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轨探析

摘要：经济转轨是最为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之一，而中国则是诸多转轨国家中成就最为明显的一个。因此，对中国经济转轨的情况进行梳理，总结经验，找出不足，不仅会对中国自身下一阶段的发展有所帮助，而且对其他转轨国家乃至全球经济的增长来说也都将不无裨益。

关键词：经济转轨；市场；改革

伴随着许多前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的市场化改革，经济转轨日益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课题。经济转轨过程本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由此给世界经济局势带来的巨大影响，使得对经济转轨的效率和趋势的研究，不仅是转轨国家所关心的，也是国际组织和其他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十分关注的课题。

从实践过程看，各个转轨国家结合不同的起始条件选择不同的转轨方式和转轨途径，并在过去数十年中呈现出了不同的转轨绩效，这就为开展和进行经济转轨的国际比较提出了现实的理论和政策需要，同时也为比较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在诸多转轨国家中，中国无疑是最耀眼的一个。与实行激进式或休克式改革路径的其他转轨国家相比较，中国的渐进式改革由于比较平稳地实现了经济体制的转轨，从而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历史性的成就。但目前，要进一步推进改革，中国面临着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一方面，改革中的深层次矛盾、结构性矛盾已暴露出来，并越来越突出地制约着改革的进程；另一方面，中国加入WTO，从外部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和进程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带来了新的动力和压力。在新的形势下，要正确判断和准确把握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理清改革思路，不仅需要总结中国自己的经验和教训，而且需要总结和借鉴其他转轨国家的经验，尤其是采取不同转轨方式的转轨国家的经验教训。这种总结与比较对中国和其他转轨国家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完善新体制，进而寻求更有效率的改革路径，促进各个转轨国家社会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发展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中国经济转轨的历程回顾

从1979年至今，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转轨，即从传统的、封闭的自然经济向现代化、开放化的市场经济转轨。20年的经济转轨是一个多层面的历史过程，其先导是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转轨，其主体或实质，是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变。围绕这一主体，整个经济转轨可以分解为经济体制转轨与经济增长方式转轨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好比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共同推动着中国经济转轨进程的不断前进。

20余年的经济转轨过程总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84年，这是经济转轨的准备阶段。其间分别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体制转轨的任务，经济工作将以调整为主，改革为辅，从而为下一阶段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准备了先决条件；

第二阶段：1985―1988年，这是经济转轨的起步阶段。其间，经济体制改革上升为主导，经济体制转轨全面启动，并在过程中出现宏观失控等问题，从而埋下了经济转轨出现局部与暂时逆转的隐患；

第三阶段：1989―1991年，这一阶段中经济转轨遭遇严重挫折，甚至出现局部逆转和倒退现象，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都呈现收缩态势，经济状态较为低迷；

第四阶段：1992年至今，这一阶段是经济转轨全面推进的时期，经济体制改革成为了时代的主旋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轨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伴随着知识经济战略的提出与政府机构改革的全面实施，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体制的转变逐渐进入关键时期。

二、中国经济转轨的过程与特征

1.经济体制的转轨

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核心是要从传统单一的行政指令型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轨道，即由行政指令型资源配置机制过渡到由市场起基础性作用的资源配置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体制转轨虽已取得很大的成就，但离理想目标还差得很远。

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起点是传统的高度集中统一的指令型计划经济体制。经过20多年的改革，这一体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体制已经成为典型的计划与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并存的“双轨型”经济体制。但是计划手段的作用范围与力度在逐渐缩减，市场手段的作用范围与力度则在与日俱增。计划手段在宏观经济运行与中长期经济运行及调节中发挥主导作用，市场手段在微观经济运行与即时经济调节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据估算，目前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在45.0％左右，接近了美国55.6％、英国50.4％、德国 50.6％、法国47.0％以及日本46.6％的水平。这是保守估计，另有学者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实际已经达到60.0％左右的水平。1996年以后，市场因素进一步成长，已经达到了成为资源配置主体机制的临界点。其标志是：

（1）作为传统计划经济存在性的重要依据和特征的物品短缺现象基本消失，作为市场经济体制重要运作基础的买方市场格局已逐步形成。据国家商业信息中心对601种主要商品供求状况的排队分析，从1998年开始国内市场上供过于求或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已经达100％。短缺现象第一次在统计意义上消失，中国经济开始由供给约束型向市场约束型转变。短缺现象的消失既是市场经济体制存在和作用的前提与基本条件，也是市场体制因素的成长和作用已达到相当程度的标志。

（2）市场价格机制已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价格形式。在资源配置的直接手段中，市场价格机制已经牢牢占据支配地位。国家实行计划价格的生产资料种类正在逐步减少。与此同时，劳动力、资本等要素配置的市场化程度也在不断提高。

一些论者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道路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渐进主义”、“增量主义”、“体制外成长”等观点。这些概括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道路的特征，但又有各自的片面与不足之处。“渐进主义”说揭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的长期性、探索性，但主要涉及改革与转轨的动态过程特征，而没有揭示这一过程的制度变迁的特征。“增量主义”说与“体制外成长”说揭示了新的经济体制因素成长过程的特色，却又未能揭示旧的体制因素是如何退化与削弱的；揭示了改革与转轨的时序性、递进性，又却未揭示新旧体制因素是如何此消彼长的。因此，总体来说都是不确切的，都未能从理论上抽象概括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道路全部特征。这是因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道路兼具多种特征，是一个具有综合性特色的制度变迁过程。从改革与转轨的动态过程来看，一方面具有长期性、探索性、循序渐进性，另一方面有时也具有激进与快速推进的性质，如1988年的价格改革。从改革与转轨的时序设计来看，既有零碎的、步骤依赖性的增量主义特征，如财税制度改革，也有基于理性分析和选择实施一揽子改革方案的理性主义特征，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案。从新旧体制因素的消长关系与过程上看，既有新体制因素从原体制外逐渐产生和发展的“体制外成长”特征，也有通过改革旧体制，在旧体制基础上成长出新体制因素的“体制内演变”特征。这么多纷繁复杂的因素交织在一起，也就决定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是简单一句话、一个概念就能说得清的。

2.经济增长方式的转轨

相对于经济体制的转轨来说，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不很起眼的、悄悄发生的过程。最早比较系统地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问题，是在1981年召开的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上，这次会议提出了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经济建设十条方针，这十条建设方针的实质就是要寻找一条经济效益较好、速度适中、结构较合理、人民所得实惠较多的经济建设新路子，从而改变传统的那种高积累、高速度、低效益、低消费的外延投入型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但真正将经济体制转变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并提，同时上升到两个根本性转变的高度的却是在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上。近几年所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与知识经济战略，则进一步赋予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一定的战略意义与长远意义。

虽然20多年来经济增长方式总体上滞后于经济体制转轨，但是，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带动下，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轨已在一些重大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1）在经济增长的动态模式方面，初步改变了原有的大起大落甚至负增长的格局，而代替以相对平衡的小幅波动格局。建国后前30年经济增长的波动一直呈现的是一种频率高、波幅大、造成的损失大的态势。仅1957―1977年间，经济增长就出现了5次波动，平均4年一次，且波动幅度较大，其中有三次波动(1957―1961年以及1969―1972年，1975―1976年)都出现了负增长。尤其是1957―1961年间，波幅高达51％，甚至已经超过了1929―1933年资本主义大危机的波幅。这种频繁、剧烈的经济波动所带来的经济损失也是巨大的。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运动模式逐渐发生了较大变化，经济增长日益呈现出小幅波动的特征，真正既有统计意义、又具有社会经济意义的波动只有两次，即 1978―1991年和1992―1998年间的两个起落。可见，这20多年间，经济增长的波动总体上说不仅频率较低，而且波差较小，更没有出现负增长的情况。

（2）在经济增长的动因格局方面，已经初步改变了原有的主要依靠劳动力、资本等要素投入的外延型、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制度变迁、技术进步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日益加大，内涵式、集约式经济增长方式初具雏形。建国后的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有形要素的大量投入来驱动的。1957―1978年间，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分别为49％和31％，技术进步的贡献仅占20％。中国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粗放型、外延型特征。20多年来，经济体制的变化为经济增长注入了强劲的动力，体制变迁与技术进步日益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据计算，1979―1988年的10年间，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降为24％，劳动力投入的贡献降为23％，技术进步、制度变迁等因素的贡献则升至53％。1989―1997年间，由于制度变迁带来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驱动力的下降，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人的贡献份额又略有上升，分别达到26％和27％，与此相对应，这一时期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的贡献份额下降到47％。但总体上来说，2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开始改变以外延性要素投入为主要驱动力的格局，经济增长方式逐渐向内涵型、集约型方向转变。

（3）在经济增长的结构格局方面，开始摆脱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逐步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变。建国后的30年间，中国经济呈现出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在生产力方面，传统生产技术与现代生产技术并存；在经济形式方面，商品经济成分与自然经济成分并存。1956年以后，整个经济甚至一度退化到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79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战略的逐步实施，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日益成熟，并开始向一元的现代经济转变。这一历史性转变的基本线索是：首先，农村改革催发了农村经济中长期被压抑的生产力，农村经济得以迅速增长，从而为二元经济结构的成熟和转化提供了基础与原动力；随后，农村经济产出水平的提高与市场的扩大从两个方面同时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出现则促进了城市工业及第三产业的发展；最后，近些年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直接推动了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化。

三、中国经济转轨的基本经验与教训

1. 基本经验

其他转轨国家相比较，中国的转轨绩效是举世公认的。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逐步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封闭半封闭变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传统僵化的经济体制，使整个国家面貌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目前，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转轨国家，改革的进程都处在十分关键的时期。研究和总结中国改革20多年来的历史经验，无论是对中国下一步的改革进程，还是对总结和比较世界各国经济转轨的历史进程，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转轨的经验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待：

（1）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经济转轨的方向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适应于新的历史条件的挑战而进行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因此，中国的改革既不是搞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也不是搞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而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方法论的指导下，不唯书，不唯上，坚持根据中国国情，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发展道路。在经济转轨中，中国坚持吸收、借鉴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经验和文明成果，而不管其意识形态如何。

（2）重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人类经济活动的实践已经证明，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市场具有较高的效率和多方面的优势性。自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质和核心内容，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改革开放以来，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实践在中国是采取渐进的方式逐步展开的，这就避免了矛盾的过度激化。目前，企业改革方面，突出企业独立市场主体地位的现代企业制度也基本建立；物价方面，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已经放开，商品的市场化程度很高；要素流动方面，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市场等各类要素市场已经开始起步，有的已初具规模。一句话，中国的市场体系已经初步建立，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日益明显地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应当说，在中国持续多年的经济增长奇迹中，市场的作用功不可没。

（3）坚持微观基础的重塑与宏观调控体系的建设相结合。有效的宏观调控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改革实践证明，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根本转变政府的职能及管理手段，是中国经济转轨中最具实质性的变革之一。在转轨过程中，中央政府实行简政放权，把一部分权利放给地方、企业和市场。在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中，实行政企分开，打破平均主义，为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同时，积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宏观调控体系。如，加强财税体制改革，实行中央与地方分税制，调动各级政府理财的积极性。通过税制改革，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同时逐步由计划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变。改革金融体制，强化中央银行维护币值稳定和金融监管的职能，确立强有力的中央银行调控体系，建立多元化银行体系，引导非银行金融机构稳健发展，实行专业银行商业化，完善和规范金融市场等。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波动的成功平抑充分说明，根据具体国情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宏观调控体系对促进转轨进程中的经济社会稳定来讲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4) 积极推进所有制结构改革。中共十五大报告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在转轨进程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从调整所有制关系开始的。农村土地制度及分配制度的成功改革，促进了城市企业制度的改革，并为非国有经济尤其是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环境。所有制改革促进了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塑造了多元化的市场机制，强化了市场法制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在某种意义上，所有制改革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

（5）正确处理改革、稳定和发展的关系。这是中国经济体制转轨顺利进行并取得显著成绩的又一条重要经验。在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的经济转轨始终坚持以发展为目的，以改革为动力，以稳定为保证，以提高人民根本利益为最终落脚点。在实践中，把发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和社会的可承受程度统一起来，在政治、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社会稳定，从而顺利推进了经济增长和体制转轨，并保持了社会稳定的大局。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实践反复证明，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是解决中国现阶段主要矛盾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保证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的关键。

2. 历史教训

中国的转轨，成绩是主要的，但在如此之大的一个国家进行范围如此之广的改革，出现问题是难免的，也是很正常的。目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贫富差距日益拉大。根据世界银行报告，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历了两个收入差距扩大的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85－1993年，由于农产品价格上涨幅度低语部分价格开放后的工业品价格涨幅，城乡贸易条件恶化，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1上升到1993年的0.42，成了同期世界上基尼系数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世界银行，2003）。第二个时期是1997年到2000年，由于这一时期部分开放了农产品价格，再加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直到2000年后才有所缓和。据中国国家税务部门测算，目前我国基尼系数已达到0.39，接近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如果考虑到现有调查样本中有些城镇特高收入户不在统计范围，则我国的基尼系数可能已超过0.4的水平。另据2004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成果估算，中国基尼系数已达到0.457。

（2）地区差距持续拉大。中国改革开放过程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社会分化和地区分化，该问题也一直是转轨经济学家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分析包括：对投资倾斜、乡镇企业发展的地区差异、财政分权改革的影响、开放次序和市场化程度差异等方面的研究（魏后凯，1992，1997；林毅夫、蔡、李周，1998；Raiser，1998；胡鞍钢、王绍文，1999；Demurger，2001）。尽管从资源禀赋和地区分布来看，地区差距有改革因素之外的客观原因，但转轨改革无疑在特定程度上加剧了地区分化，导致地区发展出现非均衡。从经济总量上看，1980到2003年，东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从50％增加到59％，中西部地区所占比重则相应下降。1980年，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GDP 总量占全国GDP 总量的比重之比为50.2：29.72：20.04，1990年则变为51.50：28.26：20.24，到2000年该比例更是扩大为58.86：24.58：16.56。另据联合国最新资料，在《2002年人类发展报告》中，1975年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为0.522，2000年提高至0.726。虽说没有一个省、区的人类发展指数属于低人类发展水平组（联合国全球低人类发展水平线是0.5），但彼此之间的指数跨度却日益加大，目前上海最高，为0.89793，最低，仅为0.59211，二者之间相差达30％。

(3)政府改革进展不畅。尽管二十多年的经济转轨中，政府职能的转变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并成为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原动力之一，但不可否认，强政府特征依旧是中国一大特色。转轨经济中的政府管制和权力资本化问题，是转轨经济的最大敌人，尽管在民主政体和发达国家也存在寻租行为和政治腐败，但对于转轨经济而言，这一问题更加突出。这是由于转轨经济的起点是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而传统社会主义遗留的对权力的崇拜和服从，扭曲了民主和自由的追求，使得目标最终变成了手段。因此可以说，随着经济转轨进程的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的深层改革势在必行。

作者单位：平顶山学院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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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易纲，林明.理解中国经济增长[J].中国社会科学，2003,2:4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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