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追求海洋权益而非霸权

1405年，郑和船队第一次出海，拉开了被称为“郑和下西洋”的七次远洋的序幕。这个年份成为我们今天600周年纪念的源头，然而，在很长时间里，郑和下西洋并不在国人历史纪念的视野之中。

如果没有晚于郑和下西洋数十年开始的“地理大发现”，如果“地理大发现”没有带来近代世界发展格局的重大改观，如果没有随着这种改变而带来的中国近展史的重大顿挫，那么郑和下西洋是否会成为中国历史叙述的重大事件，是否会有郑和及其航海历史在20世纪初的重新发现，几乎会成为一个未知数。

当我们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年时，会面临史料不足的严重困扰。虽然郑和的航海路线基本明确，但原始档案阙如，还是会使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想像才能复原郑和航海的景况。

郑和宝船的尺寸与形制、船队规模与人员、往还所交易的宝货珍物，仍有文献可考；郑和航海的日程，已随郑和档案的失踪而沉埋。“此去中国，十万余程，民物咸若，熙同情”，“洪涛接天，巨浪如山；涉彼狂澜，若履通衢”，只有这些如诗的语言刻在异域的石碑上，让人感受到一个大国旧日交通诸国的雄风。

今天，我们已无法确知郑和下西洋到底为着实现怎样的目的，除了带去赏赐和贡使的到来又达到了怎样的效果。在感受到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开创环球航行，并记住了近代历史顿挫的今日中国人的眼中，仅仅这样一种雄风洋溢的碑记，已足以便人从历史的回望中找到大国的荣耀，从而不再过于执着地追问郑和下西洋到底为着什么，做到了什么。

可以说，郑和下西洋是一个被发掘的事件，它的意义因为世界近代史和中国在近代世界史中的位置而变得显著起来，而对于郑和下西洋的意义，也包含了多种可能性。郑和船队的强大，容易让人想到明成祖时代的强盛，但客观地说，明成祖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并非一个强盛的时期。郑和宝船的规模和航海历程，会使人想到中国科技的先进，这一点符合事实，当时中国具备发现世界的所有技术条件，这一点至今无人否认。

郑和下西洋开创了远洋国际和平交往的先例，这也毫无疑问，郑和七下西洋，只有两次使用过有限的武力，而且都是出于自卫，而并非为着进行远洋拓殖和资源掠夺。郑和下西洋传播了中国文化，促进了文明交流，这同样没有疑问，中外物种、商品与制作技术的交流在此间相当活跃。

郑和下西洋还让人产生诸多猜想与感慨。虽然郑和七下西洋已足够充分地显示那不同于哥伦布等人的航海，不是“发现之旅”、“探索之旅”、“商业之旅”，而是“和平之旅”、“外交之旅”以及“传播之旅”，人们仍然会猜想如果郑和航海完成了地理大发现，那么近代世界将会是一个怎样的状况，最先取得海上霸权并因此获得夺得各种国家利益机遇的又是谁。

近代世界殖民主义掠夺所获得的利益是巨大的，但如果我们因此而从郑和下西洋中激发的只是一种后悔情绪，难道不就陷入了与殖民主义者同样的逻辑吗?这种想像不仅忽视了近代西方国家的强大并非取决于航海，而是贸易、市场、工业、科技、文化变迁与政治制度的协同作用，而且也忽视了郑和航海的可贵正在于它所体现的价值是和平、平等以及强大中的文明和优雅，郑和不仅被中国人民所纪念，也留在他所到达的许多国家的人民心中，正是因为这些价值的存在。

我们当然不能忽视郑和下西洋保障了中国的海权。即使明成祖及明宣宗对郑和下西洋有一些“混一海宇”的目的，他们所追求的也只是“万邦来朝”，而不是占领与征服。我们可以说追求“万邦来朝”有面子工程之嫌，但仍然应该肯定这比近代世界强者对弱者的野蛮征服与剥夺要文明得多。

当我们想像郑和船队可能主宰近代世界的秩序时，应当想像的不是弱肉强食这个近代世界实际存在过的秩序，而是一个平等往来的文明秩序。郑和下西洋所维护的中国海权，是一种友好交往、共存发展的权益。

我们纪念郑和，不是为着后悔一个率先“疯狂掠夺”以进行原始积累的机会的错失，不是要恢复一个朝贡贸易的时代，不是为着完成一次对海上威势的回想，更不是为着纪念一个“示中国强大”的“面子工程”，和为“挨打史”寻求一些心理补偿。纪念郑和下西洋，是纪念一段伟大的航海史，纪念一种强大国家与各国平等交往的风范，弘扬把自身利益建立在惠施于人的基础之上的中国文明原则。

今日中国仍然有着自身的海上权益，这些权益同样需要我们去维护。拥有一个和平友好、合作互利、共同发展的有利于国家统一和安全的环境，是中国在海上的核心利益。作为历史，郑和下西洋的和平航海应当视为中国实现海上权益的一个传统风格。面对未来，中国需要维护海上权益的足够力量，但它所追求的海上权益并非海洋权力，更非海上霸权。给世界带来稳固和平与持续发展，这是中国崛起不变的国际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