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科学家

对于中国来说，袁隆平与杂交水稻的出现，意味着这个国家摆脱了饥饿的恐惧，也证明它在科学上有能力领跑世界，就像曾经“积贫积弱”的中国，理应成为奥运会的金牌大国一样。

“野败”的欲望

中国人的主食来自于一种雌雄同蕊的植物，要取得杂交优势，最初需要在每25万个植株中找到雄性退化但雌蕊正常的一株。而今天，在中国4.4亿亩稻田中，杂交水稻面积已经超过了57%。这一切都始于1970年，11月，科研人员李必湖和冯克珊在南红农场的一处沼泽里发现了一株雄性不育野稻，后命名为“野败”。李必湖的老师，40岁的袁隆平，在100倍的显微镜下确认这就是他已经寻找10年之久的目标。袁隆平先生抓住了这罕见的机会，从此念念不忘教会学校出身的母亲的一句话，“上帝不会给我们很多。”“野败”状甚丑陋，倒伏于地，即便在野稻这个日渐式微的种群中也是失败者，袁隆平却让它成了赢家。它借他之手传递了基因，成为杂交稻的第一个母本。又花费40年，假手极为重视粮食产量的历任中国政府，杂交稻完成了植物史上史诗性的扩张，而在未来几年中，有着10000年以上栽培史的常规稻，尽管营养价值更好，种植收益不差，却很难保住哪怕30%的种植面积。这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农业科技的故事。

“所以我们常说，袁老师的健康就是我们所有人的福气。”

袁隆平本人恰如“野败”，崛起于低微之处，按昔日政治标准，他的母亲背景不佳，父亲又曾在政府任职，他本人不是党员，不是团员，曾只是安江农校的普通教员，直到34岁才结婚—当年难免被怀疑雄蕊退化—又因为醉心于杂交稻培育，被同事看做“神经病”。他的科技知识也因时代限制而残缺不全，直到1957年才信服于遗传学说。是岁月砥砺让他成为科学天才，而非卓然天赋。

如今，袁隆平83岁，性格直率，回避粉饰，对崇高话语并不欣赏。当《人物》记者求证他是否为解决中国的饥饿问题而进行科学研究时，他迅速给出了否定答案。“肯定不是，我没有那么大的思维，就是能搞个品种出来，让它增产就觉得心满意足了，晓得吧？哪有那么多雄心壮志？”另一方面，他又将科研的激情升华为对国家的感情。他有老绅士气息，更有“新中国”的印记。“朴素的爱国主义”在他身上处处体现，即认为忠于国家乃是义不容辞的道德责任。

国家也以国家的方式回报了袁隆平。他是现今中国最有地位的科学家，无论是在官场还是在科研领域，无论是在高层还是在民间，他都有着独一无二的影响力。他在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的第4秒，穿着格子衬衫，神情严肃，出现在纽约时报广场的大屏幕上。他是“杂交水稻之父”，是全国政协常委、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级别副省级（享受正省级待遇）。以“隆平”命名的包括一条马路、一个高科技开发区、一所大学的学院、一家注册资本1.05亿的上市公司，以及一颗小行星。

在中国，即便没受过教育的人也懂得治乱循环中的粮荒因素。“民以食为天”是历史的焦虑。“用7%的土地，解决了20%的人口吃饭问题”是中国政府引以为豪的业绩，也是国家稳定的肯綮。由此引申出的说法是，中国解决粮食问题靠的是两个人，一个是袁隆平，一个是马寅初。袁隆平提高了水稻产量，马寅初减少了人口。国际关系中的不安全感也让粮食生产成为治国方略的重要一环。

这让提起“袁隆平”时，中国官方与民间共同被激起的那份独一无二的尊敬变得可以理解。袁隆平最初研究出杂交水稻的试验田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前湖南将在世的重要人物生活工作过的地方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仅有一处，那是韶山冲故居，1961年。作为中国科学体制中的一员，袁隆平长久过着的不求金钱回报的生活闪耀着社会主义式的道德光辉，因此他受邀在主办的“公民道德论坛”上发言。

袁隆平对政治并不热情，描述自己是“逍遥派”。“我不懂政治。”他对《人物》记者说。他描述自己参加政协会议时的情形，为了请假，在自己担任组长时任命3个副组长，轮流坐庄。然而政治对他的热忱始终如一。自起，历任中国最高领导层都与袁打过面对面的交道，支持他的科研事业。

在回应“你们这个单位地位很超然”的说法时，袁隆平位于长沙东郊的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一位工作人员说，“我们这里就是有个名人，可以通天嘛。”恰如多年以前某位“领导身边工作人员”谈论着年迈的首长，“所以我们常说，袁老师的健康就是我们所有人的福气。”

这种能够与最高层直接沟通的身份，有时也会让袁隆平陷入微妙的处境。他不得不用他83岁、长于科研的头脑，应对无时无刻不出现的科技领域之外的新状况。在不久前的5月，镉超标大米近乎毁灭性地打击了湖南—中国年产逾2500万吨的第一稻米大省—的名声。湖南省高层找到袁隆平，希望他给国家领导人写信，提高镉超标的标准。他们向袁隆平解释了理由，中国标准规定大米中镉含量不得超过0.2毫克/公斤，而日本的标准却较为宽松，0.4毫克。

袁隆平保持了年轻时“自由散漫”的个性，没有给出直接评价，以更具智慧的方式表示了拒绝。他告诉《人物》记者：“这是医学上面的问题，不懂，与我们农学没有关系，所以说我就不写了。”

只有在水稻相关领域，你才会发现他个性中积极直率的火焰仍旧在燃烧。这一点在6月4日上午位于长沙东郊的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会议上流露出来。这天袁隆平主持会议，坐在面对门口的单人沙发上，客人们分坐两侧。他看上去远比实际年龄富有活力，专注地听着每个人发言，有时也毫不客气地打断。寸头被染成了黑色，身体前倾而不是靠在椅背上，像是随时准备出发或战斗。

与会者包括省农业厅和袁的单位所在地芙蓉区的官员，但长沙市没有代表出席。这令袁隆平不太满意。他立刻让下属联系长沙市农业局副局长。电话接通后，下属刚刚结束客套，就被坐在一旁的袁隆平打断了，袁说：“袁老师让你现在就来一趟。”“袁老师让你现在就来一趟。”下属对着电话重复。半个小时后，副局长赶到了会客室。破绽被补上了，袁隆平点点头。10分钟后，他就站起身，“我们今天就开到这里吧。”说完，他快步离开会客室，没有客套或告别。

“人怕出名猪怕壮。现在我要谨慎，特别谨慎，不能乱说（话）。”

时至今日，袁隆平会认为自己是个有权力的人吗？“I can’t catch your word。（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他突然用英文回答，“人怕出名猪怕壮。现在我要谨慎，特别谨慎，不能乱说（话）。”

世俗权力影响到他，但显然并非其兴趣所在。在显赫声望的包裹之下，袁隆平看上去仍旧是位普通的老人。因为常年下田，他皮肤晒得黝黑，棕色的斑点出现在眼角和颧骨上。《人物》记者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坐在办公室三人沙发的一角，另外两个座位已经被书和杂志堆满。在安静而昏暗的周日下午，他看上去比人们想象的瘦小一些。岁月让他的身高从1米7缩小到了1米65。然而他的欲望始终不息：让杂交稻的产量更高，种群更强大。稻子的欲望与他的欲望已经浑然一体。他正在为推进一个宏伟得不可思议的项目而努力，“举国家之力将长沙打造为国际杂交水稻之都”，按照他的一个助手的说法，这将是个“撬动上万亿产业链”的规划。听上去，更像是他的个人威望与官方项目夸张风格的结合。这才是“野败”的欲望。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对粮食的忧虑也萦绕在袁隆平本人的记忆中。在许多媒体的报道中，都将袁隆平研究水稻的起因归结于上世纪50年代末的三年饥荒。“你们年轻人不知道，肚子饿起来真难受。”他对《人物》记者说，自己曾在路边、桥底、田埂上看见5具饿死的尸体，而那时自己没有吃过一顿饱饭，总是手脚冰凉地钻进被窝，在梦里边吃扣肉边流口水。不过，袁更愿意将当时以及日后不断追求更优良的品种的行为归结为“好胜心”。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我现在还很好胜，还想争取新的东西，我也不懂这个动力从哪里来。他们讲大道理，说为人民服务为祖国，当然这个也有，但是我不是。我觉得这么一个内在的动力在那里，我一直在琢磨，还琢磨不出来。”

袁隆平吃过“乱说话”的亏。“”时期，提出必须抓好“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等方面的工作，称为农业“八字宪法”。时任湖南安江农校教师的袁隆平本以为这是农业部提出的，就在闲谈时说起，八字宪法少了“不违农时”的“时”字。同事当时就反驳，八字宪法可是说的。“我吓了一跳。”袁隆平如今回忆。接下来，他补充了更错的一句，“不是学农的。”

几年后的“”中，他遇到了常见的危险，无心之语成了罪证。所幸在他的个人档案里，一时的当权者发现了国家科委责成湖南省科委与安江农校支持他的杂交水稻研究的来函，他因而免于劫难。同时期，赵九章、叶渚沛、张宗燧、邓叔群等著名科学家先后受到迫害致死。

袁隆平科研事业的早期，对一位农学家来说是最坏的时代。当时，苏联的米丘林、李森科学说在中国学术界占据主流，否认“基因”存在，相信通过嫁接或胚接，两个遗传性不同的品种的可塑性物质可以进行交流，从而创造新品种。而在欧美，孟德尔、摩尔根学派认为遗传性状由基因决定，已被国际学术界普遍认可。袁隆平在西南农学院上学时的老师管相桓教遗传学，崇尚孟德尔，曾经批评米丘林的学说，称其“只见量变，不见质变，最后什么都没有”。“反右”时期他被打成，“”初期便被迫自杀。

在李森科思想的指导下，袁隆平试图将番茄嫁接给马铃薯，将月光花嫁接给红薯，“搞了之后，西瓜结在南瓜藤上面，长了一个瓜，南瓜不像南瓜，西瓜不像西瓜，怪模怪样的，拿到教室里面给同学们看，大家嘻嘻哈哈大笑”。即便是这样的种植成果，也无法持续。直到1957年，袁隆平偶然在《参考消息》上读到DNA的双螺旋结构遗传密码研究获诺贝尔奖，才恍然大悟。

袁不敢公开表示反抗，只能用《人民日报》掩护摩派的《遗传学》，偷偷看。1960年起，他开始从事杂交水稻的研究。那时的作物遗传育种学界，对水稻有杂种优势的现象普遍持否定态度。因为水稻自花授粉，雌雄蕊长在同一朵颖花中，每朵花只结一粒种子，而且花粉保持活力的时间也很短，所以很多专家认为水稻没有杂交优势，即便有杂交优势，也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种子生产。

袁隆平在稻田里找到一棵天然杂交稻，穗子大、籽粒饱满。既然有天然杂交稻，袁隆平由此猜测，那么自然界一定存在天然雄性不育水稻，它只能依靠外来花粉授精结实，可能产生杂种优势。他推算了一下，如果用它做种子，水稻产量就会上千斤。而那时即便水稻高产也不过五六百斤。为此，他在稻田里拿着放大镜、弓着腰，翻检14万多个稻穗，从中仅仅寻找出一株特殊的雄性不育株。

就在袁隆平苦苦摸索的同时，1963年，美国人Henry Beachell在印度尼西亚完成了杂交稻的初次培育。他们使用的是同一种方法，而袁隆平在基本思想和技术上的劣势显而易见。这种培育并不属于今日所言之“高科技”范畴——基因工程才算得上——与传统的科学方法一样，它是一种枯燥的概率利用和无休止的试错行为，也像早年的科学故事一样需要偶尔的灵光一现。

这是一段在科技上屡败屡战、难见希望的旅程，环境上也颇多掣肘。“”初期，袁隆平在试验田里播种了一批从广东带回的种子。可秧苗长出后的一天夜里，有人却偷偷拔光了所有的秧苗。

“我们每天到田里看秧苗，像带小孩一样，看着好高兴的。结果一下没有了，被人拔掉了！我当时脑壳一片空白。”在口述自传里，袁隆平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袁隆平得以成为日后的国民科学家的顽强特质此时显露出来，他四处去找，在一口井里看到水面上漂浮着5根秧苗。他跳了进去，井有两丈多深，他仅仅能捞几根出来。后来使用了抽水机，但井底的秧苗早就全部沤烂了。

像历史上的杰出科学家一样，袁隆平有着非凡的耐心。如今已是一名制片人的陆小惠曾在1970年代下乡，劳动地点就在湖南省农科院园艺所，与袁隆平所在的研究所比邻而居。那时的袁隆平默默无闻，沉默寡言，每天闷在稻田里看秧苗。“他是农科院最出名的神经病嘛！”陆小惠说，“人们不理解他就到了这个程度。大家说他，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你不去搞，专门搞这个稀奇古怪的东西。”

直到1964年袁隆平才与昔日的学生邓则结婚。早在1950年代，他与农校对门一所中学的化学教师谈了3年恋爱。但那时谈恋爱要讲出身、讲成分。两人出身都不好，女教师决定分手。

在“”中，袁隆平始终有意识地远离政治。他向《人物》记者回忆道：“我们到云南、广东、海南去搞研究，我在人家的单位，我不管他们两派斗争，我们可以专心致志地研究我们的杂交稻，他们在单位里面天天参加什么，你斗他，他斗我，反而没有时间，革命派、保守派或者什么都好，不妨碍我们就很好。”

如今，他毫不避讳地评论当年的政治环境，激烈地批评“”：“每次运动，知识分子就倒掉一回，倒掉一回，又倒一回。像老舍这样的大知识分子还跳湖自杀，像傅雷这样的音乐家要剃光头。对知识分子这么残酷，真是浩劫！”对于“”的主要责任人，他的批评也直言不讳。

当年的安江农校教员不断进行试验，却始终不能让杂交稻不育株的第二代每一株都保持不育，这意味着试验尚无意义。直到1970年11月，情况才发生改变。这个月同时发生了两件事，海南岛发现“野败”，以及出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由此而始，天道对袁隆平的酬谢从未停止。

华对粮食增产问题十分关注。华是袁的恩人，他清楚袁的价值，尊敬与重用袁，而袁也因华的信任而获得更多的机会。意识到，“一些人囿于认识的局限和世俗的眼光，对袁隆平这样一个安江农校的普通教员及其杂交水稻研究，还抱有种种成见，袁隆平面临着仅仅靠他们自身努力根本无法克服的困难。”在1970年的湖南省农业科技大会上，华把袁请到主席台，坐到他的身边，“很明显，这是在一个重要场合，公开表示对他的认可和支持。”要求有关地市和部门对袁隆平的科研工作给予配合。

袁隆平开始逆转他的比赛。1972年，国际水稻研究所中断了杂交水稻研究，原因是“很难解决有关的技术问题”。到了1973年—也就是开始进行杂交稻相关研究的13年后—袁隆平收获了“野败”的后代，几万株稻子，全都不育。研究走向成功。1975年，升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又做出了在南方13个省（市）推广种植杂交水稻的决定，这项成果得以从试验转化为大面积推广。次年，中国迎来多事之秋，逝世、唐山大地震、逝世，国家政治环境即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这一年全国试种208万亩杂交水稻，官方数据称，增产幅度在20%以上。

在1980年代“科学的春天”里，袁隆平的声望地位与他的杂交稻的产量比翼齐飞。

美国学者唐·帕尔伯格的著作《走向丰衣足食的世界》曾记录了全世界40位反饥饿斗士，袁隆平是其一。帕尔伯格写道：经过长期国内动乱和敌视西方的漫长岁月之后，中国终于对美国敞开了大门。1980年，美国福特基金会收到了中国科学院邀请，同意他们派一个小组来华研究中国农村经济。5名农业知识渊博的能人被列入了小组名单。使他们惊叹不已的是，中国人已经学会了种植杂交水稻。

稻田成为了展示国家实力的场所。“在中国，很多东西都是跟政治联系在一起的。”一家种子企业的创始人刘石说。

袁隆平对始终怀有感恩之情。多年以来，出现在袁面前的国家领导人已不在少数，袁偶尔笑谈起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等人对他的嘉勉、给予的生日祝贺、特批的资金，等等。“每次总理来了，我就打报告，要点经费。”袁隆平在接受《人物》记者采访时说。他还记得，前总理当面就批准了他的经费申请，1000万。“（后来）那秘书讲，你们也没了解情况，昨天晚上研究是可以支持3000万，你们怎么打个1000万的报告呢？”他拍拍腿笑起来，“哎哟，有意思得很！”这般时候，他都表现得像个偶入庙堂的山野之人。但对给了他第一次和最重要支持的国家领导人，袁隆平的记忆清晰如昨。2008年，他表达了忠义感念之情，在《袁隆平院士访谈录》出版前，特意请写序。在序中说，“我认为袁隆平从事的杂交水稻研究，是解决人类吃饭问题和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战略性研究之一。”赞扬了袁隆平锲而不舍的精神，并引述说，“也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我们做出什么品种，一大半都是老爷子的功劳。”

大家长

在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袁不只是“通天的人”和最高领导者，还是“大家长”。袁隆平说，研究中心的人、财、事，都是他管，数目具体到3万元以上的开支都要由他签字才能执行。《人物》记者采访的那天，他刚签了一笔50多万元的空调费用。“这么多啊。”他嘟囔了一句，签了字。

51岁的邓启云是袁的学生，一位优秀而谦和的育种家，在袁隆平的主持下，他选育出了亩产超过900公斤的Y两优2号—他之前的作品Y两优1号的照片就挂在袁隆平的会客室里。Y两优1号在全国累计推广面积超过4000万亩，据称是2010年开始全国每年推广面积最大的杂交水稻品种。在邓启云看来，袁的重大作用在于方向性把握和技术指导。中心里有人因此将袁称为“总设计师”。

邓启云记得，在1990年前后，他们正在开发新品种两系杂交水稻，但最初技术不稳定，几万亩制种事实上已经全部报废，可因为从表面看不出任何异常，以至于这些种子被分散到好几个省的20万亩地中，导致大面积减产。

袁隆平和他的团队还在寻找原因，外省的两系稻已经下马了。在湖南省内，反对两系稻的既有学者，也有行政领导。湖南省“两系办”（如今随着研究升级已经更名为“超级稻办”）来到中心开会，全场几乎只有袁隆平坚持。他很平静地说，“两系杂交稻是新事物，新事物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很正常，不能一棍子打死。”

低估今天的袁隆平和低估过去的农校教员一样是个错误。袁没有过时，两年内他就找出了“病因”，随后大大提高了制种稳定性。邓启云说，“我们做出什么品种，一大半都是老爷子的功劳。”

袁隆平又有一个新头衔：旗帜。因为袁的名望，研究中心的待遇相当不错。国家领导人前来视察并带来数额不菲的经费，已是可预期行为。“这个研究领域就像个江湖，袁老师就像是武林盟主，许多省份都有研究杂交水稻的机构，同行们出现矛盾，需要袁老师出面来摆平。”袁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国家有课题经费什么的，当然也会先考虑袁老师。他是一面旗帜。”

这面旗帜所标志的中国农业科技体系，许久以来也面临着诸多质疑。中国农科院的研究员佟屏亚曾写过一篇文章议论农业科技体制改革，他提到，在农学界，重大科研项目向“官学两栖”人员倾斜是长久以来的弊病。他对《人物》记者表示：“我们的体制，就连研究所的组织结构，都是当年从苏联学来的。农业科研实行‘项目’管理制，基本上由科研院所行政一把手（院长、校长、所长等）掌控，按官位分配科研资源和奖励，已经是不成文的规定。”

绝大部分普通科研人员难以寻找到这类资源。2012年，邓启云在袁支持下“跳海”了。他离开了研究中心和事业编制，在一家新成立的种业科技公司任首席科学家。“政府只看得到少数的精英，看不到底下的科研人员。”邓启云说。

另外一些争议则更为直接。一位育种家说，现在都把袁隆平称作“杂交水稻之父”，但那是多人协作的成果，他是代表。另外一位如今在湖南省一家种企任高层、不愿透露姓名的育种家说，当时袁是第一负责人，所以奖就挂在他名下，“觉得不公平，但也没法改变，国家特等发明奖都已经给他了。”

早在1960年代，研究员罗孝和就是袁隆平的助手。此前，罗主持育成的品种在美国认证专利，根据中心规定，他每年可以按比例拿到数百万的个人奖励及团队研究经费。去年中心召开了表彰大会，还奖励给他个人200多万。

但去年夏天，罗孝和认为根据规定，团队可以申请研究经费。他打了一份报告，引用了“中心奖励办法第六条第1项”，以证明自己的团队还可获得101.2万人民币。他甚至做好了金额分配计划，其中，作为主持人的袁隆平和他可分别获得30万元，其他团队成员获1万元至8万元不等。

罗孝和没想到，袁隆平发了脾气。“你要研究费干什么？”他生气地撕掉这份报告，意味着此事不必再提。

罗孝和把问题归结为个性，而非观念。“袁老师认为我夺了他的权。”这位76岁的研究员回忆往事，评论说，“他还是有点毛的思想，要吃大锅饭，每人一份。”

早在十几年前，刚刚留学归国的刘石，帮助美国大型生物科技企业孟山都打开了中国市场。他曾与孟山都高层聊起食品工业在中国的地位。对方说，实际上美国从五六十年代就解决了农民温饱和生产效率等问题，农业人口只占极小部分。这种说法令刘石感到吃惊，他开始意识到，“中国对粮食的重视跟发达国家不一样。”

在刘石看来，在美国，一个培育应用品种的科学家可以在企业获得丰厚的年薪，而在中国，政府常常以另外一种方式回报科学家。像袁隆平这样的科学家，身份属于体制，成果属于国家，即便研究机构进行资本化运作——以袁隆平名字命名的隆平高科是一家上市企业，袁本人持股5%—也只是新时代的补充激励手段之一。这种体系就像杂交稻极为发达的根系，根深蒂固。

袁隆平自豪于“有个权威机构评估我的身价是1008个亿”，但“要那么多钱干什么，那是个大包袱”。他曾辞去隆平高科的董事。“我嫌麻烦，我不是做生意的人。”他说，“我根本没干这个事情。”

在这一态度面前，资本的力量也会自惭形秽。不久前，一位著名的福建企业家找到袁的生活秘书戴牛松。企业家提出，想用10个亿“收购袁隆平的研究中心”。戴牛松觉得这是异想天开，“开玩笑啊，开什么国际玩笑啊！我说，那怎么行，这是国家的单位，我们是国家的人！”戴说。最后，商人希望能见见袁隆平，合张影，聊5分钟。这个要求被满足了，在那5分钟内，这个企业家再没有提收购的话题。

“那怎么行，这是国家的单位，我们是国家的人！”

袁隆平更多地从科技角度考虑问题。他曾两次做过“禾下乘凉梦”，梦到超高产杂交稻植株长得比高粱还高，穗子像扫帚一般长，籽粒有花生米那么大，太阳当空晒，他坐在那稻穗下遮荫乘凉。他希望自己就能培育出“大树一般的水稻”。另一个梦想更加宏大：杂交稻能覆盖全球，“如果推广到全世界一半种上杂交稻，增产粮食是1.5亿吨，可以多养活4亿到5亿人。”

植株的高度和光合作用的数值，将使这个梦想变为现实，这是袁隆平一生的信仰，他仍旧为此工作。他每天早上9点左右到达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仍旧在田地里感受到一生中一再感受到的无上愉悦。他仍旧野心勃勃。他用道德要求工作人员，“说句老实话，谁如果献身农业，却想成为百万富翁，或者地位很高的什么官，是不可能的。”他希望科技人员下田劳作，“培育新品种是应用科学，书本上、电脑里种不出水稻！”

他也面临新时代出现的新问题。邓启云—研究中心里最出色的科学家最终离开了。“您要是不高兴，我就一辈子跟着您。”请袁隆平在报告上签字时，邓启云对袁隆平说。

坐在办公桌后的袁抬头看了他一眼，将签好名的报告递还给他。邓后来说，“我很感激他，他的胸怀是非常博大的。”

公共政策

2011年，“三农”问题学者李昌平给袁隆平发出了公开信，信中他说自己是袁的粉丝，但令人意外地，他希望袁先生“有生之年放弃杂交水稻的研究，转向培育常规水稻品种”。李的观点是，如果农民种植常规水稻，可收取种子留待下年再种；但杂交水稻的种子只能种一季，农民不得不一直向种业公司购买种子。长此以往，农民将慢慢失去购买种子时的议价权。

增产涉及的基因很多，通过人工杂交把优点稳定地传递给后代，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在“粮食不足”与“无法留种”两难之间，政府选择了优先解决前者。这是萦绕在中国超过60年的问题，是要农民利益，还是要粮食产量？是靠市场，还是靠政府？是给予自由，还是给予调控？

在接受《人物》记者采访时，李昌平表示杂交水稻在中国大面积推广并不仅仅是市场的作用，还有政治原因。各地政府对杂交稻都给予支持与补贴，有些地方，农民购买政府指定的杂交水稻种子，可获原价20%的补贴，有些地方甚至能达到50%。在1990年前后，李在湖北省任乡党委书记，而那时上级单位在农村考察的标准之一就是杂交稻的推广情况。

科学与公共政策总是相关的。1982年，世界粮食奖评选委员会主席、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斯瓦米纳森博士曾邀请袁隆平前往水稻所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在袁隆平出场时，他介绍袁是“杂交水稻之父”。此后，这个头衔开始伴随袁隆平。在接受《人物》记者采访时，斯瓦米纳森说，“我很高兴地发现，袁在科学和政治上同样活跃。科学与公共政策协作，会使农业进步增效。”

袁隆平本人不亲近政治，但也看重政治—并非公共政策，而是国际间安全。他认为自己倾注一生心血的水稻，不仅仅是农业或是科学问题，还关系到国家安危。在一次接受采访时，他说：“粮食安全问题始终要警钟长鸣。中国这么多人口，粮食一出问题，什么事情都解决不了。”

这样的观点也有其反对者。粮食安全与政治究竟是什么关系？有一种观点认为，一个国家的某些地方发生粮食减产，只要信息充分披露，民众会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迫使政府动用储备粮进行救援，甚至可以进口粮食。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先生证明了，“政治开明的国家不会发生大规模的饥荒，而闭关锁国、政治黑暗的国家才可能形成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

“爱国主义就是最基本的一个人格，国家都不爱你爱什么东西？”

经济学家茅于轼也是反对者之一。茅曾撰文称：“粮食不存在危机……只要市场在，就不愁买不到粮食……如果我们不注意保护粮食市场，以为只要鼓励农民多种粮就能有饭吃是极其错误的……我们经过三年灾荒的中国人最清楚耕地和饥荒的关系。那时候，所有可以种粮的地方，马路边上，球场上（灾荒时没有人打球，有一点力气都用来种粮了） ，公园里，花坛上，花盆里，统统都种上了粮食……到底中国是粮食太多还是太少，事实再清楚不过了。”

面对这些反对观点，袁隆平的信念依然坚定。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茅“很有意思，很多观点很奇特”。“民以食为天，粮食储备必须得到保障，不要寄希望于从国外买粮食，那是不可能的，人家正好借此控制你。”

面对《人物》记者，袁隆平显得情绪有些激动，“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受了那么多欺负，最后还是没有变成亡国奴。爱国主义就是最基本的一个人格，懂了吧，最基本的人格！你国家都不爱你爱什么东西？日本人来的时候，好多汉奸，卖国求荣，小的时候就教育我们，最可耻的是卖国求荣的，最可耻的东西！”

人们能要求一位1930年出生的科学家在公共政策方面做些什么呢？为了改变“谷贱伤农”的状况，袁隆平曾做出他的努力，只不过他的路径是求助于市场上的有形之手。他曾连续几年在全国两会建议提高粮食收购价。他去年干脆在两会时说：“我看国家对石油进行补贴，这个很奇怪啊，开小车的都是有钱人，你还给他补贴什么呢？要补贴就补贴穷人，就补贴农民嘛。”

袁隆平不相信农民利益正因他的杰出研究而受损。“杂交稻对农民有利。”他曾说。他仍旧信仰更多的粮食，更大的稻子，更美好的未来。“我有一个更大的希望，是将农民从土地上彻底解脱出来，农民越少越好，农民多了，小康不起来。”他的人生蓝图早已画出了清晰的路线：如果拥有两个要素，A、艰苦的科学研究，B、政府的支持，那么难题终将得到解决，即便在这个复杂的世界。

发改委给袁隆平做出的回复带有拒绝名望颇隆者的特色，委婉而语焉不详，“实施起来难度大”。“反正是我认为难度不大，他认为难度大，那有什么办法？”袁隆平皱皱眉头，露出无可奈何的神情。

在李森科与孟山都之间

长久以来，国务院元旦过后的当年第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业的。201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里专门提到如何发展民族种业的问题，将之上升为战略高度。中国种业发展状况并不乐观，有8700多家种业公司，“小多杂乱”，而国外的种子公司势头强劲，比如在蔬菜种子市场的占有率就达到90%。袁隆平对此说，“这个种子，原来讲是农业科学技术的载体，现在是农业科学技术的芯片。”

时代正在改变。杂交稻培育，这种传统育种技术，受到了基因技术的挑战。理论而言，其黄金年代已经过去。杂交技术是利用遗传规律，转基因则是更改遗传信息，两者比较，恰如电扇之于空调。袁本人的一个儿子，也是农学家，就正在研究转基因技术，试图为水稻接入一段玉米基因。

种业已经进入了市场与理论研究共同决胜的年代，而这两者，决非袁隆平、他的团队乃至中国农学界的强项。市场劣势存在已久。在日本，越光稻米不断创造着大米营养价值和口感的“世界纪录”。水稻杂交优势的遗传基础研究，则是由康奈尔大学的坦克斯利（Steven Tanksley）实验室做出的，坦克斯利本人因此得以与袁隆平分享拥有极高国际名誉的沃尔夫农业奖。

任何人都只能在时代划定的区域内选择的路线上前进，袁隆平则是一位李森科与孟山都之间的科学家。

李森科是前苏联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也是斯大林的宠儿，1948年，经斯大林批准，李森科宣布，“把孟德尔—摩尔根—魏斯曼主义从科学上消灭掉，是对摩尔根主义的完全胜利，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是伟大的节日。”从此，高校禁止讲授摩尔根遗传学；科研机构中止了一切非李森科主义方向的研究。李森科曾在一次演说中称，生物学的争论就像对“集体化”的争论，是在和企图阻挠苏联发展的阶级敌人作斗争。随后，全苏联有3000多名遗传学家失去了本职工作，秘密警察逮捕了许多反对的科学家，其中有人最终因营养不良在监狱里死去。

李森科作为一个范例，证明科学也可以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由政治之手操弄。李森科的学说是苏联意识形态的一个构成部分，恰如错误的生物学理论是纳粹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只有中国科学从李森科学说中解放出来之后，袁隆平才迎来了他漫长而灿烂的科学生涯，而在这生涯的尾端，未来投下了疑问—杂交稻何时沦为过渡性的研究—孟山都的影子则挥之不去。

“都是想扣我的。但我一到那里呢，我就要赢。”

孟山都是美国农业企业巨头（本刊稍后几页《种子地球》一文中有介绍），它代表了转基因技术咄咄逼人的势头。这项存在争议的技术，如果仅仅考虑技术，毋庸置疑是生物学的未来之光。而袁隆平为之一生悬命的水稻，已经于2002年宣布破解全部基因图谱，中国科学家还希望在2020年之前完成水稻全部功能基因鉴定，这意味着更高产更富营养的转基因稻米迟早将诞生。

袁隆平的黄金岁月，并不奇怪，停留在1980年代。那处于李森科时代与转基因时代的中间。中国笼罩在令人欣喜的新气象与新希望之中，知识分子从卑微的地位中重新抬头，袁隆平恰逢其时。

就在袁的会议室里，一幅巨大的、用金色画框裱起的相片挂在墙壁上，饱满的籽粒缀满连片金黄的稻穗，“就像瀑布一样”，袁隆平喜欢这样形容。那是他目前最得意的作品之一，2011年测得亩产超过900公斤，创造了世界水稻史上大面积亩产的最高纪录。

在生命的后半程，袁隆平生活在中心大院之中。从办公楼走到他的住处只需要两三分钟。那是一座别致的中式小院，大门外的一间房子里常有保安驻守。

他戒掉了抽了大半辈子的烟，有时候做梦又抽烟，在梦中他感到后悔，醒来后心里还是很高兴。“还有想抽烟的，在那引诱我呢。”他略带些不屑地说，“想还是想抽，但是我坚决不抽。”

袁隆平仍旧“好胜”，并从不掩饰这一点。他的秘书辛业芸说，大家都尽量避免在袁隆平面前提起“老”字，如果有人提起了，他会说自己是“80后”，“资深帅哥”。

他如此着迷于产量，以至于几乎就在创造纪录的同时，他已经宣布自己准备攻克下一个纪录——亩产1000公斤。

面对杂交稻的口感不好的质疑，袁隆平也做出了有些孩子气的反击。邓启云告诉《人物》记者，2009年的一天中午，袁隆平突然打电话给邓启云，让他给从外地来中心的客人煮些杂交稻米吃。他想要向外界证明，杂交稻的米质极好。邓启云笑称，为此，他整整煮了一年饭。

袁喜欢对抗性运动，6月3日下午，他参加了中心组织的一场气排球比赛。他穿着浅蓝色T恤，米色长裤，在场上，他不大走跳，站在原处接球，笑呵呵地。扣不到球也不生气，有时还调皮地踢上一脚。一节比赛过后，21比19，他的队伍赢了，围观的人们响起掌声。他走下场来坐在观众席。“啊呀！”“好球！”“Stupid！”他的眼睛简直离不开排球，比场上队员还紧张。

“别人都不好意思跟您打，我觉得。他们都不敢赢您。”在一次接受电视采访时，主持人调侃。

“不是，他们都很想赢我的。”袁隆平将身体向前倾，认真地辩驳，“都是想扣我的。但我一到那里呢，我就要赢。”

衰老是不可避免的。他的听力慢慢下降，当他开心地大笑起来时，风箱般的嘶嘶声会出现在笑声的尽头。但是你不能低估他。他的成就是不朽的。没有任何一个人曾经改变了那么大面积的植被景观，增产了那么多稻米。

今年3月份的两会上，袁隆平提出了那个提案，“国际杂交水稻之都”。很快，国务院总理就作出了批示。6月5日，农业部派人来长沙调研，研究此项目的可行性。

在会场上，农业部来的人委婉地质疑了袁的方案，他称：“……在做出这样的概念性规划后，会提出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比如说这个规划说建立一个国际稻米交易中心，这概念就错了。中国的米是以自给为主的，它不会进行国际交易的，对吧？即便是湖南产的米也基本满足自给，交易的额都没有，建一个交易中心，有生意吗？”

袁面无表情，他并没有与反对者针锋相对，只是表示：“我是同意，把它浓缩浓缩。”但在私下，袁的助手向《人物》记者表露了他们的决心：“如果国家不来做，就湖南自己来做，反正袁老师提出了想法，我们就一定要做到底。”

“上帝给我们的不会很多”，袁隆平一直擅用上苍的赐予。当被《人物》记者问起是否考虑退休时，袁隆平回答还没有这个打算，“在菲律宾有个老中医给我看过，他说我身体很好，能活到98岁。我还有15年可以工作。”这又将是属于他的15年，不是吗？那么在天命昭然之前，让一切阻碍，统统见鬼去吧。

（文雅茜、张博岚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