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研究院赋予我第二次生命

1951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前身中国戏曲研究院建立，标志着中国艺术研究院这一国家级艺术研究机构的正式成立。这之后，艺研院在学术研究、艺术教育各领域辛勤耕耘，逐渐树立了学术重镇的地位，亦成为输送艺术研究和管理人才的活跃源泉；近年来，在王文章院长的带领下，艺研院更以广阔的眼界、实干的方略，担当起学术研究、艺术教育、艺术创作、国际传播交流等诸多艺术疆域的重任，并取得一系列耀目的成绩，使得这所国家级学术研究机构显示出生机勃勃的雄健姿态！时至2011年，艺研院迎来了她的60周年华诞，继2011年第12期邀请了郭汉城、李希凡、周汝昌、范曾等几位我院首批终身研究员写来贺词之后，《艺术评论》本期又特邀终身研究员资华筠和著名诗人汪国真，抒写对建院60周年的欣喜感受。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迎来甲子华诞之际，我作为一名曾经的“外来户”，心中充满感激之情。往事历历在目……

1987年初，春寒料峭之时。舞蹈研究所研究员周冰带着时任常务副院长的李希凡同志，突然造访我们后门桥的寒舍，开门见山地提出要我接替吴晓邦先生出任舞蹈研究所所长。在此之前，周冰和我虽然相识却并不熟悉，李院长也有多年不联系了。我毫无精神准备，不知如何回答。老伴儿却很痛快地表示“可以考虑”。他觉得我正值天命之年，已结束表演艺术生涯，对于研究又比较有兴趣，这是一个不错的出路。

对于坐落于恭王府大院的中国艺术研究院，我并不陌生，不仅因为地理位置离我家很近，还因为我曾经到那里听课，十分仰慕那里的大家、学者。惟其如此，李院长的建议令我十分忐忑。他向我解释说：“理论研究应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方面你有优势。我在人民日报做编辑期间，编过你的一些文章，我认为你可以胜任……”。

此后不到一个月,我就接到了文化部的调令。时任艺术局长的李刚同志劝我说：“‘恭王府’不见得能接受你，艺术局系统有许多工作可做，先保留工资关系吧，不行就回来。” 带着李院长和周冰同志预支的信任以及李刚同志给我留的“后路”，也面对着种种质疑，我步入了这座学术殿堂。不过，在我走进这座深宅大院的那一刻，就没有想过退路。

我十四岁开始专业舞蹈生涯，仅有初中学历。对文化知识的强烈饥渴感和不甘于“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社会偏见，长期坚持自学。因此，见到舞蹈研究所同仁们的第一句话是：“我是来上学的，不是‘上任’。我深信，只要真的渴望学习，永远不会太晚！”自此以后，我在科研管理和学术研究的岗位上，磕磕碰碰、横冲直闯地向前走,“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抱着“不耻下问、闻短则喜”的态度，日复一日地坚持着，这座学风严谨、思想活跃的学术殿堂，以其宽广的胸怀包容了我，孕育了我的学术生涯。

回首几近于“炼狱”般的学术生涯，苦读、恶补始终伴随着我。当那些实践中积累的困惑,转化为一个个鲜活的科研课题,吸引着我兴趣盎然地去探索未知世界,我真切地感受到坐“冷板凳”的充实与快乐。

感谢所有真诚教诲、帮助过我的领导、前辈学者和同仁们。更感谢曾经对我强烈置疑，甚至出难题的人。这一切都是催我奋进的强大动力。在诸多教诲、帮助我的前辈中，必须提及已故音乐学者黄祥鹏先生，他以其研究音律学的经验，率先支持我探索“交叉学科――舞蹈生态学”。不仅指出其可行性，而且教诲我“要在田野考察上下功夫”。我也非常感念已故程玳熙研究员，他对我的质疑曾溢于言表，但当我向他请教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的理论，特别是有关法兰克福学派的问题时，他把自己珍藏的马克思原著中的有关章节夹了一个个小条，供我带回家里仔细阅读，而且有问必答。此后，少言寡语的他经常笑容可掬地关心我的学习、工作，使我受益匪浅。我也很怀念与同时期的话剧、美术、戏曲、音乐研究所长们之间的那种自由的思想学术交流，每每都能从中获取丰富的思想营养。我更感谢舞蹈所同仁们容忍我不拘一格的工作风格，有些“异想天开”的创意、举措能够取得成功，靠的是大家的支持，集体智慧。

如今我在这所中国最高的学术殿堂，经历了略少于舞蹈表演生涯的20多年。不少同行羡慕我退出舞台后有个好出路；也有人溢美为“活了‘两辈子’”，这是因为中国艺术研究院赋予了我第二次生命。这第二次生命还有着另一层含义，那就是2004年我患白血病以来，现任院领导鼎力支持医生采取最先进的方法对我精心救治,使我得以坚持在工作岗位上。在此期间，我完成了两个国家重点课题，十多万字的著述，指导了六名博士生，参加了几次重要国际学术活动……保持着较高的生命质量。

在全院欢庆的日子里，似乎该说些吉祥、励志的话。我深知自己年迈体弱，余热甚微，但我珍惜这双重意义的二次生命。在我国进入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最好时期，面对院里的大好局面，我必当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资华筠：中国艺术研究院首批终身研究员，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