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叙事课程综合论文

一、经验主义

经验主义认为知识产生于观察和感觉，其理论起源可以上溯到古希腊的恩贝多克勒（Empedocles）。在西方哲学长河中，长期以来，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持续进行着此消彼长的辩论与斗争，直到康德（I.Kant）折中主义的创生，二者的斗争才趋于缓和。培根（F.Bacon）、密尔（J.S.Mill）和休谟（D.Hume）等在经验主义的发展历程中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洛克（J.Locke）是经验主义的集大成者，他在《人类理解论》中讲到：“人们的全部知识是建立在经验上面；知识归根到底都是来源于经验的”。[4]康纳利的叙事课程思想属于温和的经验主义，其不同于维也纳逻辑实证主义学派激进的经验主义思想，其关注于当下，关注于现场，关注于人的情感，“经验是教育的首要因素”是他在1988年提出的研究信条。[5]而在当时，教育研究的主要任务是提供路径，为专业教师提供教学技术，使其尽可能快地走上教育研究所提供的道路，教师所希望得到的是标准化、最优化、可测量的教学方案。如此表明，当时北美的教育发展依然处在工业模式、行为主义、效率思想和工具理性的理论支配中，经验叙事思想的提出无疑是对传统模式的背叛和挑战。当然，康纳利理论的产生并不是突发奇想，其既是对当时派纳（W.Pinar）“理解课程”思想的呼应，更是对前期杜威“经验理论”的重新解读。康纳利认为：“人类经验基本上是故事经验，人类不仅依赖故事而生，而且是故事的组织者”。之所以引入叙事研究是因为“写的好的故事接近于经验，因为它们是人类经验的表述，同时它们也接近于理论，因为它们给出的叙事对参与者和读者有教育意义”。[6]如此革命性的“艺术创新”着实把教育研究从单纯的构建理论、组合套路的坚硬领地带入了一个“宣扬故事”的清新空间。叙事研究是把自己过去教育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幽微细节重新审视，去发现其中蕴藏的教育意涵，从而把作为叙事者的教师自身的思维触角引向自我教育的深层空间，使看似平淡的日常生活显现出并不平凡的教育意义。如是，作为教育叙事的研究者要深入实地，进入一线教师的工作领地，去聆听教师的经验叙事，获知教师生活中的隐喻、他们的理解方式及鲜活故事，获得一些带有脸谱的教育图景和地方性知识等的“软性资料”，最终形成一些理解、感悟和见之于更广大读者的研究文本。总之，叙事研究为教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知识理念和研究模式，随着世界范围内学者们的热切关注和广泛参与，它已经被确立了合法地位。如此不但使教师个体经验、个性特征和个体经历等到合理展示，而且更为重要是丰满了教育界的课程观与教学观。

二、现象学

（一）现象学的源流现象学是20世纪以来在西方流行的一种哲学思潮，由胡塞尔（E.G.A.Husserl）所创立。现象学不是一套内容固定的学说，而是一种通过“直接的认识”来描述现象的研究方法。现象学虽然关注于表面现象，但却着眼于人的“精神”和“意识”等内在现象。现象学思潮至今已历经了三个发展时期：胡塞尔现象学时期、存在主义现象学时期和综合研究时期。胡塞尔之外，海德格尔（M.Heidegger）、伽达默尔（H.Gadamer）、萨特（J.Sartre）、梅洛-庞蒂（M.Merleau-Ponty）、施莱尔马赫（F.Schleiermacher）、狄尔泰（W.Dilthey）和舒茨（A.Schutz）是现象学研究界的核心人物。现象学主要通过直接、细微的内省分析，以澄清含混的经验，从而获得各种不同具体经验间的不变部分，即现象本质。同时通过“主体间关系体”来完成个人生活世界向共同世界的过渡。

（二）康纳利现象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及特征从地缘关系上看，由于同属于加拿大的学术核心，康纳利与马克斯•范梅南（M.Manen）有着较多的学术往来，且克兰迪宁与范梅南是阿尔伯塔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院的同事，他们相互之间的相互影响更是比较深厚的。教育现象学研究最早是由范梅南在北美发起的，康纳利和克兰迪宁都强调“现象”“情景”，关注“情感”“智慧”，注重“情谊”和“精神”。因此，有学者把康纳利与克兰迪宁在教师实践性知识上的研究称为“现象学范式的教师知识研究”。[7]康纳利明确指出叙事研究就是现象研究，叙事研究本身也是一种现象。其叙事课程思想比较接近于现象学体系中的解释学和民俗志理论。因为其叙述研究不仅关注于人类的经验，更在于它的经验理解与意义揭示，其力图把叙事置于历史知识的背景中，通过合理的表达来唤起别人的理解。康纳利认为教师的生活需要“理解”，“理解”是关乎人类事件的日常知识之经验形式，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从一开始就把世界解释为属人的、充满意义的世界。理解他人除了把存在的躯体理解为“心理—生理统一体”这个不可分割的事物之外，还要把其各种行动作为一个具有意图的创造性活动来看待。其核心思想是告诉我们：“理解人们经历什么比单纯关注人们做什么更重要”。[8]其研究旨趣就是肯定了“理解”和“意义”的重要性。同时，从康纳利的写作风格来看，其受舒茨和加芬克尔（H.Garfinkel）的影响较大。康纳利把教师看作了社会因子，教师不仅是研究者所观察的客体，也是具有自己“先在解释世界的存在”，他与研究者是共处于社会实在中的同伴，每个人既是观察者，又是被观察的对象。研究者要关注教师的生活世界，对于教师现象的理解要按照社会的框架体系来思考，要注重个体间的互动、设计和互生。

三、建构主义

（一）建构主义的源流建构主义最早提出者是瑞士的皮亚杰（J.Piaget）。皮亚杰研究的是儿童的认知发展，后来在科尔伯格（L.Kohlberg）、斯滕伯格（R.Sternberg）、卡茨（B.Katz）等人推动下，形成了认知建构主义学派，研究对象也从儿童个体走向了整个人生及人类群体。其坚持从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观点来看待个体发展，认为个体是在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过程中，逐步构建起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从而使自身的认知结构也得到发展。经过学习与创新，维果斯基（L.Vygotsky）创立了“文化历史发展理论”，其强调了认知过程中学习者所处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的作用，强调“活动”和“社会交往”在发展人的高级心理机能中的重要意义。总之，建构主义把“情景”“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作为四大属性，这也是叙事课程所强调的四大要素。

（二）康纳利建构主义思想形成过程与特征康纳利建构主义叙事课程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杜威、麦金泰尔（A.Mclntyre）、施瓦布、波兰尼（M.Polanyi）和埃尔巴兹（F.Elbaz）等人。特别是施瓦布的实践理论，杜威和波兰尼的经验思想。由于康纳利曾在芝加哥大学工作/学习过一段时间，并且和克兰迪宁都是在芝加哥大学取得的博士学位，他们深受杜威思想的影响，他们谈到“杜威的经验理论对我们的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我们相信经验是教育的关键”。[9]康纳利的“重构”手法也来源于杜威的影响，杜威说“冲动和欲望在它们最初显现自身的形式上如果没有一些重构和改造，那就不会有智力的增长”。[10]麦金泰尔说：“人本质上是一种讲故事的动物”，[11]每个民族在其古代都靠诗性教化人民——靠“讲故事”来化育万民。康纳利对于麦金泰尔的道德建构思想是比较推崇的，其叙事课程也强调课程伦理的层面，着眼于主体性的回归，呼唤着生命道德的价值，体现了人本主义的意蕴，且着重强调了“理解”的意义。康纳利与波兰尼和埃尔巴兹的关系一时难以尽述，但康纳利叙事课程思想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波兰尼“个体知识”的启发：“知识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知识是个人化的或主体间性的”。[12]个体的知识不仅要客观和合乎逻辑，“更要具有审美、情感和道德品质”。[13]这都需要教师在实践中去建构。埃尔巴兹和康纳利在学术上曾经合作过多次，二者之间相互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作为施瓦布的学生和“实践”理论的跟随者，康纳利也受到了施瓦布“实践课程”理论的影响。如此，建基在前人的思想基础上，康纳利和克兰迪宁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模式——叙事课程及叙事研究：“叙述和讲述代表了一种思想，这种思想设计人类经验的性质，建构经验怎样被学习、被表达，以及如何在科学——人文这两极之间选择一条中间道路”。[14]康纳利的建构主义是一种实践型的循环式建构主义，①其倡导教师主动地建构自己的实践知识，其知识“不仅包括结构性的知识，也包括大量非结构性的经验知识”。[15]概言之，康纳利叙事课程的理论形态主要表现在对情景和历史的建构，体现了连续性和反思性的特征。下面即对情境性、连续性/历史性、反思及反思后的重构进行详细阐述。（1）从情境性上来看，课程经常被理解成一种学习的过程，但在现实教育场景中，它却是由参与事物和参与者在特定情景所形成的一系列流动的思想与技能所形构，是由真实的“情节”和“情趣”所构成，而不是由抽象的概念和符号所堆砌。显而易见，教师的个人情景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课堂活动的基调和意义。由是，对于课程的探讨由“课程是什么”转向了“在情境中我该怎么做”。或言之，教师的个人知识就是个体的情景经验，并且是在特定情境中的经验。因此，在康纳利的叙事课程中得到崇高礼遇的两个词是“经验”和“情景”，并且二者是紧密地勾连在一起的。（2）从连续性和历史性上来分析，康纳利强调，教师的时间和空间都是连续存在的，对于课堂教学来说，“每个课堂教学情景都是由先前的课堂情境生发出来的”，[16]这既体现了人思想的连续运动性，又体现了课堂生活的历史延展性。并且，教师在课程中的实践不是随遇而安的，而是体现了一定的目标和意愿。故此，情景的发生、发展及与历史经验的携手又体现在一定的目标指向上。情景与目标之间既相关，又有张力，如此构成了鲜活的教育情景，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教育故事。（3）反思的产生建基于对个体的正确认识，又是建构的基础。“认识你自己”是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经典名言，康纳利在此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提出了“理解你自己”的重要命题。对教师来讲就是要明白自己所是、所做和所选择的原因，并在反思中获得意义，从而使自己所实践的课程更有价值。同时，反思又是一种个体建构过程。因为无论是传统课程观中的“教师中心”，还是课程改革中的“教师主导”，都强调了教师作用的不可或缺。并且显而易见，教学工作是一项“个体化”程度很高的活动，如是，“个体化”的需要就直接诞生了教师实践性知识和个体经验。这些个体的经验是建基于历史的脉络中的，是孕育于过去，形成于现在，并指向于未来的。同时，教师的经验是历史积淀的经验，对教师求学历程中经验的挖掘和汇聚是建构自身经验的重要基础，成长经历中重要事件和重要他人的激发和鼓动是其前进的重要力量。在此当中，反思成为了教师构建个体实践知识的必要武器。当然，“教学就意味着学习”，[8]学习是一种构建手段，比较起来，反思成为了一种重构手段。（4）反思之后的重构是康纳利比较欣赏的叙事手法，因为它改造了那些想当然的和习惯化的应对课程情景的方式，可以使得课程意义得到再现。当然，按照现象学的手法，意义的再现要求我们把偏见、成见、视角、展望、欲求和希望“搁置”起来，也即不能用外在的框架去“解释”文本，以防遮蔽了作者的本意。“意义的再现”和“意义的重构”是一条直线上的两个端点，前者代表了文本的意趣，后者代表了作者的意念，如此使得教师实践课程需要走上一条调适的道路。

四、后结构主义

（一）后结构主义的源流后结构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在法国兴起，并对结构主义进行批判反思并扬弃超越的一股哲学浪潮。其代表人物有福柯（M.Foucault）、拉康（J.Lacan）、德里达（J.Derrida）、利奥塔（J.F.Lyotard）、巴尔特（R.Barthes）、德勒兹（G.L.Deleuze）和鲍德里亚（J.Baudrillard）。后结构主义主要批判结构主义对形而上学传统的依附，反对传统结构主义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对客观及理性的矢志追求上，从而致力于通过恢复非理性、非逻辑的解构框架来演绎语言的规律。它抛弃了结构主义中简单主义、全知主义、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及思想体系，并反对传统思维中的基础主义、系统主义、一元主义、权威主义、理性主义，其强调异质性、特殊性、相对性和唯一性，呼唤关注片断、边缘和他者，其拒斥对宏大理论的迷恋，热衷于去中心、解构、自下而上、自我组织、可写文本等后现代形式的表达。后结构主义关注于现实和道德，文本大多不是用来阐释一般理论，而是由叙事构成，且强调解释的全面性、描述的丰富性、推论的中肯性或者强调道德、政治和美学的标准。其代表人物福柯反对启蒙运动将理性、解放和进步等同起来，认为现代性实质上是一种控制和统治的形式，主体和知识等等都是被它构造出来的产物。其致力于“质疑和揭示知识、理性、社会制度和主体性的现代形式，认为这些看似自然的东西实际上是在一定社会和历史条件下的特定产物，而且具有权力和控制结构”[17]。

（二）康纳利后结构主义思想的形成过程与特征康纳利在芝加哥大学时期就追随着施瓦布的“非主流”“非学术化”的研究策略和思辨道路，潜在地表现了后结构主义的研究特点。后结构主义把叙事方法作为了常规性的表达武器，这正好契合了康纳利等人的表述形式，同时康纳利等所推崇的麦金泰尔的实践道德理论也恰是后结构主义的核心思维。在学术的道路上，康纳利一直是一位批判建构主义者，他既受施瓦布“实体结构”（substantivestructures）思想的启发，又对其进行了批判解构；叙事研究“历时性分析”的特点又是对结构主义“共时性分析”的扬弃。尽管他没有像车里霍尔姆斯（C.H.Cherryholmes）、吉鲁（H.Giroux）、陶伯曼（P.M.Taubman）、戴格瑙特（J.Daignault）、拉瑟（P.Lather）、格鲁梅特（M.R.Grumet）诺丁斯（N.Noddings）、鲍尔（S.J.Ball）、彼得斯（M.A.Peters）和佐藤学等旗帜鲜明地竖起后结构主义的大旗，但在叙事课程的表述特征中也淋漓尽致地呈现了后结构主义的具象。并且由于地缘关系的原因，康纳利受到了同属加拿大学术圈的后结构主义者戴格瑙特、高塞尔（C.Gauthier）和杰戈津斯基（J.Jagodzinski）的影响。其叙事课程的目的是“解构一切形而上学的羁绊”；着眼点“超越了宏观而立足于微观，从二元对立到多元并存，从中心到边缘，从总体到差异；表达内容偏爱于对历史的回归与文本解构”，[18]强调“根状茎”思维和“游牧”思想，注重对自身实践的反思，显现出“游戏性的研究姿态”。[18]从其叙事课程的特点上来看，首先是“既重视主体的地位，又对主体本身进行解构”；其次消解中心性霸权思维，倡导尊重社会文化所存在的异质、特殊和多样性的现象与价值，提出多元中心、多元伦理并存的观点；然后“排斥知识与真理中立客观的立论，提出知识与权力、真理与权力渗透交织的观点”，强调“文本间性”；最后“对传统学科课程分类进行批判”。[19]这都明显地呈现了后结构主义的本质特征。总之，叙事课程是一种创新的课程理论，其有着深厚而宽广的理论基础，值得大家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作者：程岭 单位：西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