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法律教导生长及影响

时间:2022-09-03 02:39:03

古代法律教导生长及影响

作者:侯强 单位:江苏技术师范学院

创办教会大学虽早在1881年福州成立鹤龄英华书院就开始尝试了[4]761,但据杰西•格•卢茨研究,不仅“在1900年前没有一所真正达到大学水平的大学”,而且“在1910年前几乎没有法律、农学、商业管理、教育或工程等课程”。[5]28,163此时,教会大学的规模还十分有限。据统计,“1900年时全国教会大学学生有164名,平均每校不过64人”[4]762。及至辛亥革命胜利后,民国社会的转型为教会大学的迅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由于民国政府中的很多高层领导人接受过欧美教育,甚至本人就是基督教徒,因而民国政府对教会教育采取了相当宽容的态度,给教会大学教育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外部环境。加之,此时在华传教士在实际传教活动中已认识到“谁能更多地掌握高等教育,谁就有可能输送更多的人到各个关键部门,从而也就更可能多地控制中国的前途”[6]105。这就使得教会大学的发展在一定的外力作用之外,又有了更大的内在推动力。多种因素的结合,使得此时教会大学发展迅猛。到1936年,教会大学在校学生总数已达6700人,比1920年增加了两倍多,约占全国高等学校在校生总数的百分之十六[7]68。民国时期,基督教各教会在我国开办的具有代表性的大学有16所(基督教13所,天主教3所),但就这些教会大学的学科设置而言,此时,“许多教会教育工作者还对教会学校开设商学、工程学、法学等科感到为难,因此,实际上,只有华东三四所教会大学开设这些学科”。据统计,1937年教会大学中法学专业的学生占10.3%,比全国大学(包括教会大学)中法学专业的学生百分比低了16.1%[5]284。民国时期,教会大学曾设有法科的计有震旦大学、东吴大学和燕京大学三所。震旦大学是天主教教徒马相伯于1903年在上海创办,最初称震旦学院,其属于法国天主教耶稣会。该校以法国法为教学基础,教师多由在沪执业的法国律师担任,分预科2年,法律专科3年[8]490。1914年,复分本科为三专科。其中,法政文学科学制为3年,后改名为法政科,并设特科2年[9]115-116。1932年立案并改名为震旦大学。1935年,设法学院,下分法律、政治经济二系,学制4年[10]232。东吴大学是由美国基督教卫理公会传教士于1900年在苏州创办的,东吴大学法学院则是其政治学教师兰金于1915年在上海创办的。该校除了兰金,所有教师都是法官,注重英美法教学,培养具有比较法素质的法律人才。1930年,该校招生594名,已发展成为中国教会大学所主办的最大的一所专科学院[5]171。到1937年,该校迫于教育部的命令,将教学计划由5年减到4年[11]260。燕京大学是英、美在华的基督教会于1919年联合创办的,1920年又将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并入该校。1929年,燕京大学遵照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的《私立学校规程》,分文、理、法三学院。1934年,又根据教育部颁布的《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将各学系原有的研究课程重新加以整编,正式成立研究院,设文、理、法三个研究所[12]185-186。应该说,民国教会大学法律教育的生长是时代使然。以东吴大学法学院为例,其创办者兰金就是由于“他发现上海复杂的法律制度,包括中国、美国和欧洲、以及混合的法庭,他对此感到大为震惊。看来确实有必要发展比较法律专业,培养能使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法官;在以后的十几年时间中国将需要能够制定民法、编纂法典、组织法官团体的专家。在上海的领事法庭,英国驻华最高法庭和美国驻华法庭,形成一个人才库,随时可以提供法学教育人才”[5]170。“因为学院极其适合中国城市居民的职业需要,它很快就吸引了大量的学生;学院的经费几乎完全依靠学费来维持,很少或者甚至根本没有各种基金会的资助,连东吴大学也没有给予经费帮助。”[5]295这在当时教会大学的生存中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之所以能发生,表面看来似乎是缘自发起人兰金的创意,但不可否认,即使兰金的创意再高明,如果没有孕育这个创意的民国时期勃勃涌动的法治思潮,这个创意也不会变为现实。

民国教会大学法律教育的特征

教会教育是传教士在中国兴办的西方宗教教育,后来逐渐带有世俗性和专业性。其教会大学法律教育的生长不仅在中西文化的矛盾与冲突之中展开,而且不可避免地在国家与社会、政治与学术的险关峡谷中周折冲撞。由于中国特定的国情,民国教会大学法律教育形成了独立于中国官办和私立新式法律教育的另一个系列的法律教育,并在理论与实践的矛盾运动中表现出了以下鲜明的特征。第一,师资队伍依赖兼职。民国教会大学法律教育究其实质是作为教会布道的手段而出现的。从其发展的过程来看,由于缺乏一个学术和教育手段运用的成熟阶段,以致其在生长的最初期即面临着严重的师资问题,不得不主要依赖在华执业的律师和法官。例如,震旦大学在1911年开办法科时,即聘请在沪执业的法国律师担任教师;东吴大学法学院创办时,则聘请了上海租界里的律师和法官为义务教授。很显然,教会大学法律教育的师资最初多由律师和法官兼任,他们是民国教会大学法律教育最初的一批师资。此后,教会大学虽力图弥补这一不足,但始终未能摆脱这一困境。以东吴大学法学院为例,在1920年后期转向雇佣专职导师和行政人员时,特别设法寻求本校自己的毕业生,但“聘用最有影响的专职教授,聘任一个优秀的专职教授组成的教师群体,对于东吴法学院来说总是一个难于实现的目标,因为即便多数的东吴毕业生也只是兼职任教”[11]273。第二,培养模式灵活多样。民国教会大学法律教育是由不同国度的不同宗教派别的教会组织主办的。这在客观上造成不同法学教育模式得以在中国演示。它们的办学思路大不一样,由此也就培养出了不同风格的法律人才。例如,震旦大学由于是法国天主教耶稣会主办,其法律教育就是以法国的法学院为模式,主要讲授法国法,且大部分法律教学用法语进行;东吴大学法学院为美国基督教会所控制,其办学思路自然是以美国法学院为模式,所用教本大部分为美国大学法律系所用的原本,授课内容“原以英美法与中国法为依据,而旁参以大陆法。继应时势之需求,改以中国法为主体,以英美与大陆法为比较之研究”[13]199,强调“比较法”的训练,由此奠定了以培养具有比较法素质的职业法律家为目标的法学家发展模式。对此,有研究者指出:“与许多其他的法学院相比,东吴法学院培养的是律师,而非司法官,并通过对职业道德、学术水平以及职业能力的强调,为他们积极参与政治和经济生活打好基础。”[11]251第三,教学方法丰富多彩。民国教会大学法律教育开办伊始,就着手教学方法的改革,以便学生思维的发展和能力的培养。以东吴大学法学院为例,在教学方法上,反对“填鸭式”的教学方法,提倡“自主的”教学方式,力主在提示、分析、讨论和实践中进行教学。据该校一个于1930年毕业的学生回忆,教他们合同法的希尔米克法官在使用一部判例教材教学时,“他跳出这些判例之外的原理和政策的讲授,又使得判例教材妙趣横生、兴味盎然”[11]275。“学院拥有一个组织完善的模拟法庭(mootcourt),还出版一份中英文合璧的法学杂志(季刊)。”[8]491“学校采用美国的个案研究法,学生定期去中国、英、美混合的法庭实习。”[5]170-171这就使得学生学到的东西是实在的,做到学得透、理解得深,进而融会贯通运用自如。第四,普遍使用双语教学。当传教士在中国建立教会大学时,西方正强调着语言、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学习,因此,教会大学也照搬这一套。加之,当时中国社会对英语人才十分需求,掌握中文工具的法律专业教师又十分难得,教会大学法律教育自然而然普遍使用起双语教学来。以东吴大学法学院为例:“教材方面,大概1/3为各国比较法,用英语或各该国语言教授”[13]203。燕京大学则规定,除专业课外,每个学生还必须选修一门英语以外的第二外语。对此,司徒雷登曾自豪地说:“我们的学生确实是生活在讲两种语言的环境中。他们一入学就能听懂无论用哪种语言讲授的大学课程,教师们也可以随便讲哪种语言,或两种语言都讲。外来的讲学者从来不用翻译,虽然听众中总有一些听不懂的。我向学生讲话时,是用汉语讲,还是用英语讲,也往往会在台上临时改变主意。这就是说学生们能够灵活地从一种语言转到另一种语言。”[14]195-196由此,教会大学法律专业的毕业生因其严格的训练和良好的外语水平在社会上受到了普遍欢迎。第五,人才培养专博结合。教会大学法律教育为使其毕业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在人才培养方面十分注重专博结合,强调学生应具有广博而厚实的专业基础。20世纪30年代中期,东吴大学教授兼教务长孙晓楼就主张,“研究法律的学生,至少于法律学以外的各种学科,都有些相当的涉猎,其中比较重要的,要推经济学、心理学、论理学、哲学、历史学、生物学、人类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几门”[15]18,认为这些学科构成了法律研究的基础,是真正理解法律所必需的。燕京大学实行的是“通才教育”,一般知识与专门学问并重,每个学生都有主系和副系(或辅系),且主副系又是可以“跨学院”的。如此,教会大学培养出了一批视野开阔、知识面广、适应性强的法律人才。第六,实行严格的淘汰制。教会大学法律教育在数量上是无法与公立大学及其他私立大学的法律教育相比拟的,这迫使教会大学不得不提高教学质量,以提高办学的竞争力。以东吴大学法学院为例,规定:“平日对于学生之札记及月考等,亦从严审核,不及格学程逾1/3者,不得补考升级,逾1/2者,必须退学。”[13]200据孙晓楼著文回忆说:“我以前在东吴法律学院读书的时候,在第一年入学时,同班同学达84人,嗣后因功课的严格,逐渐的淘汰和减少,到最后只有28人毕业,然而于人数已打破了该校的纪录。”[15]83这种严格的考评制度使得学生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有助于良好学风的养成,也有助于高质量法律人才的培养。上述教会大学法律教育的这些特征,从侧面反映出了教会大学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它的创办带有明显的殖民主义色彩,但它彻底摒弃了中国传统的法律教育方式,客观上推动了民国法律教育的现代化,开创了我国法律教育的新局面。

民国教会大学法律教育的影响

中国传统法律教育在向现代法律教育转型的过程中,身边一直伴随着一个外来的参照系,那就是分布于各地的教会大学法律教育。毋庸置疑,民国法律教育现代化是与教会大学法律教育紧密相连的。从社会转型的视角考察,西方教会学校在中国不仅负有“破坏的使命”,而且也不自觉地承担起了“重建的使命”[16]768。就教会大学法律教育而言,不管当初传教士们远来传教的主观意愿如何,他们从事的法律教育活动毕竟是一种全新的教育模式,并给予了旧中国的传统法律教育以最直接的冲击,其一旦立足于中国土壤,便不由自主地“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16]766,登上了加快社会进步的列车,在各个方面影响或推进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步伐。第一,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学科体系的完善。教会大学法律教育是移植到中国的西式法律教育,其为在中国实施完整的法律教育,设立之初便注意借鉴和移植西方一整套课程设置。以东吴大学法学院为例,该校“课程之编制,除依照教育部令所颁布之法学院法律系课程之外,更参照欧美各国法律学校课程之优点”[13]199,在这一移植过程中,虽然传教士们把自己熟悉的小教派学院的课程搬到中国,因疏于改编存在着诸多的水土不服,甚至未能赶上西方课程体系的变化,但不可否认,其以自身的先进性对中国传统的课程体系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和挑战,并在中国传统课程体系的变革中发挥了一定的示范作用。第二,活跃了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国际文化交流。教会办学的原始目的虽并非为了中国的现代化,而是寄希望通过办学,将上帝的意旨渗透进中国社会,最终实现中国的基督化,但在其实际办学过程中有意识无意识地起到了架设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的作用。如燕京大学法学院同普林斯顿公共国际事务学院取得联系,获得了该院校友会的资助,成立了“普林斯顿—燕京基金会”。不仅普林斯顿的教授和刚毕业的学生常到燕京大学讲学一年到数年,而且燕京大学法学院的高材生也常去普林斯顿攻读博士学位,然后再回燕京工作[17]64。又如东吴大学法学院的课程设置则具有中西法学沟通、中国法与英美法并重的特色,教师在教学中既注意介绍英美等国的案例,又注重分析中国的案例,成为培养中国自己的同国际接轨的法学专门人才的教育基地。这种由教会大学法律教育的建立而带来的中外文化交流的扩大和加强,不仅促进了中西文化的衔接,而且使得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更趋国际化。第三,构建了中国全新的高等教育办学理念。中国传统教育以统治者为中心,以造就少数仕宦人才为目的,特征是单向育才、以王朝为主体。西方近代教育以全体社会成员为对象,目的在于发挥每一个人的潜能,使其在社会中找到最佳位置,特征是多元育才、以社会为主体[18]534-535。作为后发展国家,民国教育无不受到西式教育的冲击,并由此产生一种自然、本能的回应。以东吴大学法学院影响为例,孙晓楼就认为:“法律教育的目的,是在训练为社会服务为国家谋利益的法律人才,这种人才,一定要有法律学问,才可以认识并且改善法律,一定要有社会的常识,才可以合于时宜的运用法律,一定要有法律的道德,才有资格来执行法律;法律教育家应当从这三方面着眼,来办理法律学校,从这三方面着眼,来陶冶法律学生。”[15]13这种作为资产阶级新文化范畴的法律教育理念,无疑对处于民国转型期的教育起到了先导和示范的作用,对构建起中国全新的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具有积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第四,培养了中国高等教育起步所急需的专业教学人才。民国新式高等教育在开办之初,由于西学人才十分缺乏,新式学堂师资开始大多是以“引进”方式从国外“请进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教会大学法律教育的开展,在客观上为中国传统教育的现代化提供了便利。据东吴大学法学院教务长盛振为称,该院毕业生“服务于法律教育者,复日见增加;每届学期终结时,国内公私立大学,向本院聘请法学教授者,时有其人;其已脱离学校之毕业同学,于公余之暇,能从事于学术之研究者,亦不在少数”[13]205。其他教会大学毕业生情况也大致如此。据相关研究统计,在1937年全国教会大学毕业生中,从事教育职业的占41%;在1938年燕京大学毕业生中,从事教育职业的占39%[5]503。第五,促进了中国高等教育教学方法的改进。民国高等教育教学方法的演进,大致是由传统刻板的以教师为本位的注入式趋向理论联系实际的师生互动的启发式。其间,欧美教学方法的输入,为中国传统教学改革提供了可借鉴的参照模式。以东吴大学法学院为例,其法科,采用的是判例教学法,具体做法是先将每一案件的甲乙双方事由说清楚,然后加以分析,引用判例论断是非。诉讼实习分为两种:一为校内定期的“模拟法庭”实习;二为校外的中国、英、美混合的法庭实习。这种教学方法在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培养他们独立思考和发明创造能力方面,无疑提供了有益的教学经验,自然也驱动了当时中国教育界对传统教学方法进行深层的反思,从而在民国教育现代化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回顾教会大学法律教育在民国发展的历史,我们无须否定其在生存的时期内,解决了中国处于转型期的一定的社会需求,并对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事业作出了一些贡献。但应清楚地认识到,传教士们东来办学是带有一定宗教目的的,意在通过此举来培养“自己的人们”,进而达到传教的目的。作为一种强制性的文化移植,其局限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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