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外商投资企业转移定价避税应对策略

摘要：根据跨国公司转移定价避税与东道国税务机关反避税调查博弈分析的结论，在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的环境下，我国有效应对外商投资企业转移定价避税的措施是：提高避税的处罚率，加大对外商投资企业滥用转移定价避税的处罚力度；通过完善税务操作规程与细则，增大外商投资企业利用转移定价避税的成本；推广预约定价制度，严格控制税务机关对转移定价进行反避税的调查成本。

关键词：外商投资企业；转移定价避税；反避税调查；博弈分析

中图分类号：F114.省略

一、引 言

从2008年1月1日开始，我国正式实施新的企业所得税法。新《企业所得税法》对内外资企业统一征收25%的所得税率。虽然这一税率低于美国最高39%的所得税率、日本最高30%的所得税率和新加坡27%的所得税率，但较之于只有17.5%所得税率的香港，仍然是比较高的。更需清醒的是，世界上还有实行低税率甚至零税率的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和巴哈马群岛等避税天堂，其对蓄意避税跨国公司的吸引力不可小觑。据测算，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前，我国外资企业实际税率大致只有15%，而内外资所得税法的两税合一后，名义税率将高达25%。可以预见，随着优惠期过渡后税率的不断调高，外商投资企业通过转让定价转移利润的激励会越来越强烈，必然会利用我国经济管理的不周、税制的局限与监管的疏漏，继续制定损害我国税收权益的转移价格。因此，有效地监管在华跨国公司的过分转移定价行为对维护我国税收权益、规范企业经营的市场环境意义重大。

二、跨国公司转移定价避税的博弈模型

在转移定价避税问题上，跨国公司的决策与东道国税务机关的监管是矛盾的统一体，互相作用互相影响。跨国公司转移定价避税的效果不仅有赖于自己的筹划与策略，也取决于东道国税务机关的监督和管理。跨国公司的目标是获取转让定价所带来的最大税收收益，策略是如何使自己被税务机关审计或调整的概率最小；税务机关的目标是通过监管规范跨国公司的转让定价策略与行为，维护东道国合法的税收权益，其策略是如何运用现有的法律法规，在适当的范围内审计或调整跨国公司的转移定价。因此，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税务机关是参与转移定价避税与反避税博弈的两个局中人。

为便于分析与论述，我们对相关变量做如下界定：（1）Y为跨国公司实际所得（Y>0）；（2）X为跨国公司申报所得（00）；当跨国公司申报所得与实际所得不一致、利用转移定价避税时，其避税额度为（Y－X）t；（4）θ为东道国税务机关对跨国公司转让定价的罚款率（θ>0）；由避税额度（Y－X）t知，东道国税务机关的罚款额度是θ（Y－X）t；（5）C为税务机关对转让定价进行调查的成本，且有（0

在上述假设条件下，东道国税务机关与跨国公司选择不同策略的收益组合，如图1所示。

跨国公司

图1 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税务机关

避税博弈的收益矩阵

从图1中可以看出，东道国税务机关与跨国公司分别存在两种选择：其一，反避税调查与不调查、依法纳税与转让定价避税。如果税务机关进行反避税调查，跨国公司选择转让定价避税的预期收益为（1－t）Y－K－θ（Y－X）t，选择依法纳税的预期收益为（1－t）Y。显然，选择后者的策略更优；如果税务机关不进行反避税调查，跨国公司选择转让定价避税的预期收益为Y－K－tX，选择依法纳税的预期收益为（1－t）Y，选择前者的策略更优。

其二，若跨国公司选择转让定价避税，则东道国税务机关进行反避税调查的预期收益为tY+θ（Y－X）t－C，不进行反避税调查的预期收益为tX，税务机关选择反避税更为有利；若跨国公司选择依法纳税，则东道国税务机关进行反避税调查的预期收益为tY－C,不进行反避税调查的预期收益为tY，选择不进行反避税调查有利。所以，这个博弈不存在纯战略纳什均衡，但是存在一个混合战略纳什均衡，即（反避税调查，依法纳税）、（不进行反避税调查，转让定价避税）。

若跨国公司选择转让定价避税的概率为α，则跨国公司选择不避税（依法纳税）的概率就是1－α，对税务机关而言：

选择反避税调查的预期收益是：

Eα［tY+θ（Y－X）t－C］+（1－α）（tY－C）

选择不开展反避税调查的预期收益是：

E′αtX+（1－α）tY

按前述理性假设，税务机关选择反避税调查的预期收益至少不低于选择不开展调查的预期收益，也就是说，E≥E′代数表达式为：

α［tY+θ（Y－X）t－C］+（1－α）（tY－C）≥αtX+（1－α）tY

得到α的解为：

α′≥

该不等式表明了税务部门反避税调查要达到增补税收的目的，条件是跨国公司转移定价避税的概率至少大于C/t（1+θ）（Y－X），否则反避税调查的结果是税收收入减少。

这表明：如果跨国公司转让定价避税概率α

同理，若东道国税务机关对跨国公司进行反避税调查的概率为β，则东道国税务机关对跨国公司转让定价不调查的概率就是1－β。此时，跨国公司选择：

转让定价避税的预期收益：

Vβ［（1－t）Y－K－θ（Y－X）t］+（1－β）（Y－K－tX）

依法纳税的预期收益：

V′β（1－t）Y+（1－β）（1－t）Y

按经济效益原则，跨国公司选择转让定价避税的预期收益至少不低于依法纳税的预期收益，也就是说，V≥V′即：

β［（1－t）Y－K－θ（Y－X）t］+（1－β）（Y－K－tX）≥β（1－t）Y+（1－β）（1－t）Y

得到β的解为：

β′≤1－

该不等式表明，跨国公司通过转移定价避税增加收益的条件是，税务部门反避税调查的概率要小于1－。一旦税务部门反避税调查概率大于这一临界值，就意味着跨国公司转移定价避税的收益小于依法纳税的收益，避税得不偿失。

这说明：如果东道国税务机关对跨国公司转让定价调查的概率β≤β′，跨国公司最优选择的是转让定价避税；相反，当β≥β′时，跨国公司选择的最优策略是依法纳税；当ββ′时，跨国公司转让定价避税与依法纳税无差异，可随机选择避税或不避税。因此，上述转让定价避税博弈的混合战略纳什均衡是：

α′；β′1－

也就是说，跨国公司以的概率进行转移定价避税，东道国税务机关以1－的概率进行反避税调查时，跨国公司与税务机关的策略选择是混合战略纳什均衡。

从上述推论及变量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出如下几个基本的结论：

其一，跨国公司转让定价的避税成本与东道国税务机关开展反避税调查的概率成反比。在决定是否运用转让定价进行避税时，跨国公司不仅要权衡实施转让定价的避税成本、可能获得的避税额度等因素，更要考虑东道国税务机关对转让定价监管的严密程度、征管措施与可能的处罚额度等因素。当跨国公司转移定价避税筹划趋于复杂、实际操作成本增加时，意味着跨国公司的最优策略是选择不避税，同时也意味着需要东道国税务机关对转让定价进行税务审计和调查的概率减少。

其二，东道国税务机关对转移定价的调查成本与跨国公司转移定价避税的概率成正比。东道国税务机关反避税调查资源有限，在决定反避税调查时，不仅要计量自身开展反避税调查的成本、可能得到的罚款额度，也要估算跨国公司可能的避税额度与避税成本。当反避税调查成本增加时，其反避税调查的概率将减小，跨国公司被反避税调查的可能性降低，跨国公司的避税概率会增加。

其三，东道国的所得税税率与跨国公司转移定价避税的概率成反比，与东道国税务机关反避税调查的概率成正比。东道国税率的提高对跨国公司转移定价避税行为具有抑制作用，因为较高的税率降低了跨国公司转让定价避税可获利润的空间；而对税务机关来说，高税率又会激励税务机关增加反避税调查的频次，因为高税率条件下纳税人的避税意味着更多税收收益的丢失。

其四，东道国对转移定价避税的处罚率与跨国公司避税的概率和税务机关的反避税调查概率成反比。较高的处罚率直接决定跨国公司转移定价避税行为有较高代价，而对税务机关来说，较高的处罚率所产生的威慑作用可以降低反避税调查的密集度及其必要性。这表明，对避税实施较高的处罚率不仅节省了税务机关的反避税成本，也会令跨国公司转移定价避税企图望之却步。

三、控制我国外商投资企业转移定价避税的对策

上述跨国公司转移定价避税与东道国税务机关反避税调查博弈的基本结论给我们的启示是，国家税务总局在制订转移定价税制时，应该充分考虑各种相关因素，估量每个因素的权重与影响，以最大程度地遏制外商投资企业转移定价避税的企图。

第一，提高避税处罚率，加大对外商投资企业滥用转移定价避税的处罚力度。

博弈分析的结论表明，东道国的所得税税率与避税处罚率的提高一定程度上能够抑制不合理的转让定价行为。但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各国吸引FDI的竞争程度不断加剧，提高税率的激励作用与可能性都不是很大。因此，我国税务主管机构在制定转让定价税制时，应当提高对外商投资企业转移定价避税的处罚率。加大对转移定价行为的处罚力度，可产生一举两得的功效：一是可以降低我国税务机关的反避税调查成本；二是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转移定价避税企图或行为产生威慑作用。

通观世界各国的转让定价税制，对不遵守转让定价相关法规的行为都规定了相应的处罚措施，不仅包括对不按期报送申报表的处罚，也包括对逃避税款的处罚额度与滞纳金。处罚的方式通常是两种：一种是固定罚金，对所有不按税法规定填报税务申报表或者特定税务表格的纳税人，均要求其缴纳一笔固定金额的罚款；另一种是比例罚金，对严重虚报所得的纳税人，要求其按虚报数应缴税款一定的百分比缴纳罚金，比例的高低视虚报情节的严重程度决定。

大多数国家对纳税人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应报关联交易资料的处罚都比较轻，而对纳税人为了转移定价避税少报应纳税额的处罚一般比较重，亦即罚款额度比较高。如经合组织（OECD）规定的罚款额是转让定价调整额的10%―200%；意大利是100%―200%；巴西的规定是：如果违规纳税人按规定提交了税务当局要求的有关文件，罚款额是转让定价调整额的75%―150%，否则为112.5%―225%；丹麦对恶意违规行为通常可处以高达200%的罚款或两年监禁甚或二者并处；日本的规定则要求违规企业除了缴纳转让定价调整税额的10%―40%罚款外，还要加征每年14.6%的违规税；南非的规定除对违规企业处罚最高可达200%的罚款外，还要求其为未缴税款支付每年15%的利息；而荷兰除了处以25%―100%的罚款外，还规定税款的利息从该所得税发生的纳税年度末起计算至税收查定之日为止［1］。

相形之下，我国在这两方面对转移定价逃避税款未规定应有的处罚或者处罚太轻。如新《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三条虽然规定企业负有披露其关联交易的义务，但对其不履行该义务的惩罚措施却未作出明确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很可能因此隐瞒其关联关系，因为不管披露与否，都不会受到惩罚；又如我国的新税法及相关条例规定，税务机关可根据税法与条例的纳税调整决定，在补征税款的基础上加收利息。虽然此规定对旧税法只有报送资料的规定是一个改进，弥补了对公司延期交纳的税款不加收利息（滞纳金）和罚款的漏洞，《企业所得税法》第六章第四十八条规定，“税务机关依照本章规定作出的纳税调整，需要补征税款的，应当补征税款，并按照国务院规定加收利息。”但与上述其他国家的罚则比较，还是显得过于宽松，对外商投资企业转移定价避税的企图威慑乏力。因此，在目前世界各国普遍加强打击转移定价避税处罚力度的大趋势下，我国应认真研究对转让定价避税处罚的规定，加大处罚力度，加重外商投资企业转移定价避税的成本。

在此，我们可以借鉴国际通行的做法，制定专门针对外商投资企业转移定价避税行为的处罚规则，给转移定价的调整额度设定一个“警戒线”。凡外商投资企业的转移定价未达到“警戒线”的，视为一般性的转移定价，税务机关只需对其调整即可，不必处罚纳税人。如果外商投资企业不按公平交易原则实施转移定价，且调整额度超过了规定的“警戒线”，则在法律上可以推定为逃税，税务机关不仅要对其进行纳税调整，还要对其少申报缴纳的税款加收滞纳金，并根据避税情节的严重程度给予相应的处罚。

第二，完善税务操作规程与细则，增大外商投资企业利用转移定价避税的成本。

2008年，国家税务总局颁布了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和《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参照国际惯例，新法及其实施细则不仅对有关关联交易的关联方、关联业务调整方法、独立交易原则和预约定价安排等做了明确规定，还进一步细化了有关特别纳税调整的规定，增加了成本分摊、资本弱化等反避税条款，使我国的反避税税制得到进一步完善。2008年12月和2009年1月，国家税务总局接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年度关联业务往来报告表》（国税发（2008）114号）和《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国税发（2009）2号），对税法的有关规定加以明确，并规定企业在申报2008年度企业所得税的同时申报关联业务。至此，我国在内外资企业两税合一的大环境下初步建成了转移定价的法规体系［2］。

值得强调的是，2009年《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对转移定价的反避税措施更加细化完善，也预示着我国反转让定价避税的态度更加坚决。根据2009年《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税务机关转移定价调查的重点企业是：长期亏损、微利或跳跃性盈利的企业，利润水平低于同行业的企业，利润水平与承担的功能风险明显不匹配的企业，关联交易数额较大或类型较多的企业，与避税港关联方发生业务往来的企业，以及未按规定进行关联申报或准备同期资料的企业。

虽然2009年《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全面规定了转让定价法律体系，也采用了一些更先进的符合国际化趋势的制度，但较之于实际工作需要，许多规定依然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细化。转让定价税法有很强的实践性，许多国家的转让定价税制立法不仅有成文法，还会制定具体的操作指南或者列举许多转让定价调整的法定范例。例如在无可比交易情况下，针对无形资产和劳务的特点，许多国家的税务部门都规定了成本加成的比例。如日本规定，采用成本加成法的合理收费标准是成本总额的110%。对比之下，2009年《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的许多规定显得粗略模糊，缺乏可操作性，需要细化或出台更为具体的操作细则。细化的操作规程客观上会增加跨国公司转移定价避税的筹划成本，更有利于税务机关有章可循地打击转移定价避税行为。

第三，大力推广预约定价制度，严格控制税务机关对转移定价进行反避税的调查成本。

预约定价又称为预约定价安排（Advance Pricing Arrangement，简称APA）。经合组织1999年10月的《预约定价指南》认为，预约定价协议是纳税人将其和境外关联企业之间的转让定价方法事先向税务机关报告，经纳税人、关联企业和税务机关充分协商后，事先确定受控交易所适用的标准作为计征所得税的会计核算依据，并免除事后税务机关对转让定价进行调整的一份协议。预约定价协议涉及的主要内容有交易价格的评价方法、评价交易价格的幅度以及纳税人与交易对象（关联企业）的关系。

预约定价制度流行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克服或化解传统的转移定价事后调整的局限性。传统的事后调整方法，容易因为税收收入不稳定引发征纳双方的争议和矛盾；而税务处理的不确定性和滞后性又会影响企业下一步的经营决策，不仅消耗双方大量的人力、费用和时间，还会造成对经济的过分干扰。而实行预约定价制度，不仅对税务机关来说节约了税收成本，提高了税收效率，有利于税收征管；且对纳税企业而言，可以降低转移定价税务调整的不确定性，有效地避免国际重复征税。

借鉴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反避税做法，我国应该大力推广应用预约定价制度，从事后调整向事先确认转换，签订预约定价协议作为外商投资企业以后征纳税的会计核算依据。这样，既能保持外商投资企业跨国经营的相对稳定性，又简化了税务机关对转移价格的税负处理。

参考文献：

［1］ 刘健.我国转让定价的发展与完善 ［J］.中国商界，2010，（10）:16-17.

［2］ 刘元元.国际反避税政策对我国涉外税务管理的影响与借鉴 ［J］.管理现代化，2008，（3）:19-21;60.

［3］ 唐芳.对跨国公司在我国实施转让定价行为的研究 ［D］.上海：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46-50.

［4］ 安徽省国际税收研究会课题组.转让定价税制差异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J］.涉外税务,2006，（3）:46-49.

［5］ 代丹丹.我国应对跨国公司转移定价的策略探析 ［J］.经营管理者，2010，（6）.

Tax Avoidance Countermeasures for Fransfer

Pricing of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in China

ZHANG Ji

（Business School,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620，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conclusion of game analysis between anti-tax avoidance of host tax bureau and MNEs tax-avoidance, the proposed effective measures for anti-tax avoidance against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in China include: to imposemore severe punishment by increasing condemnatory rate against tax-avoidance theory, to increase tax-avoidance cost for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with transfer pricing by making taxation-procedures perfect,to control cost of anti-tax avoidance by improving efficiency and extending the APA system.

Key words: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tax-avoidance by transfer pricing; anti-tax avoidance check; game analy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