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治与共识秩序
时间：2022-08-29 05:00:06
摘要：学界用多元文化这个概念来解释不同民族之间文化上的差异，并强调尊重各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和传承习惯。但这种自主性是有边界的。各国公共政策的理论与实践均表明。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不能忽略外在公共条件对它的支持作用，以及它对所在共同体的价值共识的认同问题。
中图分类号：C9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5－0024－04
现代社会承认人们之间利益、偏好之间的不同，也认同了不同民族之间文化上的差异，学界用多元文化这个概念来概括这个现象，并在公共政策上强调尊重各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和传承习惯。不少人，甚至不少学者，通过各种角度来论证文化的多元性、强调不同文化之间差异存在的合理性，这其中包括人类学、社会学学者对文化多样性的考证，哲学家从价值的多样性、不可通约的角度的论证，政治哲学家从自由、自治角度的认识，甚或有人套用生物多样性的理论来论证文化多元的意义。如此，承认文化价值的多样性、尊重各民族文化传统可以成为大家的共识，但从一个国家公共政策的层面看来，这只是说明了问题的一面，而对于这种多民族、多文化存在的共同背景的意义――也就是其存在的逻辑前提，并没有涉及，如果忽视，甚或是被别有用心的人故意忽视，只片面强调“文化自治”、“宗教文化自决”，那在学理上是有失偏颇，而在实践中可能就是为分裂祖国张目了。本文尝试在梳理哲学价值多元论的基础上，通过美国多元文化的案例，分析即使在西方国家他们也是坚持少数民族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并从中达到少数民族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与其存在价值共识背景之间的关系认识。
一、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价值不可通约
在论证文化多元、各民族文化具有特殊性、独立性的诸多学说中，哲学上的价值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概念具有重要的地位。它甚至深刻、极端地指出，即使这些文化、宗教、价值都是良好的，它们之间也很难找到共同点、缺乏共性，相互之间更多呈现为一种矛盾、冲突的状态。
近代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从密尔(John Stuart Mill)对多神论的论述中就认识到，人类不可能同时服务于诸多不同的价值，因为各种良好的价值之间本身就存在着矛盾、冲突，他称此现象为“诸神之争”。“事实上，任何生活在现世(基督教意义上的世界)的人都只能感到自己是在面对不同的价值之间的斗争，其中的每一种价值都只能感到自己是在面对不同的价值之间的斗争，其中的每一种价值，单独看，似乎都在他身上强加一种义务。他必须选择他想要哪一种神，想为哪一种神服务，或者何时想为其中一个神服务，而何时又为另一个神服务。但在任何时候，他都会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场发生在此世中的诸神之争。”
这是韦伯对现象的一种直觉性描述。而以塞亚・伯林以哲人特有的睿智与明晰，对人类生活中不相容的价值冲突和不相容的道德行为冲突，做了深刻的道德哲学和哲学人类学的考察。他认为这种现象就是价值的“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使然。价值的不可通约性与价值矛盾必然相连，称人类诸多优良的价值是不可通约的，也就是说：1、一种价值的增长并不必然带来另一种价值的增长，而且还可能会造成对其他价值的损害。例如约瑟夫・拉兹就指出：在一元论的价值观下人们会认为，一个人在用家庭生活的快乐与做海员的职业作交换时，他将得到或希望得到的与他将放弃的是同一个东西，这就是幸福、快乐、愿望的满足等等。当按照价值多元论的看法，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因为一个人损失的东西不同于他所得到的东西，而说一个人得到的比失去的多是没有意义的。一个人在面临价值选择时，他成功地选择了其的一种价值，这只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另一种生活方式，这二者都是好的，并不受程度比较的影响。但事实上，有不少的人还是认为人类所有良好的价值是可以进行比较、计算的，如边沁就试图建立一种计算幸福的公式，在那里所有的良好价值可通约、可进行总量求和，一种价值的损失可用其他的更多的收获进行补偿。实际上，发生在我们身边的Sars危机就已经表明：一种价值的增长并不必然引起其他方面的改善，GDP的高速增长并不必然带来公共卫生体系的健全与完善。这一点其实是对功利主义的有力打击。其实，也可以说是对于理性选择理论的一个批判。因为问题的核心就是：价值之间的冲突是必然的，人类不可能依靠相互之间利益的协调、博弈，自发的形成有效的生活秩序。2、一个人或一个社会不能同时拥有某两种价值。人们生活的诸种形态、样式是互不相容的，它们通常不能一起体现在同一生活中。正如拉兹所说：“虽然没有什么能阻止一个人同时成为理想的教师和理想的家庭成员；但一个人的生活通常不能既是沉思静默、思考型的(life of contemplation)，同时又是勇于实践、行动型的(life of action)；借用传统中大家都认可的一种对比，我们可以说一个人不能同时具备修女和母亲的全部美德。”3、在诸多价值之间，我们无法找到共同最高的善或某种排序的方法，使价值冲突得以合理解决。换句话说，有些善或价值序列是根源于不同的社会背景、结构安排；这些社会背景和结构安排是不能完全结合的，其相应的对于善的理解和价值序列就不能协调一致。如在社群主义社会与自由主义社会中，各有各自的价值排列，他们分别认为理想的价值序列的顶端是公共善和自由，这不可能实现调和。
按照这个逻辑，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是很难找到共通点，尤其是在保持“原汁原味”、“自身逻辑”的要求下，任何对其的改变和影响，都是对其价值本身的破坏和颠覆。但笔者认为，这只是哲学家逻辑上的探索，他们只是强调一种逻辑上的可能性，并充分论证这种可能性的种种表现，但并不能把此当做所有事物的全部规律，否则就是以偏概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了。因为，在实践中，尤其是在公共政策视角看来，各民族文化的独立性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就是该社会基本秩序的基础。这一点在西方国家的政治实践中也是如此。
二、少数民族文化独立性的限度――美国威斯康辛州案例
多民族国家中如何处理少数民族文化保护问题一直是个世界性的课题。即使在尊奉“自由”、“自主”、“自治”的自由主义民主国家中，他们对此问题的处理也不是任由少数族裔完全“自主”发展其传统文化，否则少数族裔问题在那里也就不会称其为问题了。他们认为这其中有个边界，而且他们对这个边界的讨论也一直是实践部门和学界讨论的热点。其中发生在美国威斯康辛州诉约德尔案《Wisconsin V.Yoder》例堪称经典，因为它在特定的情境中，把少数族裔文化自治问题与公共价值共识的矛盾凸显得如此尖锐、清晰，至今人们对它所反映的问题依然热烈地讨论。
威斯康辛州诉约德尔案的起因是，威斯康辛州州法律要求所有孩子都必须进入公立或私立学校接受基础教育，直到他们年满16岁。而威斯康星州格林县的几家人Jonas Yoder、Wallace Miller、Adin Yutzy是阿弥士人(Amish)，属于基督教门诺教派，根据门诺教的教义，他们的孩子应该在14岁以后开始接受自己宗教的教育，进入公立或私立高中与他们的和生活方式是背道而驰的，家长不仅会受到教区的指责，而且还会使他们的孩子不能得到救赎。因此虽然他们的孩子已经完成了八年级的基础教育，但到了14岁时就拒绝把孩子送进学校。根据州法律这两家家长面临被拘捕。一个叫鲍尔的律师到县法院控告州政府侵犯阿弥士人的宗教自由。地方法庭认为，虽然州政府侵犯了阿弥士人的宗教自由，但普及教育涉及全体公民的长远利益。这一利益大于少数人的宗教权利。鲍尔没有罢休，上诉到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州最高法院了地方法院的裁决，理由是能够压倒少数人宗教自由权利的所谓“全体人民的利益”是不存在的，阿弥士人有选择8年教育的自由。威斯康星州政府不服，向联邦最高法院上诉，要求审查门诺教教义与州义务教育法的合宪性。
1972年，联邦最高法院，对此案做出审理。法院对此案的关注主要是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是门诺教的辩护：他们认为“普通高中教育强调科学和知识、自我发展、竞争、世俗的成功以及与其他学生的社交等。门诺教则强调从实践中获得知识，主张‘仁慈’而不是学识，智慧而不是技术；社区的平等福利而不是竞争；远离而不是融入当代世俗社会。”“八年级以上的常规高中教育之所以与门诺教的信仰相对立，不仅因为它把门诺教的孩子们放入了一个与他们的信仰完全对立的环境；还因为学校使这些孩子们在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从身体和情感上与他们的社区疏远。”同时门诺教的信徒们列举了常规高中教育对宗教的威胁，并认为强制性的高中教育是侵犯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确定保护的宗教自由。他们是以宗教自由这个基本价值作为出发点，认为少数族裔有保护自己宗教文化传统不受干涉影响的权利。这一点在美国自由主义文化传统中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尤其是当他们抗辩少数族裔不受主流大多数人文化价值的影响。另一方面，州政府辩护的理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自由和独立，为了我们公民能够理智而有效的参与我们开放的政治体制，教育是必须的；第二，教育能使个体自信和自立，成为社会的一员。”在这里，州政府是从一个宏观的层面来看待教育问题。州政府本身并不直接干涉、影响任何一个族裔自身的宗教文化选择，他所要保证的是该州每个公民能具有适应未来社会生活的基本能力和素质，而这就是义务教育的根本出发点。
这个案件宣判的结果并不重要，自1972年以来，对其讨论的热度至今不绝。因为它引发了大家对一个基本问题的思考：少数族裔、民族宗教自由、文化独立性是有限度的，而这个限度是什么?一方面少数民族自身的宗教文化传统需要得到尊重和保护，但另一方面，是否他们就不需要接受现代社会文明的教育和影响?在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中有一个中立原则，它提倡政府对任何族裔的生活方式、价值传统都应采取“中立”的政策，不对它形成促进或阻碍的任何影响，不论它是多数族裔还是少数族裔。但牛津大学教授拉兹对这个问题做了详细的分析，他认为绝对的中立是不可能的，每个族裔的发展都需要得到社会基本条件的支持。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出发，有一个基本判断可以形成，少数民族本身也需要接受一定必要的现代教育，因为这些教育联系着他们对社会基础常识的理解、对基本谋生技能的掌握，是少数民族成员以后在现代社会生存的基础，也是他们宗教文化得以传承的保障。这实际上就是政府对公民教育的责任，也是其基本意义所在。若以完全的宗教自由为名，每个民族拒绝接受任何外来的影响，那何来人类文明的进步――这是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
三、少数民族文化存在的背景与前提――公共条件与价值共识
不少极端人士，在宗教自由、文化自治的旗号下，拒绝任何其他文明形式的干涉和影响，其实这是他们对一些概念的片面理解，即使在西方自由主义语境下，即使在推崇个人自由的思想家那里，宗教自由甚至个人自由的实现也都需要一定的条件和前提。拉兹教授指出个人自由(自治、自主autonomy)的价值需要获得有利的环境条件。为了保证每个社会成员自主的更好实现，不仅需要国家具有完备的法律体系、强制力机构；同时良好的自主还需要政府为每个人都能提供足够多的、平等的选择机会，以实现每个人自己的生活理想，因此政府就需要给公民提供充分的受教育的条件、最基本的物质保障……也就是说，虽然个人是自主这个价值的主体，但此价值的实现并不能靠单个的个人来实现，它必须求助于整体的安排。只有在一种有利于自主生长的环境中，社会成员的自主(而不是某个人的自主)才可能实现。也就是说，每一个族群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它不是孤立的，尤其这种价值若想代表人们有质量的生活，它所要求具备的各种条件就更是复杂。在支撑各个族裔价值实现的条件中，有很多是全社会公共性的安排，只不过这种公共性的安排是全社会的共性，而不是这个族裔尤其是少数族裔的特性，所以他们在强调各自自我价值文化的时候，就很容易忽略那共性的基本条件。例如拉兹教授就批评一些人，一方面高声要求国家政府对他们自由减少干预，另一方面又“叫嚷着要求改进法律对安全的保护，提高法律对商品生产的质量监管，照此类推，他们还要求严格对医药、法律、以及对其他专业服务领域进行广告宣传的资格认定”。从客观来说，少数民族、移居族群、土著居民，在一个多元社会或多民族国家中常常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他们经济地位、子女教育、生活质量等方面都存在着诸多不足，他们要在社会发展中获得公平有利的环境来传承自己的文化价值，应该需要国家社会的更多投入和关爱。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文化价值他们需要的更多的不再仅仅是对自我特性的强调和自我逻辑的封闭，而是在公共层面上对他们有益的帮助。
少数民族自我文化价值保护的过程中，不仅应重视外在公共条件对它的支持作用，同时也应该重视它对所在共同体的价值共识的认同问题。西方思想家认为20世纪是“移民的时代”，不同族类群体和民族群体相互交叉，在一个共同体内形成“文化差异政治”。在强调这种差异的同时，他们也十分重视公共层面的价值共识。因为“一般来讲，世界上的民族比可能建立的国家要多。既然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地让民族意识消失，我们就需要找到某种方式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而这个维护多民族国家社会团结、统一的基础就是价值共识：“共同的价值观。”当代美国政治哲学巨擘罗尔斯也同样指出：“尽管一个良序社会存在分歧，且是多元化的……公众对于政治与社会公正问题的一致看法仍是维持公民友谊的纽带，确保联合的黏合剂。”社会良好秩序的实现需要所有成员对社会公共生活具有共同的价值观。这个价值共识的实现，是一种公共层面的要求，是对全体公共生活的认同，对自我公共政治身份的认同，而不是要求对原来自我宗教文化价值的改变――那是属于私人活动范畴。这种价值共识的加强是建立良序社会的要求，也是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趋势。例如，“在过去三十年在讲英语与讲法语的加拿大人之间，价值观明显地趋于一致。”中国是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有着自己特定的价值追求和文化传承，在保护、保留这些特性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特性存在背后，是56个民族相互交流、融合、支持的历史和现实，这些共性因素同样是每个民族本身存在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真正做到关心每个民族自我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就不应片面地强调自我的独特性，而应同时看到共性因素的重要意义，这才是客观、负责任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