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医学经费研究

摘要：元朝自中统三年(1262)创立医学后，其医学经费主要通过以下方式获得：建学所需土地和每年春秋两次祭祀活动所需祭具、供品等开支由地方财政负责；而修建校舍所要支付的人力和材料费用主要由各地官员、民户、医户等私人共同聚资而来。这种经费来源方式远远不能满足医学的需要而最终影响了医学的发展。

关键词：元代；医学；医学经费

中图分类号：K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5－0173－06

元中统三年(公元1262年)九月，忽必烈命中书省忽鲁不花等官员，根据太医院使王猷、副使王安仁的奏议，下诏各地创立久废医学，以“训诲后进医生”。并派副使王安仁悬带金牌，具体负责相关建置事宜。同年，诏立三皇庙，规定凡天下医学，必须建于三皇庙内，学附于庙而庙学合一。从此，三皇庙不仅成为医家祭祀之所，而且也成为医学所在地，是医生学习、生活场所。元朝“庙学合一”的医学教育体制正式创立。

终世祖在位年间，随着全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这一制度由北而南逐渐推行全国，尤其是江南地区。江南早先“故未有庙，至元混一，令郡邑俱建医学，始立庙。”为了使这一体制进一步固定化，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元成宗再次下诏，重申这一制度，要求各地按照规定建立医学。此后，三皇庙学制度进一步固定化，并在全国遍地开花。

我们知道，任何建筑的破土动工以及某种制度的推行，都需要有一定的经费支持，而元代医学的创设和建成亦是如此。作为医学校舍的“三皇庙”的修建、增补以及医学师生的膳食起居等，都需要有一定数量的经费，它是医学得以建立和发展的经济保障。而中统三年九月，忽必烈下诏全国创立医学时，对医学经费只是作了如下规定：“(医学教授)俸给及学校房舍，本处官司照依旧例分付，仍仰本路管民正官不妨本职提学勾当”。这是元廷对医学经费做出的唯一一次明确规定，此后再也没有下发过相关补充性规定。所以，这个规定成为我们研究医学经费问题的重要依据。由于史料缺乏，我们尚不能知“照依旧例”所指为何?但这个规定可以说明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各地创建医学由地方守官(即管民正官)完全负责。元代地方行政设置为路府州县四级，各地首官应包括四级各达鲁花赤和正副官员。其中路有总管，府有知府(或府尹)；州有知州(或州尹)，同知，判官；县有知县(或县尹)，县丞，他们是修建三皇庙的主要负责人。

第二，在各地具体的建学活动中，元廷并没有给地方下拨专项经费，而是要求以上官员在“不妨本职提学勾当”的前提下自行解决建学所需费用。这从各地具体的建庙活动中就可以得到证明。而能详细地描述各地庙学的创建、修葺、完成等活动的是各地的三皇庙碑文，这些碑文对三皇庙的修建有详细记录，其中包括建庙费用情况的记载。由于这些文章都是元朝时人所作，所以应该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医学创建和修葺的历史情况。根据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窥得各地医学经费来源大貌。

医学经费主要是指创建医学所产生的所有费用，它大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经费开支：第一，用于新建和扩建庙学的土地；第二，用于新建、增修庙学的人力和材料费用支出；第三，用于维持师生日常生活所需费用；第四，每年春秋所举行的两次祭祀三皇活动所需祭具、供品等费用。下面我们一一分析这四个开支的经费来源：

一、建庙所需土地主要来自官地，由地方政府承担，且大部分是废弃的旧官署衙。

例如，中书省保定路庆都县县尹“乃得县廨故基，捐俸构材，作新祠宇”；江西南丰州“得故主簿厅废址于州东北隅”新建三皇庙；中书省益都路沂州尹“除其县旧地，改建三皇庙”；江浙省建康路“与城中西北隅得官地十有余亩”，“新建三皇庙”；江西省袁州路分宜县“始奉令立三皇庙，因县簿之旧厅以为庙”等等。可见，建庙所需土地完全由地方官府负责，如果官方没有一定面积的土地用于创建三皇庙，则可以通过购买民居或民田获得。例如，河南行省汴梁路祥符县县尹李侯“买田以拓故址”。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非官方的个人捐地。例如，江淮省江阴路在忽必烈下诏创立医学时，本路“程、李二将军献地若干于城之西南”，创立了三皇讲堂，开设医学㈣；庆元路慈溪县医学教谕桂起予“始买民居建学，因陋就简”；兴元路始建三皇庙，“前医学教授董绍昌，以己资得隙地于城内西南陬”建庙；中书省保定路遂州扩修三皇庙，本州“道士刘道详、周至全予地五亩，在故天庆观之右，当城中之亢爽为殿像，设如制”等等。各地修建三皇庙学时，个人捐地只占一小部分，主要承担者仍是地方官府。

二、创立和修建三皇庙所需要支付的人力和材料等费用主要由各地官员、民户、医户等共同聚资而来。

由于元廷在下诏各地创立医学时并没有对医学经费作出明确规定，后来也没有下拨专款建学，只是说由地方守官具体负责。由于这是元朝的一个“新制”，而地方守官又不得不遵照执行，否则将获“失职”之罪。所以，为了在没有国家经费支持的情况下完成建学政命，地方守官所采取的普遍做法是“出己俸”以为倡，然后号召其它僚佐及所有“户计”(尤其是与医学有关的“医户”)共同集资建学。结果“下逮属吏、医师、筮士皆从”。地方守官为何不动用地方财政而宁愿自己捐资?很大原因正如我们之前所讲，是因为元廷没有作出建学时可以动用公款的明确规定，所以地方官员不敢擅自使用，否则可能获罪。元代著名文人王恽在其《秋涧先生大全集》卷59(伏元国卫辉路创建三皇庙碑铭》一文中记载了卫辉路也是采取了这种方式获得资金，在说到原因时，王恽说：“民力不可妨夺，工匠不可徒役，公帑不敢擅发也，当首出俸”。可见地方官员在建庙时是不敢动用公款的。而除了卫辉路之外，元代其它各地建庙，修庙等费用开支基本上都采取的这种集资方式。例如，大德五年(1301)，江西南丰州始立庙。当地守官“捐己俸，率医人致助”；至治二年(1322)，中书省济南路三皇庙破旧，地方守官“各捐俸有差，为市民劝”；陕西省兴元路官医提领冯献、副提领钟震、医学教授杨浩泽共议修缮三皇庙，但“力无所出，以疏于诸好事及隶医籍者，助不以多寡，不足则己出。兴元路总管慨然割俸金以助之。而阖府僚属，亦翕然同赞厥功，遂集”；平江路吴县1303年重建三皇庙，“官给吴县废址，俾赋丈属役。岳烈公首捐己俸”等等。而在这种集资活动中，不仅仅局限捐钱，它可以有各种方式。例如，陕西省兴元路凤州新修三皇庙，守官“卜地于州之东北。又出已公田之粟，以食役者而作之”。

但不管怎样，各地通过这种官民共同集资的方式解决新建和修葺三皇庙的人力和材料支出，而且这种方式应该是各地所采取的普遍做法。有关这样的记载在元代文人的笔下屡见不鲜，就作者所见相关史料记载，还没有哪个地方这部分开支是通过政府财政支出的。

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共同集资方式最终加重了医户的负担。元代“医户”和医学的关系非常密切，医生的主要来源为“医户”子弟。三皇庙为“医户”的主要活动地。在每年所有在社会上行医之人、医生等都要集于三皇庙前参加每年两次的祭祀活动。事后，这些医人还要在庙内进行经验交流、参 加“月试”考核。所以，许多地方官员在征集资金时，医户成为主要征集对象，有时甚至要多于其它各户。例如永新州建庙学，“岁三月三日、九月九日有事于三皇，唯取给医家”；医户不但要出资建庙，而且还要出资兴建惠民药局。例如，吉安郡新修惠民药局，

“(府推官)捐俸以倡，医户出其余”；同时，医户还要承担一定的役力。这些都增加了医户的负担。吴澄在其《吴文正公集》卷十五《送陈景咨序》一文中说：“今在朝有太医院，而普天之下各道、各路及府、州、县莫不有医官焉。或以治为职，或以教为职。官之所用，取给于众医，官愈多而医愈困矣。非得仁而廉者居是官，孰能拯斯弊呼?”吴澄的“官愈多而医愈困”的感叹其实反映元代医户负担沉重的现实。

除了这种共同集资外，还有很多社会热心人士和富人阶层的私人捐助。例如，陕西省耀州三原县修建三皇庙，“三原县之龙桥镇李恭甫，乐善好施，与弟子懋创建三皇庙数十楹”。但这毕竟是一小部分，大部分钱财还是来源于各地官员、民户、医户的共同聚资。

三、用于维持师生日常生活需要的费用主要来源于学田收入

医学建好后，为了维持医学师生的日常生活开支，各地仿照儒学置学田养学的办法也设立了医学学田，将佃种输租收入用来维持医学。而医学田的来源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官田。官田的所有者是封建国家，具体到地方则归地方政府管理。它多为一些荒田闲土或官方没收的罪犯、豪强的土地。元代医学为官办教育机构，政府给与一定的扶持，拨部分官田给医学，将佃种输租所人作为供养三皇庙学经费。例如，福州郡侯向某来是郡，“始取闽县民田没入于官者二百六十亩奇，隶诸学官”；四明郡守李公规定：“乃规江涂民田之没隶官者若干亩，以充营治”；泰定二年(1325)，廉访副使白侯巡视三衢郡，“割官沙田为亩若干，以奉时祭”。

第二，捐田。指部分官员、乡贤等所捐私田。例如，延佑四年(1317)，松江府前郡守姚文辅始建三皇庙。学附于庙而未有所赡，后郡守汪从善始劝率宣慰、任仁发等出田六顷一十一亩，以给春秋之祀用，犹不足。二十余年，庙貌顷圮，学宫萧条，因之以饥馑，日趋于废。(后)至元间，杨侯伯野台为守，莅政之初，即能兴复，乃建灵星门三，凡廊庙斋庑之摧毁者，令教授谢文彬以次葺之，又劝郡人孙华孙出田八顷八十五亩，并旧所人之田，共十四顷九十六亩，以给祀事、修造、赡士之费”。

第三，捐资所购买民田。各地除了通过官员、民户、医户的共同聚资方式来支付人力和材料费用外，还用这种方式将集资来的钱财用于购买医学学田，以供医学。例如，至正二年(1342)，杭州路海宁州知州张光祖，“集僚佐共辍俸赀以为众倡，俾医学正胡某，阴阳学录许某，率其籍于医者三十家，籍于阴阳者三百家合钱若干缗，购民田若干亩有奇”。可见，这中集资方式也成为医学学田的一个重要来源。

元代各地主要通过这三种方式获得学田。为了防止地方滥用医学学田经费，做到专款专用，元朝实行由地方政府和医学教官共同管理医学学田的办法，以达到互相监督的目的。例如，至正二年(1342)末，杭州路海宁州知州张光祖令本州各户集资钱若干缗，购民田若干亩为医学田，对其管理办法是将所购学田“载以两青册，留其一于州，而以其一并券书藏于学，即庙置仓储岁入以给祀事，有余则以待营葺之须，不得辄移为它用。凡出纳必白于长官之主、领学事者。可见，凡学田的数量、收入、支出等有关内容必须登记在册，并一示两份，一份由当地守官保管，一份由本处医学教官管理，学田经费的支出双方必须互相通知，在得到双方的共识后方能使用。这应该是元代庙田的普遍管理办法，因为虞集在其《道园学古录》卷36《吉安路三皇庙田记》一文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后至元二年(1336)，吉安郡守张浩，有民邓明远，请以其所得赏田之半，归诸医学以备用。乃命吉水州达鲁花赤色佛埒与其学校授邓思泰经田，定其须亩之畔，计岁租之人，得米一百五十石有奇，而耕者姓名，府乃为之文书，而授诸医学师。泰乃白诸府。”这种管理办法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监督作用。

四、每年春秋所举行的两次祭祀三皇活动所需祭具、供品等费用来自地方财政

三皇庙不仅是医生学习场所，而且还是医户的祭祀场所。如前所述，每年所有在社会上行医之人、医生和地方长官等都要集于三皇庙前参加每年两次的祭祀活动。事后，这些医人还要在庙内进行经验交流、参加“月试”考核。而祭祀活动需要购买一定数量的祭具、供品等物品，所以，这也成为医学经费开支的一部分。从现有史料来看，祭祀活动所需费用并不像前三项开支，主要由官民共同集资的非地方财政支出，祭祀活动则主要由地方财政支付经费。并且政府对三皇庙的祭祀活动很重视，政府经费支付数量要求和同样是春秋两祭的宣圣庙一样多。据《元典章》卷三十“礼部三”载，大德九年规定，

“三皇并宣圣春秋两祭”各给中统钞一锭，至延祜四年各道钞一锭，“通作二锭”。足见三皇庙祭祀活动受重视程度之深，且经费有地方财政支付。并且在各地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地方官员也是这样做的。例如，元代文人蒲道源在作《三皇庙记》时写到：“以三皇为医所祖，制下所在立庙，春秋以三九阳月享祀，公帑出钱，守土者行礼如式”；黄潘也写到：“合庙学为一，而俾医师领其祠事，有司以春秋之季发公帑，具祭料，而折俎升觞焉，今制也”。有关这样的记载在元代文人的书稿中很常见。

从以上我们对医学建立从无到有，再到维持发展全过程经费来源方式的分析可知，元廷在下令全国创立医学时，只是规定了其形式为“庙学合一”，并没有下拨专项经费。而为了完成这个以国家名义下发的“新制”，各地官员建学的普遍做法是，地方政府提供建学所需土地和庙祀活动所需物品，以及一定数量的医学学田。而新建、增补、扩建三皇庙所产生的费用都由地方守官自行解决而不得动用公款。可见，在这四大开支中，最容易解决的建庙所需土地和祭祀费用由国家出钱，尤其是祭祀活动，它所需要的经费实际很少，只需提供一些可以常年反复使用的祭具即可。而最难解决也是最重要的经费开支就是修建、增补庙学和学田费用，尤其是修建、增补庙学费用，这是决定三皇庙学能否建立和维持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恰恰这部分费用却得不到地方和国家财政的支持，完全衣服地方官员的集资。而集资方式由于自身存在很大不足无法使医学经费有一个固定的保障，导致经费短缺，影响医学发展。

五、医学经费不足，影响了医学的发展

元代各地虽然通过以上方式最终创立了独特的“三皇庙学”，但在这些经费来源方式中，最为重要的两种方式――共同集资和共同筹集学田的方式由于自身存在的各种不足而无法满足医学的实际需要。

第一，用于支付人力和材料等费用的共同聚资方式将医学经费的来源完全建立在地方守官的临时倡导之下，使其在这个集资链条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一旦这个环节因为某种原因或弱化或中断，最终将决定性地导致医学因失去经费来源而无法建立和维持。而在元代，恰恰有许多官员，特别是由儒学起家的汉族官员，由于对亘古未有的三皇庙学制度心存不满、不以为然而不愿积极倡资，最终影响了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