系统性较强，对于大学新生来说，学习理解抽象概念和理论会有一些困难和挑战。往往是名词听起来熟悉，但却不能准确表述与理解，如“政治、国家、权力”等。对政治学中的基础理论，特别是某一理论的不同观点，如“民主理论、国家理论”等往往是似是而非，不知其所以然，更谈不上用其概念与理论分析现实政治问题。[1]
（三）学生课外阅读政治学经典著作存在困难
阅读经典著作是人文社会学科入门非常重要的方法。在教学中我们往往会提倡学生不要囿于教材，要阅读经典著作。但政治学经典著作多数来源于西方学者，无论是内容体系还是理论分析逻辑，抑或行文表述都令学生觉得艰涩难懂，难以坚持。例如《政府论》、《学术与政治》，还有马列经典原著等都不是大一新生能够轻松读懂的著作，单纯强调学生阅读经典著作，不仅无助于学生对课程的学习，反而加深了学生认为政治学是一门枯燥、难懂的课程的刻板印象。[1]
（四）学生自主运用理论分析现实政治现象存在困难
《政治学概论》教材由于内容的相对稳定性，并囿于篇幅，往往限于简单介绍理论的主要观点或是简单得出结论。表现为作者在论证观点时仅仅限于从理论到理论的思辨与价值判断等传统的规范手段，缺乏以令人信服的事例、数据等事实资料作为观点的支撑，懈于进行田野调查等实证研究方法，未能及时反映政治生活中的变化。虽然教师常常运用“讨论法”、“案例法”等去弥补教材的不足，但学生往往还是难以信服结论，更难以自主运用理论分析、解决问题。
二、《政治学概论》的教学建议
上述学生在学习政治学中存在的困难，既涉及到中国政治学研究发展的问题，也涉及到政治学的教材建设的问题，但笔者主要就教学中的应对学习困难提出了一些建议。主要是课程讲授中应凸显学科意识与学科研究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的“述议”能力，引导、推动学生的课外学习。
（一）教学体系安排应凸显学科体系的完整、独立，帮助学生建立学科意识
政治学的知识体系庞大丰富，《政治学概论》课程到底应该涵盖哪些基础性政治学知识呢？为使学生从总体上把握《政治学概论》的基本框架及其独立的学科地位，需要对其内容进行分类，进而明确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之间的联系。[2]而且这不仅仅是在导论课给学生做一次性的介绍，教师应在每一章节的课程讲授中起到“串珠成宝”的作用。以政治内容可分为实体、观念、活动三个方面为线，根据所选教材的分析框架，帮助学生建立起学科体系的基本框架，系统把握政治学概论的课程内容，而不是通过“背多分”的应试方式来获得概念或理论观点。
（二）理论教学过程注重学科研究方法的介绍与分析
关于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往往是导论中的一节内容，但这远远不能让学生掌握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更不足以让学生自主运用这些学科方法去学习、研究。学者们的理论成果是通过一定的学科研究方法得出来的，教师进行理论分析也运用了一定的学科研究方法，但是，如果我们疏于介绍与分析方法的使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往往以接受知识性内容为重，以方法的学习与运用为轻。就如大厨端出美味佳肴，食客能品尝到食材，却不懂炮制方法一样。师生之间的教学，不仅要授之以鱼，亦要授之以渔，因此强调理论教学过程注重学科研究方法的介绍与分析。如：在讲授历史上“非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内容时，需要对每一思想家的历史背景、经济地位、阶级地位以及历史地位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对不同政治观的合理性、局限性进行辩证分析，作到有理有据、全面客观，可以向学生介绍综合运用到的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经济分析法。
（三）构建互动课堂，培养学生的“述议”能力
构建互动课堂的方式，已经有很多学者作了有益尝试，提出了“引导讨论”式、启发式、辩论式、师生角色互换式等，这都值得我们在课堂中学习应用。值得重视的是，构建互动课堂不能仅仅是为了活跃课堂气氛，增加学习的生动性、有趣性，更要立足于培养学生的“述议”能力，提高学生的明辨、批判和创新等思维水平。例如，在介绍了非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之后，可以让学生用自己的语言表述政治的概念，可以鼓励学生对不同的界定进行发言，讲出自己赞同或者反对的理由。在涉及到观点评价的讲述时，还可以让多个同学针对彼此的看法进行发言，以更深入明了观点的逻辑。“述议”能力的锻炼，能够培养学生在表达思想观点时拥有清晰的概念、严密的逻辑、有力的论据和明确的观点，这十分重要。“凭借这种思维，在了解必要的预备知识后，对于关乎国计民生的社会热点话题，就能够独立思考并得出正确结论；对于社会上的种种争论，也能够给予恰当评价。”[3，4]
（四）教师引导、推动学生的课外学习
课堂教学效果的取得与巩固，少不了课外学习的配合。教师应该通过多种方式引导、推动学生的课外学习。
第一，推动主题阅读，夯实理论功底。阅读是培养学生自主获取知识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培养理论思维能力的基本载体。针对学生阅读经典的困难，教师一方面可以根据教学内容少而精地选择一些经典的章节，先教师导读再学生阅读；另一方面也可以以学科发展前沿与中国政治热点、难点为依托，推荐学生阅读一些比较具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还可以通过举办“两会精神我解读”、“读书笔记大赛”等常规性的学生素质拓展活动为学生提供阅读交流、提高的平台；也可以以读书笔记、小论文等作为作业形式与学生考核方式来推动学生的课外阅读。
第二，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推进课外学习。一是利用多种网络形式建立师生的课外互动。微博、微信、QQ群等多种网络形式为师生课外的提问答疑、讨论交流、分享资源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关键是教师在网络交流平台中要起到组织者的作用，除了答疑与分享资源，要善于抛出问题、引起讨论、适当总结，营造活跃、热闹的学习讨论、交流的氛围。二是充分利用《政治学概论》精品课程等教学网络资源，为学生课外学习提供参考书目和复习思考题等，补充和丰富课堂教学的参考资料，通过题目等对所学知识进行梳理归纳。三是利用政治学学术网站与名家博客等网络资源为学生课外学习提供高质量的资源。如“选举与治理网”、“中国政治学网”、“中国政治学研究网”、“中国农村研究网”、“共识网”、“爱思想”等学术网站吸取了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和前沿动态信息等，大大丰富了课堂教学内容，让学生及时了解到学术界的新成果和新动向。一些学者、专家在自己博客中的精湛论述往往就是政治学中的理论难题与现实难题，可以从某种程度弥补教材未能及时反映政治生活变化的不足，有利于提高学生运用理论分析现实政治现象的能力。
三、结语
教无定法，贵在得法。虽然学生存在着一些普遍的学习困难，但在具体的教学实践过程中，还是由教师根据自身的授课风格、所拥有的资源和学生的能力与专业要求等的不同，依据课程的内容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减少教学目标和学生认知间的差距，以提高教学效果。教师也需要做好备课工作，运用新的教学方式使政治学概论课程变得生动有趣，不再抽象难懂。
参考文献：
[1]唐睿.关于《政治学原理》教学方法改进的分析[J].世纪桥，2012，9（248）.
[2]陶艳华.凸显《政治学原理》理论性的教学方法设计[J].石家庄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2）：104-107.
[3]孔凡义.政治学原理课程的“读写议”教学模式[J].学习月刊，2009，12下半月（442）：24-25.
比较政治学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 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 学生能力 模式
我国政治学与行政学本科教育客观存在偏重理论知识传授、忽视能力培养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教育与社会需求的错位。因此，探索和完善政治学与行政学本科专业学生能力的培养模式是十分必要的。
一、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本科学生能力培养存在的问题
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在我国恢复、重建和发展，还只有不到40年的历史，其课程体系建设上还处于探索阶段，在学生能力培养上还存在着许多问题。
1.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不清楚。一般高校对本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为：培养具备政治学、管理学、行政学、法学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并能进行政策研究、管理规划研究、组织与人事管理、行政立法、行政监察、机关管理、文秘等行政管理工作的专门人才，尤其适合基层各级政府部门公务员及企事业单位行政管理人员。这种目标是以培养复合型和应用型人才为主要目标，还是以培养专门型和理论型人才为主要目标？对此，学界仍有争议。
2.专业教师素质参差不齐。教师是学生能力培养的主要推手和源动力，教师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学生能力的高低。目前政治学与行政学教学和科研人员的学科背景较为复杂，很多高校的该学科的教师是从哲学、法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转过来的，缺乏政治学与行政学研究的深厚功底，在专业教学中往往出现非专业的教学，或者在科研中偏离本专业研究。有些教师即使出身本专业，大多数也都是深居象牙塔，从学生到学者，从理论到理论，缺乏实际行政经验，也缺乏与政府的交流和互动，致使理论研究与实际工作相脱节。学生只能学到一些专业知识，而研究能力、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等综合能力培养无从谈起。
3.课程设置不规范。专业学生的培育成功，专业的课程设置合理是一个先决条件。经过多年的建设，我国高校政治学专业制定了较为系统的教学大纲。在这些大纲中，各高校根据本校实际情况，突出了各校的特色，但也反映出课程设置的不规范。表现为：公共基础课、专业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比例不当，或者过分突出一方而削弱另一方；课程设置往往以教师研究的方向和兴趣而定，由此产生了随意性。更令人担忧的是，近些年由于招生和分配的压力越来越大，为了增强竞争能力，一些高校在教学计划中直接引入了一些热门的课程，这就使得课程体系有低水平的拼凑嫁接之嫌，失之庞杂，往往冲淡了学生对本专业的学习。这样一来学生的专业凝聚力不够，专业素养不足，对非专业知识也一知半解，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
4.专业冷门不受重视。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从1980年开始在各大高校设置，但是这一学科长期以来并不被高校与考生所青睐，这当然与学科本身有很大关系，它不是一个很快见到经济效益的专业，社会上各个工作岗位好像也没有几个专门为它量身定做的，以致长期以来被人们戏称为“万金油”――什么工作都能干，什么又都干不了。学生本身对本专业排斥，没有学习的热情和积极性，加之各大高校对本专业重视不够，无论从政策上还是资金上，对本专业的支持力度都难以与其他热门的或者基础的专业相提并论，有的高校甚至逐渐将本专业边缘化、取消化，造成了学科专业的发展没有一个良好氛围的支撑，举步为艰的困难局面。
二、构建政治学与行政学本科专业学生能力培育新模式
1.准确定位人才培养目标。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成为高校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这既有利于发挥高校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人才的功能，也符合大众化教育背景下高校办学特点和实际条件。高级应用型人才的核心竞争力是实践能力。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在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中提出，培养具有一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政治学、行政学方面的基本理论和专门知识，掌握政治与行政学的一般规律，能在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部队、高等院校、新闻出版、社会团体等单位从事政策研究、理论宣传、行政管理或教学科研工作，适应社会经济要求，富有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这一目标紧扣时代的脉搏，适合市场经济的需求，为社会培养“信得过、用得上、干得好”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以达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的理想目标。
2.创新实务人才培养方式。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跟实际联系得比较紧密，特别是行政管理学、中国政治制度、人力资源管理等课程，与实际联系得更是紧密，因此必须以实践能力培养为目标，创新实务人才培养方式。可根据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要求，构建基础实践、专业实践和综合实践三个层次的实践教学体系。基础实践旨在培养学生基本素质和技能，主要内容包括：公共课实践、军事训练、公益劳动、爱心服务；专业实践旨在拓展学生的专业知识，培养学生掌握基本专业技能，促进学生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提高，主要内容包括：学科共同课实验（实训）、专业课实验（实训）、课程论文（设计）、学年论文（设计）；综合实践旨在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主要内容包括：毕业实习、毕业论文（设计）、科技竞赛、社会调查、第二课堂等。通过这些实践教学形式，加强大学生同社会的联系，让大学生能够在实践过程中加强理论同实际的联系，在社会专业人员和教师的共同指导下提高专业的实践能力。
3.培育理性思考的学风。理性思考的学风既是研究者学术积淀的保障，也是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条件，学风直接影响到教学改革的步伐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影响到学术氛围的形成和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政治学与行政学学科体系并不是单纯抽象理论的堆积，不能把具有丰富深刻学理内涵的专业知识简单化为枯燥的条文、现成的理论和空洞的说教，要避免这些现象的出现，必须从三个方面着手：其一，高校要营造学生学习、思考的氛围，如可经常性地举办专题讲座，让学生接触新鲜、前沿的学术思想，使学生受到启发，进而独立思考。其二，教师在培育学生时可从课堂上启发学生思考问题，也可以让学生参与到自己某些课题的研究调查之中，这样才能缓解教师只讲不启，学生只接收不输出的局面，让学生更深刻地了解政治学与行政学学科知识的形成和演进过程，在不断的经验教训中思考问题，进而创造性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其三，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必须要学会思考，对知识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并不能很好地学习知识，只有边学习边质疑才能使知识融会贯通，真正变成自己的一部分。当然学生还可以不定期地就目前的热点问题进行班内辩论、宿舍探讨，这也是提升学生理性思考的重要途径。
4.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应尽快制定师资培养的计划，改变专业课师资力量薄弱的局面。一方面，要通过进修、交流、学习等途径加强现有教师队伍的建设。如积极开展教学研讨活动；鼓励青年教师报考攻读在职博士学位；选派骨干教师到国内外著名高校做访问学者；对教师的教学工作量、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进行综合考评，建立科学合理、有约束力的考评机制。另一方面，要加大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力度。以科研活动的方式带动教学人才的培养，通过申报和实施科研项目，优化组合攻关小组，在合作竞争中培养和遴选学术带头人、中青年骨干教师；关注国际政治学领域的人才发展动向，积极建立和完善人才引进机制，营造充分发挥人才作用的环境，在留住人才的同时，加强引进人才力度，充实教学、科研力量。
5.提高学生就业竞争力。把大学生的学业与就业结合起来，提高学生就业竞争力。在大一就应该开设“大学生学业职业设计”之类的课程，以便及早树立大学生的就业意识，做好发展规划，避免盲目。在随后几年可相继开设“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认识实习”、“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就业指导”、“电子政务实验”等课程，以此来使大学生形成理论学习为应用、应用实力为就业的明确目标。可根据学生需要开设“国家公务员考试专项训练”课程，对学生的行政能力进行测评和训练，指导大学生在报考公务员时科学定位，将就业教育贯穿于四年学业的始终，让学生清醒地认识就业形势，明白社会需要的人才类型，使学生一入校就绷紧就业这根弦，同时在学习的过程中也更有目标性和针对性，增强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和自信心。
比较政治学论文范文第8篇
中国现代大学科系的成立是西学东渐的产物，西南联大是现代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朵奇葩。联大政治学系在其存续的九年中，不只是在形式上弦歌不辍，而且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传承、引进和发展政治学科系，为国家培养出一代国内外知名的政治学学者和众多建国需要的杰出人才。联大政治学系汇聚了当时最著名的政治学、法学名家，是国内研究政治学的重镇。抗战爆发后，北平的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天津的私立南开大学南迁到长沙联合办学，称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下简称“长沙临大”)。1937年10月2日，“长沙临时大学筹委会”第4次常委会决议，根据教育部规定科系相同者合并设置的精神对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科系作了调整。凡属三校共有的因应归并，即一校内性质相近的也予归并整合，以节省开支，提高教学效率。归并后共设17个学系。政治学系归并法商科，教授会议主席为张佛泉。10月8日，张佛泉请辞政治学会主席获准，改推张奚若继任，但张奚若未到校时，仍由张佛泉。至此，标志着长沙临大政治学系正式成立。然而，随着抗战形势的恶化，长沙临大的安危成了议论的主题。校常委会经反复磋商，决定迁往云南省会昆明，原因有二:一是昆明地处西南，距离前线较远;二是有滇越铁路可通海外，采购图书设备比较方便。此方案最终获批，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1938年5月10日，第64次常委会决议:本校英文名称之为“TheNationalSouth-westAssociatedUniversity”。重组后，西南联大设有文学、理学、法商、工学、师范等5个学院26个系，全校教师350人左右，约占当时全国国立大学教师总数的9%－10%，云集了中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界的一大批精英。政治学系隶属法商学院，系主任为张奚若(后为崔书琴)，西南联大政治学系正式成立。
二、西南联大政治学系的教员
西南联大包含其前身长沙临大，汇聚了当时国内著名的政治学和法学名家。据统计，1937年长沙临大政治学系教职员名录如下: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的教授有浦薛风、张奚若、萧公权、沈乃正、王化成、赵凤喈、陈之迈;助教有曹保颐。北京大学政治学系的教授有张忠绂、钱端升、崔书琴、张佛泉(副教授)。1942年元月调查，北大来滇的政治学系教授有:政治学系主任钱端升(41岁，江苏上海人，住才盛巷2号)，吴之椿(47岁，湖北武昌人，住玉龙堆11号)，崔书琴(37岁，河北人，住青云街169号)，周世逑(浙江人)，张忠绂(45岁，湖北武昌人)，许德衎(53岁，江西九江人)，张佛泉(38岁，河北人)，邱昌渭(48岁，湖南人)。联大政治学系的系主任先后由张佛泉(1937年10月4日推定，辞)、张奚若(1937年10月8日任，未到校前，由张佛泉代)、崔书琴(张奚若因事赴渝，1941年2月12日起暂代)担任。教职员有教授张奚若、张纯明、崔书琴、张佛泉、钱端升、罗隆基、邵循恪、吴之椿、浦薛凤、王化成、沈乃正、赵凤喈等12人;副教授有周世逑、龚祥端等2人;讲师有徐义生、王赣愚(1939年3月14日聘，讲师;1942年后到联大);助教有曹保颐(1939年已任)、钟一均、翟维雄(1943年到任)。在政治学系的教员中，钱端升、张奚若和王赣愚被时人称为“西南联大政治系三杰”。针对当时有人戏称大学的政治系为“升官”系的现象，钱端升、张奚若等学者都一直坚持在在系科的名称上强调一个“学”字，即政治学系。张奚若在一次迎新会上曾讲:“如果你们来政治学系目的是想做官，那你找错了地方。国民政府不大喜欢西南联大的政治学系。如果你来此的目的是想当一个学者，我可以老实告诉诸位，四年时间培养不出一个学者来。你在此读四年书，可以获得一些基本知识和读书方法，毕业后你可以独立继续钻研。”［1］这些知名教授的言论和行动，部分折射出了西南联大政治学系的办学宗旨和目标方向。
三、西南联大政治学系的学生
联大政治学系培养了一代优秀的政治学学者和国家建设人才。1938－1945年度政治学系转学生、借读生名录和人数(转入一年级学习者列入该年级学生名录内):1938年度二年级有张寰和等16人，三年级有邹谠等12人，四年级有陈必蒙1人;1939年度二年级有刘俊华等18人，三年级有梁德汉等9人，四年级有王传福等4人;1940年度二年级有邹和等3人，三年级有陈志竞等2人;1941年度二年级有周炳等3人;1942年度二年级有邵金声等3人;1943年度二年级有贾方需等2人;1944年度二年级有秦冠宇1人，三年级有王大昕等3人，四年级有陆钦原1人;1945年度二年级有徐钟师等2人，三年级有黄循悦1人，四年级有陈焕道1人。其中，西南联大分发至北大和清华政治学系的学生名录:北大有沈叔平、赵宝熙等57人;清华有周广渊等26人。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赵宝熙先生，1942年，为摆脱日本占领和黑暗统治，赵宝熙毅然抛弃汪伪政权把持下的北大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学籍，经历千辛万苦，辗转数千里南下到达昆明，并于1943年1月进人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学习。次年，为致力民族救亡，转入政治学系，师从张奚若、钱端升、吴恩裕等老一辈政治学家学习政治学专业。从此，赵宝煦毕生致力于政治学的学习、研究、发展和建设，为我国政治学的一代宗师。当时清华大学研究生大多因各方面的影响而未能继续研究院学习。其中，在清华大学研究院的法科研究所的政治学部也培养了自己的研究生。［2］他们分别是1940年的翟维雄、吴明金、屈哲夫，1941年的胡树藩，1942年的钟一均、罗应荣，1943年的端木正，1946年的罗应荣(毕业)。联大政治学系是群英荟萃，人才辈出。学生钱能欣把自己68天日记整理出版了《西南三千五百里》一书，反映了旅行团的生活，留下珍贵资料。新中国的著名政治学家赵宝熙先生就是西南联大政治学系1944级学生;国际知名政治学者邹谠于1938年作为转学生、借读生进大政治学系三年级学习，1940年顺利毕业。
四、西南联大政治学系的课程设置
实际上，联大政治学系的课程设置源自于北大和清华，譬如，在国立北京大学时期，政治系开设有演习课，是根据专业需要开设的一门选修课。演习分调查和译书两种，由学生自由选定一种或两种，采取教师和学生共同研究、讨论的办法进行。调查办法，由选修学生就理论、历史和现状等方面任选一题目，与指导教师商定后，请教师指定参考材料及指导研究方法，自行调查研究，并在一定期限内写出报告，轮流在规定的演习时间上堂解说，再由教师和同学自由质问或批评，最后由教师评定分数，每人每学期至少报告一次。译书办法，由学生一人或两人与教员商定选译书目，请教师指导翻译方法和参考材料，自行翻译，于两个月后，轮流上堂报告译作的内容大略，批评其书的长短处，并述翻译时的疑难，报告后由教师和同学自由质问或批评，最后由教师评定分数。译书每人至少每两月做一次报告。规定调查或译书的成果须交存本系教授会，供各演习员和本校师生参考。演习课对培养学生实际工作能力有一定的作用，、周鲠生、陶孟和等都担任过这门课的指导老师。在联大期间，政治学系同学积极参与时事报告会。其中，专业课程设置包括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国际法与外交三方面内容。政治学系的专业课程分为必修和选修两类。外语除必修大一、大二英文外，还需学习第二外语(法文)两年。四年需修满132总学分，方可毕业，其中，必修专业课约40学分，公共必修课48分，选修课44学分。实际的选修课程大约30余门，每学年开设6－7门，最多时达10门。此外，还开设系列讲座，譬如1944年历时两月有余的“问题”系列演讲，1945年举行了“战后的中国”系列演讲，等。为了教学和科研的需要，1939年秋政治学系成立了一个由钱端升主持的行政研究室，这个研究室既是主要负责收集一些中国行政制度资料的图书工作室，也是一个青年教师与研究生学习与研究的场所。［3］该研究室原计划的资料收集工作包括:(1)中国各级政府的行政机构，如中央、省、市的行政机构;(2)各项行政，如人事行政、外交行政、合作行政、救济行政等机构考察。但由于当时条件所限，仅以《西南联大行政研究室丛刊》的名义，出版过陈体强的《中国外交行政》和施养成的《中国省行政制度》两种。期间，也有一些著作出版，譬如《比较宪法》(1938年)、《民国政治史》(1939年)、《战后世界之改造》(1942年)、《中国地方政府》(1945年)等。
五、西南联大政治学系的学术价值
联大政治学系全体师生本着“刚毅坚卓”的校训，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今天重温这一段历史，无不给予我们以深刻的启示。首先，大师云集、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较为先进。联大政治学系荟萃了当时国内一流的政治学学者，他们不仅有系统的西学背景，而且有良好的国学功底，中西通融，成就了一代大家。在学术理念上，他们拆掉了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之间的壁垒，将心理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法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知识融会贯通。譬如，浦薛风以历史参证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的研究理念就是一个典型。在学术研究方法上，大多受过系统专门的科研训练，关注国际前沿，视野开阔。张奚若研究中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验证结论的一般理路中的独到之处令人叫绝;萧公权把“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融合其中的“综合分析”方法，主要体现在法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伦理学等多学科的运用上;陈之迈明确的“问题意识”和“论从史出”的研究方法;等等。
无论是他们的人格魅力、学术理念，还是研究方法都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学人。其次，廓清大学政治学系的办学理念和人才培养目标。在西南联大政治学系，系主任张奚若坚决把政治系定位为政治“学”系，而不是“政治”系。虽仅一字之差，却鲜明地体现出了政治学系的教育理念和目标追求。他认为，政治学系的目标是研究政治学的理论与知识，传承政治文化，为培养高素质的政治学研究人才打好坚实基础，而不是生产官僚的流水线，因此，教师需要的是探求学术的独立精神，学生需要的是刻苦钻研精神，而不是投机钻营手段。在一次迎新会上，张奚若向新生大泼冷水:“如果你们来政治学系目的是想做官，那你找错了地方。国民政府不大喜欢西南联大的政治学系。如果你来此的目的是想当一个学者，我可以老实告诉诸位，四年时间培养不出一个学者来。你在此读四年书，可以获得一些基本知识和读书方法，毕业后你可以独立继续钻研。”不但对新生如此，对毕业班的学生，他照样浇冷水:“毕业后希望你们能继续研究政治学。为了生活自然要找工作，那么可以教教书。最不希望你们去做官。”这纠正了之前有人把大学里的政治系谑称为“升官系”的观念误区。浦薛凤曾两次婉拒好友邀请他弃学从政。
尽管1939年3月，浦薛凤飞渝从政，担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7年。但正如浦丽琳在《浦薛凤回忆录》代序中说，“因爱国心切，应国家召，以学者身份从政。”浦薛凤自己也说:“此批教授投身政界，大抵系属短期性质，及俟服务告一段落，多数仍回大学执教研究与著述。”教师是这样，学生也如此。政治学系毕业生沈叔平建国后长期在北京国际书店工作，改革开放后先后到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教，1987年离休后，为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翻译出版了康德的《法的形而上学原理》、边沁的《政府片论》、西塞罗的《国家篇•法律篇》(与朱苏力合译)。总之，西南联大政治学系的学生，毕业后大部分在高校和科研院所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或供职于新闻、出版单位，也许这和张奚若、钱端升、王赣愚、浦薛风等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
再次，生源良好，治学严谨。大家知道，开初西南联大的学生，原是北大、清华、南开的肄业生，学生素质较高。1938年后，由于报考联大的人数较多，且多属高分段学生，因而学生质量在全国范围内仍位列前茅。联大名家汇聚、学术造诣高，又具有民主和宽松的环境。所以尽管战时交通十分困难，家庭经济情况困窘，都阻挡不住青年学子对联大的向往。有人宁可舍弃在其他大学的学历重新报考，成为联大的新生。联大每年都招收转学生，其中不少也是由于仰慕联大的学术水平而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转学生为文、理、法商、工各科都带来不少人才，如国际知名学者邹谠(著名政治学者)、李政道，好几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学部委员)，朱光亚、萧健、李荫远、何炳林、杨起、张滂、高鼎三和龙驭球等都是转学生。在教学和研究中，大家风范的言传声教无不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效果，譬如，联大数学系许宝禄先生的一些言论在学生中流传甚广。他曾说:“教出状元来的老师是值得尊敬的，至于做状元的学生那就没有什么了。”关于成果的事，他说:“我不希望自己的文章因登在有名的杂志上而出名，倒是希望杂志因为登了我的文章而使杂志出名。”“一篇论文不能因为获得发表就有了价值，其真正价值要看发表后被引用的状况来评价。”［4］政治学系张奚若也有其特点，他的课好上不好下，特别重视学生对思想家原著的阅读，课程考试极其严格，课程论文的材料引用、注释、参考文献等方面要求有良好的学术规范，以至于学生对选修张奚若的课是“望而却步”，这与19世纪初叶欧洲杰出数学家阿贝尔(Abel)曾表述过的经验和见解———“直接攻读名家原著才能最有效地学到看家本事”———不谋而合。
最后，敢于质疑，挑战权威。质疑作为一种探索的思维品质，它是人类思维的精华，它不迷信权威，不为旧观念所束缚，敢于冲破传统理论的羁绊，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巴尔扎克说过:“打开一切科学的钥匙毫无疑问的是问号，我们大部分的伟大发现都应归功于怀疑，而生活的智慧大概就在于逢事都问个为什么。”这可以说是道出了人类社会科学发展史的秘密，同时也向人们揭示了人才得以成功的一个内在因素。在西南联大政治学系，政治学家萧公权曾对国际公认的政治学大师拉斯基从学理上进行过系统的批评;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曾称钱端升为尖锐的中国政治分析家。总之，在学校内部具有高度张力的学术讨论、争鸣甚至批评的过程中不断地提升学者的理论素养，开阔学者的学术眼光。只有这样，才能为人类在自然、社会和思维领域开辟出新的天地。
比较政治学论文范文第9篇
政治学课程是以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作为出发点，各个利益群体围绕着利益的实现而展开对国家政权的争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各种政治关系、实施各种政治行为、建立相应的政治体系、积淀出政治文化，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政治也在不断地发展。对于当下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民众权利的保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能够给学生提供必要的基础理论，已经成为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必修课程之一。然而，政治学课程的原理和分析方法都是来源于西方，以西方的制度和政府活动模式来进行分析的，与我国的历史背景、人文习俗和政府活动规律差异很大。由于我国的政治制度和西方发达国家完全不同，其中的分析方法、案例和内容往往以西方的政治制度为背景，对于没有出国考察过的师生来说，非常抽象和空洞。而民族类院校公共管理类的本科生绝大部分都是文科生，尤其是很多少数民族学生有自己的和独特的文化，对此的学习兴趣更低。鉴于这种情况，本文结合民族类院校的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学生和政治学课程的特征，全面分析政治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教学内容陈旧
政治学涉及到历史学、经济学、管理学、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知识，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对教师的要求很高。但是，目前大部分教材的内容比较陈旧和空洞，大部分内容都集中在对政治专业术语的内涵、特征、分类和作用等方面的详细论述，不仅缺乏其他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更缺少典型、时效性强的案例分析，导致教材充满了枯燥和抽象的政治学基础理论。即使著名高校或者权威出版社出版的教材，其作者也往往是由博士生或硕士生组成，查阅或翻译国外资料直接拼凑而成，内容很不系统，甚至前后矛盾、错误百出。而民族类院校的授课教师考虑到民族问题的敏感性，一般都是严格按照教材内容讲授，特别是考虑到我国目前政治环境和政府的治理模式，不可能有效地将理论知识和实际情况相结合，几乎都是单纯地讲授理论。学生没有真正体验过社会政治生活，也就没有政治的利益冲突，对政治学抽象的理论更不会有深刻的体验，其结果就是知识和现实不能有机联系，对政治学也就没有学习的积极性。教师为了活跃课堂气氛，要么讲授历史事件或故事，要么讲授我国的各种腐败现象、公共管理的缺陷等现实问题，甚至会讲出一些违反原则的内容，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学生的注意力，但并不能解决实质问题，严重的会误导学生的价值观。为了保证教学秩序和社会稳定，考虑到大多数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基础和民族特征，教师也只好回避一些现实问题，重点讲授理论知识，教学内容也是严格遵循教学大纲而不敢有任何创新。
(二)教学方法单一
由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性决定了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理解的局限，需要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最好有机会或者主动地参与到具体的工作和生活中，才能真正感受到理论知识的价值。可是，由于我国曾经存在着2000多年的专制统治，普通民众几乎没有权利意识，而在当今保障民众的权利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但是我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举步维艰，难以真正体现民众权利的保障，并且经常发生不利于社会稳定的，使得教师无法安排学生进行实践。教师不得不坚持传统的授课模式，自始至终向学生灌输基本的理论知识，较少利用自己的科研成果和前沿的分析方法。学生也自始至终在被动地接受教师的讲解，几乎没有主动学习和参与教学的动力，更别提积极参与到实际工作了。再加之当前高校都在不断扩大招生规模，上课的人数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尤其是政治话题、民族冲突、等问题在我国是非常敏感的，民族类院校的少数民族学生比例较高，教师和学生通常都不愿意轻易地谈论，甚至有意识地回避，结果难以形成师生互动的课堂气氛，大大降低了课堂教学效果。教师按照统一的教学大纲、同样的教学内容来培养学生，忽视了少数民族学生的受教育水平参差不齐的现实，使得学生没有真正领会政治学的精髓，仅以死记硬背的方式记住一些基本的概念和原理，不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洞察力和创新能力。
(三)考核方式落后
目前，民族类院校公共管理类专业政治学课程的考核方式比较落后，一般是由期末考试成绩、平时成绩、实验课成绩等方面组成。平时成绩一般包括学生课堂出勤率、平时回答问题和平时作业成绩组成，所占比重往往由教师灵活掌握。期末考试一般采用传统的试卷和闭卷考试的方式，间或采用开卷考试、写作论文、撰写调查报告、案例分析等形式，主要考核学生对政治学基本概念、原理等理论知识的理解程度。大部分学生平时没有参与真正的政治生活，对政治学抽象的理论没有深刻的体验，也就没有积累相应的政治学知识。尤其是传统的考核方式没有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很多学生没有学习主动性，平时不上课或者在课堂上看其他书籍，仅仅在考前努力复习，在考试中靠死记硬背一些理论知识，以求得较高的卷面成绩。当课程结束后，学生只会简单的记忆一些零碎知识，没有任何自己独特的见解，难以掌握重要的政治学理论，更不能熟练运用理论知识来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最终的结果就是学生只为求得分数而学，并没有增加对公共管理的认识和学习的动力。长此以往，学生就没有任何危机感和社会责任感，不利于公共管理专业的发展，更不利于学生就业能力的提高和公共服务意识的培养。
二、提升政治学课程教学水平的思路
政治学课程教学的主要目标是传授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学生基本的政治学理论，培养学生运用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人才。就民族院校而言，公共管理人才的培养要面向少数民族，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作出贡献。鉴于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本文认为学校和教师应紧密结合少数民族学生的特质和我国少数民族发展的实际情况，充分利用我国公共管理的发展状况，积极改善政治学课程的教学模式，不断提升其教学效果。具体来讲，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一)教学内容创新
经过千百年来国内外的哲学、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们的研究，政治学理论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逻辑严密，思路非常清晰。学生在这之前已经学了相关的基础课程，而且文科生的人文知识相对比较丰富，还有大量图书馆资料和新闻媒体可以阅读。因此，本文认为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不必过多强调基本概念、基础理论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讲解，因为学生的社会阅历和知识积累很有限，内容过于抽象和深奥不利于学生吸收和理解，反而会增加学生的学习压力。相反，重点在于加强历史事件和典型案例的讲解，目的在于培养学生运用政治学理论知识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特别是针对大部分少数民族学生，更应讲授现代西方的政治发展状况和我国传统的政治文化精髓，否则政治学的讲授和学习将陷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教师和学生都会感觉空洞，没有任何实际价值。另外，教师应该加强自身专业知识的学习，了解当前政治学理论发展的前沿问题，尤其要详细阐述我国少数民族的历史、各民族的发展状况，创新社会管理离不开各民族的风俗人情和发展特点。结合我国目前社会管理中出现的新问题，引导学生理性思考、科学地运用所学理论来分析现象，使其明白理论知识离现实很近，不断提升其学习的积极性。
(二)教学方法创新
出于落实国家政策和各种利益的考虑，全国高校普遍在扩招学生，其后果之一就是大班上课。由于民族类院校的学生民族成份比较复杂，学生的受教育水平更是千差万别，学生的利益诉求更是多元化。但是，受经济条件和师资条件的限制，不得不实行通行的大班授课，教学质量肯定会受到严重影响。本文认为，民族类院校应当果断采取小班授课，每个班级的规模最多不能超过50个人，便于师生互动。由于政治学课程的综合性和应用性，教师应该严格要求学生关注时事，点点滴滴地积累各个学科的知识，经常搜集典型的案例，并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分析问题。这种措施不在于要求学生分析得准确与否，而在于彻底改变目前学生被动学习的习惯，增强其动手能力，促使其主动阅读相关资料。比如，组织相同民族成份的学生搜集整理自己民族发展史上著名的政治改革案例、重大历史事实、不同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案例等等，并在课堂上讲解，促进学生相互学习，加强相互交流。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交流甚至比单纯的教师灌输知识更为重要，因此，民族类院校应该鼓励教师和学生多讨论、多阅读、多实践。充分利用少数民族学生的优势，鼓励其在假期间进行实地调研，并在课堂上分享其劳动成果。
(三)考核方式创新
民族类院校学生的特质决定了仅仅利用传统的考核单一方式不能有效地反映学生的学习情况，尤其是对于那些教育条件落后、受教育水平低的学生，更是显得不公平，甚至会降低其学习的信心。政治学是专业性很强的社会学科，需要储备大量相关学科的知识，仅靠简单的、量化知识点的考核方式不能起到衡量学生学习状况的作用。因此，民族类院校公共管理类专业应该改变当前的僵化的考核方式，最主要是要淡化标准化的闭卷考试，或者大大降低其所占比重。增加平时的定性考核，尤其要强调课堂互动、案例讨论、调查研究、基本原理理解的程度等方面的重要性，不需要用百分制来衡量，代之以等级制考核。这种做法既可以避免定量考核的复杂性，又可以全面衡量学生的学习成果。不仅能够减轻教师的授课压力，还可以提高学生学习政治学的信心，更有利于各民族学生的融合与交流。
综上所述，民族类院校公共管理类专业本科政治学课程的教学不仅要全面地向学生传授基本的政治学原理，更重要的是要结合少数民族学生的特质和我国创新社会管理的紧迫要求，充分发挥各民族师生的主观能动性，最大限度地提升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我国的民族事业和社会管理发展培养更多的人才。
比较政治学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学科定位 研究径路 首要价值
一、问题缘起：军事法的学科定位
军事法学科定位问题上的分歧，主要表现为军事法属于军事学的分支学科，还是法学的分支学科。在军事法研究的早期阶段，军内主流观点认为军事法学属于军事学。1987年军事科学院军制研究部编著的《国家军制学》和1993年中央军委法制局主编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法分册》都将军事法列为军制学（或军事学）的分支学科。
随着军事法学发展不断深入，学术界开始探讨军事法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部门法。我国已经颁布了相当数量的军事法律、军事法规和军事规章，军事学者开始大力呼吁承认军事法的部门法地位。但2011年颁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中，这些法律大多被列入了行政法的范围内，国防法则属于宪法相关法。可以推测出在官方的法律体系中，军事法尚未成为独立的部门法。在这一问题上学者存在分歧，但这一分歧至少承认了一个基本前提，即已将对存在的诸多军事法规范进行的研究定性为法学学科的任务。周健在《军事法原理》一书中认为，虽然军事法学是军事学科与法学学科派生的交叉学科，但任何交叉学科总属于一定的学科门类，军事法学以军事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最终归属于法学学科。
军事法学的学科定位，直接关系到其研究方法和进路。早期著作中提出的军事法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对传统法学研究方法的移植和挪用。尽管这些研究方法上的宏观提示对军事法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并未涉及到军事法学科调整对象的特殊性。也有学者尝试提出不同于普通法学的研究方法，如“军事法学的研究要反映中国的国情军情，体现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的实际和需要”、“以多种科学方法进行多方位的考察，多层次多侧面地呈现军事实践活动的客观规律”等，但可操作性不强，未涉及到具体的研究方法。
二、政治学视野下的追问
曾志平在《论军事权》中提出，当前中国军事法学研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一是彻底厘清军事法的核心概念、军事法的调整范围，确定军事法究竟更应该遵循军事活动的规律，还是法的规律；二是揭示对各种军事法问题进行逻辑追问的方向、线索和追问的指导思想。这两个问题密切相关，分别侧重于军事法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第一个问题的回答直接影响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军事权问题作为军事现象与法律现象交合的节点，能成为军事法学的逻辑起点。但在他后续的研究中更多采用的是法学的研究方法和逻辑，对军事学、政治学研究方法涉猎很少。
现有的对军事法研究径路进行追问的理论成果并不多，这些成果主要从军事法现象的逻辑上游——政治学和法学的角度对军事法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追问和反思。部分学者从政治学的视角出发，质疑军事法学作为法学分支学科的地位，倡导将政治学和军事学的方法作为军事法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也有学者批评了这种观点，形成了一定的争论。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学者大多强调军事法学是军事学与法学的交叉学科，但是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在进行涉及军事学的研究时，多关注军队国家暴力机器的性质，将军队管理类比于政府管理，进而采用政治学的研究方法。
早在2003年，杨韧就开始尝试用政治学的视角来批判性地分析军事法学的现实研究状况，他先后发表了三篇相关论文，但侧重点各有不同，其观点主要包括：
1.杨韧、李剑将军事法学定义为关于军事的法学，并认为其研究对象是军事法律关系，其间充斥着大量的法学范畴，所以军事法学不仅仅是法学或军事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是介于法学与军事学之间且具有独立地位和特征的交叉学科。
2.杨韧认为军事法研究的前提是重述军事学与法学的关系，法学和军事学在军事法中更多地体现为手段与目的的关系，而不是目的与目的的冲突和调和的关系。军事法学是借用法学理论来规范军事行为的社会科学，决定军事法学价值取向的应当是军事需要，法学只充当方法论的角色。法的价值不能过多地深入军事法之中，法的要素在军事法体系中只是次要的、辅助的或者起着技术性的指导和材料上的支持作用。杨韧甚至提出军事法中引入法学的价值取向是被动的、不自愿的，军事法必须与法律保持距离，否则就无法获得正当性。
3.杨韧的论述并非无懈可击。在《军事法的政治哲学论析与反思——基于政治自由主义的考量》一文中，他认为我国现有的军事法中缺少契约意义上的军事法，至今尚未有一部法律对军人的基本权利及限制做出详细的规定；而且调整武装力量建设领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核心军事法”都被视作形式意义上的法律和实质上的军事纪律。但如果仔细考量何为“契约意义上的军事法”，即可得出作者在某种程度上承认军事法中可以存在诸如自由、平等的法律基本价值，而且只有符合这些基本价值的法律才是作者认同的实质意义上的军事法。这与作者一贯的论述是相违背的，因为作者在相关论文中多次提到军事与法治是相冲突的。
王伟贤、刘柬良在《政治现实主义视野中的军事法》一文中，提出政治现实主义路径是军事法研究的特殊层面。他们从政治与军事的关系，以及法律在现实政治背景下的任务出发，通过分析会结构与市民社会结构的本质区别，即会是一种指令性模式的社会结构，而市民社会则是一种竞争性模式的社会结构，进而提出军事法的研究应当以政治现实主义为根本的视野，在研究径路上应当采取“战争——军队——军事制度——军事法律”的模式，为军事法寻找坚实的根基。
三、军事法价值层面的辩护
军事法研究径路的分歧也导致了军事法学主导价值的不一致。赞同从政治学和军事学的角度来研究军事法学的学者，多将维护军事利益作为军事法的首要价值追求。杨韧、李剑就认为法治的基本理论是民主、平等、公开，这与军事法“高度集中统一原则”相悖，军事组织的内部法制必须体现自上而下的层次属性，法学的公平、正义、平等及其他价值追求都不能充分引入。他们不认为军事法学的研究中存在价值取向的选择问题，因为军事利益必须置于压倒一切的地位。
王伟贤、刘柬良对军事法的基本价值进行了比较，并认为在政治现实主义的视野中，个人与集体的互构被打破，国防和军事利益拥有不容置疑的地位。他们的结论是：相对于人权维护，军事利益保护优先；相对于自由，军事秩序优先；相对于公正，效益优先。
周健《军事法理学》一书中认为，军事法的价值体现或外化为一般法的价值：自由、平等、安全、秩序、正义、效益，而且其中对安全、秩序和正义的追求居于首要地位。
在诸多军事法学者看来，上述观点中法律工具论色彩过于浓厚，但这种看法似乎与军事法学在军队建设中的尴尬作用相吻合。依法治军提出已有二十多年，但是在很多文件和报告中，依法治军一般只是作为军队正规化建设的一部分被提及。尽管军事法律、军事法规数量逐年增多，但军队建设只能说初步实现“法制化”，而不是“法治化”。
总体来讲，政治学视野下的军事法研究更强调军事法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军事法为打赢战争服务的，军事利益的维护应该是军事法学的核心价值。他们并非完全排斥现代法治的基本理念，但这些理念被当作下位的价值。上述几篇论文进行的学术探讨为军事法学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文章中研究方法的创新向广大军事法研究者提出了挑战。
参考文献：
[1]军事科学院军制研究部.国家军制学[M].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
[2]中央军委法制局.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法分册[M].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
[3]周健.军事法原理[M].海潮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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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曾志平.论军事权[D].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6]杨韧，李剑.军事法研究进路的批判性建设[N].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4（1）.
[7]杨韧.军事法研究的价值取向与方法论[N].武警学院学报，2003（5）.
[8]杨韧.军事法的政治哲学论析与反思——基于政治自由主义的考量[N].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7（3）.
[9]王伟贤，刘柬良.政治现实主义视野中的军事法[N].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