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歌的都市文化观照

摘要：新时期以来的当代诗歌日益受到都市文化的影响，并在诗美呈现、时空营造和意绪表达上呈现出新的质素。通过诗歌写作，大部分抒情者开始反思都市化造成的人类精神的“异化”，流露出带有批判性的现代意绪。同时，在现代都市品格的熏染下，诗人们更为关注城市人当下的生存处境和思维空间，注重日常经验的表达。

关键词：都市文化；空间意识；日常经验

中图分类号：11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46(2011)04-0034-05

以都市视角回望新时期以来的当代诗歌，其文化形态与诗歌文本正呈现出一种互为转喻的关系。一方面，诗歌以文本的方式对都市文化形态进行着语言摄影和价值剪辑；另一方面，都市文化形态通过城市话语、城市精神影响，塑造着诗人的语言观念，催生其文本现代价值内核的形成。

一、物态城市的摹拟与复现

随着新时期的到来，城市的经济身份首先开始复苏，其商业性的恢复，使长期封闭造成的物质压抑得以解冻，都市经验和灵气重新融人空气之中，见之有形、闻之有声、触之有觉的城市表层物态文化在诗歌中得以唤醒。在新时期诗歌创作初期，城市的诗性存在主要以“城市梦”的姿态回归文本。当北京第一条地下铁道开通时，众多诗人纷纷为这一现代化交通工具咏唱赞美诗：地铁“承载地面上无法承载的/拥挤的生活”，它使“道路的走向/有了更多的层次。”(聂鑫森《地铁》)匡满也感叹这是首都“光荣的开端，地下的殿堂。”这一“民族的奇迹”因为“历史跳下马车”去“骑坐蜗牛”而让位于耻辱和等待，“哦，我的地下铁道！/多少人等你等白了头。”(《哦，我的地下铁道》)“地铁”作为现代化的符号，体现着一种速度感。在空间挪移中，地铁这样有型的、易辨的意象便成为诗人感知城市最有效的材质。看柯原的《珠江三角洲》和叶延滨的《环行公路的圆和古城的直线》，我们均能感受到诗人将诸多技术性符号与现代性的国家想象糅合一起，在城市空间的表层对物态文化释放温情。这样的痴迷，既体现着经济想象与新的政治想象的统一，又预示着国人对生存环境的关注和对便捷生活的憧憬，暗合着重新发现“人”的启蒙主题。诗人们对都市生活的观照，其中心内涵都是把对都市建设速度感的渴望和体验与他们捕捉到的视觉经验(即城市物态文化)情感化，为延续其个体“效命”国家的梦想而抒情，正与十七年时期诗人的现代国家意识如出一辙。由此可见，新时期初期诗学对十七年以来“过激”倾向的反拨“并不意味着是对十七年诗学的的简单否定，而是同时也‘吸收了’它的现代化追求的实质，与之‘和解’”。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些文本的社会学、城市学价值或许要大于它们的诗学价值。

在朦胧诗人那里，北岛的《地铁车站》、舒婷的《阿敏在咖啡馆》也引入了城市概念下的意象生态，他们在“我的城市的黄昏”(舒婷)讲述着“我的城市我的故事”(北岛)。城市语境在朦胧诗歌中的再现，正预示着城市文化与未来文学之间那种紧密的联系。不过，就朦胧诗本体而言，城市还未曾成为知觉核心，它只能目睹诗人从它的领空飘然掠过，在字里行间留下一些肢解过的关于它的印象碎片。但是，与那些夹带“新民歌”余温的城建赞歌相异的是，一些朦胧诗人已经注意到“城中人”追求心灵的自由与工业文明无限扩张所抵发的矛盾。16岁时的顾城便已在《地基》中为城市订立预言，都市给他的印象除了“星星的样子有点可怕/死亡在一边发怔”(《都市留影》)，便是“城市正在掘土”，“它需要”“一队队像恐龙一样愚钝的建筑”，在“钢铁肥厚的手掌下”，只剩下“最后的花”(《延伸》)。都市文明与与大自然的对立，给少年的心灵烙上无法磨平的印痕。顾城的世界“就在那个小村里”，他不习惯城市，他“Believe在他的诗中，城市将消失，最后出现的是一片牧场。”这种田园心让我们不禁想起艾青“钢丝床上有痛苦/稻草堆上有欢晤”(《城市・梦及其它》)中对田园生活的向往，想起舒婷“土地情诗”中那颗黄昏星的自然，以至海子对麦田的忠诚守望。中国诗人大都受传统诗学磁场吸附，怀有一种对田园情调的追念或者理想图景。不过，都市化不会仅仅局限在有限的都市空间内，它的出现已经使人类在整体上被“都市化”了，其外延性如宗教一般，蔓延至中国的每一寸土地。艾青曾憧憬过的那“梦”一般的“天鹅湖”，仅会停留在幻想的天堂里，正如艾菲尔铁塔矗立在巴黎的宗教文明之中一样，都市文明同样渗入进中国的政治宗教之中，并且成为一种新的、无法逃避的现实。

二、空间感的体认与迷失

对城市中的诗人来说，都市文明的知觉核应该是现代都市和它的子民(朱大可语)。“我是在城市某处诞生不久的一个前额凸突的男婴/我两岁/我转动眼珠好奇地查看四周(张小波)”，我天真而多情地发现“身旁毕竟是/中国的大街在流动啊/流动着阳光和牛奶/流动着一大早就印发的新闻连载/关于广场塑像的奠基仪式/定向爆破和崛起的阳台(宋琳)”。城市物化形态与人的存在意识成为彼此的父母，互相投射着来自对方的现实性。现代都市构筑的知觉空间对城市诗人的特殊意义是不言自明的，乡村的砖瓦和植被在各种现代建筑的鳞次栉比间，逐渐成为副词。在高大的建筑森林间，在狭窄的马路迷宫中，都市人的空间意识陡然强化。早在1983年，廖公弦就在《上海诗绪》中白描了“上海！上海！上海！//空间被高楼挤破，/蓝天是大块小块”的都市景象，都市人群在高楼森林中的隔绝感随着现代化的版图一道滋生。北岛在《空间》中也已捕捉到城市带给人的疏离：“纪念碑/在一座城市的广场/黑雨/街道空荡荡/下水道通向另一座/城市//我们围坐在/熄灭的火炉旁/不知道上面是什么”。作为群体的“我们”在都市文明的大版图下反而不知所措，“人没有了自己存在，人是一个已经非中心化的主体，无法感知自己和现实的切实联系，无法将此刻和历史乃至未来相依存，无法使自己统一起来，这是一个没有中心的自我，一个没有任何身份的自我。”城市逐渐陌生起来，成为“立体的复制品”(谷禾《城市》)，“一条河上的五座铁桥一模一样/站在哪里能望见故乡”(张小波《在蚂蚁和蜥蜴上空》)。在我们曾经居住的城市中，诗人竟然迷失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他们时刻要怀疑、拷问自我的存在，把都市的“迷宫”读作现代人心灵的幻象，从而揭示出城市大规模复制自身而导致的现代化悖论。

20世纪90年代与80年代在精神旨向上的沟壑远大于其时间跨度，恰如福柯所描述的“非连续性的历史关系”，80年代那些隐喻现代化的符号如推土机(破旧立新)，地铁(四通八达)在90年代的话语中逐渐褪下功能化的光环，其所指意义发生悖发式的转型。在朱文的《黄昏，居民区，废弃的推土机们》和孙文波的《城市・城市》里，推土机已经成为与人性相对立的、盲目推进工业“现代性”进程的猛兽，它“扎入”了都市人的心脏，以暴力破坏着人的生存家园。而地铁这种便 利的大都市交通系统的符号，也同样成为诗人与地表城市保持一定距离的思想空间。在臧棣的《北京地铁》中，诗人写道：“在地铁中加速，新换的衣裤？/帮助我们深入角色，学会/紧挨着陌生的人，保持/恰当的镇定。”人们享受加速度的便利，要以追逐陌生的人群，在陌生人中保持一种同质性，以丧失自由表达的权利为代价，这样一维的生存路线正反映着现代人的精神孤独和心理空间的压抑。那么，如何才能摆脱这样的压抑呢？看肖开愚的《在徐家汇》，诗人想“从我们的城市迅速消失”，但还要寻找“地铁人口”和“火车”这些城市文明的标志性符号作为逃离的方舟，这显然带有悖论式的幽默与深深的无奈，其精神实质是反喻的。人类满怀激情创造了城市，城市则以冰冷的体积和喧嚣的重力向人类宣战。正如在《全球心》里皮科・艾义尔写到的那样：“现代性的一个反讽之处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机械到头来都变成了困缚人的监牢。

以爱德华・索加为代表的洛杉矶学派认为人类从根本上来说是空间性的存在者，总是在进行空间与场所、疆域与区域、环境和居所的生产。在这一生产的空间性过程或“制造地理”的过程中，人类主体总是包裹在与环境的复杂联系之中，人类主体自身就是一种独特的空间性单元。作为影像文化的观察者，都市人无法保持一种君临天下似的全知视角，因为城市的诸种特性与功能已经与我们的自身属性融为一体，“我”作为潜在的“欲望实现者”无法仅用一个“批判者”的身份就能逃离这片物态风景。正如于坚已经习惯在“有毒的大街”上“含着铅”写着“关于落叶和树的诗歌”(《便条集》之292)一样，诗人本身就是构成空间的一分子，他对纯美自然歌颂式的自嘲正代表着一种反事境却无法摆脱事境的、无奈的现代都市意绪。在1980年代早期，立交桥、高速路等等符号都被指称为现代化某种可计量的物质/物欲指标，而马克思・韦伯所说的理性化的资本主义精神在给中国带来了商业理性、法治和秩序的同时，也带来了金钱至上的价值观，中国的城市承受着韦伯所说的那种“紧张”，诗人同样如是。因此，在都市的知觉空间里，“城”的变化才把无法摆脱的焦虑、孤独和意志的考验填充人人类的心理空间。在“挂满了气球的欲望高涨着”(杨晓民《大上海》)的都市中，物欲强盛的城市如“巨大的狩猎场”和“老虎的胃”(孙文波《在傍晚落日的红色光辉中》)，吞噬着人类心中仅有的一方净土，欲望都市带给现代人的焦灼意识，成为一种城市病症，甚至使爱情与婚姻都成为“流水线的爱情作业”(谷禾《城市》)。伴随着20世纪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从“乡土中国”到“都市化”的社会，正在或已经成为中国的既定经验事实和物态风景。反观诗歌中的空间意识，对于都市地表以上的物态空间，诗人们渐失温情；对于地表以下的都市心理空间，诗人们在隔绝中体验着欲望消逝之后的孤独，这确实让人感到一丝萧索的冷风景，以及城市理想从“乌托邦”到“虚脱邦”的疲惫。

三、视点的俯视与平视

随着世纪末情绪的蔓延，海子们的“大诗”乐章成为城市的尾音渐而黯淡，伊沙在《饿死诗人》里以戏谑的口吻写道：“城市中最伟大的懒汉/做了诗歌中光荣的农夫/麦子以阳光和雨水的名义/我呼吁饿死他们/诗人”。这首“恰好”写于1990年的诗歌宣告着“复述农业”的田园神话正式消亡。神性的诗歌写作在经济主导的城市话语门前，已经消减了青春期般的豪放，文化中国的想象、英雄精神的复述以及田园童话的梦构，在政治社会的“换喻”面前渐失光华，取而代之的是诗人视点从“仰视”到“俯视”乃至“平视”的位移。欧阳江河的《傍晚穿过广场》“可以看作是对1980年代的一次最为爱恨交加的告别。同时这首诗也隐秘而形象地记录了从一种精神激奋和社会压抑的乌托邦到一种被粗俗设计和异化发展的天堂之间的过渡。”作为隐含公共生活和世界图景各种面相的广场，无声记录着八九十年代中国发生的现代性变异。“从来没有一种力量/能把两个不同的世界长久地黏在一起。/一个反复张贴的脑袋最终将被撕去。/反复粉刷的墙壁/被露出大腿的混血女郎占据了一半。/另一半是安装假肢、头发再生之类的诱人广告。”“反复张贴的脑袋”被无数商业化的广告所替代，脑袋与大腿、假肢等等身体意象的同陈，代表着诗人对时代断裂感的敏锐体认。作为政治活动载体的传统意义上的广场，此时却成为商业符号的广告牌，在商品化的时代面前，“庞大混凝土制度”浇铸的政治话语伴随着一代人的国家想象从“汽车的后视镜中消失了”。作为城市文化的符码，汽车这个意象代表着一种速度感和与时代决裂的瞬间感怀，汽车“赋予寂静以喇叭的形状”，在带走国人曾经“仰视”观望的政治想象的同时，也宣告了高调的国家/民族想象彻底哑火，因为以发声为主业的喇叭已然变异了。广场的“寂静”暗示了人们与政治的疏离，也昭示着以追求即时愉悦性的、以商业化为推动力的城市品格的驾临，诗人的视点开始逐步由神性精神世界的构筑向大众日常生活审美转移。

生活在城市中的一些知识分子诗人在此在的现实与彼岸的理想国之间总是游移不定，仿佛活跃在1980年代的知识分子永远在头顶拜谒政治英雄的“替身”，以“整整一生”的时光“等待枪杀”。(欧阳江河《肖斯塔科维奇：等待枪杀》)在诺曼・米勒话语中的“政治的想象力”与中国“民众共同的想象力”之间，敏感的诗人无法象正常人一样实现想象力的平滑转换，就如诗人穿过的广场一样，他经过广场，却无法企及新的速度，难以寻觅理想化的灵魂状态。这样一种“流水的速度”带有城市文化的显著特征：注重捕捉感性印象，强化生活的偶然性和无限的可能性，而文化负载则无足轻重。城市与城市人所负载的“圣词秩序”坍塌了，取而代之的是诗人对文本的直接进入。在于坚、韩东笔下，城市审美集中由平民生活审美所代言，语言的凡俗化在驱逐精英意识的同时，也使诗人的艺术敏感得以重生。于坚的《下午一位在阴影中走过的同事》、《尚义街六号》正以拒绝隐喻的姿态、用“物性词语”的堆积表达对现实生活、特别是市井生活的贴近，形成一种俯视的姿态。在口语般的絮叨中，诗人与城市(昆明)站在同一个视点上，他不会比城市看得更多，他站在一个纯粹由冷叙述堆积的内聚焦点，以絮叨的口语印证着：城市生活本就是对日常经验的复制。同样是站在平民的视角，伊沙的视点更为平视。在《下午的主场》中，他消解着自己对“坐在球迷中间”的产生的某种诗意联想，而是赋予她和自己同样的身份――球迷。都市文化的繁复性使现代人角色与身份的边界不断漂移，这种角色转换与身份倒置使诗人无法将自己从欲望之网中疏离，他们只能以“肉身”的知觉方式去感受城市。在球场中，自己与的身份并无不同，诗人以“牛粪”自嘲的方式传达着“直面当下”的人对“底层”价值的平行式认同。

吴思敬认为：“九十年代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是生存问题，诗人喜欢从身边的平凡事物上取材， 从而折射我们这个时代普通人的生存处境，以及面临生存危机的疑惧与焦虑。”从1980年代的“城市人”诗群开始，诗人在城市文化与生命殊相的融合中，便已把“平民化”的审美意识引入创作理念。翻开《中国打工诗选》，我们看到，具有打工者身份的诗人如谢湘南、郑小琼等，其文本所表现出的“平民性”大都是自发而真实的，从而成为印证他们生存的精神胎记。同时，在《诗选》中我们也看到，持这种关怀的其他“大多数作家(非打工者身份，作者加)都是在一个隐含的角度展开的，即自己是站在一个城市的人，一个与打工者相比有着‘合法居住权’的人的角度来反躬自问的。这也应该是他们的‘知识分子性’的另一体现。”在沈苇《三个捡垃圾的女人》中，诗人写道：“这里不是她们的家乡/三年颗粒无收的家乡也是家乡啊”；在尹丽川的《经过民工》中，“他们正在吃饭，蹲着，端着大碗/马路一边一排，我就要从中间经过了”。“我们”与“他们”的城/乡区分、“首都/外省”的地理区别使得知识分子与他们所要关怀的对象之间，似乎又形成了某种“俯视”的姿态，他们在选取隐含观察角度进行社会关怀的同时，事实上也在借助被观察对象完成自身生存话语的建构。因此，在都市语境中，公共的代言人实则是缺席的，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立但未必自足的世界，每个人都是他人精神的投射者。

四、从地理到心理的“流徙”

流徙曾经是西方现代主义作家的重要经验，作为受自然生态伦理熏染的诗歌写作者，打工诗人所流露出的城乡对话意识，正是其生态伦理与物质技术伦理发生争执的表现，其间深蕴和谐性与分裂感的交织杂糅。走进城市游荡者眼中的常规性世界(由传统的农耕文化所衍生出的自然美感方式、道德理性精神、伦理功用色彩所统摄)，我们可以发现，它的内部已经失去了足以应对现代都市的审美和心理功能，亦即是说，它缺乏一种超越性的力量。在新的被对象化的物质现实面前，持这样一种“常规性世界”观念的流徙者便产生了不安或者生疏感，使认识主体脱离了现实参照。当然，在都市化无可逃逸的今天，地理流徙者最终大都会变为精神的流徙者。蒋楠在《黑铁时代的碎屑》中写道：“工业烟囱的锋刃/割断杏花村的炊烟/梨耙上的残阳/悲怆地阻塞稻田的泪腺。”挽歌般的语调，赋予文本深沉的重量，既往经验与现实体验的纠缠，增加了诗句的厚度。诗人以尖利的口吻，决绝而又无奈地与田地挥手作别。而余怒则保持着“注视”的眼光，在拉近自我与城市距离的同时，诗人在心理上却无法完全被挤压进物化的社会。作为城市的精神流徙者，他时刻表达出一种被围困的理念――“城中手/城外身子”。(《喃喃・城中一只手》)个体生存中“身体”(地理存在)被“意义”(心理存在)所捆绑，刑具般的现代性规则与诗人的精神世界产生了裂隙。这样一种“震惊”体验的表达，充分释放了诗人因经验错位而产生的心理郁结。在这样的时刻，诗歌文本如同城市涂鸦一般，成为指涉切近的政治抵抗形式。

流徙体验源生于瞬间的视觉刺激所带来的心理盲点，不过，从历时的角度观之，城市与城市精神流变的经验，并不是单一时刻可以完全捕获的。对“田园”之梦的怀念和惊醒后的决绝，依然无法改变流徙者的历史境遇。对此，马永波有着清醒的认识，读他的《电影院》一诗，城市的异质性力量不断摧毁着抒情主体隐秘的私人记忆：“那些夜色中的事物/烤架，挂空档的自行车，灯火通明的酒店/艰难地恢复着你的现实感，催促你的脚步/你像被催眠了一般，并奇怪地感到自卑。”庞大的“现实感”将人类生存细节的悲伤一并抹去，使人无法全然沉浸在自我心性的幻觉中。作为诗人，他就必须在精神的流徙中建立“主动疏离周围环境的本能”(波德莱尔语)，为都市漫游者确立贵族化的精神追求和对生命灵性的渴望。就像他的诗歌《单数的人》中那位“拒绝走进人群”的主人公一样，为了逃避主流意志强加给人类的经验，个体需要将“自我”从“人群”中主动剥离出来。这是现代都市中的英雄行为，也是诗人与隐秘而新奇的经验建立机缘、在心灵的密室中诠释世界的特有方式。

总之，文本中的城市与城市中的文本一样，是在影响与塑造中实现互相转喻、从而完成双向构建的。诗歌并不是以文字简单地留下城市的斑驳投影，它可以离开那些直接解述或意译的、唤起具体历史背景的题材，而走向彻底个人化的写作，包括实验性的个人语言用法、主题、修辞、广义的视觉和听觉形式，特别是都市人细微的情感体验。当然，尽管城市与文学的渊源久远，我们也应客观地看到，有些诗人可能极少像上海先锋诗人那样关注他所安居的城市，其创作题旨也很少涉及城市。不过，正如詹姆逊所说：“今天的世界体制趋向于一种庞大的城市体制――倾向于更全面的现代化趋势”，“城市改变了整个社会”，甚至乡村也“商品化”，农业也“资本化”而纳入工业体系之中。都市文化形态对诗歌乃至当代文学的影响是无法忽视的，立足于这一点，我们会深入一个更为宽广的诗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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