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重塑发审委

【前言】怎样重塑发审委由文秘帮小编整理而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今年，发审委委员们面临着与往年不同的选择。他们两年一届的任期于今年10月初即告届满，自那以后发审委工作处于停止状态。显然地，这种情形不会持续很久。市场预期深交所即将于12月迎来它自三年前停止新股上市后的第一批上市公司；而股票发行制度改革的另一重要环节―...

每年，中国证监会发行部都会向发审委的80名委员发放问卷。

――你怎么看企业“公关”？

――你怎么看待发审委审核企业上市时的标准不一的问题？

――你如何看待审核程序的保密性？

问卷设计指向明确且到位，显然，证监会对于发审委及其成员们所遭遇的物议非常清楚。

今年，发审委委员们面临着与往年不同的选择。他们两年一届的任期于今年10月初即告届满，自那以后发审委工作处于停止状态。显然地，这种情形不会持续很久。市场预期深交所即将于12月迎来它自三年前停止新股上市后的第一批上市公司；而股票发行制度改革的另一重要环节――保荐人制――预计亦将于今明两年之交推出。

市场正在计日以待新的发审委出世，还不完全清楚的，是它将带来什么。

步步设防与无孔不入

发审委，指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在中国企业漫漫上市之途中，发审委是最后的，也是最具决定意义的一站。《证券法》规定了发审委作为股票发行上市的最终审核人的法律地位。它是股票发行上市采用核准制的标志之一。

1999年9月16日，中国证监会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条例》，详细规定了发审委的组成方式及职责。发审委由中国证监会的专业人员和所聘请的会外的有关专家以及社会知名人士组成，共计80人。中国证监会首席稽查、中国证监会首席律师、中国证监会首席会计师、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是发审委当然委员。其他成员分布如下：国家宏观调控部门的专家8名、专业经济管理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的专家8名、中国证监会的专业人员15名、证券交易所的专家6名、国有银行的专家5名、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专家1名、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科研单位的专家5名、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中国律师协会和其他有关专业社会团体的专家8名、证券业内专家8名、大学教授3名、社会知名人士5名。

虽然发审委由证监会设立，但发审委的以投票方式“进行表决”所作出的关于股票发行申请的审核意见是最终的。证监会需根据该审核意见核准股票发行申请。对于历经千辛万苦，终到了临门一脚的诸多申请股票上市的企业来说，发审委就是最后一道坎。“公关”这个词，对企业和发审委成员们来说，并不陌生。

企业公关的对象，并不需要是发审委全部数十名委员，对于企业来说，有价值的目标是参加其股票发行申请审核会议的9或10名发审委小组成员。按照规定，同意票数达到出席会议委员人数的2／3即为“过会”。对未通过的发行申请，发行申请单位可以在一个月内向证监会申请二次上会。对于企业来说，“公关”最重要的前提是，找出这几名委员是谁。

博弈的另一方是中国证监会。在如何“看好”发审委这个问题上，证监会花的心思不可谓不多，用的办法亦不可谓不周密。

从法规上讲，证监会1999年9月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条例》规定，发审委委员“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干涉”；“不得接受发行申请单位、与发行有关的中介机构或者有关人员的馈赠，不得私下与上述单位或者人员进行接触”；“发审委除当然委员外，其他委员的身份应当保密”。

而在具体的操作上，证监会更是绞尽脑汁。

――在早期，证监会将发审委委员按专业背景分成多个固定搭配的小组。随后发现，“公关”者如果确定某一名委员将参加某次发审会会议，即可推知参加该会议的所有其他8名成员。于是，证监会改为在每次发审会会议之前从全部发审委委员库中随机抽取。

――证监会过去曾提前五日将申请上市的公司的材料送交将参加发审会的委员审阅，后发现这样多有泄密，于是很长一段时间干脆不提前送材料，而是让参会的委员们集中到证监会看材料。“上午看材料，下午上会。”一位知情者说。

――为了防止名单泄漏，证监会还曾经搞过一段时间的AB组，即通知两个组的委员同一天参会，待委员们到了证监会之后才告诉他们要审的是哪家企业。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投资银行界人士告诉记者，他甚至遭遇过当天更换上会名单的事情。

证监会如此步步设防，固是职责所在，亦是不得不然。许多防范措施如上述当日看企业申请材料当日表决的做法，显然已经因为保密的要求而影响到了审核工作的准确性本身。从中亦可见企业“公关”力度之强，“水平”之高。

关于企业股票发行上市时对发审委委员所作的“公关”，目前并无已曝光的案例。但记者问及投资银行业人士、上市公司人士乃至发审委委员，均直接或间接地指出其事绝非子虚乌有，而通过他们的描述，记者大致能勾勒出企业上市公关在发审委这一最后环节的基本轮廓。

虽然发审委自设立至今不过四年两届任期，但对它的游说及“公关”，已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成长为有分工的、专业化和高效率的企业行为。

企业非正式地得到其发行申请即将被审核的通知，一般是在开发审会的两周前，证监会要求其提供10至12份材料。正式上会前几天，企业负责人总能接到电话，称“可以帮助公关”。甚至有的企业还未接到证监会的上会通知，中介机构就打来电话说哪天能上会。

打来这些神秘电话的，在业内被称为“中介公司”，其身份隐秘自不待言。《财经》虽多方努力，却未能与其作亲身接触。

一位投资银行界人士告诉记者，“中介公司”和企业的合作有多种方式。实力强的“中介公司”，前期只收公关费，不收中介费，由于承担了风险，所以企业申请获批后，利润亦较丰，据说低则数十万元，高则二三百万元。但亦有“中介公司”不做“全套服务”，只提供上会的委员名单，“工作”则由企业自己去做。据说，“比较负责”的“中介公司”对资质不好的企业加倍收钱，并且说清楚钱花在什么地方。由于“中介公司”一般与企业签订财务顾问协议，企业的这笔支出在账上一般查不出来。

这些“中介公司”的能量有多大？

一位投资银行业人士告诉记者，他们做主承销的一家企业上会当天，证监会临时换了四位。“但是一大早我们就知道消息，和他们取得了联系。”他说。

“充分理由”

尽管对于“公关”的传说沸沸扬扬，企业与投资银行界对于发审委的主要抱怨却不在此，而是发审委的审核标准“不统一”。

比如说，一家大证券公司投资银行部人士对记者说，他不能理解为什么其他两家相同行业的企业能“过会”，而他们所承销的该行业“领头公司”却不能“过会”。

类似的指责屡见不鲜，其可靠性难以证实。事实上，记者在采访中询诸发审委委员，他们大多表示，“过会”的企业，很难说没有“漏网之鱼”，但被否决的企业，则肯定有被否决的“充分理由”。

他们所列举出来的理由，因涉及的申请上市公司不同，可谓千差万别。

比如说，一位委员告诉记者，他之所以对一家业绩不错的公司投了反对票，是因为该公司的股权设计中含有其外资股东对增资扩股等重大问题有一票否决权，中方股东对企业的实际控制力受到限制。这位委员还对另一家有海外投资机构为股东的企业上市申请投了反对票，理由是该海外机构如果在公司上市后套现，将对公司产生很大影响。“这些都是影响公司长期发展的潜在风险。”这位委员说。

据说，还有一家企业被否决的主要理由是，所处的行业市场空间太小，尽管该企业当前盈利能力“还可以”。失望的企业一度称要诉讼。但投下反对票的一位委员并不后退，“我们有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权利”。他对记者说。

对于哪些是应该由企业及投资者自行判断并自行承担后果的商业决定，又有哪些则处于发审委委员们“保护投资者利益”的职责之内，分歧不仅存在于企业与发审委委员之间，有时也存在于发审委委员们之间。

一位发审委委员告诉记者，发审委委员背景不同，专业水平也参差不齐，但“过会”与否有时就在于一票之差，“这里面确实有偶然性”。

一位发审委委员则认为，合规性审核是主要的，但发审委工作不能限于此。他称，中国股市法律体系不健全，投资者的风险意识不同，有些企业利用上市的机会套钱。“所以实质性审核不能少”。

另一位发审委委员的观点与此相似。他告诉记者，股票发行的注册制，并不只是做合规性审查，“其实不管哪个国家，严格监管都需要实质性审核”。实质性审核的核心理念是信息披露，其主要标准是正确、合理、完备。对于转型经济的企业来说，越严格的市场监管对市场发展越有利。

一位投资银行界人士则认为，部分发审委委员“将审批制的观点带入发审委”。他认为，发审委委员中，来自政府部门和高校的多，来自市场的少，相当一部分委员对企业运营中的问题不太了解，但他们既站在监管者角度，又站在市场角度，希望替中小投资者把关，对行业前景、行业竞争程度非常关注，怕竞争激烈导致业绩迅速滑坡。一份被业界传说的审核意见――“请说明企业在行业竞争中还有哪些新产品开发和营销的手段”――可能即是出于此一心态。

“但这些问题都应该交给投资者自己来判断。”这位投资银行界人士说。

孰是孰非？发审委进行实质性审查的边界在哪里？发审委委员们的自由裁量权应止于何处？

在发审委制度建立之前，企业股票发行采用的是“总量控制，限定家数”的额度制，A股发行审核分为预选和审批两个阶段。预选阶段地方政府或国务院有关产业部门在下达的指标内推荐预选企业，证监会发行部受理后，将申报材料分送国家计委和国家经贸委，分别就基建或技改项目的可行性、相关批文的合规性，以及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征求意见。两委认为符合条件的，证监会才同意企业正式申报材料。随后进入审批阶段，由证监会发行部审核，并出具书面反馈意见。企业和中介机构按照反馈意见修改材料，发行部审核合格后，提交由国家有关部门代表、社会有关专家、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有关人员组成的发行审核委员会审议并表决。投行人士称，由于采取额度制，拿到额度的企业基本就可以上市，当时的发行审核委员会几乎没有提出过否决意见。

据报道，自发审委于1999年设立后，2000年发行被否决的企业总共有15家，2001年为7家。2002年，“企业一次过会率约50％，二次过会率70％左右，总体过会率达到83％，也就是说在发审委这个最终环节被否决的只有百分之十几。”一位发审委委员告诉记者。

精简、问责与透明

按照一份截至8月14日的数据分析：深沪两市共有541家上市公司公布了2003年半年度业绩报告，加权平均每股收益为0.1495元，同比增长43.75％，而已公布半年报的51家2002年以来上市的新股加权平均每股收益却只有0.1189元，比市场平均水平低20.47％，加权平均每股经营现金流同比下滑高达57.89％。虽然发审委无须对此负责，但新股业绩集体性地表现不佳，是一个令其感到尴尬的现象。

事实上，在保荐人制（保荐机构即证券公司们向中国证监会提交推荐文件之日起，保荐机构及其保荐代表人承担相应的责任）即将出台的背景下，如何找到一个发审委与保荐人制共存的空间，亦是当前的主要话题之一。一位投资银行界人士表示，如果发审委和保荐人制度不一起改，仍然是新瓶装旧酒。更激进的提法是，随着保荐人承担责任，审批权力也应该下放，应将核准制改为注册制，由交易所进行合规性审核。

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事实上，最终将取决于含发审委改革在内的股票发行上市制度整体的改革思路与进程。在这一改革的日程表得以推进之前，目前可期的具体步骤，较少争议的，首先是提高发审委工作的透明度，避免暗箱操作。

“就等着新条例出来。”一位发审委委员对记者说。他指的是新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条例》。该条例据称已经上报决策部门，可能即将推出。

“发审委委员有可能缩减到25人，由证监会内部人士、外聘专职人员和非专职人员三部分构成。每次审核的委员是6人，给委员的审核费可能大大提高，而不是以前的两三百元，因为这样一来占用会外委员的时间将增加，可能从一个月一两次增加到每周一次，而且如果实行问责制，委员将承担责任。”这位发审会委员告诉记者。

一位发审会委员说，目前，只有瑞士实行了问责制。在多数国家，类似发审委的上市审查机构成员都有自由裁量权，但会作一系列安排，以约束其道德风险。一位香港联交所上市委员会委员告诉记者：委员的诚信和专业资格非常重要，廉政公署可以监督委员。据悉，香港上市委员会的人员有25人，其中交易所6人，上市公司6人，市场人士6人，交易所或结算所行政总裁是当然委员，还包括来自投资机构的代表。委员会分为两个组，每组十几个人，法定出席人数是5人。企业上市的材料一般在四天前送给委员，“基本上需要委员全部同意才能通过”。

11月10日，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发表讲话，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发行程序称，“主承销商推荐、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的核准制……仍然带有较强的行政色彩,缺乏发行公司质量的市场化约束。因此,完善和规范发行程序的基本目标,是逐步强化市场化的风险分担和约束机制,减少乃至消除行政权力的介入。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第一步,要改革发审委制度,强化对发审委活动的社会监督,实行保荐人制度,以市场主体约束逐步取代行政约束。”

11月14日，记者了解到今年证监会对发审委委员们的问卷调查结果。在回答是否愿意继续担任委员一职时，大多数委员的回答是“均可”（三个选择是“愿意”、“不愿意”、“均可”）；大多数委员认为，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应由证监会出备忘录，即对有争论性的问题及时补充有关规定；对于典型的问题要有判例。大多数委员同意公开身份，并在表决的时候作记名投票。对于“公关”，有的委员认为，程序化的沟通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