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教育论文范文
时间：2023-10-09 15:17:27
比较教育论文篇1
【关键词】文化/比较教育
导言——比较教育学史中的文化研究
比较教育研究对文化的重视可以追溯到100年以前。1900年，萨勒德(M.E.Sadler)在题为《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从外国教育制度研究中学到有实际价值的东西？》
("HowfarcanweLearnanythingofpracticalvaluefromthestudyofforeingsystemofeducation")的著名演讲中，第一次指明了文化研究对比较教育的重要意义。他的一句名言是“在研究外国教育制度时，我们不应忘记校外的事情比校内的事情更重要，并且制约和说明校内的事情。”他说的校外的事情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他说：“当我们倡导研究外国教育制度时，我们注意的焦点一定不能只集中在有形有色的建筑物上或仅仅落在教师与学生身上，但是我们一定要走上街头，深入民间家庭，并努力去发现在任何成功的教育制度背后，维系着实际上的学校制度并对其取得的实际成效予以说明的那种无形的、难以理解的精神力量。”民族精神是文化的核心。也就是说，只有理解了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才能理解这个国家的教育制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康德尔(I.L.Kandel)等人秉承了这一思想，他们开创了因素分析时代，为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奠定了重要地位。康德尔提倡描述历史事实，分析社会历史背景。他还把民族主义和民族性作为决定各国教育制度性质的因素提出。汉斯(N.Hans)则对影响教育的诸种外部因素加以系统化，并主张应当对形成教育的因素给以历史的说明。他把影响各国教育制度性质的因素分为三类：自然的因素（种族、语言、地理和经济因素）、宗教的因素（罗马大主教、英国国教和清教徒）、世俗的因素（人文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三类因素中文化因素占了主要地位。
埃德蒙·金(Edmund.King)也十分重视教育的历史背景。他的相对主义方法论重视客文化中的主体对教育现象的观点。要了解他们的观点，就必须对他们的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因此文化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近几十年来，文化研究在比较教育界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综观以往的研究，在文化研究上还存在着三个问题：一是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所依赖的参照系只是西方文化，用它作为一个普遍的准则来影响包括非西方世界在内的全世界的比较教育研究，这一做法有失公正，也与当今世界色彩纷呈的各民族文化极不协调。二是对文化的理解过于狭窄，把文化只理解为“民族特性”。实际上文化的概念更广泛。三是对文化与教育的互动关系研究得不够。往往只讲到民族文化对教育制度的影响，很少谈到文化对教育主体（教育决策者、教师、家长）的观念的影响。关于教育对于文化的反作用的研究更不多见。因此，对于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还有深入一步的必要。
一、文化的概念及其特点
文化是什么，如何理解文化？文化是一个有广泛内涵的概念，据说学术界对文化的定义已有二百多种。有的说，文化是一种生活样态；有的说，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这都有一定的道理。我认为，所谓文化，是指人类在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活动中所采用的方式和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这里面包括了人类的活动方式（动态的）和活动所取得的成果（静态的）两个方面。一般分为三个层面，即物质层面（包括建筑、服饰、器皿等等）、制度层面（包括教育制度在内的一切制度）、思想层面（包括思维方式和民族精神等）。物质层面最容易交流和吸收，制度层面也常常因为政治变革而改变，惟独思想层面具有较强的保守性和凝固性，不容易吸收异质文化和互相交融。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各民族间的交往，也总是在变化的。概括起来，文化具有以下一些特性：
第一，具有民族性。文化总是由人类的某个民族创造的，而一个民族的特性也较多地集中表现在文化中。因此文化传统和民族文化传统可以是同义词。由于世界各民族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环境不同，对自然界和社会各种现象的认识和理解不同，他们创造出各自不同的文化。例如，对待自然，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西方文化则强调人征服自然、战胜自然；对待社会和他人，中国人主张中庸、谦让，西方人则主张竞争、斗争。这是从观念形态上讲的。表现在物质形态上也有极大的不同。例如中国的民间艺术图案讲究对称、统一、和谐；西方民族则讲究差异、多样。可见民族性表现在各个方面。
第二，具有稳定性。民族文化传统常常表现出相对的凝固性和稳定性。这种稳定性表现在时间上就是惯性。也就是说，文化传统发展变化的速度比较慢，总是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具有滞后性。这种稳定性表现在空间上，就是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也就是维持着自己民族文化的发展轨迹，往往拒绝外来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一定的保守性。所以，在世界文化交流已经如此频繁和深入的今天，各民族文化仍然保持着各自的特点，从而形成了世界文化的多元性。民族文化传统的稳定性是民族文化传统得以保存的主要原因，但在某种程度上却表现出凝固性和保守性。它不仅在发展进程上落后于时代，有的甚至于拒绝时代变革的要求，拒绝外来文化的渗透。中国近代学习西方经过了曲折的过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因此文化传统的稳固性具有两面意义：积极方面的意义是它保持了文化传统的独特性，即民族性；消极方面的意义是它影响到文化传统的交流和变革，阻碍着对先进文化的吸收、创造和传播。
第三，具有变异性。每种民族文化都是不断发展的，也就是不断变革的。人类社会在不断发展，民族也在不断发展，民族文化也在不断发展。要发展就要有变革。也就是说，文化传统不能完全保持原来的样式，总要增加新的符合时代的内容，要去掉一些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内容。例如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有男尊女卑的思想传统，但是现在是男女平权的时代，这种男尊女卑的陋习就应该除掉。
每种民族的文化传统中都有优秀的内容，也不免有落后的内容。在文化发展和变革中就要继承和发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的东西，摒弃落后的，不符合时代要求的东西。对待外来文化，也是这种态度，吸收外来文化中的优秀的东西，排斥落后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基本的文化观。
二、文化研究与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
要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就要承认世界文化的多元性。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开始，人类就有五大古代文明，即古希腊文明、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代东方中国文明。虽然经过几千年的历史变迁，由于战争和其他原因，有些文明衰落了，希腊文明成了西方文明的源头，而东方的中国文明却一直延续到今天。但不论是哪种文明，都给世界文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文艺复兴以后，西方文明有了较快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物质生产的迅速增长，为西方国家的扩张提供了条件。实际上，西方文明是在掠夺其他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文化的发达，并不能排除其他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只要这个民族还存在，它的文化总是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的。
20世纪60年代西方出现一种现代化理论，认为非西方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是一致的，前者现在所处的阶段是后者经历过的一个阶段，非西方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惟一的途径就是西方化和照搬西方的模式，只有靠西方文明的传播，靠输入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因素才有可能。这种理论代表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事实上世界文明并非以西方文明为中心，西方文明只是人类文明中的一个类型。20世纪60年代以后许多东方国家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创造了各自现代化的模式，打破了“现代化理论”的神话。“现代化理论”在比较教育研究中有一定的影响。70年代以后它受到许多学者的批判，现在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但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文化观很难在西方学者中克服，原因不在于他们自己不想克服，而是他们太不了解别的文化了。尤其是比较教育，它产生于西方，长期活动在西方，更容易受到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近几年来，世界比较教育学会理事会在非西方国家举行年会，对于西方学者了解非西方文化是大有裨益的。亚洲比较教育学会的成立，更有利于东西方比较教育学者的交流。
应该特别指出，以儒教为核心的东亚文化，覆盖东亚、东南亚以及世界其他东亚移民居住地区，但是在包括比较教育在内的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它未能发挥重要作用。在新的世纪，东亚各国应自觉地挖掘本民族文化中优秀传统，使之成为东亚比较教育研究的重要理论源泉。
要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观念，东方学者也有责任。东方学者要放弃迷信西方的观念，要跳出表面看西方教育制度的框框，深入到西方文化的深层去认识西方的教育；要在学习西方文化的优秀经验时注意理解它的实质，并尽力使之本土化。这种要开展文化研究。
三、文化与教育的互动关系
教育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但它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教育离不开文化传统，教育除了受一定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的影响外，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方法无不留下文化传统的痕迹。例如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科学制度是在封建制度中形成的，这种科举制度把学校教育与人才的选择制度结合在一起，这就影响到中国一千多年的教育传统。清朝末年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动摇了封建主义统治的基础，科举制度终于随着政治经济的剧烈变革而彻底破灭。但是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制度虽然在中国已消灭了一百年，而与科举制度相伴随的教育思想却作为一种传统的教育思想至今仍然在一些人的头脑中残存下来，追求学历，重视考试就是这种教育思想的反映。日本的所谓“考试地狱”恐怕也与中国的传统有关。
教育一方面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又是发展文化，创造文化的最重要的手段。也就是说，教育无时无刻不在传播文化，创造文化。文化靠什么继承和发展？靠教育。当然这种教育不仅指学校教育，也包括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但是学校教育起着重要的作用。教育又总是根据时代的要求，社会的需要对文化传统加以选择和改造。特别是学校教育是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它要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培养目标来选择文化、传播文化、改造文化、创造文化，使它符合时代的要求、社会的需要。
比较教育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教育，就需要研究影响这个国家教育制度的各种因素，特别是文化因素。前面说到，文化的内涵很广。但对教育来说，最重要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价值观、思维方式、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例如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主义，而东方文化则重视集体主义；发达国家多少具有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不发达国家总是抱有民族主义倾向。即使同是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也很不相同。笔者最近访问法国，适值WTO在西雅图开会，法国教授批评WTO过分重视商业，不重视文化。他们总是为自己的文化传统而自豪。但你如果到美国，就很难听到这种声音。一个国家的这种传统必然会反映到教育上，特别是反映到教育思想观念上，从而影响到教育的各个方面。这就是为什么要强调在比较教育中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只有从文化研究中才能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教育的本质。
四、文化研究的困难与课题
进行文化研究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最好是采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到当地去生活一段较长的时间。正像萨德勒曾经说过的，不能只注意一个国家的有形有色的建筑物和教师与学生，还要走上街头，深入民间家庭，去发现无形的精神力量。这是难以做到的。即使在一个国家做到了，对其他国家还是不了解，仍然难以比较。
还有另一个困难是，研究者本身是另一种文化的主体，他自身已经具有本民族文化的传统，也就是具有本民族的思维定式，即使他能够深入到客文化中，如果不克服自身的思维定式，也不能得出客观的科学的结论。因此从事文化研究的比较教育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需要克服自身的文化偏见，树立多元文化的观念，尊重别国、别民族的文化，尊重他们的价值观。
进行文化研究还需要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因为文化传统总是历史延续下来的。不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就不可能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是怎样形成的，也就不能了解它的文化实质。因此，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不仅是跨文化的研究，而且也是跨学科的研究。
虽然有以上的困难，在比较教育中开展文化研究不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国家的文化总有它的表现形式。它们常常表现在他们的哲学历史著作中、文学艺术中，也常常表现在他们的教育政策、教育体制、教育管理等方面。研究他们的文献资料，特别是该国的著名学者的著作，是可以把握他们的文化实质的。尤其是近几十年来教育的国际化促进了人员的交往，许多留学生到异国他乡去学习，对当地的文化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有利于开展文化研究；各国学者的交往与合作也有利于对别国文化的了解和认识；特别是几个国家的学者如果能合作开展文化研究，则将会取得更好的成果。
我们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正在从事题为“文化传统和教育现代化”的研究，目的是想通过研究了解各国文化传统在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起了什么作用、传统教育如何向现代教育转变，从而认识今天如何进行教育改革。我们的方法是；选择有在某个国家留学经验或对该国有较深了解的学者，研究该国的历史、哲学乃至于文学；研究该国教育政策文献；实地考察该国的教育，包括参观访问、和教师学生以及学者座谈；然后与其他国家加以比较。此项研究已进行了九年，第一阶段的成果反映在《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这部专著中。该书研究了美、英、德、俄、日、中六国的文化传统和教育传统，并对中西人文主义传统、中日人才观、中美师生观以及西方现代知识观进行了比较分析。此项研究还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研究还在继续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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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教育论文篇2
【关键词】家庭教育，中西，传统，差异
从古至今，家庭教育在整个国家教育事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邓小平曾说过；“国家现代化的基础在人才，人才的基础在教育，教育的基础在家庭。中国是一个重视家庭教育的国家。中国深厚的教育文化传统中包含了优秀的家庭教育成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是教育的三大支柱，三者缺一不可。如今，家庭教育业已成为当今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是千万家庭的切身利益和迫切需求。
就目前来看，我国家庭教育发展态势良好。千百年来，在家庭教育领域中不少有识之士辛勤耕耘，积累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并且中国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国家，它包括了许多传统的家庭教育成分。贯穿中国古代家庭教育领域历史的是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如：德教为先，尊老爱幼，修身为本，以身作则，立志自强，博学慎思等等。这些优秀的思想源远流长。
尽管如此，家庭教育还是存在很多问题，它依然是个薄弱环节。有关教育专家长期跟踪研究认为：三分之二的家庭教育不当。他们所有的分析得出这样一些结论：第一，许多恶性事件，暴力事件不断发生，这不仅表明家教问题的严重性，而且表明开展科学家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第二，当前家庭教育的误区，可以概括为“三个过多”和“一个过高”：即有相当一些父母对孩子关爱照顾过多，干涉管束过多，唠叨指责过多，普遍存在对孩子的期望值过高，这些问题亟待解决；第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独生子女群体增长以及离异家庭的增多等等，都给家庭教育带来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第四，农村人口占80％，农村居住分散，条件较差，家长的文化素质偏低，农村家教已成为开展家庭教育的重点和难点。
与此同时，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西方教育思想的传入，中国家长面对传统与现代家教思想，表现出无所适从的无奈。针对目前我国家教的一些不良现象，我们有必要对中西传统家庭教育从各个方面作以比较。
不过在比较之前，我觉得我们应该了解一下中西方国家的社会背景。众所周知，中国是社会主义制度，而大多数西方国家是属于资本主义制度。并且，历史文化也是不同的，中国提倡儒家思想，西方国家提倡文艺复兴。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对家庭教育地位的态度也是不同的。在中国的传统家庭里，家长的权威意识占主导地位，而西方文明则主要强调斗争，平等，民主及人权。
当然，家庭教育是人类的一种教育实践。中西家庭教育还是有诸多共同之处。一般来说，它可以归纳于五点。
1、重视家庭教育。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都认为家庭是一个人的第一所学校，而家长是第一位老师。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国家，无论是古代、近代还是现代，家庭教育始终是处于最基础的地位。
2、家教应从小做起，及时施教。《颜氏家训》说：“父母施教，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因为“人生幼小，精神专利，长成以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杜威也认为家庭教育应及早施行。
3、父母在教育角色上的分工。无论中西，在许多文化中母亲均被描绘成是主要抚养者，父亲则起有限的作用。父亲是孩子知性教育的主要承担者。母亲则负责孩子的饮食起居，物质保障，情感满足等，是孩子情感培育的主要承担者。其结果是孩子对父爱敬畏有余，亲爱不足，使亲子关系偏差，影响孩子的健全发展。
4、重视培养孩子热爱求知的习惯，重视阅读。古代的中国父母，一向深知这个道理，他们引导幼儿从小习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激发其求知欲望。西方的父母也非常重视家庭阅读，幼儿睡前必听一段故事诵读，这是西方家教的一项优良传统。
5、重视言传身教。父母是孩子的模范，往往一个简单的动作要比上万句指令性的灌输有效的多。
尽管如此，由于中西方地域的差异和各自文化的不同，使得中西传统家教在更多的方面表现出各自的特色。据我所知，这大概涉及了十个方面。
1、教育倾向不同。
中国父母重社会教化，轻儿童成长。中国父母十分重视社会适应性的教化，但却常常忽视了从孩子达到身心发展的特点出发来促进其成长，他们往往按照既定的模式来培养子女，为他们的成长铺设康庄大道，外铄各种品行于子女。
西方父母更重视为子女提供一个可以与之抗争的成长环境，并养成他们坚韧的个性和良好的品行，根据社会的变化和子女身心的特征不断的调节、选择自己的培养观念和方式。
2、家庭教育价值观不同
中国家庭教育职能是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迫，传统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文化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此家国同构的思维定向中，家庭教育被赋以直接的社会意义。此外，中国传统的文化又将父母教育跟子女的个体成长与成就看作是直接相关的因果。中国父母十分看重人们对他们的教子方面作出的誉毁，认为教子成材是他们的成就，而教子不善则脸面无光。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谋生，为了脸面。
西方家庭教育则认为教育的目的不是准备谋生，而是准备生存。他们所强调的“博雅教育”是具有一种塑造心智的价值，一种与功利的或职业的考虑无关的价值。
也许许多中国家长会否认这一点，觉得我是在胡说八道，觉得我太不尊重长辈。但是事实却是如此。众所周知，家长常常在一起议论各自的孩子，并将他人的孩子与自己的孩子加以比较。而且，比较更多的是孩子的学习。我有一个邻居，孩子刚上小学，就天天背着个大书包到处补课。因为，我那个邻居有一次和朋友聊天，被刺激到了。那个人告诉他，他的孩子没上学就可以认识300个字了，还会念古诗词，并且让孩子当场表演。而我那个邻居的孩子与他的孩子同岁，他急得不得了，孩子实在不争气，他急得拿来一本书，照着里面的方法测量她的智商。谁家孩子考了第一，他晚上就作恶梦，因为他那孩子在小学总是排在班上的20名左右。
等孩子上了大学，家长们的比较就更加激烈了。“你的孩子在哪儿上大学?’清华北大的，重点大学，脸上有光，喜形于色，上没有名气大学的，没考上大学的，黯然失色，无以言对。我的一个美国朋友，他只是一个中专毕业生，在他家附近的一个商店帮工，要让我看，他差不多处在人生的“安全线”以下，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本钱。可是他的父母对他却赞赏有加。为什么?因为他的孩子经常到社区演奏钢琴，并多次获得奖励。中国孩子上大学，往往冲着名牌，冲着重点，西方国家的孩子则往往按照对大学的喜爱程度来选择，并不是以“重点名牌”划界。
中国家庭的“比较”往往重学习，“比较”的方面较为单一，西方国家的家庭的“比较”往往注重全面的素质，中国家庭的比较，常常爱拿自己孩子的优点与他人孩子的缺点比较，使家长得以；西方家庭的比较，往往能自省自己孩子的优点和成功之处，不习惯于争强好胜，论高低上下，中国的家庭在比较时往往想突出自己的形象，有意无意地贬低别人；西方家庭的比较往往注重自身的自尊、自重、自乐。
实际上西方家庭不刻意比较，中国家庭的比较则上演成一种十分严重的问题：攀比。
3、家庭主体观与教育的相互性不同
中国传统的家庭文化因袭着统治的模式，表现为家庭内部的权威意识。强调服从和尊重，重视外部控制。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家庭的主要教育者是父母。中国父母的家长意识十分强烈。他们把孩子视为自己的独有私人财产，看作是他们的附属物。因此十分看重他们单方面的塑造，影响孩子的个性建构。他们注意到自身的形象，忽视了孩子与成人的相互作用，忽视了相互影响的过程和全面性，使幼儿处于被动地位，无视幼儿个体的存在。
西方文明是以儿童为主体的，更强调个人的奋斗，强调平等、民主并尊重个人权利。西方父母把孩子视为家庭中的平等成员，尊重孩子的人格和尊严，能让孩子独立思考，自由选择。他们尊重孩子的权利，不搞强迫教育。尊重孩子的自尊，主张孩子的天性发展，自然发展。父母的责任只在于发现并引导孩子的兴趣和潜能。为孩子创造有利的环境，重视与孩子的交流，重视教育的相互性。西方家庭教育中父母不是孩子的主宰，而是孩子的朋友。
4、教育的重心不同
中国传统文化所掌握的是生命与道德，所以十分重视生命、人伦。所以中国父母在教育上历来以道德作为最高价值取向。中国人心目中的“好孩子”首先是一个懂事听话的孩子，是指向群体的，人见人爱的。所以家长培养孩子修身养性，自我收敛，讲求含蓄，强调等级观念。中国家教的主要内涵是“仁、义、礼、智、信、忠、恕”中国孩子从小得到的是历史故事、伦理道德、忠孝节义的教导。儿童自幼耳濡目染的是冰冷的道德律令与清规戒律。自幼习读的是《三字经》、《弟子规》。
西方文化所掌握的则是知识，家庭对儿童主要是启发对大自然的好奇心与想象力。知识的创造来自好奇心。所以借由引发对大自然的兴趣，借由各种天马行空的童话故事，让孩子们具有广大的想象空间，以有利于对知识的创造，他们以儿童的心理发展作为最高指向，培养孩子的兴趣和创造力是西方家教的重心。
5、家庭本位与个人本位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家庭为本位的，注重个人的职责与义务。这在加以价值取向上呈现出如下特点：（1）家庭的教育功能强化。在中国传统社会，家庭肩负多种的社会职能。其具有家国同构的鲜明特性。而子女教育是家庭生命延续的一部分，因此家庭教育的重要作用还在于达到“家教持久”的目的。它是维持发展家庭社会政治地位，保存弘扬家庭文化的重要工具。（2）教育以家庭利益为主要价值取向。“光宗耀祖”、“光耀门第”是读书人的追求与目标。个人利益与家庭利益是融为一体的。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永生观”紧密相关。
西方文化以个人为本位，注重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在教育上表现为将受教育者放在突出地位，强调个性的培养。个人本位与西方的家庭变革密切相关。这种教育传统历经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18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以及20世纪初的实用主义等思潮而确定下来。卢梭倡导自然和自由的教育。杜威提出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个人是掌握自身经验建构的主体。但是个体本位并不等于个人主义，更不等同于以孩子为中心，家庭呼唤有丰富个性的个人，是能驾御自我，控制自我，超越自我的，拥有完美人格和健全个性的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现代个人，而不是自私自利，依赖性强的功利化的个人。
6、独立意识的培养
中国家长在教育上所持的价值是为升学而学习，他们只要求孩子用心学习，其余全不用过问。促进子女全面发展的意识淡漠，使孩子诸多方面品质的发展与提高都没有机会。中国父母完全百自己拴在孩子身上，教育责任心超重。家长角色不适当的延伸，代替孩子完成一切日常生活起居的安排，代替孩子规定学习内容，代替孩子定下发展方向。使孩子成为依赖的个人，独立性极差，使孩子除了知识学习外，什么都不会。他们在貌似无微不至的关怀下，使孩子从小养成依赖别人的习惯，在风浪面前，变得束手无策，一旦失去帮助就会怨天尤人。
西方父母注重从小就培养子女的独立意识，在西方家庭可以看到，孩子像大人一样，直呼来访亲朋好友的名字，大胆的发表自己的见解，参与家庭的讨论。一些自己的事情不由父母包办，自行解决，自行处理。父母对孩子也不随便训斥。他们留给孩子一次次经受锻炼的机会，使孩子敢闯、敢干、敢冒险、敢表现自己。让孩子从小学会生存，具有强健的体魄，吃苦耐劳的品质和良好的心理素质，从而泰然自若地走向人生。这样独立的个性使孩子走向社会时更注重个人的能力与奋斗。
7、情感教育与体罚
家庭教育不同于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爱的教育。然而也许是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含蓄的缘故，中国家庭不善于表达爱，情感教育很薄弱。中国父母与孩子的沟通也是极富中国特色的。中国家庭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字是“不”、“不能”、“不行”、“不要”，中国集体教育除了用否定词来指导孩子的行为外，还习惯于对孩子说“应该”。这都是家长权力色彩的体现。这样生冷的命令字眼使得情感教育受阻。而“不打不成材”、“棍棒底下出孝子”更使情感教育难以强化。
据调查，西方家庭中经常用鼓励性的语言来表达父母对子女的赞赏。西方父母更注重个人素质与情感沟通。家庭主要围绕情感的构建与培育而展开。他们会挤出时间与子女交流，倾听孩子的心声，强调心灵的沟通。在西方国家，体罚也是触犯法律的。另外，西方父母很高兴在别人面前夸奖自己的孩子，他们认为这样可以培养孩子的自信心。而中国谦虚的作风使家长不乐于这样，他们认为会使孩子骄傲，他们更喜欢挑剔强化孩子的弱点。
8、教育方法的不同
中国传统的教育方法是照本宣科的灌输式教育，强调死记硬背。孩子们是接受学习。古谚之“书读百遍，其意自现”。朱熹也说“读书记遍数，足而未诵再读，虚而已诵至满”。因此中国家长最喜欢看到孩子坐在书桌前，或摇头晃脑地背诵，或趴在书桌上演习。眼睛不离书本，手不离书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把古人的知识，圣人的经验，一股脑的装进肚，而消化不消化则不闻不问。
西方更强调孩子的“悟”。他们喜欢让孩子亲身厉行，去大自然中，去生活中探求知识。他们寓学习于多种形式。西方家庭有专门的烹饪课、手工课和游戏室。他们不认为玩和学习是对立的，更鼓励孩子出去学习，更注重孩子会思考。家长会主动带孩子去探求大自然的奥秘，去认识社会，他们奉行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他们鼓励孩子去图书馆、博物馆阅读自己感兴趣的书籍，并参加社会实践。
除此之外，在别的方面，中西方父母的教育方法也是截然不同的。就拿“打架”来说。
前不久，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播出的一期节目，邀请一位韩国青年和他的母亲到场，现身说法，谈他们的家庭教育。其间，这位申姓青年谈到了他父母把他送到了美国一所军校学习，那所学校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学生”。申先生说他刚到那里，美国的学生欺生，歧视他，经常无缘无故地打他。他和他的同学于是常常打架，最厉害的时候，他的鼻梁被打断了13次。在场的中国听众无不愕然，有人问他的母亲，“为什么把孩子送到这样的学校去读书?”他母亲说这是为了让孩子得到锻炼。
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打架不可避免。中国和外国的家庭对待打架的态度截然不同。如果孩子打了架，中国的父母，首先会赶快制止，因为中国家庭和中国的教育认为“打架不是好孩子”。家长看到自己的孩子被打，或是孩子被打伤，在打架现场，肇事孩子的双方父母就会身不由己地“参战”。因为，家长教育孩子的底线是“容忍是有限度的”，“挨打，打不过对方，有失尊严，是一种无能的表现，将来如何在社会立足?”事后，被打孩子的家长往往会找到学校，去评理，去要求老师严厉惩处打人的孩子。打人一方的家长，或者说打架占了便宜的一方，往往沾沾自喜，偷偷在家里表扬孩子，因为他的孩子没吃亏，有些家长就是这样公然教唆孩子的。中国的家长多数怕自己孩子吃亏，也有怕打坏别人的。像申先生的父母那样，明明知道那所学校是个“火坑”，反而偏偏把孩子往那里送，让孩子挨打受罪，这简直不可思议。
美国的家长看到孩子打架，会在一旁袖手旁观。我的朋友在美国工作，移居加拿大，他的孩子也曾挨了打，他对孩子说：“挨打了?打他!”我朋友回来探家，谈起孩子打架的事情，他说：“你应该这样教育孩子：谁打了你，你就打谁。”“这不成了打群架、教唆犯了吗?不行，绝对不行。”我表示了强烈的反对。西方国家的老师遇到孩子打架，也常常在一旁仔细观察，除了有危险，一般不加制止。事后，才找学生谈话，分析打架的得失利弊。如果孩子打了架，只要事后跟老师汇报了，就算完了。如果打架后没有汇报，即使挨了打，有理，也要受到老师的批评和惩罚。
对于孩子打架，中国的家长和老师认为打架是一场武力争斗，担心自己的孩子或是他人的孩子受到伤害，美国的家长和老师认为打架，打个痛快，只要不出事，它是锻炼孩子依靠自己的力量，培养将来面对复杂社会事物能力的一种机会；中国的家长和老师是作为仲裁者、“法官”的姿态出现；美国的家长和教师则作为“导师”的姿态出现，中国家庭处理孩子打架的思想基于数千年来孔子的“和为贵”的儒家理念；美国家长或是袖手旁观，或是“教唆”孩子“返打”，是基于突出维护个人利益，争得和保障个人的权益不能受到任何伤害的观点；中国的家庭认为为求和，即使自己委曲也要求全，美国人认为只有个人的权益得到保护和尊重，社会才能和谐，人人才能平等。
9、理财教育
中国人的君子作风是淡泊名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思维定式使中国父母根本没有理财教育的观念。在中国，挣钱养家和管理钱财是大人的事，孩子离这些还很远。他们没钱时便伸手向父母要。即使是成家立业后还是可以的。中国父母总是无偿的向子女提供钱财，一味无条件的满足子女的花钱要求，放纵孩子过分的消费欲望。
在西方，特别是美国，理财教育是家庭教育的一个分支。因此对此十分重视。西方父母一般不会不正规、无计划的给孩子钱，而是定期发给孩子一份固定基金。并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理财意识，养成良好的理财习惯，还注重对金钱的基本品质的培养。西方父母教孩子制定预算计划，学会合理的花钱；鼓励孩子出外打工，靠自己的劳动获取收入；教育孩子储存钱财，不乱挥霍；帮助孩子学会捐赠，帮助他人；教育孩子在金钱面前应当诚实，金钱面前要有自尊；简朴节约是美德；正确决策把握理财机遇，乐于为别人服务。
10、宗教思想与科学教育
虽然中国文化也是以宗教为开端的，但是在教育上我们更强调科学性。《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教育与宗教相分离。
西方的宗教传统直到近代乃至现代仍保留着强大的势力，它渗透到教育活动的各个方面，不仅是教育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更重要的是它赋予了西方教育以内在的精神价值。西方的教会学校因此而曾一度盛行。在家庭教育中父母也很重视宗教这种精神信仰。例如在就餐前要感谢上帝，在做任何事情时，要从心中的上帝的标准去评判，周末家庭的全体成员要去教堂做弥撒，以永远保持心灵的净土。西方的这种强烈的宗教观念往往使一些教育家认为宗教和教育是可以调和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中西家庭教育传统各有千秋，他们都是扎根于各自的传统文化土壤中的。我们当前遇到的家庭教育中的不良现象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具体教法的不妥而造成的。
因此，我们要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汲取西方家教的精华，促进有中国特色的家庭教育的改革。在吸取我国优秀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将现代科学育人知识和方法，大力普及到千家万户，转变家长的观念，提高家长的自身素质。
在这里我有几点建议，主要包含4个方面：(1)首先是家庭教育观念的现代化，摒弃陈旧教育观念，与时俱进，跟上时展步伐。现代家庭教育的内容和方法科学化，以及教育手段的现代化。建立现代家庭教育的机制，实现家庭教育管理的规范化。建立家庭教育的服务体系，做到保障措施制度化。
(2)确立家长在教育行为中的法制观念，解决好家庭教育中依法治教的问题；增强家庭教育的民主意识，尊重孩子，平等沟通，改变简单粗暴、压制体罚等不良作风；
(3)树立新的家庭教育理念，把“教子做人”作为家庭教育的重中之重；利用亲情教育的优势，开展个性化教育，发展孩子个性，为国家培养各种有用之才；采取鼓励、引导、宽容的科学方法，耐心教育，不断提高孩子自尊心、自信心和上进心；
(4)紧跟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发展，进一步拓宽家庭教育思路，增强开放意识，提高家庭教育的适应性；重视和解决“重智轻德”的教育倾向，促进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教育的有机结合，教育孩子学会学习和求知；继承中华民族优秀家教传统同时，也要面向世界，吸收引进外国思想文化精品，开展东西方家庭教育的交流。
比较教育论文篇3
论文关键词：文化意识、双语教学、比较教育
一比较教育对双语教学的基本要求
比较教育课程是教育科学的分支学科，是教育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它是一门最贴近现实的学科，最能体现时代的气息，尤其是在教育呈现出国际化趋势的条件下，比较教育研究更是一个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领域。而双语教学在当前高校采用双语教学的模式有三种；第一种是目标语浸身模式：在整个课堂教学中全部使用外语授课；第二种是双语过渡模式：教师的课堂用语70％～80％应使用英语，学生也能基本使用英语参与教学活动；第三种是外语渗透模式：在课堂教学中，专有名词、概念及课堂用语中使用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的英文，而在授课、问答、作业等其他环节基本使用汉语。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采用第二种模式，即双语过渡模式――鼓励学生用英语学习和思考问题，并探索双语教学对学生个性发展的影响，以个性发展为研究内容，以个案分析作为研究形式，记录学生在学习过程当中的学习兴趣、爱好以及知识等能力的发展和变化。
比较教育双语教学不仅可以拓展专业知识、巩固语言技能，而且可以感悟文化内涵、增强文化意识。英语在宽松自然的环境中为学生提供更多的互相接触的机会。使他们产生一种用英语说话的需要和愿望，促使他们有话想说、有话可说、有话会说。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发现，要想培养大学生的思想品格，首先要培养他们具有基本的文化意识。这种文化意识不仅需要教师的人文素质，教材的文化导入，更重要的是，需要学生的有效参与和积极思考，以不断增强自身在英语学习中的文化理解。
二教材在实施双语教学中的作用
双语教学是件艰苦而又持久的工作，要做并不难，但要做好却不容易，而持之以恒则更需要有献身教育的精神。比较教育课程的课堂教学以英语为主，重点讲授西方国家的教育体制。总学时数：36学时。授课对象主要是大学三年级教育专业的学生。他们在修完大学英语四级课程后，应该掌握四千多个英语单词。懂得基本的翻译技巧，具有较快的阅读速度和理解能力。目前，要找到既有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又符合学生的心理特点要求的现成双语教材是不现实的。最关键的是要选用适合学校实际的原版材料，适当压缩课程教学的内容。只有深受学生喜爱的双语教材，才能达到良好的课堂教学效果。
为了突出实用性原则。我们根据学生的英语水平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肖惠云主编的《当代英国概况》和周静琼主编的《当代美国概况》中节选了全英文版的教育专题内容，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授课中。我们还节选了原版教材《别国的学校和我们的学校――今日比较教育》中的“比较教育背景的变化”和“三种比较分析”等内容，供学生翻译和讨论。我国着名教育家顾明远先生已将《别国的学校和我们的学校――今日比较教育》英文版第五版翻译成中文版，人民教育出版社于2001年7月纳入“比较教育译丛”。原版教材作者埃德蒙?金(EDMUNDJ．KING)，生于1914年，是英国着名比较教育专家。他是曼彻斯特大学硕士，伦敦大学哲学博士、文学博士。在文史哲、外语和教育学方面有很高的素养，学识渊博，造诣深厚，教育经验丰富。他主编的若干重要国家和地区社会、学校和进步系列比较教育丛书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三学生在双语教学中的主要收获
比较教育论文篇4
关键词：增长理论；农村经济；农村教育；原因分析
由金融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危机对我国的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相对于城市经济，我国的农村经济所受影响相对较小。但是，农村经济关系国计民生，在此背景下，分析发展农村经济对策，更具现实意义。“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从教育角度分析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因此，本文从农村教育角度分析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
一、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理论分析
经济增长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历史上许多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丹尼森等新古典学派研究了知识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丹尼森在《1929—1969年美国经济增长的核算》中得出：知识进展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重要的增长因素。库兹涅茨提出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是知识存量的增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结构方面的变化。索洛于1957年运用全要素分析法分析了美国上世纪前半期的经济发展，发现从1909—1949年间美国GNP的增长中，技术进步贡献了87.5％，而人均资本投入量的增加只贡献了12.5％，因此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因素。
新古典增长理论把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来研究，罗默、卢卡斯等提出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不同意这种观点，岁默从内生性技术进步出发来解释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效应。经过分析认为：知识不仅能形成自身的递增效应，而且能够渗透于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使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也产生递增受益，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卢卡斯的观点与罗默类似，只是把技术进步换成了知识积累，他认为：人力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和永久动力，各国经济增长的差异主要是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以及各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人力资本比较差异所致。
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了著名的人力资本理论，他认为，人力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主要的资源，人力资本理论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人力资本投资与国民收入成正比，这种投资的经济效益远大于物质投资的经济效益。对1929年—1957年美国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定量研究后发现：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平均达到17％，教育投资增长的收益占劳动收入增长的70％，占国民收入增长的33％，也就是说，人力资本投资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
对于农村发展与农村教育的关系，舒马赫进行系统研究后发现：发展中国家农村之所以贫穷，主要原因在于农村的教育落后，农民文化素质低，农村的组织、纪律等方面存在很多的缺陷。发展中国家农村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使农村生活活跃起来。而人是一切财富的首要和最终的根源。因此，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当务之急是加强对农村的智力援助，赠与有用的知识，加强农村的教育。农村教育要提高农村居民的受教育水平，要培养具有正确而坚定的价值观和信念的“完整的人”培养为农村、为人民服务的人。
二、农村教育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原因分析
目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农村生产方式传统，现代农业没有大范围推广；农业产业化程度低，农产品附加值低；农村人口过多，农村生产效益低下；农民收入不稳定，消费能力弱等。这些问题的解决，虽然有多种方式，但最根本的还是农村教育。农村教育的发展能有力的促进这些问题的解决，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2.1农村教育可以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我国农村经济要发展，必然需要促进传统农村生产方式的转变，发展现代农业。而要发展现代农业，就需要大量高素质的劳动者，需要大量有知识、懂技术的新型农民，需要大量的农村人才。
提高农村劳动者的基本科学素质，提高农村劳动者的技术熟练程度以及对农村科技的快速消化能力，最根本的是农村教育。农村教育可以提高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增强其学习、钻研能力，提高农村居民的思想意识，从而促进农业科技的转化，现代农具的使用，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目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主要需要以下人才：(1)农村综合性人才，具有较强的实践动手能力和多种专业知识。(2)农村科技人才。农村科技的发展对农业科技人才的素质提出更高要求。(3)农村新型劳动者。适应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的要求。(4)农村经纪人。农村管理部门与广大农户之间、农村生产者与农产品市场之间联系的纽带。
2.2农村教育可以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更是农村经济的重中之重。目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缓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大部分地区仍然是一家一户生产、经营的小农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小农经济难以与大市场对接，农业比较利益低、农业科技进步慢、农民收入增长缓、剩余劳动力难以转移。而农业产业化则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农业产业化能有效解决农户小规模经营与社会化大市场的矛盾，提高农业的组织化、商品化程度，有利于促进农业的规模经营和技术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业的比较利益，是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发展农村经济的有效途径。
农业产业化组织作为农村中的企业、农村经济发展的中介，需要大量的农村管理人才、经营人才、技术应用人才以及科技开发者，这些都需要教育能够培养出大量实用的农村建设者。
2.3农村教育可以影响农村人口，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首先，农村教育的发展，会促进农村人口出生率的降低。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促进农民少生优生。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农村人口过多，农村土地偏少，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世界人均的四分之一。从下表可以看出，随着农村居民文化程度的提高，农村妇女的平均生育率在不断下降，因此农村居民的文化素质对农村人口数量具有重要的影响。农村居民将因为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而提高生育意识，少生优生，有效降低人口的出生率，使我国的农村人口增长速度得到降低，缓解农村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促进农村人地矛盾的逐步缓解，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其次，农村教育的发展，会促使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向城市转移。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严峻的问题是我国农村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人地矛盾突出，劳动生产率低，需要转移。据统计：2006年底，我国有4.81亿农村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7.64亿的62.9％，其中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为3.26亿，占全国劳动力的42.6％，而发达国家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一般在10％以下。据估计，我国有约1.5亿的农村劳动力需要从第一产业中转移出去。如果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从农业中转移出去，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仅仅这一效应就可使农民生产效益提高40％。
但是由于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低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并不顺畅，转移到城市中的农村居民不能获得与城市居民同样的工作机会。农村教育在这一进程中将因为能够提高农村居民的各种素质，增加他们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工作机会，从而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进而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2.4农村教育可以提高农民消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我国农村人均教育消费相当于城市的三分之一，农村教育消费不足，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家庭抚育子女上学，必然要支付相应的教育费用，这就是消费。消费会刺激生产，消费了教育费用，换取的是劳动者智力和体力的发展，促使社会再生产的进行。从经济效果看，农村教育是有限度的消费，但却是扩大了的生产，因此农村教育促进了农民消费，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2.5农村教育可以提高农民抗风险能力，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农村教育的发展，可以提高农民抗击各种风险的能力。一般来说，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抗击各种风险的能力也就越强，从而使收入弹性降低。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越高，接受农业技术培训和农业职业教育能力强，适应各种工作的能力就越强，不容易受到经济形势波动的影响，劳动收入的抗干扰力和抗波动力就更强。特别是相对于目前的全球性经济萧条，劳动者收入的抗干扰力显得尤为重要，亦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途径。
总的来说，农村教育能够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降低农村生育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消费、增强农民抗风险能力等方式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因此，要发展农村经济，必须重视农村教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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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教育论文篇5
论文关键词：三种版本有机化学实验部分栏目设置的比较
依据《课程标准》编写并审定通过的新版高中化学教材有3种，分别为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教版，宋心琦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苏教版，王祖浩主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鲁科版，王磊主编)。
新教材在教材研制上与旧教材最大的不同在于栏目的设置。栏目是为转变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特别是培养学生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而设计的。三种版本有机化学实验部分在栏目的设置上各有千秋、各具特色，对其进行比较和分析，有利于广大教师正确认识三种新版化学教材栏目各自的特点、优势与不足，理顺栏目的实施与日常教学的关系，进一步理解高中化学课程标准在教学理念的革新、教学方法的优化、教育技术的应用等方面带来的巨大变化，从而正确把握新课标的教学尺度和高中有机化学的教学质量标准，对全面落实新课程确立的“三维目标”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些教材很重视有机化学实验的改革，将实验作为新课程倡导的教学方法和学习方式的载体，精心设计实验方案，积极开发探究性实验，加强了有机化学实验在化学教学中的优势地位。
表1：人教版（必修和《有机化学基础》）有机化学实验内容统计
实验栏目
栏目意义
必修
栏目数
《有机化学基础》栏目数
栏目总数
实验
引导学生认真观察教师所做的演示实验或边讲边实验，准确记录实验现象，仔细分析现象产生的原因，不断提高观察能力和水平。
9
14
23
科学探究
在此栏目设置的学习活动中，学生主要通过以实验为主的多种探究活动来揭示化学科学的奥秘教育学论文，同时培养科学素养和创新精神。
3
8
11
实践活动
具有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导学生高观点、大视野、多角度地认识化学科学的作用。
1
4
5
思考与交流
在学生已有的经验或者熟悉的事实和现象的基础上设置有关的学习情景并提出问题，引发思考,使学生对将要学习的内容充满兴趣。
1
比较教育论文篇6
［关键词］学科建设；比较教育本体论；方法论
本文主要探讨哲学本体论视野下比较教育的本体论和方法论体系的建构。在哲学本体论的指导下，进行比较教育的本体论论证，得出比较教育这一学科领域的本质特征和存在的独特价值是本文的重点研究内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比较教育本体论与方法论之间的关系，从世界观的视角实现比较教育的方法论建构，达到比较教育研究的目的。
一、哲学本体论视野下的比较教育本体论
本体论是研究存在本质的基本问题，是研究世界的本源或本性的理论［1］。本体论是哲学研究的早期阶段，是进行哲学思考的前提性命题。任何要确立学科地位的研究领域都必须首先进行本体论的论证。围绕本体论论证，需要回答两个根本性问题，即“什么是”和“是什么”［2］。“什么是”是事实判断，意在回答事物存在的依据以及存在的内容形式;“是什么”是在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追问事物存在的本质和特征。两者是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从现象中提取本质构成比较教育本体论的论证思路。目前，比较教育学面临着“领域”抑或“学科”之争，比较教育学的本体论论证有助于划清学科界限，奠定学科发展基础。
(一)比较教育本体的事实论证
比较教育本体的事实论证需要回答“什么是比较教育”，旨在追问比较教育学是其所是的本源，同时，分析比较教育学的属性之争及存在的内容形式。探讨比较教育学是其所是的本源，需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分析:第一，比较教育学作为教育学的分支学科，教育的起源为比较教育学的产生奠定了学科基础。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活动，贯穿于人类发展的始终;教育是培养新生一代适应社会发展的准备过程，是人类社会生产经验得以继承发扬的关键环节。由此，教育就是一个生长的过程，它能够通过增进知识、发展技能和培养品德以实现个人发展、满足社会需要。在此基础上，比较教育学产生的本源则是通过使用“比较”的方法，在对比和求同存异中思考如何实现人的发展。第二，教育学领域中之所以会产生比较教育学，有其内在的推动力即比较思维。比较是人类思维中较早萌生的思维形式，无论是个体意识发展的早期阶段，还是人类知识发展的高级阶段，比较思维始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比较法作为认识事物的最古老、最简明和最优越的方法，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也是继归纳法和演绎方法之后成为人类思维方式的新高度。第三，比较教育学产生的本源离不开哲学支撑和物质条件的准备。莱布尼茨曾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3］，任何事物都具有独特性和不可重复性。正是对物理世界的客观性和独特性认识，才为“比较”提供了前提，因为比较正是为了确定事物间的同异关系，寻找其中的相似和不同之处。比较教育学的产生与一定时期的经济基础，文化背景相联系，其中明显地体现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的不断推进，欧洲出现了大量的新兴民族国家，各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日益频繁，彼此之间在教育上的差别也引起了普遍的关注。至此，比较教育学在这三大内在动机的推动下产生并不断地向前发展。目前，比较教育学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属性之争，争论的焦点是比较教育是“学科”抑或“领域”。这些争论的根本原因是比较教育学目前发展的不完善所致，探讨这些争论背后学者思考的维度，有助于明晰比较教育学的发展现状，在成就与不足中思考努力的方向。首先，有学者认为比较教育是一门研究领域。其中最经典的表述莫过于黎成魁的观点，即“一门学科是由它的目的、概念、和方法所界定的，然而，尽管比较教育确实有其研究对象－教育事实的比较，但它没有自己独特的方法”［4］。黎成魁学者从比较教育方法论角度质疑比较教育的学科地位，认为比较教育缺乏一套公认的方法论体系，比较法不属于比较教育的特有属性。由此，要使比较教育成为一门公认的学科，要么从前提上否认方法论不应该成为一门学科成立的根本依据;要么致力于比较教育的方法论建设。其次，有学者认为比较教育是一门学科。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证，一方面从学科制度的基本条件来看，比较教育学满足成为一门学科的三大制度化标准，即在有关大学中普遍开设课程或系列讲座、成立全国性学术团体和出版学术刊物［5］;另一方面，对于学科的苛刻要求，学者们对比较教育作为一门学科进行了内在规定。埃德蒙•金认为，比较教育是一门实用性的学科;法国学者德贝塞•米阿拉特雷认为比较教育像其他任何地理学科一样，基本上是一门“描述性”的学科。从我国学者来看，王承绪先生认为比较教育是一门具有跨学科的性质，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独特性的起着综合作用的学科［6］;顾明远先生则认为比较教育是教育中的一个应用研究领域，是教育科学中的一门分支学科［7］。学者们对比较教育学的内在规定体现了不同的侧重之处，体现出比较教育的属性不是单一，而是具有多元性。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比较教育是一门尚未成熟的发展中的年轻学科［8］。比较教育学虽然已经具备学科制度的基本条件，即课程、社会性团体和学术刊物，但是在对象、方法、理论体系上有待提高，这些是衡量一门学科在理论上是否成熟的重要指标。从比较教育本体事实论证的角度来看，比较教育的本源具有不可抗拒性和时代性，但比较教育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的质疑和挑战。
(二)比较教育本体的本质论证
“比较教育是什么”属于本质论证，它是在事实论证的基础上作出的有意识的创造性活动，在通过对比较教育事实内容进行分析推理的基础上［9］，得出比较教育的本质内容。因此，比较教育的本质论证需要回答两个问题:比较教育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和比较教育本体有哪些特性。比较教育本体的本质论证意在揭示贯穿比较教育发展始终所具有的本质特性，从比较教育本体的事实论证中可以看到，比较教育在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上无法达成一致，面临着学科属性之争。基于此，追问比较教育的学科本质或许可以从莫衷一是的争论中达成共识，奠定比较教育学科理论体系共同发展的基石。作为以方法论著称的比较教育学，其本质的探究自然离不开“比较”。比较教育中的“比较”具有四个层面的涵义，即一般性的思维方式、具体的研究方法、稳定的研究模式和独特的研究视域［10］。换言之，比较教育中的“比较”不仅仅是一种分析两国教育现象的方法，更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相比简单的“比较”，比较教育的本质就是“比较视域”，其中“视域”意味着观察者从多视角面对不同文化和意义重叠的生活世界，其所包含的内在透视性本身就是一种汇通性比较。另外，“视域”也是哲学解释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指一个人从他已有的传统或先见出发所看到与理解到的可能范围。视域包含着主体的“先见”理解，解释者从自己原有视域出发，使文本有选择地进入视域，并不断扩大自己的视域，与文本的视域相融合形成一个新的视域［11］。从解释学的角度来看，视域具有一定的主观立场，由“视域”迁移到“比较视域”，比较教育的本质即比较视域，在历史发展中经历了主体视域，价值无涉视域向他者视域的转变。比较视域的背后隐含着一种价值立场，不同的立场决定着比较教育学的发展路径。比较教育的本体具有多层次性和立体性的特征。从分析哲学的视角来看，比较教育的本体是确立明确的概念体系和统一的认识逻辑;从人类社会学的视角来看，比较教育的本体是对世界教育社会现实存在的各种全质形态进行对应性的理念形态性反映和建构与刻画、表达和呈现文本形态［12］;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来看，比较教育的本体是对不同地区差异的文化背景进行文化分析与解释。由此可见，通过对比较教育本体特征的把握，我们应该在探讨比较教育的本体特征时应尽量避免简单化，而是采用综合的方法。
二、比较教育本体论的历史演进
从历史发展来看，比较教育本体的变化意味着研究对象和内容的改变，方法论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或手段必然随着对象内容的改变而改变［13］，以便达到研究的目的。不同时期比较教育本体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里主要分析不同时期的比较教育本体论，为下一节研究方法论的探讨奠定基础。
(一)历史解释本体论
20世纪上半叶，科学哲学的研究与科学史的研究结合，形成了科学哲学之中的历史主义学派，西方历史主义学派作为从批判理性主义之中演化而来的一个科学哲学派别，主张从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中、从科学发展的历史事实中动态地研究科学发展模式。由于受历史主义学派的影响，比较教育研究转向人文主义，决定了比较教育学的本体论导向，即比较教育的本体走向历史解释本体论。自从萨德勒提出“校外的事情比校内的事情更重要”后，比较教育家们开始关注影响教育制度的潜在力量，不断丰富这一时期比较教育历史解释本体论的理论体系。康德尔进一步发展萨德勒的思想，提出了“民族性”和“民族主义”两大核心概念，试图将教育背后的力量归因于这两大概念中。汉斯将人的发展理论作为分析教育背后力量的理论依据，实现了教育的社会背景分析的理论化和具体化，他提出影响教育发展的因素分为三大类:自然因素、宗教因素和世俗因素，在进行比较教育研究时应注重运用历史方法来研究，尤其注重研究传统因素对教育的影响。德国的施奈德将倡导的历史法中引入哲学辩证法，在进行分析时，他非常重视民族性和教育的内部发展动力，他认为在国民教育制度的形成中，教育的内在因素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乌利希对这一时期比较教育研究的范围有所扩展。他注意到中国、印度等战后新独立的国家，他认为这些国家同样对社会发展和教育具有启示意义。马林森使民族性有了较为清晰的定义，他建立了民族性模型，指出决定民族性的因素分为地理、经济、历史、宗教、政治和社会因素。这一时期比较教育历史解释的本体论，不再单纯地借鉴和移植别国的先进经验，而是更加致力于通过调查研究国外的教育情况从别国的经验中寻求理解和改进本国教育之道。从横向发展来看，它强调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教育发展与教育制度的形成受该国或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自然环境和民族传统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因而要把它放在一定的背景中加以研究;从纵向发展上，它强调教育中历史传统的持续性，强调要从历史的角度看待比较教育。
(二)科学实证本体论
20世纪60－70年代，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遍布各个领域，比较教育在这个大背景下受实证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经验主义方法论和实验教育学的共同影响，其中，实证社会学提供了一套切实可行的实证的社会学研究理论;结构功能主义为探索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研究意义，成为了该时期的主要探讨内容;经验主义方法论提倡资料的量化、科学的实验和精确的统计分析，为比较教育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实验教育学是拉伊、梅伊曼首先在教育领域的尝试，为比较教育提供了理论基础。由此，这一时期比较教育的本体走向科学实证本体论，主要探讨教育与社会以及教育内部各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科学实证本体论的发展经历了倡导阶段、诊释阶段、发展阶段和修正阶段，最终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早在比较教育诞生之初，比较教育学之父朱利安在《计划》中试图通过教育比较表、问卷调查等方式，建立一套科学的比较教育研究框架，虽然在当时没有受到其他比较教育家的重视，但是做了有益的尝试。直到20世纪60－70年代，安德森受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提出“教育和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与教育内部因素的研究是互补的，不可替代。正如其它社会分析一样，比较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发现因果关系的知识”［14］，这为比较教育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和操作性内容，促使比较教育本体论从历史解释向科学实证转变。之后，贝雷迪提出了比较的四步法，使比较教育研究首次有了具体的研究程序，在操作过程中首次与假说的验证联系起来初步建立起科学的比较教育研究体系。诺亚和埃克斯坦将理论运用到实践，进一步发展了比较教育的科学研究，建立了一套验证假说的程序和方法即假设验证法，他们提出比较教育的研究假设即:知识是价值无涉的、客观的，知识独立于研究者之外，由于承认客观事实独立于认识主体，教育和自然科学一样具有同样的研究逻辑，寻求普遍的规律和原则。随后，霍尔姆斯在强调这一时期比较教育研究的实用性和预测性特征的基础上，侧重使用假设演绎法，提出了以问题为中心的问题解决法。这一时期比较教育科学实证本体论，坚信比较教育是一门科学，知识是独立于求知者之外的，知识是与价值无关的一种非意识形态的客观存在。比较教育的研究目的是找出教育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教育和社会及其它子系统之间的因果关系，强调通过对变量的测量，找到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协变关系，强调研究的操作性程序。
(三)文化相对本体论
20世纪70－80年代，亚非以及其他大陆民族的解放运动兴起了“文化相对主义”的观念，毁灭性地抨击了欧洲中心论，人们开始关注各民族文化的独特价值［15］。同时，受哲学现象学的影响，比较教育开始关注主体建构的生活世界，而对是否存在一个独立于主体的社会实体并不关心。这一时期比较教育的本体从科学实证转向文化相对本体论，即主张置身于某一教育文化背景中，实现教育决策。文化相对本体论的代表人物是:爱泼斯坦、霍尔姆斯和埃德蒙•金。18世纪爱泼斯坦提出“文化相对主义”的主张，他认为应该注重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找到这种背景影响下学校的特点以及形成该国教育制度的特殊因素。至此，比较教育研究开始从科学实证的本体走向文化相对的本体。受哲学现象学的启发，埃德蒙•金提出生态式的背景论，主张在动态的社会背景中关注人们的内部观点，从当地的语言文化中理解教育。同时，埃德蒙•金重新将比较教育的研究重心转移到教育借鉴上来，提出了教育洞察法和教育决策理论，前者以客文化的角度深入客文化背景，后者在此基础上展开教育决策，形成一套系统的比较教育分析框架。霍尔姆斯深受杜威的“反省思维五步法”和波普尔的“批判二元论”的影响，提出了问题法，主张在反驳和证伪中，不断改进教育决策，实现教育改革。与前一时期科学实证的本体论相比，比较教育研究在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博弈中，走向了人文主义道路，即文化相对本体论。它注重不同国家文化背景下教育的特殊性，在分析主要影响因素中，为国家教育决策提供指导和建议。教育是特定文化社会背景的产物，对不同教育作普遍性的概括是不可能的。它承认研究中研究者的主观卷入的可能性，强调价值判断的相对性，因此，文化相对本体论并不注重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而特别关心研究目的，认为目的决定方法。
(四)文化理解本体论
20世纪70－80年代，在肯定外国文化独特价值基础上，爱泼斯坦进一步发展其思想，提出了“多元主义”的理念。多元主义思想以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态度对待全世界的多元文化以及一国内的亚文化，更加关注国家内部的小群体层面、亚文化层面的教育诉求和微观层面的教育质性、非主流的少数族群教育，其目的是为了实现教育理解。由于比较教育研究对象的扩大，比较教育的本体走向了文化理解本体论。文化理解本体论是比较教育历史进程中科学实证本体论和文化相对本体论的结合，在吸收、批判与继承的基础上形成。一方面，文化理解本体论吸收科学实证本体论对于普遍真理的追求和认识，即世界是可知的，存在适用于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绝对真理，存在一套统一的价值准则;另一方面，文化理解本体论肯定相对主义对异文化的尊重，吸收文化相对本体论对社会群体多样化的认识，即每一种文化都会有自己的一套价值体系，主张对任何一种行为的评价都用它本身所从属的价值体系来进行。由此，文化理解本体论的内涵，即实现文化间平等交流和批判性反思下的教育理解［16］。这一时期比较教育的研究目的从借鉴走向国际理解，从全人类的视角赋予比较教育以更为神圣的使命。比较教育学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借鉴以实现本国教育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从理解的角度尊重文化差异、进行文化间的平等交流，从而实现世界和平发展。文化理解的本体论使比较教育研究挣脱了狭隘的国家民族主义桎梏，从全球发展的角度探寻教育的共同进步。文化理解的本体论的重心更加关注非主流教育，它为比较教育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即国际主义分析框架，它试图在理解的基础上认识不同国家教育制度的独特性，增进教育合作与交流，最终促进对教育的普适性认识。
三、比较教育本体论映射下的研究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是世界观的体现和特点的反映”。比较教育本体论作为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方法论的建设提供了方向指引。本文试图从哲学本体论的视角思考比较教育的方法论建设，期许寻找比较教育共同的学科基础。
(一)比较教育本体论与方法论的关系
就比较教育而言，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单独探讨了比较教育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比较教育世界观体系，但是就比较教育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之间的关系研究还较少，更无从谈比较教育本体论与方法论之间的关系，这里笔者主要从哲学的视角获得该研究的理论支撑，并在其它学科领域中进行参考。马克思哲学认为“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是世界观的体现和特点的反映”。一般学者认为在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关系问题上，持有三种观点即:两者是同一个问题、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或不同的两个问题。无论是站在哪一个立场，世界观与方法论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关系，世界观不等于方法论，方法论也不是世界观，它们各有其研究对象、性质和特点;从方法论到世界观或从世界观到方法论，中间还存在着一系列转化环节［17］。由此，从哲学的视角推演到比较教育学科视角，比较教育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依赖、相互区别，并在一定条件下转化的关系，比较教育的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是比较教育世界观的体现和反映，在一定条件下，二者实现相互转化。就本体论与方法论的关系而言，有学者在语言学领域进行了探讨并引用了外国学者Harder的思考，即本体论是认识论的基础，认识论服务于本体论。认识论又明确地在方法论中体现———方法论反映了通过何种正确的、科学的描写程序来反映认识论立场。从中可以看出，认识论是本体论与方法论之间关系的中介或桥梁。同时，潘文国指出，方法论的前提是本体论，方法论是否恰当首先取决于对研究对象本质的认识［18］。由此，教育研究的本体是“教育”，比较教育的本体就是“对教育的比较研究”，从比较教育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比较教育研究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存在两个派别:从本体论上说，存在把教育现象作为主观现象和客观现象两大类别，从方法论上说，存在量化研究方法和定性研究方法的类别，可见，比较教育研究采取哪一种方法论立场，从根本上取决于其本体论观点，比较教育本体论决定方法论和具体方法。
(二)比较教育本体论映射下的研究方法论
比较教育的本体论决定着研究方法论和具体方法，比较教育的方法论立场从根本上取决于其本体论的内容。从微观层面来看，比较教育的本体论经历了历史解释本体论、科学实证本体论、文化相对本体论向文化理解本体论的发展。历史解释本体论引导研究方法论走向因素与历史分析，汉斯提出的因素分析法成为同一时期分析外国教育制度的重要研究方法。此时与朱利安时代相比，虽然同处于描述阶段［19］，但它看到了教育与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影响因素，更能深刻描述一国教育体系现状，做到有理有据;科学实证本体论引导方法论走向实证分析，主要采用量化的研究方法，通过科学定量、实验操作、数据收集统计等方式得出可靠结论。这一时期的研究重心从单一的因素研究转向关系研究，为教育借鉴提供了大量的一般性原则;文化相对本体论引导方法论走向现象学分析，即以客参照系统为立场的文化理解，在文化理解的基础上，分析教育问题在不同社会背景和环境中的差异，把握不同国家语言中相关概念的确认语意和内涵外延，以此实现教育的比较研究，促进教育政策的制定;文化理解本体论引导方法论走向解释学分析，它试图在相对主义和普遍主义中寻求平衡，一方面肯定实证主义对真理存在的认同:由于世界是可知的，避免了因为人们认识的局限性而陷入虚无;另一方面采用解释学的分析方法，坚持人类价值观在对待不同文化时存在的不同标准，人类的认识是多元存在的，并不由某一尊统率［20］。它是在理解的基础上认识不同国家教育制度的独特性，增进教育合作与交流，最终促进对教育的普适性认识。从宏观层面来看，本体论是指对包括描写对象在内的存在的本质的认识，它回答了认识对象“是什么”的问题。方法论反映了通过何种正确的、科学的描写程序来反映认识论立场［21］。由此，从主客观的人类认识路线来看，当比较教育的本体论是研究主观现象时，比较教育的方法论则选择定性的、人文主义的认识论立场，即历史解释本体论、文化相对本体论和文化理解本体论;当比较教育的本体论是研究客观现象时，比较教育的方法论则是定量的、科学主义的认识论立场，即科学实证本体论。总之，从哲学本体论的视角出发，对于拓展比较教育的研究思路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哲学本体论的视角有助于建立完善的比较教育本体论体系，同时，进一步深入探讨从世界观与方法论关系的角度思考比较教育的方法论建设，这或许可以另辟蹊径来面对比较教育学科领域无休止的学科争论，奠定共同的学科基础。
比较教育论文篇7
关键词 比较教育 方法论 实证主义 人本主义 多元化
中图分类号：G40-03 文献标识码：A
Compendium of the Methodology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s Development History
LI Dan
(Education Depart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Abstract From the time of M.A.Jullien, the methodology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followed a track that from positivism to humanism, and come back to the positivism. At last, the methodology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developed into the era of multiplex with the conflict and reform between positivism and humanism.
Key words comparative education; methodology; positivism; humanism
自法国朱利安于1817年发表其著作《比较教育的研究计划与初步意见》，比较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已有近两百年的历史。在这近两百年的发展中，关于比较教育方法论的研究从未间断。纵观比较教育方法论的变迁可概括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十九世纪初实证主义方法论，代表人物为朱利安；第二阶段为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人文主义方法论，其代表人物有萨德勒、康德尔、汉斯和施奈德；第三阶段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回归到实证主义方法论，代表人物为贝雷迪、诺亚和埃克斯坦、霍姆斯；第四阶段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多元化时期。下面，就此四阶段展开论述。
1 十九世纪初实证主义方法论
比较教育学的初创时期以全盘借鉴为主，以朱利安为代表的比较教育学家期望通过借鉴其他国家颇有成效影响力大的教育实践和经验来为本国教育服务。但借鉴并非是朱利安时才开始运用，在朱利安之前，实际上就已有不少的借鉴、实证主义研究。不少学者认为，在比较教育学的史前期，就有各国旅游者、僧侣、访问团等抓住访问游历之机对外国教育借鉴吸收。但作为比较教育学科的开创者，朱利安以借鉴为主要特征的实证主义方法论以更加整合与完善的形态对比较教育学的发展以及比较教育方法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首先，朱利安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开创了比较教育方法论之先河。朱利安的《比较教育的研究计划与初步意见》标志着比较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教育学科正式成立，因此，该书中采用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理应为比较教育学首用的方法论。其次，十九世纪初的实证主义方法论为二十世纪初出现的人文主义方法论提供了一定的条件。矛盾促进发展，比较教育学者们对比较教育学研究发展的需要和实证主义方法论不能满足比较教育学发展的需要之间的矛盾，为之后人文主义方法论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再次，朱利安时期的比较教育学实证主义方法论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回归提供条件。作为实证主义方法论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代表，贝雷迪、诺亚和埃克斯坦进一步发展了实证主义方法论。他们极力倡导这种从一般社会科学借过来的方法，主张建立一套有条不紊的科学准则作为比较教育研究的依据，重视精确分析教育问题，强调研究过程的可检查性和研究的重复性，从而在教育技术上对可作定量分析的问题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推动了比较教育研究发展的科学进程。
2 二十世纪初期的人文主义方法论
从十九世纪后半叶开始，比较教育方法论即已开始转向人文主义。也就是说，二十世纪初期比较教育学者并没有顺理成章地继承朱利安所倡导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而是转而进入了一个人文主义研究时期，这一时期也是比较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黄金期――比较教育学科体系在这一时期得以正式确立。
迈克尔・萨德勒是世界著名的比较教育学家，他一生做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尤其是1900年他发表的著名比较教育学论文《我们从对别国教育制度中究竟能学到什么有实际价值的东西？》一文对二十世纪的比较教育研究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以历史法为主要特点的因素分析理论确定了方向，使比较教育学科体系开始形成，对学科的转型升级起了决定的作用，标志着比较教育学科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研究阶段。萨德勒希望通过研究外国教育制度来影响英国的教育决策，但他极为反对直接从别国全盘借鉴，在他看来，“对制度的比较教育研究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发现那些可以从一国移植到另一国的设备（尽管这类移植的功能也不容忽视），如果有必要改变本民族生活中的弱点的话，其价值在于认识到促使国外教育制度之伟大精神，在于进一步发现在本国培养这种精神的方法”。①艾萨克・康德尔是迈克尔・萨德勒的学生，他是继萨德勒之后又一位比较教育学人文主义方法论研究者。作为萨德勒的学生，他深受萨德勒思想的影响，在比较教育学研究领域大展才能的同时也进一步深化与发展了萨德勒的比较教育学思想。在方法论方面康德尔提出了自己的方法论思想。他认为，民族主义、民族特性和国际主义是比较教育研究的基础和核心，因素和力量分析是比较教育研究的切入点。他采用人文主义方法论的独特之处在于试图确定那些决定民族性从而使国民教育制度具体化的“因素和力量”。
3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的转变与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文主义方法论所倡导的“历史――因素”分析发逐渐暴露其缺陷，受到比较教育学者的怀疑与批评，其哲学、历史、文化等因素分析法不再被认为是可促进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完善理论与方法，逐渐失去了它在比较教育方法论研究和运用中的主导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再次运用。以贝雷迪、诺亚和埃克斯坦、霍姆斯、安德森等人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方法论逐渐走向成熟与完善。
这一时期比较教育学家贝雷迪提出了“比较四步法”，他的实证主义方法论思想主要体现在1964年出版的代表作《教育中的比较法》一书中。贝雷迪认为“人们之所以研究外国教育制度，就是因为他们想要了解，这种源于人类自身追求知识的目的是比较教育学立于学术之林的唯一理由”。②因此，在贝雷迪看来比较教育的目的是源于人们智力上的需要，很少带有工具主义的色彩。在比较教育方法论研究上，贝雷迪提出了研究方法发展的“三阶段说”，此“三阶段说”具体为“借鉴”阶段、“预测”阶段和“分析”阶段。可以这样说，在他之前，尚没有一位比较教育学家像他那样如此系统、详尽地关注比较教育的方法论问题，即使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人们的批评。
4 比较教育方法论走向多元化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全球化浪潮席卷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各学派各抒己见，百家争鸣，形成了具有生命力的多元元化阶段。
受全球化、多元文化教育背景的影响，比较教育学方法论也呈现多元化趋势。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实证主义虽然占据了方法论研究的主导地位，但人文主义并没有因此而完全消失于无形。这一时期，著名英国比较教育学家埃德蒙・金受波普尔等的影响提出社会生态情景理论，他认为教育存在于社会大环境中，社会的变化影响教育，社会环境与教育之间存在交互作用，把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除此之外，结构功能主义、依附论和后现代主义等的出现使比较教育研究在争论中逐渐发展，走向了多元化阶段。
比较教育方法论研究历史并非悠久，但却经历了一个由单一到多元化的逐渐趋于完善的历程。其发展过程中所涉及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和人文主义方法论并非是孤立存在于比较教育学中，而是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发展的大致趋向。在全球化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比较教育方法论早已不局限于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流派，而是以多元化的形态屹立于世。今后比较教育方法论将如何发展，我们拭目以待并且充满信心。
注释
① 王承绪.比较教育学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64.
比较教育论文篇8
在西方主导的全球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教育者惟西方马首是瞻，试图斩断所谓的“民族文化劣根”而去与西方“优越”的文化对接，自身具有一种“他者优越”的意识。丧失了与西方世界平等对话的信心和勇气，因而在比较教育的话语实践中处于一种失语状态。因此，肩负教育与文化交流桥梁任务的比较教育学应注重本土研究，并走自主发展的道路。
一、比较教育学的学科性质
“比较教育之父”法国教育家朱利安(Mare-Antoine Jullien)是最早提出比较教育概念的人，他认为比较教育研究的范围是：“一部对此项研究能提供更直接和更重要的应用效果的著作，其内容应成为欧洲各国现有主要教育机构和制度的比较，首先研究各国兴办教育和公共教育所采取的各种不同的教育方式，学校教育全学程所包括的各种课程需要达到的教育目标。以及每一目标所包括的公费小学、古典中学、高等技术学校和特殊学校的各衔接年级；然后研究教师给青少年学生进行讲授所采用的各种教学方法。他们对这些方法所逐步提出的各项改进意见以及或多或少地所取得的成就。”
目前，对比较教育学概念比较公认的看法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强调比较教育学的目的和实用价值。认为比较教育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旨在吸取外国的成功经验。改进本国教育。其作用在于向人们提供广泛的教育情况与信息。对各国教育问题与趋势进行研究与分析，加深人们对本国教育现象的认识，改善本国的教育状况。
第二，突出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其中又分校外与校内两个派别。校外派强调比较教育学必须透过教育现象，透过对其相似性与差异性的分析，揭示控制各国教育制度的基本因素。认为校外的事情甚至比校内的事情更为重要，校外的事情可以支配校内的事情；校内派则认为比较教育学是研究教育本身的一门学科，它有其本身的特点与规律。教育的主要实施者是学校，主要实践活动也均在学校内进行。
第三，注重对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并试图从方法的角度对比较教育学确立定义或界说。赞成这种观点的比较教育学家认为方法就是比较教育学本身。
第四，特别关注比较教育学的功能与性质。其研究对象是比较当代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分析其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相互关系，找出它们之间的同一性或差异性，揭示教育发展的趋势以及一般原理与规律。
综上所述，比较教育的概念可概括为：它是以比较法为主要方法，研究当代世界各国教育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揭示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探索未来教育发展趋势的一门教育科学。因此比较教育学既是一门应用科学，又是一门理论科学。其理论当然应结合实践并服务于实践。由于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历史传统及文化背景的不同，教育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本文主张比较教育学的本土研究与自主发展。[二、比较教育学的本土研究与自主发展
这里所说的本土研究与自主发展是指一种研究方向，即本土化+本土生长。所谓“本土化”，也就是西方文化在非西方世界被吸收、认同进而转化为本地文化组成部分的过程。“本土化”与“本土生长”是有区别的。如果说“本土化” (nativization)是一个主动吸收西方文化的外烁过程，那么“本土生长”(indigenous evdution)才是发源于本土社会的文化自我演进过程。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明确批评那种不顾中国社会实际一味仿效西方教育制度的做法，将其比作“拉东洋车”，认为那是“害国害民的事，是万万做不得的”。他主张要“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可见他所追求的更多的是“本土生长”而不仅仅是“本土化”。本土研究和自主发展是相辅相成的，这也正是比较教育学的发展方向。通过比较教育学的本土研究。使我国的比较教育学能正确地描述和解释我国的教育现实，预测我国教育发展的前景，从而提出对我国学校教育的发展确实有价值的建议和对策。下面从两方面来具体谈谈比较教育学的本土研究与自主发展。
(一)比较教育学进行本土研究和自主发展的必要性
比较教育学似乎一开始其研究兴趣就集中于异域而不是本土。虽然说这与它的学科性质(一种致力于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学科)是分不开的。但笔者认为在借鉴的基础上。中国的比较教育学目前应将更多的目光转向本国。之所以提出此种说法，是因为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种事实：中国的比较教育学所用的概念、基本假设、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大都来自西方，我们也提不出我们的概念、假设和方法。这种反差不仅衬托出西方比较教育学学术霸权地位，也暴露了我们自己的失语症。
我们有的只是对西方教育理论、模式的遵奉而不存疑，认同而不批判，照搬而不质疑，这种盲目的做法就使一些研究越来越成为一种与中国教育现象不甚相干的智力游戏。如我们正在进行的一些旨在纠正我国教育中存在问题的教育改革，其理论根据就来自西方。比如湖北省监利县缓解农村税费改革以后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短缺的“买”学校的改革，其理论来源就是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提出的“教育券”理论。弗氏理论的目的是在公办学校中引入竞争机制，提高学校的办学质量，是一种在公平解决基础上对效率的诉求。即便如此，也遭到很多学者的反对，实行“教育券”计划的州并不多。而监利县的教育改革或者别的地方的“教育市场化”改革的主张却无视这一点。这种“一厢情愿”的改革非但不能解决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短缺的问题，反而会加大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教育的“鸿沟”。由此可见， “‘有意义的’教育思想必须基于实践，对本国教育真正具有引导力的思想最终只能形成于本土境脉与本土实践中。不能用具有浓厚西方文化色彩的价值取向、思维习惯与言说方式来套解本国社会现实和规引本国的教育实践”。
(二)比较教育学本土研究和自主发展的可行性
我们主张的本土研究是要拓宽交流的渠道，使单行线变成双行线，并不拒绝外来的概念、方法、理论，但强调要批判地、有选择地借鉴。做到心中想的是中国的事，为的是解决中国的问题，但眼界和思路必须是超越中国的，是全球的。本土研究在批判地吸收外来理论的同时，要以自信的姿态积极与各国比较教育学者对话。具体说来，比较教育学本土研究应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第一，要有开阔的国际视野。比较教育学进行本土研究，并非关门进行研究，而是要有开阔的理论视野，了解最新的国际研究动态，与国内外的研究者保持对话与交流。目前国内的比较教育研究普遍重“思辨”轻实证。进行本土研究就迫切地需要引进多种研究方法。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教育学”就要在中国的教育现实下进行本土研究与自主发展。
第二，对西方教育理论持批判吸收的态度。对西方理论假设，要思考、质疑，保持对其警惕。对其适用性和有效边界给予充分的反省。如果做不到，我们就会稀里糊涂地把建筑在这些预设之上的理论框架奉为神明。那些西方教育理论要在中国的本土语境里完成相应的“意义转换”才能切入中国教育现实。
第三，采用比较优势理论，发掘自身的优势。比较优势最简单的解释即人们应当找到自身的相对优势，干自己最擅长的事。比较优势原理同样适用于解读教育研究中的“比较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