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江南地区圩田开发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提 要]江南地区的圩田大致滥觞于三国之际，迅速发展于两宋，全盛于明清，是我国江南人民在长期治田治水实践中创造的农田开发的一种独特形式。文章以大量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全面考察了江南地区圩田开发的历程与特点，研究了江南圩田兴盛的历史因素和自然条件，并简要分析了圩田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具体探讨了圩田开发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影响，认为因过渡围垦破坏了江南地区原有的湖泊河流水文环境，造成“水不得停蓄，旱不得流注”的严重局面，这便给圩田大大增加了防患水灾的压力；历代地方政府在圩田管理方面也是各自为政，各地圩田缺乏相互间的协作，使因破圩而形成的局部水灾年年有之；大量构筑圩田，使湖泊面积大为缩小，影响其调节水量的功能，破坏了本地区的生态条件，致使灾害频频发生。此外，围湖特别是废湖以后，使众多的水生资源也遭到了严重破坏。

[关键词]古代；江南地区；圩田开发；生态环境；水生资源

圩田(又称围田)是江南地区人们在长期治田治水实践中创造的农田开发的一种独特形式，它广泛分布在江苏西南部、安徽南部和浙江西北部，是该地区土地利用的重要形式。目前专门探讨圩田开发的文章尚不多见，而在仅有的一些零星研究中又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对圩田的开发给予了很高评价，对其弊端则或避而不谈，或语焉未详。本文则认为，在充分肯定圩田开发所产生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应看到它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伍面影响。

一 江南圩田的发展及其特点

圩田是一种在浅水沼泽地带或河湖淤滩上通过围堤筑圩，围田于内，挡水于外；围内开沟渠，设涵闸，实现排灌的水利田。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在考察了“上自池阳，下至当涂”的圩田后，曾说道：“江东水乡，堤河两涯而田其中，谓之‘圩’。农家云：圩者，围也。内以围田，外以围水。盖河高而田反在水下，沿堤通斗门，每门疏港以溉田，故有丰年而无水患。”①杨万里对于圩田的解释是确切的，他所提到的江东即属江南地区。先秦时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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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杨万里：《诚斋集》卷32《圩丁词十解序》。

一地区由于劳动力稀少，加之生产技术的落后，开发水平极其低下。《史记》云：“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羸蛤，不待贾而足。”①可见，江南地区在当时基本上还处于待开发状态。江南地区的大规模开发始于三国时期的圈圩筑堤。三国之际，魏、吴在江、淮地区长期对峙，为解决粮秣补给问题，东吴“表令诸将增广农田”，就近屯兵垦殖，并于湖县(今当涂县)设督农都尉治，对古丹阳湖区(位于苏、皖交界处)进行军屯，从而拉开了圈圩垦殖的序幕。今青弋江、水阳江下游一带的当涂大公圩、宣城金宝圩、芜湖万春圩等圩均始筑于三国东吴时期。大公圩有江南首圩之称，吴景帝永安三年(260年)，丹阳都尉严密“建丹杨(阳)湖田，作浦里塘”②。浦作水边解，塘作堤解，乃指水边筑圩，其范围在今大公圩内。金宝圩原为古金钱湖，孙权称帝后，命丁奉为五路总兵，驻守宣城一带，丁奉亲自家勘金钱湖区，他看中了这个有近二十万亩的金钱湖滩，亲手拟定筑圩计划，围湖造田，四年竣工，先叫金钱圩，后改惠民圩，因其像个金色的宝贝，又称金宝圩。万春圩一带属于万顷湖的一部分，(丹阳)都尉严密修复浦里塘以后，对古丹阳湖区继续进行围垦，筑成了大量圩田，万春圩即其中的一个圩区。这时围筑的圩田数量虽不多，规模却很大。孙吴屯兵于皖河口，建望江西圩，周30里，垦田3．7万亩③。建衡元年(269年)，丹阳湖周围陆续围垦圩田达一百多万亩。在河湖滩地上围田，解决好排灌问题是关键，人们在圈圩垦殖的同时，兴修了一些水利工程，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如为了确保江北含山、和县等地圩区的灌溉和防洪安全，东吴在牛屯河上建铜城闸，“遇旱则积，遇涝则启”④，从而使含山、和县七十二圩环200里之域免遭洪水威胁，30万亩圩田均得灌溉之利。太湖流域水土资源的利用、开发历史悠久，发展到春秋时期已达到一定的水平。随着水利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发展的需要，浅沼洼地的围垦，在春秋末期已渐出现。如吴在固城湖区筑圩，变涂泥“为吴之沃土”⑤，越在太湖下游淀泖地区围田⑥，这是两起最早围垦湖沼浅滩的活动。经过战国、秦汉时期的努力，围田进一步开拓。到了南朝，围湖造田又有新的发展，太湖地区呈现出“畦畎相望”、“阡陌如绣”⑦的局面。唐代太湖地区的水利营田，已进入一个新的开发时期，无论是圩堤建设的规模，还是防洪、排灌工程兴建的数量，都比以前有所提高。五代时期的吴越在太湖流域治水治田，发明并完善“塘浦制”，七里十里一横塘，五里七里一纵浦，纵横交错，横塘纵浦之间筑堤作圩，使水行于圩外，田成于圩内，形成棋盘式的塘浦圩田系统。

人宋以后，江南地区兴建起大批圩田，主要集中于太湖流域及长江沿岸的江宁、芜湖、宁国、宣州当涂等地。其中宣城圩田最多，共179所，化成、惠民都是大圩，连接起来圩长达80余里，面积占全县垦田一半以上。当涂的广济圩93里有余。庐江的杨柳圩，周长50余里。建康府溧水县的永丰圩，“四至相去皆五六十里”，占地950余顷。宋代最大的圩田是芜湖万春圩。该圩位于芜湖县荆山之北。太平兴国年间为大水所毁，废弃近八十年，嘉枯六年(1061年)岁饥，转运使张颐、判官谢景温奏准用以工代赈办法实行修复，十日之内募得民丁14000人，四十日而毕其功。修复后的万春圩宽6丈，高1．2丈，长84里，夹堤植桑数万株，治田127000亩；接着又修通沟渠，大渠可以通小船；筑大道22里，可以两车并行，道旁植柳；并建造水门5个，也是四十日而毕功。修复后，官府按圩田产量的百分之十五取租，每年得粟36000斛，另收菰、蒲、桑、??(音xì，麻类)之利，为钱50余万。治平二年(1065年)，长江下游地区水灾严重，江南的宣州、池州等地大小1000多个圩田被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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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②《三国志》卷64《濮阳兴传》。

③(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29《江南八》。

④(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29《江南一一》。

⑤光绪《高淳县志》：“春秋时，吴筑固城为濑渚邑，因筑圩附于城，为吴之沃土。”

⑥(清)钱中谐《三江水利条议、论吴淞江》引明曹胤儒语：“自范蠡围田东江渐塞。”

⑦《陈书》卷5《宣帝纪》。

淹没，唯万春圩屹立无恙，附近各小圩也赖以不毁。这项工程经济效益很高①。除万春圩外，芜湖尚有陶新、政和、独行、永兴、保成、咸宝、保胜、保丰、行春等9个较大的圩田。此外，广德、和州、无为等县及黄池镇，尚有10多个圩田。据不完全统计，宋代江东一路的官圩即有79万余亩。太湖流域及周边平原地区的圩田，更为普遍。如江阴境内的芙蓉湖，“周围一万五千三百顷，又号三山湖，今皆为圩田”；端平二年(1235年)，常熟一县有圩田54016亩；景定初年，建康府共有围田714192亩，占全府耕地总面积4341643亩的16．5％②。史载：“二浙地势高下相类，湖高于田，田又高于江海。水少则吸湖水以灌田，水多则泄田水，由江入海，惟潴泄两得其便，故无水旱之忧。”③

在宋代，江南圩区出现了联圩这一新的围垦形式。从筑圩到联圩，这是人们认识上的一大飞跃，也是治水的有效举措。联圩即通过筑长堤，将众多小圩联并起来，以收“塞支强干”和防洪保收之效。江南联圩的成功范例当首推大官圩(今当涂县大公圩)。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宣州水泛滥至境，县诸圩尽没”，地方官吏据实上报，朝廷准予联圩，迨至乾道九年(1173年) “太平州黄池镇福定圩周四十余里，延福等五十四圩周一百五十余里，包围诸圩在内”④。这里所说的便是大官圩的联圩情况。宋代宣州的化成、惠民两圩，“埂岸虽已圈固……圩腹内包裹私圩十五所”⑤。说明化成、惠民两圩也是通过联圩形成的。这方面的例子尚能举出许多。圈堤联圩有效地提高了圩区防御旱涝的能力，堪称筑圩史上的一大创举。

总的看来，宋时江南圩田已发展得十分成熟，其特点有如下数端：

一是规模宏大，且构造合理。当时的许多圩田往往“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⑥。关于圩田的结构，沈括在《万春圩图记》中给我们提供了绝好的研究材料，说万春圩圩堤“博六丈，崇丈有二尺，八十四里以长。夹堤之脊，列植以桑，为桑若千万。堤中为田千二百七十顷。……方顷而沟之，四沟浍之为一区，……圩中为通途二十二里以长，北与堤会，其袤可以两车，列植以柳，为水门五”⑦。可见这种圩田不仅圩堤高阔，坚实不摧，而且植桑种柳，河渠交错，舟楫扬帆，屋舍有致，并设有排水门，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农田水利图画。另据《宋会要辑稿·食货》载，沿江圩田在形制上多为两层，圩堤之外，还有大堤，即使圩堤稍有损坏，一时也不致圩内农田遭殃。由此可见，江南圩田的构造是十分完善的。

二是形成了一套科学的管理和养护方法。在管理方面主要是对圩内农田进行有计划的布局。据沈括《万春圩图记》载，芜湖万春圩，圩内共有1270顷农田，每顷农田为一方，全圩分为1270方，按照天地日月山川草木取1270字，为每一方田定名。同时为便于农田排灌和人员往来，每方四周辟之以水沟，相互贯通。如此严密的规划有力地推动了集约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在圩堤的护养上，采取了人工与生物措施相结合的方式。从工程方面加固圩堤，是人们治圩的主要举措，其方法是将圩堤的用料由原来的泥土换为石板，从而大大加强了圩堤的抗潮强度。对此，杨万里在《诚斋集·圩丁词十解》中形容说：“岸头石板紫纵横，不是修圩是筑城。”在生物措施上则是在堤岸上植以各种树木，深植于堤中的树根勾络在一起，成为护堤的屏障。其中种植最多的是杨柳，杨万里《诚斋集·圩田》诗：“古今圩岸护堤防，岸岸行行种绿杨”，描写的就是杨柳护岸的情景。

三是建立了人工管理系统。沿江圩田有官私之分。官圩设有圩吏，私圩设有圩长。官圩的维修与养护由官府出面组织人力；私圩则由圩长召集圩丁，于每年雨季来临之前修筑圩岸、浚治沟渠和防护圩田。“年年圩长集圩丁，不要招呼自要行；万杵一鸣千畚土，大呼高唱总齐声”；“儿郎辛苦莫呼天，一岁修圩一岁眠”⑧。这些诗句描写的都是一年一度圩长率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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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宋)沈括：《长兴集》卷21《万春圩图记》。

②嘉靖《江阴县志》卷3《山川》；孙应时：《琴川志》卷6《版籍》；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40《田赋志》。

③(宋)卫泾：《后乐集》卷13《论围田札子》。

④《宋史》卷173《食货上一·农田》。

⑤(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七》。

⑥(宋)范仲淹：《范文正公全集·奏议》卷上《答手诏条陈十事》。

⑦(宋)沈括：《长兴集》卷21《万春圩图记》。

⑧(宋)杨万里：《诚斋集》卷32《圩丁词十解序》。

圩丁维修圩堤的热闹场面。正由于形成了这样一个人工管理系统，因而使沿江圩田的维修与护养有了可靠的保证①。

明清两代江南地区人口迅猛增长，对土地的要求更为迫切，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该地区圩田的发展，圩田开发因此进入了全盛阶段。统计表明，明清两代，江南各地筑圩达3000多个。其中千亩以上的大圩，约有一百多个。其数量之多，为前世所不及。圈堤联圩是这一时期江南圩田开发的一个重要特点。如清咸丰年间，同马大堤沿岸因淤积甚速，江道改走南边，后经数次大水冲击，圩埂圮毁，清朝政府遂联并同仁堤、丁家口堤、德化圩、泾江长堤和马华堤等圩堤，形成了同马大堤的雏形。无为大堤围筑于明永乐三年(1405年)，后历经江潮和大水冲洗，坝堤日渐毁坏。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将沿江各圩联成四段，形成一个大圩。

纵观古代江南地区圩田的开发，它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阶段性。也就是说圩田开发经历了几个大的发展阶段，即滥觞于三国之际，迅速发展于两宋，全盛于明清。二是不平衡性。即各地区间圩田发展是很不平衡的，两宋时期，当涂、芜湖、宣州三地的圩田开发最为发达，其他地区几乎没有开发；至明清时期，虽然整个沿江圩区几乎都开发了出来，但最发达的也仅限于当涂、芜湖、宣州、巢湖、安庆几个地区及太湖周围，其他地区则仍然相对较弱。

二 江南圩田兴盛的原因分析

古代江南地区圩田的兴起和发展，并不是偶然的，它是由一定的历史因素和自然条件决定的。

1．圩田是江南劳动人民针对本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而采取的有效土地利用形式。

江南地区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具有气候温和，无霜期长，雨水丰沛等特点，夏季暖湿气流活跃，降雨较为集中，年均降水量一般在1240毫米上下。长江及其24条支流使这一地区水网密布，并在沿江及近湖附近形成大片土质肥沃的低洼地。因此，从自然环境上看，这里无疑具有发展农业生产的优越条件。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沿江地区泥沙淤积，使湖床(或沙洲)日益增高，为围湖筑圩创造了条件。早在战国时期，长江上、中游就有水土流失的现象，至宋代更为严重。如南宋诗人陆游看到湖口以下江水之浊，曾云：“江自湖口分一支为南江，盖江西路也。(长)江水浑浊……。南江(指湖口流出之水)极清澈，合处如引绳，不相乱。”②湖口对岸为彭蠡泽，江水至此产生洄流，所以泥沙淤积严重。稍晚于陆游的蔡沉对巢湖泥沙淤积之因作出了解释：“北则江汉之浊流，其南则鄱阳(湖)之清涨……巢湖大而源浅，每岁四五月闲蜀岭雪消，大江泛滥之时，水淤(指泥沙)人湖，至七八月，大江水落，湖水方泄，随江以东。”③对这种因淤积而筑圩，清代魏源分析为：“浮沙壅泥，败叶陈根……随大雨倾泻而下，由山人溪，由溪达江达汉，由江汉达湖，水去沙不去，遂为洲渚。洲渚日高，湖底日浅，近水居民，又从而圩之田之。”④魏氏的剖析十分精到。由此可见，圩田是江南人民充分利用沿江湖床垫高等自然生成的条件而采取的一种有效土地利用形式，对于促进该地区将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转化为农业生产的潜力，起到了积极作用，这是江南地区圩田开发的根本动力所在。

2．封建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有力地推动了江南地区圩田的开发。

封建统治者对江南地带圩区的开发，其目的经历了由军事需要向发展经济需要的转变。东吴为解决驻军粮秣补给而令诸将广开屯田，遂有五路总兵丁奉、丹阳都尉严密围湖圩垦之举；东晋南朝时期，大规模的军事屯田仍是本地区农业开发中的主要方式。唐中叶以后，随着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江南地区成为封建政府财赋的重要来源地，唐代诗人韩愈曾云：“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⑤江南地区由先秦之际的“地广人稀” 变为封建政府的赋税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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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23—124页。

②(宋)陆游：《入蜀记》，载《丛书集成初编》。

③(宋)蔡沉：《禹贡》注。

④(清)魏源：《湖广水利论》，《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

⑤(唐)韩愈：《韩昌黎集》卷19《送陆歙州诗序》。

足见该地区农业经济对封建政府的重要性。唐宪宗也认为：“天宝以后，戎事方殷，两河宿兵，户赋不加，军国费用，取资江淮。”①两宋之际，由于圩田在宣州、太平州、宁国府垦田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产量又高，因而也就成为政府一笔极为可观的赋税收入。宋高宗曾称：“今公私兼裕，一岁军饷，皆仰圩此。”②这表明，唐宋以后，封建政府对江南地区的开发已不仅仅限于军事需要，更主要的是想通过加快这一地区的开发以攫取大量的赋税。无论封建政府出于何种目的开发这一地区，其组织功能以及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大量投入对于江南地区圩田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在宋代表现得尤为明显。众所周知，在古代中国，兴修大规模水利工程所需的人力和物力，是个体小农所无法承担的，唯有封建政府才有这种能力。如前揭嘉?六年(1061年)，转运使张颐、判官谢景温、宁国令沈披重建万春圩时，政府曾出粟30000斛、钱40000缗，并募集宣城等县贫民14000人投入其中。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年)，太平州诸圩“几四百里为水浸沫”，政府出资整修，耗费“计米二万一千七百五十七硕五斗、计钱二万三千五百七十贯一百三十七文省”③。宋代沿江圩田多属官圩，这一事实证明封建政府在圩田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宋朝政府除积极组织军民修复五代以来湮毁的圩田水利工程，并加快圩田开发步伐外，还制定《农田利害条约》(即农田水利法)，将圩田等水利工程的兴废作为对在任官吏升黜的考核依据之一，以督促官吏加强对圩田的管理与维护。如将防护圩岸的制度刻成碑文立于圩田之上，州、县官每年秋后检查一次，成为定制。对于私圩，宋政府也给予积极的资助，如筑圩或圩田生产的钱米不足，官方规定可在常平仓项下借支，依据青苗钱之例分期归还。若工程过大，民户无力修筑，则由官府支钱米雇丁夫修筑。若圩内人力不足或缺工食，政府还可酌量添助。正由于封建政府在沿江圩田开发过程中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朝败的时期，圩田建设便不可避免会受到影响。如宋初，“慢于农政，不复修举江南圩田”④。就连五代以来较为完善的圩田水利系统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由于宋朝政府在圩田建设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所以江南圩田开发便从此进入了一个兴盛的阶段，奠定了该地区圩田发展的规模。明清时期，随着江南的经济在政府赋税中所占的地位日趋重要，封建政府进一步加大了沿江圩堤建设的力度，沿江圩田更为兴盛。

3．人地矛盾也是促进江南圩田开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沈括《万春圩图记》“江南大都皆山也，可耕之土皆下湿厌水濒江”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代江南地区可直接用于耕种的土地是相当有限的。先秦之际，该地区“地广人稀”，人口与可耕地之间的矛盾尚不太尖锐，人们采用火耕水耨的低水平生产，便足以维持“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⑤的平均生活状态。后来该地区人地矛盾的激化与数次大规模移民潮不无关系。我们知道，从西晋末年至宋代，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黄河流域向南大规模移民的浪潮，那是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唐代中期的安史之乱和唐末、宋金之际的靖康之乱。这些移民主要迁徙到南方，其中第一次移民从北方迁往南方的大约有90万，第二次约为650万，第三次约为100(万⑥。这三次大规模北人南迁的结果，一方面给南方带来了大量劳动力和先进的中原文化与生产技能，同时也直接导致了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区人口的骤增，致使江南地区耕地严重不足。当时这里已“野无闲田，桑无隙地”，于是人们将目光投向不宜开垦的山地和湖滩，开始了大规模以围江、围湖为主的造田运动。迨至明清两朝，虽因战争、水灾、瘟疫等原因，使人口大量死亡，但人口总数还是增多了。如宋崇宁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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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全唐文》卷63《宪宗元和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上尊号赦》。

②《宋史》卷474《奸臣四·贾似道传》。

③《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农田》。

④(宋)范仲淹：《范文正公全集·奏议》卷上《答手诏条陈十事》。

⑤《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⑥参见邹逸麟：《我国环境变化的历史过程及其特点初探》，《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沿江的安庆、宁国、太平三府约有84万人口，而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三府人口增加到了121万①。大量人口的涌人使该地区原本宽缓的人地关系一下子又紧张了起来，如何安置这些流民也就成了封建政府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在以农为本的封建社会里，束民于土地发展生产是安辑流民的最好途径，这样，江南沿江低洼地区大量的湖滩地便成为吸引流民大规模开发的最佳去处。因此无论是宋代，还是明清时期，封建政府都不遗余力地募集流民在此进行开发，从而有效地扩大了耕地面积，很大程度上缓和了一度紧张的人地矛盾。

三 圩田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江南圩田开发相沿近两千年，对圩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圩田的开发十分适合江南地区水乡泽国的地理特点，使大量沿江沿湖滩涂变成了良田。这种土地利用形式是江南人民在长期实践中的伟大创举，它在抗御旱涝、夺取稳产高产方面，有着诸多的优越性。诗人杨万里、韩元吉等都曾作诗赞美圩田：“圩田岁岁续逢秋，圩户家家不识愁。夹路垂杨一千里，风流国是太平州。”②“东西相望五百圩，有利由来得无害。……请看今来禾上场，七百顷地云堆黄”③。这些诗句都逼真地描绘了当时江南圩区的丰收景象。元代农学家王祯对于圩田的作用也是赞不绝口，他称赞道：圩田“据水筑为堤岸，复叠外护，或高至数丈，或曲直不等，长至弥望，每遇霖潦，以捍水势……内有沟渎，以通灌溉，其田亦或不下千顷，此又水田之善者。”④王祯甚至认为圩田“虽有水旱皆可救御，凡一熟之余，不惟本境足食，又可赡及邻郡，实近古之上法，将来之永利，富国富民，无越于此”⑤。这种人工创造的乐土，成为当地粮食生产的重要基地。据张问《张颐墓志铭》载，万春圩计127000亩，“岁得米八十万斛”，每亩平均产量6斛2斗。北宋末年的贺铸，曾作《题皖山北濒江田舍》诗云：“一溪春水百家利，二顷夏苗千石收。”⑥亩产量达到5石。关于圩田的亩产量，我们还可以从当时的租税中得知一二。据有关资料统计，并依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建康府圩田租额类推，宣州圩田可生产49万石租粮，太平州可生产79万石租粮，再加上芜湖、当涂、合肥县等地的圩田，租粮生产数额十分可观⑦。对于宋朝政府来讲，这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因此有人便认为“天下根本在于江淮，天下无江淮不可以足用，江淮无天下自可以为国”⑧。正由于圩田农业产量很高，所以有宋一世，政府对兴筑、修复圩田总是特别热衷，及至明清，圩田开发日渐深入，圩区经济在封建国家赋税中所占的份额也越来越大。圩田高产、稳产的事实表明，圩区土地开发利用的价值是很高的。此外，圩田开发对于缓和该地区数度出现的人口压力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些都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不过，圩田这种垦殖形态利弊并存，过度地开发势必会带来相应的环境问题。正如恩格斯所云：“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⑨事实确实如此，正当人们陶醉于自己围湖造田的胜利之时，自然界为此作出的各种灾难性的报复也就接踵而至了。

第一，破坏了原有的湖泊河流水文环境，废湖为田，或随意改变河道，致使众多的圩田将水道系统全部打乱，外河水流不畅，圩内排水和引水也增加难度，造成“水不得停蓄，旱不得流注”的严重局面。对于围湖为田给圩区水环境所造成的影响，唐末即有人指出：“害大利小者，其以湖为田之谓欤。”⑩直斥其弊。顾炎武亦说：“宋政和以后围湖占江，而东南水利亦塞。”⑾由于圩田多建立在水流要害之处，且田面反在水面之下，因此对水利要求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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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李则刚：《安徽历史述要》，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2年版。

②(宋)杨万里：《诚斋集》卷32《圩丁词十解序》。

③(宋)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2《永丰圩》。

④(元)王祯：《农书》卷3《灌溉篇》。

⑤(元)王祯：《农书》卷11《田制篇》。

⑥(宋)贺铸：《广湖遗志诗集拾遗》。

⑦(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6《田赋考》。

⑧(宋)李觏：《李直讲先生文集》卷28。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519页。

⑩(清)董诰：《全唐文》卷871《复练塘奏状》。

⑾(清)顾炎武：《日知录》卷10《治地》。

高，稍有罅隙，便有内涝之患。宋徽宗统治时期，当涂路西湖建成的政和圩，使“山水无以发泄，遂致冲决圩焊”。永丰圩自政和五年(1115年)围湖成田，嗣后五十余年“横截水势，不容通泄，圩为害非细”。焦村私圩，“梗塞水面，致化成、惠民频有损害”。宣城童家湖系徽州绩溪与广德军建平二水会合之处，其势阔远，“政和间有贵要之家请佃此湖围成田”，“绍兴间有淮西总管张荣者诡名承佃，再筑为圩……自后每遇水涨，诸圩被害”①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第二，历代地方政府在圩田管理方面也是各自为政，各地区的圩田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缺乏相互间的协作。特别是豪强贵势私筑圩焊，对圩区水利系统及小农生产的破坏尤甚，这一点在南宋宁宗嘉定三年(1210年)卫泾所上的奏折中体现得甚为明显：“隆兴、乾道之后，豪宗大姓，相继迭出，广包强占，无岁五之，……围(圩)田一兴，修筑岸，水所由出入之路，顿至隔绝，稍觉旱干，则占据上流，独擅灌溉之利，民田坐视无从取水；逮至水溢，则顺流疏决，复以民田为壑”。②由于彼此间缺乏协作，使因破圩而形成的局部水灾年年有之。

第三，大量构筑圩田，影响到湖泊的蓄水量。大型湖泊，作为陆地水系中的枢纽，具有吞洪吐涝、调节河川径流的重要作用。江南地区大量利用湖边滩地修筑圩田，使湖面缩小，破坏了生态平衡。如太湖地区在圩田出现以前，本有一个天然形成的水面与陆地合理的比例。太湖就是蓄洪的天然水库。而湖边的滩地是水库的一部分，能够发挥调节的功能。自从人们大量利用太湖边上的滩地修筑圩田后，湖面不断缩小，从而影响了其调节水量的功能，破坏了太湖地区的生态条件，由此灾害便接踵而至。水旱失调自然是小农民首遭其殃，接着公私圩田大户也同受其祸。因水中筑堤之后，水中泥沙向堤外淤积，湖底升高，于是圩堤又可向湖心延伸，这样，湖便逐渐缩小，以至于消失，一旦河水暴涨，湖已不能容纳，势必将大小堤岸冲垮，导致水灾频频发生。如图1所示，太湖流域从东晋到明清，其水旱演变情况大致可分为两个最少期，四个较多期和四个最多期，表现为宋以前由少到多，再由多到少的过程，而在宋以后，则以水旱灾次的愈益增多为其主要趋势。这一发展态势无疑是与太湖流域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紧密相联的。

第四，围湖造田的结果还破坏了水生资源。江南地区的湖泊，水生资源极为丰富，如丹阳练湖，在唐代就有“菰蒲茭芡之多，龟鱼鳖蜃之生，厌饮江淮，膏润数州”之称③；四明广德湖有“菰蒲凫鸟，四时不绝”之绕④。越州鉴湖更有“鱼鳖虾蟹之类不可胜食，茭荷菱芡之实不可胜用”之誉⑤。这些水生资源，一方面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食品，另一方面又为牲畜提供了饲料，为编织、造纸提供了原料，有的还是良好的药材，故此，具有颇高的经济价值。围湖造田以后，特别是废湖以后，这些水生资源便面临了绝灭之灾。对此，历代有识之士都给予了极大关注。如徐次铎在《复镜湖议》中如是说：“使湖果复旧，水常弥满，则鱼鳖虾蟹之类不可胜食，茭荷菱芡之实不可胜用，纵民采捕其中，其利自溥。”⑥陈仲宜等在上徽宗书中也指出诸路湖泺池塘陂泽被围占以后“贫窭细民，频失采取莲荷蒲藕、菱芡、鱼鳖虾蚬蚌螺之类，不能糊口营生”⑦。类似的记载尚能举出不少。这些史料无疑都说明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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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七》。

②(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3《田赋》。

③(唐)李华：《润州丹阳县复练塘颂》，《全唐文》卷314。

④《四明郡志·鄞县·山川》。

⑤(宋)徐次铎：《复镜湖议》，引自《农政全书》卷16《水利·浙江水利》．

⑥(宋)徐次铎：《复镜湖议》，引自《农政全书》卷16《水利·浙江水利》。

⑦(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一》。

代江南地区围湖造田后水生资源遭到了严重的破坏①。

近年来，随着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的恶化，江南地区水灾频仍。圩田由于自身抗洪能力的低下，其弊端也更显突出，成为制约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如何使这种传统水利田继续发挥作用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作为史学工作者，我们在继续深入研究圩田史的基础上，应该以史为鉴，结合历史上对圩田的治理献计献策，更多地关注目前江南圩区的生态环境问题。我们应该与水利部门合作，摸清圩田形成的历史过程，总结利弊，根据不同的地貌特征和水文情况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整治。以防治水患为前提，提高圩田开发水平，同时，要加大治理江南地区河流湖泊的力度，加强湖泊生态工程建设，切实禁止新的围堤筑圩，对过度围筑的田地，要根据条件和可能，有计划地退田还湖，移民建镇，改善生态环境，以保证该地区“生态——经济——社会”三维复合系统的健康运行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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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闵宗殿：《两宋东南围湖》，载《太湖水利史论文集》(打印稿)，1986年。

Cultivation of Diked Paddy--Fields in Ancient South--East China

and Their Effects 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bstract：The diked paddy— fields (low— lying paddy— fields surrounded with dikes), roughly introduced in the period of Three Powers, rapidly developed during the times of North and South Song Dynasties and reaching their prime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re a peculiar form of farming fields created by the people of South—East China through their long practice in water control and field man- agement. The essay, based on large amounts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comprehensively looks into the cours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ltivation of diked paddy—fields in South—East China, researches on the historical and natural factors of their prosperity and briefly analyzes their functions. On such a basis, it concretely discusses the effects of the cultivation 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holds the view that the damage of the original hydro geological environment by over—cultivation in South—East China results in the serious situation of “no reservation of water and no irrigation when drought” and thus greatly increases difficulties in flood prevention. Local governments through ages act on their own way without cooperation among diked paddy—fields in different areas and therefore local floods take place every year due to breakdown of the dikes. The great shrinking of lake areas because of too much reclamation affects the function of lakes in adjusting water volume and destroys ecological condi- tions of the area, leads to frequent disasters. In addition, after reclaiming, especially draining lakes, various aquatic resources are gravely ruined.

Key words: ancient times；South—East China；cultivation of diked paddy—fields；ecological envi- ronment; aquatic resour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