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金融外交

中国独特的经济发展之路造就了一个拥有庞大金融实力的出口巨人。2009年底,中国人民银行持有外汇的总价值超过2.4万亿美元,在世界各国央行的外汇储备中独占鳌头。这种力量对中国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它目前正探索如何更为恰当地利用这种实力处理外交事务。

中国金融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刺激经济增长和增加国内就业。因为只要中共能继续发展中国经济并创造就业机会,它就能够稳固地掌握政权。

中国在国际金融中影响力的提升虽然听起来野心勃勃,但实际上其行动一直十分审慎。200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呼吁停止使用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并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造一种新的货币。然而,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政府打算在短期内推动这项政策。同样地,中国一直逐步推动其货币的国际化:它已经与阿根廷、白俄罗斯、香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韩国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开始允许某些国家使用人民币支付从中国进口商品的货款;现在它也允许上海以及广东省的四个城市的企业使用人民币支付进口商品的货款。但是,北京还不敢让其资本项目实现自由兑换。中国领导人可能正试图将中国人安置到IMF及世行的高级职位上,并考虑参加新的区域性金融机构,并在区域贸易中推动人民币自由兑换,但现在,他们仍然困于一个美元的世界中。

所以,目前中国的金融外交政策仍然依赖于两项简单的战略:积累外汇储备和将资金投向国外――以直接投资、援助、赠款和贷款的形式,其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原材料、新技术、管理知识以及促进国内经济增长,并增强中共政权合法性。

这种政策使那些已经开始对全球贸易失衡产生警惕的人忧心忡忡,虽然许多美国政府官员和中国专家认为,北京不太可能利用其金融权力来扰乱国际资本市场,但是即使不使用,权力也非常重要。而且,中国前所未有的金融实力也赋予了北京在全球经济各个方面的影响力。

外汇储备

中国超大的外汇储备从一个侧面证明,这个国家的储蓄率非常高,并且这些储蓄的投资机会受到了严重限制。中国人的海外投资数额必须在每年35万元以内;中国股市波动极大,谣言和政策是对其产生影响的关键;房地产市场也是投机型的。而在考虑通胀的情况下,中国的银行存款利率为负。

如此庞大数额的储蓄在中国人民银行以资产保值为中心的管理下,转化成了大量的外国政府债券和黄金,这使得中国有能力扰乱以美国国债和欧元计价的债务市场。即使这种干预是自我毁灭式的,但这种能力本身已经足以使美国和欧洲的选民感到焦虑。

事实上,美国与中国互为制约。美国需要中国购买其债务,不过在可预见的未来,除了美元之外也没有其他货币能够吸收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抛售美国国债会使中国持有的美元价值大幅度下降,从而造成巨大的金融混乱。而如果美国以贸易壁垒的形式实施报复的话,中国所受到的损害会更大,因为这会影响中国的就业。

此外,中国国内其实也有自我制约的机制来确保中国政府采取合理的金融行为。无论是北京的领导人还是中国公民,都普遍承认中国人民银行所持有的2.4万亿美元是人民努力工作的成果。一旦投资不善,领导人就会受到民众的批评。唯一可能超过这一情感的就是爱国情绪――这就是中国政府总是煞费苦心地显得从不屈服于外国压力的原因。这意味着中国政府不会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制造灾难并仍会继续掌权,除非爱国主义超过人民对价值的关注――这种情况几近不可能。

到目前为止,中国对其外汇储备的管理都是负责任的,这使北京在全球经济范围内与主导性的金融管理者都形成了重要的关系。

“走出去”

在其金融政策为经济增长创造了条件之后,北京在与其他政府进行直接商业往来时主要关注创造就业机会并确保资金投入,它相信这会刺激国内的经济增长。在其双边外交政策中,北京更喜欢采用稍微直接一点的方式,如直接投资(FDI)、无条件资助和所谓的优惠贷款(concessional loans)。

在“走出去”政策开始实施的首个十年,亚洲一直是中国公司最感兴趣的地区;它们对非洲和拉美的兴趣也在迅速增长。政府大力推动对石油和天然气、采矿和金属以及金融服务部门进行投资。后来,中国政府实际上更加强调获取专业技术:2005年尤尼科(Unocal)收购案的目标之一就是获取能源勘探和生产的技术。

中国大部分FDI来自国有企业。虽然私营企业发起的FDI正在迅速增长,但大的投资项目仍由政府协调。而且国家支持的大银行也在为FDI提供金融支持。虽然几乎所有中国公司的海外投资都要求有某种程度的国家许可,但中国公司获得海外投资的许可正变得越来越容易。政府在鼓励海外投资方面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热忱。不过,中国的FDI规模并没有想象中大。截止2009年底,中国累积的FDI总额为2,110亿美元,大约是中国GDP的4.3%,而美国累积的FDI总额估计达到了3.245万亿美元,大约是美国GDP的23%。

这种差距部分源于中国大陆之外存在的对中国投资活动的种种阻碍。其中之一就是对中国国有企业存在的愤恨,因为这些公司被认为夺走了投资对象国当地居民的工作甚至家园。中海油收购尤尼科失败、中国铝业尝试控制力拓失败,都反映了这种抵制。

国内市场的机会也抑制了中国的海外投资。人们相信,中国的经济增长如此迅猛,人民币肯定会走强,因此中国公司必须有异乎寻常的推动力才可能到其他地方进行投资。

有条件援助

上述原因部分地导致了中国政府决心不能仅依赖于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家进行海外投资。2007年,它成立了一个拥有2,000亿美元初始资金的财富基金――中国投资公司。中投在对黑石集团和摩根斯坦利的投资中遭遇了失败,而且在最近一轮的金融危机当中,中投在看似安全的储备基准基金上也遭受了损失。不过,2009年,中投还是得到了17%的投资回报。此外,中国还成立了一些规模较小的基金,资金额约为几十亿美元,直接在亚洲和非洲投资。

中国“走出去”政策的另一个关键维度是给予外国政府赠款、援助以及优惠贷款。中国的援助和优惠贷款与美国不同,其附加条件一般不包括促进人权和民主的条件。它的条件是承建特定项目:港口、铁路、管道或体育设施。而且,经常受制于其政府外交政策的美国公司一般不会是处于领先地位的公司。而中国如此彻底地将政府间援助与中国企业收购海外资产的各种动机混合在一起,以至于其金融外交政策可以被看作裸的重商主义。

这些政府间的协议是不公开的,并且项目也没有进行公开竞标,这使得人们对腐败问题产生了担心。还有迹象表明,由于一些项目会对环境造成影响且持久经济贡献相对较小,中国捆绑援助的方法在受援国正遭遇阻力。中国政府要求聘请进口的中国劳工,这意味着本地经济所获利益有限,尤其是在中国工人的薪酬通常都储存在中国的银行账户的情况下。北京未来可能因此对这种方式进行调整。

海外贷款

随着中国的海外投资金额不断增加,它有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来投射其金融权力。如果中国更多地向发达经济体投资,那么这将是一项重大的突破,更不用说这对纠正全球经济失衡所产生的巨大帮助。中国的金融业者在发达国家投资时如果想要购买而不是贷款,那么购买封闭型控股公司比较不容易引起纷争。中海油收购尤尼科失败后,有些中国买家已经开始通过私人拍卖会来购买封闭型控股的美国能源资产。

如果中国金融业能够更多地向外国公司提供贷款,那就可以获得与小股东一样多的专业技术以及比小股东更大的影响力。由于贷款不被视为攫取权力的途径,这些交易几乎不会遇到政治阻力。资本会直接进入借款人的企业而非其股东手中,资本既能刺激当地经济,又能提供工作职位。作为债权人,中国政府的地位要比作为资产所有者更高、更安全。

随着中国经济日益成熟,更加倾向于消费与服务导向,中国确实可能更多地作为债权人出现在国际舞台。但情况仍充满变数。例如,没有人知道中国政府是否会允许资本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进出这个国家。这样的自由化会使中国的金融外交政策发生剧烈变化,有可能会给个人及公司的投资决策留下更大的余地。其实,如果这样,企业决策可以更多地考虑风险与回报而非政治影响,中国公司会通过兼并与并购实现发展。国有公司会与民族品牌合并,从而为国际扩张提供坚实的平台。到那时,中国就会开始通过跨国公司将其在国内市场的力量投射到国际舞台上,如同美国与欧洲所做的那样。这反过来又会改善了中国在其所投资的发展中国家中的形象。

另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北京还要多久才能允许人民币成为一种国际记账单位、一种交易媒介、一种价值储存手段,就像美元与欧元一样。资本项目自由兑换会极大地提升中国国际金融地位的影响力。

但是,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如果没有现在的货币限制,中国的资本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都会流向能提供最高额回报的投资项目,这样一来廉价资本――中国奇迹的引擎之一――就会消失。更高的资金成本以及更加激烈的竞争会损害中国那些依赖出口的企业,这会在中国国内造成相当大的混乱。资本自由流动会相当自然地造成经济权力的大规模聚集――这有可能会对中共形成制衡。这些巨大的风险表明,像货币自由兑换这样的根本性变化可能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金融新玩家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金融外交政策一直是有利于他国,而不是像乍看起来那样有利于中国自身。中国正在购买美国国债。它正在帮助建立有序的市场。其FDI正在帮助这个国家了解外部世界。至于北京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与资助,其数额还不大,而且产生出对中国政府的不小的愤恨情绪。如果中国政府不在开放的市场上以国际价格购买资源,那么其重商主义路径就无法令政府真正稳固地掌控资源供应,而且在适当的时候,随着中国政府意识到这一点,它有可能会在没有外部压力的情况下改变其方针。因此,除了中国支持美国政府不喜欢的那些政权这一重要的例外,华盛顿不应太担心北京的金融外交政策。

由于中国刺激其国内需求并在国际金融中成为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其参与很可能会促进国家间关系的健康发展。发达经济体对资本的需求与中国的过量资本会使中国自然而然地向这些国家投资(即使资本项目不可自由兑换)。如果西方资本主义继续显示出活力,中国可能会更偏向市场导向。毕竟,尽管中国有着超过60年的共产主义统治,但其对盈利的渴求还是很好地延续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