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资源论文：体育资源配置的多维度透析

本文作者：刘亮工作单位：武汉体育学院

体育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总量分析

体育事业经费支出体育事业经费是发展体育事业的基础，是提供体育公共服务的保障条件。建国后，党和国家非常重视体育事业的发展，将其纳入国家各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制定出体育事业发展计划（规划）。体育事业经费纳入国家财政预算，而且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不断增加。以体育事业经费支出为例，1994年的全国体育事业经费支出为21.70485亿元，到2010年，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356.79197亿元，增长了16倍之多。从体育事业经费支出占当年GDP的比重来看，近年来也呈上升趋势，1995年，体育事业经费支出占当年GDP比重仅为0.039%，到2008年这一比例已上升到0.106%。体育人力资源总量体育人力资源是具有一定体育学识水平或技能，并能以其创造性劳动为体育事业建设做出较大贡献的人［1］，它是体育公共服务的首要资源，体育公共服务的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体育人力资源的作用。体育人力资源一般包括运动员、裁判员、教练员、社会体育指导员、体育管理人员、体育教师、体育科研人员、体育志愿者等等。体育事业统计年鉴显示，1995年我国体育系统从业人员有144915人（见表1），到2010年，这一数据已经达到了155527人，增长率为7.3%，全国平均每235人就有一名体育系统从业人员。全国在册专业运动员1995年为17921人（表1），2007年达24422人，增长率为36.3%。2005年全国体育人力资源普查数据显示，全国体育系统机关公务员19594人，机关其他人员3252人；事业单位管理人员41651人，专业技术人员23384人,教练员27194人，优秀运动员17038人，工勤人员22600人，其他人员643人；企业人员3454人，其中包括企业专业技术人员254人；另有体育系统其他单位人员366人；各类人才统计列表数字总计为159176人，剔除重复人员后的实际人才总量为137419人。社会体育指导员在推动体育事业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构建与完善体育公共服务体系、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体育公共服务需求的一支重要力量。我国自1993年实行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制度以来，其已经成为构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事业统计年鉴显示，1998年我国平均每两万多人才拥有一名社会体育指导员，而到2003年底，全国社会体育指导员总数增加到32.5万人。2007年底，全国具有技术等级称号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近45万人，其中部级2千多人，一级近4万人，二级近15万人，三级25万多人。截止到2009年，我国各级各类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数已达1092913人，平均1万人拥有8名社会体育指导员（见表1）。而《社会体育指导员发展规划（2011年—2015年）》则明确指出，到2015年，全国社会体育指导员注册人数将增加到100万以上，达到城市每千人、农村达到每两千人至少拥有一名社会体育指导员。体育场馆建设1949年，全国只有4982个体育场地。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以国家预算方式进行体育基本建设投资，有计划地建设公共体育场地和训练场地，体育场地建设进入了第一个高潮。我国于1974年进行的第一次体育场地普查资源显示，全国的各类体育场地（馆）总数已经增加到25488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场地建设进入高速发展期，1983的体育场地已达415011个。而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全国体育场地建设的增长速度迅猛。1991至1995年第8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共建体育场地158379个，比“七五”期间（1986-1990）增加了9310个，“七五”期间比“六五”期间增加了53170个。到2011年，我国体育场地个数已经超过100万个，使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见表2）。图1全国体育事业经费支出占当年GDP比重变化趋势图群众体育组织建设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群众性体育组织基本局限于行业内部。资料显示，1956年底，全国有21个产业系统建立了全国性的体育协会。1996年，我国有全国性的体育团组织100多个，省级体育社团组织数千个。1999年，全国性群众体育协会已经发展到30个，建立基层职工体育协会4万多个，社区体育组织3854个，社区体育辅导站2000余个［2］；全国性体育组织176个，省级社会体育指导中心23个，青少年体育俱乐部3092个［3］。据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调查统计结果显示，截至2000年，省以下有各级体育社会团体53220个。全国城市和乡镇共有体育指导站137269个，比1995年增加了369.5%，在指导站参加活动的人数共计1188万人。县级的体育指导站由1995年的10292个增加到2000年的99531个，增长幅度达到了8.7倍［4］。体育社团类型结构达到308个种类，比1995年增加了20种，其中，在省级的体育社团达到了199种。而到2004年末，我国共有各级各类体育社团50272个，团体会员109877个，个人会员2330多万人。其中省级体育社团955个，市级5458个，县19370个，乡级24489个。到2009年，我国各级各类体育社团有33735个，其中部级41个，省级1314个，地级77269个，县级24654个［5］。各级综合运动项目组织22648个，单项运动项目组织11087个；各级体育俱乐部18637个，其中部级1525个，省级2006个，地级4606个，县级10500个。上述数据说明，经过多年建设与发展，我国群众体育已初步形成了一个以体育社会团体为基础，以基层体育指导站（点）、体育场地设施为依托，以社会体育指导员为骨干，以广大人民群众为主体的覆盖面广、包容量大的社会体育组织网络。

体育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差异分析

体育事业经费支出差异的泰尔指数“泰尔指数”是一个衡量经济不平等的统计量，其最大优点是可以用来衡量组内差距和组间差距对总差距的贡献程度，其取值范围为0～1。泰尔指数越大，则表明地区经济差异越大。据此，将我国省际体育事业经费支出差异分解成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之间的差异与三大区域内部的差异，并通过泰尔指数对我国各省（市、区）的体育事业经费支出差异进行测算。表3数据显示，2002年以前，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间体育事业经费支出的总体差异、区内差异与区域差异均呈不断加大趋势，2002年以来，差异开始减小，到2009年，区内差异降至0.1763，区域差异降至0.0801。值得注意的是，表3中所统计的数据显示，东、中、西三大区域之间的差异明显小于区域内部的差异，区域内部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率平均达到77.2%。而且，东部区域内的差异要大于中部与西部。继续进一步深入分析，区域内部的差异除了区域内各省（市、区）间的差异外，还包括城乡差异。通过对各区域内不同省（市、区）的体育事业经费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其相互之间的差异程度并不大。这一结果唯一能解释的就是由城乡差异引起的。结合部分省份的城乡差异分析，也恰好印证了这一推断。人均体育场地个数差异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表明，我国三大区域人均体育场地个数具有较为明显的差异。1983年的普查数据显示，东部每万人不到4个体育场地，低于中部与西部。而到了2003年，东部的人均体育场地个数位居三大区域之首，其发展速度远远高于中部与西部。同时，第4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也表明，在体育场地投资额中，东部地区的投资额占全国总额的70%，而西部地区仅占全国总额的10%。体育系统人才资源差异从表5统计结果来看，各省（市、区）的体育系统从业人员的变异系数均大于0.5，说明各省（市、区）在体育从业人员的数量上具有较大的差异。如果引入人口变量进行平均统计，则发现近年来各省（市、区）的体育系统从业人员的变异系数呈下降趋势，说明各省（市、区）在体育系统从业人员的差异在逐渐变小。人均拥有体育场地差异第4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显示，广东省有场馆42111个，约等于新疆、、青海、宁夏、贵州和海南六省区之和的43555个。第5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显示［6］，各省（市、区）之间体育场地数量与面积的差异在进一步扩大。从体育场地人均水平来看，安徽、河南人均体育场地不到4个，而部分省市的人均体育场地已达10个以上（见表6）。从表6可以看出，贵州省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只有0.41m2，全国平均水平为1.03m2，而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超过了2m2就有4个省（市、区）。表6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全国各省（市、区）人均体育场地个数变异系数为0.32，极差率为3.27；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变异系数为0.57，极差率达到8.12。这有力地说明了省际间在体育场地资源上呈现出巨大的差异。体育场地资源差异1996年全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数据显示，占我国国土面积83.5%和占我国70%以上人口的农村仅仅拥有全国20.2%的体育场馆资源。据2003年“第5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统计［7］，我国近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城乡体育场地分布悬殊。我国现有体育场地85万多个，其中仅有8.18%分布在农村。体育场地分布在乡镇村的占4.95%，城市场地的比例远高于农村，且农村体育设施简陋。全国城市公共体育设施规定数量为44826~45387个，而实用数量为14410个，实有数量占规定数量的31.8%~32.2%；而全国乡镇公共体育设施规定数量为35574个，而实有数量为4350个，实有数量占规定数量的12.2%［8］。2.3.2经费来源差异2000年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数据表明［9］，城乡体育活动经费来源差异明显，农村体育活动点体育行政部门拨款只占11.1%，远远低于城市水平（见表7）。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差异2000年全国群众体育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参加体育活动的人口比例为50.8%，而农村仅为26.9%。2007年调查数据则表明，城镇居民中参加过体育锻炼占64.12%，乡村居民为35.88%。2007年全国城镇居民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农村高出了24.1%，差异非常明显，且城乡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差异随年龄的增大而增加。此外，研究表明，目前，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有90%集中在城镇，而作为占国土面积83.5%的农村，社会体育指导员比例仅占10%［10］。

研究表明，我国体育公共服务资源在总量上持续增长：（1）体育财力资源投入稳中有升，体育事业经费支出占GDP比例最高已达0.11%；（2）体育人力资源总量发展迅速，体育系统从业人员已达15.6万人，全国平均每235人就有一名体育系统从业人员；（3）体育场馆资源建设进程加快，截止2011年，每万人平均全国体育场地已达7.5个；（4）体育群众组织建设不断加强，已初步形成覆盖面广、包容量大的社会体育组织网络。统计数据也显示，我国体育公共服务资源呈现出不均等的趋势：（1）区域差异十分明显，东、中、西部体育事业经费支出差异的泰尔指数由1994年的0.29上升到2008年的0.39；（2）省际差距不断拉大，2003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变异系数达0.57；（3）城乡之间存在鸿沟，现有体育场地仅有8.18%分布在农村。体育公共服务资源总量持续增长的事实表明，政府体育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在不断增加。而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以及省域之间体育公共服务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不均，不难理解，这种不均不是由政府体育公共服务投入不足引起的，或者说不仅仅是由政府投入不足所导致。显而易见，决定资源配置的体制与制度是影响体育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的主因。在“投入——供给——配置”的资源传导链上，没有制度的约束，体育公共服务的供给显然不会自动导向公平。因此，一方面要从体制改革入手，构建区域、城乡之间的协调机制；另一方面，要通过制度设计与政策调整，保障欠发达地区与弱势群体的资源供给，构建有效的补偿机制及利益协调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