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风险问题及控制研究

【摘要】近几年来，我国理财市场得到迅猛发展，产品数量和规模急速攀升，涉及个人理财的金融机构不断增多，成为当今经济环境下居民资产保值增值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国家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要载体。但是，理财市场的“野蛮生长”也暴露了许多风险隐患和监管漏洞，这些局部风险可能催生系统性风险的产生，进而造成惨重后果。本文深入分析了我国理财市场的风险来源和防范措施，并通过借鉴国外的管理经验提出进一步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银行理财；风险控制；监管体制

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理财产品成为了企业融资和居民进行资产保值增值的重要金融工具之一。其2007年规模仅为8190亿元，在2008年已急剧攀升到3.7万亿元，完成了翻倍的增长。截至2012年底，我国银行理财产品余额已达7.6万亿元，已高于我国流通中现金的总额，相当于同期我国存款总量（91.95万亿元）的8.3%。但是，这样的增长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如何认识这些风险并提出相应的防范措施，已经成为了一个紧迫的命题。

一、理财产品风险来源的理论分析

理财产品除了常见的利率风险，汇率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之外，机构采用不适宜的运作模式和缺乏相应的内控制度会导致理财产品出现“内部风险”。而同样，不完善的监管体系和法律制度则也会导致“外部风险”的出现，这两种风险使得产品创新缺乏必要的约束，造成监管真空，影响着理财市场的稳健发展。

（一）理财产品的内部风险分析

1.理财产品运作模式的风险

资金池-资产池模式实质上是一种以债券、票据、存款、货币市场工具、信托融资计划等多元化投资的集合性资产包作为统一资金运用，通过滚动发售不同期限的产品，持续性的募集资金，通过动态管理模式保持资金来源和运用平衡，并从中获取收益的模式。其特点是滚动发售、集合运作、期限错配、分离定价。也就是在资金形成较大的规模效应后，通过灵活的流动性管理对资金进行期限错配，实现盈利，提高资产管理的主动性。而我国现今采用这种模式的银行理财产品余额和规模占比达到90%，为我国投资者创造了巨大的收益财富。但是，“资金池”模式运作的理财产品由于期限错配，要用“发新偿旧”来满足到期兑付，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一个“庞氏骗局”，从而造成银行风险。首先，在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中，确实存在一些短借长投的资金错配现象。我国大部分的理财产品期限不足一年，一般只有数月甚至数日，当一些短期融资被投入到长期项目，一旦面临资金周转问题，有些银行就会通过发行新的理财产品来偿还到期产品。如果资金链断裂，流动性风险敞口就会暴露出来。其次，期限错配还可能会造成银行的亏损风险。比如许多银行会选择在年底突击发行一些债券型理财产品吸引存款以满足存贷比考核，但是由于这些理财产品的存续期明显短于中长期高收益债券的存续期，从而造成期限错配。当理财产品到期，发生大批赎回债券套现，则会造成债券价格下跌，引发价差损失。尽管银行方面会事先安排以约定价格回购债券，确保理财产品收益符合预期，但是由于各家银行的议价能力和对冲价差损失和利率损失的能力不同，亦有可能由银行用自有资金来承担部分亏损。第三，这种“资金池-资产的运作模式，信息透明度低，资金投向模糊，投资者难以获得关于理财产品投资标的的具体情况和盈亏状况信息。因为一部分理财产品资金做不到与投资项目的一一对应，所以资产本身的风险在投资人和筹资人之间很难界定清楚，一旦出现问题，银行可能需要用自有资金支付部分保本型产品的收益。而且产品无法分账管理，实现单独的成本收益核算，也就难以检验产品设计的合理性或缺陷，不利于银行资产管理能力的提高和经验的积累。

2.理财产品的管理风险

除了以上所说的银行理财运作模式造成的风险之外，理财产品本身设计也存在诸多缺陷，同样会引发投资风险。

首先，产品投资标的投向过于集中，导致风险分散效应不足。在同业竞争异常激烈的大背景下，各家银行纷纷推出了大量高收益的产品吸引客户。一般的标准债权资产显然不能满足这些产品对收益率的要求，所以银行被迫持有大量高风险，流动性较低，而名义收益率较高的非标债权资产，特别是信托贷款。以中信银行的非标债权资产超标问题为例。据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年底，中信银行持有非标准化债权类产品规模为1515亿元，占其整个理财产品总规模的64%。这样的理财资产布局会导致风险积聚，违背了理财业务对安全性的要求。一旦银行对这些项目的风险管理不到位出现问题，银行可能会出现重大亏损，对银行资金、信誉都造成极大的压力。

第二，银行的定价机制受制于利率市场化的进程，银行理财产品的定价能力仍有待提高。如今，我国银行缺乏对衍生品的设计和定价能力，一般依赖于外购的交易系统，在交易复杂产品时需向外资银行询价，丧失定价权，其中蕴含极大的风险，同时易使产品同质化[1]。而且我国的基准利率仍旧没有最终实现市场化，无法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和风险估值。当缺乏市场机制作用下产生的基准利率，如伦敦市场的LIBOR和香港市场的HIBOR，银行就无法形成和完善市场基准利率加上不同产品的风险溢价的定价体系，产生风险和收益错配的风险。

第三，我国金融机构在QDII业务方面的经验不足，人才缺乏，技术仍很不成熟，这样使得中资银行容易出现管理风险，对投资者造成损失。中资银行系QDII已经出航7年，大部分仍在亏损，其中招商银行发行的海外寻宝系列之招引商品指数投资理财组合理财计划亏损最大达32%。归根到底，是三个原因造成的：（1）从业人员本身没有足够的国际资产管理经验和技术。无法正确判断国际经济形势，也无法根据形势变化灵活做出资产布局调整，进行有效的风险对冲。（2）产品设计单一。很多银行QDII都是100%单一挂钩境外公募型股票基金，无法对投资工具进行甄别筛选，并设计出均衡的投资组合，缺乏产品管理主动性。（3）受限于自身国际化水平，对国际市场的规则缺乏了解，没有话语权。相比之下，外资银行在人才培养机制，与其他资产管理专业机构合作深度，网点分布以及产品设计经验方面优势明显，能为客户提供全面深入及时的QDII理财建议。以渣打银行为例，纵观2012年全年到期的银行理财红榜，渣打银行的两款QDII产品居于前两名，最高一款产品的实际收益率为27%，收益最低一款产品实际收益率为18%。这些都是与外资银行丰富的产品设计和管理能力密切相关的。

3.银行理财的影子银行风险

“影子银行”是通过银行贷款证券化进行信用无限扩张的一种方式。对欧美来说，主要是围绕证券化推动的金融创新工具，但是在现阶段的中国，影子银行却与理财产品联系最为紧密。根据央行的一份内部报告显示，我国的影子银行统计体系囊括商业银行表外理财，证券公司集合理财，基金公司专户理财，证券投资基金等[2]。尽管我国尚未有官方的影子银行规模统计数据，但是根据社会普遍估计，我国的影子银行规模大致在20万亿-30万亿的区间范围内，接近我国GDP的50%，已经成为金融系统中不可忽视的力量。银行通过理财产品和信托贷款，股权投资，定向资产管理等银信，银证合作渠道的联接，将银行资金从表内转移到表外，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放贷行为，帮助银行规避存贷比，资本充足率和存款准备金等监管约束和限制。

这样的行为，从整体上，增加了金融系统性风险。一方面，影子银行改变了金融体系的融资结构。根据资料显示，我国银行新增信贷在社会总融资规模中的占比不断下降，从2002年的92%下降至2012年11月的54.75%，下降了近37.25%。银行通过理财产品和信托公司实现了投资者和融资者的对接，将金融体系的内部风险通过理财产品更大比例的传导给了广大的投融资者，加大了整个金融体系的敏感性。另一方面，理财产品一般都投向与银行有业务联系的项目中，银行通过理财产品将表内的风险分散出去之后，却又通过银行的担保，信用增级或贷款担保等业务，使得风险又重新回到了表内。导致表内业务和表外业务的风险隔离墙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具体来说，当信托和券商沦为银行理财业务的通道，就已经妨碍了这些行业的正常和稳健发展。以银信合作为例，银行常用的一种手法便是通过“双买断”，即即期买断远期回购的协议，使出让方将信贷资产转出资产项下，同时受让方也因为回购协议的存在，不将该笔信贷放入自己的资产项下，从而使得信贷资产从银行资产负债表上“失踪”，达到将信贷资产转移至表外，规避信贷规模限制的目的，使央行流动性管理失效，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造成巨大威胁。第二种形式是银行之间互相购买对方的理财产品，实现“对敲”。这种模式的运作主要是依靠信托公司从A银行里购买信贷资产然后打包成信托计划再卖给B银行，从而B银行便持有了A银行信贷资产为标的的信贷资产类理财产品。B银行亦可以进行反向操作。这实质上也是一种把信贷资产从表内转出表外的操作，通过交叉持有对方银行的信贷资产，反而增强了银行间的联系，进一步扩大了风险。而且还容易产生另一种风险，即信用风险[3]。在实际操作中，买入方很难对贷款做到逐笔的严格审查，看重的还是交易对手的信誉，但是这并不能作为风险防范的措施。一旦资产包里的信贷资产出现不良状况，买入方难免会遭遇损失。而且，交易可能涉及多方银行和信托公司，使得交易更加复杂化，风险界定，计量和监测都会成为很大的难题。信托公司在其中都只充当业务通道，收取低廉的牌照费，并没有提高信托行业自身技术水平，不利于行业发展。

（二）理财产品的外部风险

1.分业监管体系导致监管失位，缺位

我国实行严格的分业监管体系，由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政府机构集中监管、交易所一线监管和银行间交易商协会等自律监管组成监管体系。这样的监管体系分工明确，职责分明，能够有效控制各自监管对象的风险。但是随着我国混业经营的趋势加快，现行的分业监管制度已经难以应付如今的局面。像理财产品这样的结构型产品，涉及到银行，证券，保险三大金融领域，其监管难度大大增加，很容易造成重复监管和监管真空的出现。另外，我国监管部门间主要的协调机制是“监管联席会议机制”，“一行三会”列席会议，每季度召开一次。这样的沟通协调机制，往往无法及时发现风险并风险提示，产生的决议也多停留在总结经验和教训上，对即时出现的问题无法快速的产生解决方案，最终易造成监管的滞后性。

2.债券评级虚假，产品风险提示的功能减弱甚至丧失

债券型理财产品，风险低，且具备不错的收益，广受一些风险承受能力低的投资者欢迎。特别在月末或者年末，银行为了满足存贷比考核，通常会发行类似产品来高息揽存。而该类理财产品为了吸引客户和方便销售往往要求投资的债券具备良好的信用评级，所以很多债券评级机构看到债券市场投资需求旺盛，利用一些技术手段（包括调高公司偿债能力或增加抵押物估值等）将一些A级别，A+级别或AA-级别的债券提高到AA级别，满足银行理财产品债券投资标的的信用评级要求[4]。截止的2012年9月末，共有150余家债券发行人评级被上调，城投类发行人评级上调最多，高达42家，且还没有一家城投被降级。这些周期性行业能在宏观经济不景气，地方融资平台险象环生，以及面临国家种种产业政策限制的情况下逆势上涨，评级结果与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的中债估值存在明显差距，缺乏评级调整的有力依据，其真实性、合理性和可靠性不得不令人怀疑，失去了风险评估的功能，造成市场混乱。

二、风险控制现状

2009年，在国家信贷规模管制下，部分银行为了突破国家限制，盲目增加了大量信贷资产类的理财产品，通过信托和券商等渠道发放贷款，市场投机心理也随之大增，风险暴露，危害到了银行业的经营安全。在这样的背景下，监管部门密集地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对市场进行规范和限制，以期市场能回到健康有序发展的方向上来。

（一）对客户进行细分，设置不同的业务准入门槛

鉴于不同的客户有不同的投资经验和风险承受能力，监管部门从投资范围和产品认购起点等角度出发，引导商业银行调整理财业务定位，加大客户细分力度，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措施[5]。

2009年7月6日，银监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投资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下称“银监发[2009]65号文”）其中第五条规定“商业银行应科学合理地进行客户分类，根据客户的风险承受能力提供与其相适应的理财产品。商业银行应将理财客户划分为有投资经验客户和无投资经验客户，并在理财产品销售文件中标明所适合的客户类别；仅适合有投资经验客户的理财产品的起点金额不得低于10万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不得向无投资经验客户销售。”这一划分可以引导银行改善自身的客户结构。通过设置投资门槛，阻拦风险承受能力较弱的客户盲目投资，然后加速发展私人银行业务来满足风险承受能力较高，投资经验丰富的高端客户的需求。

除此之外，在特定投资标的的准入门槛方面，2009年12月，银监会又再次颁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银信合作有关事项的通知》（下称，银监发[2009]111号文）第六条针对投资于权益类金融产品的投资者推出了更细致的投资准入门槛。银信合作产品投资于权益类金融产品或具备权益类特征的金融产品的，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的投资者应执行《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具体见图三。毕竟权益类的产品投资期限长，特别在股市低迷，IPO受限，市场资金流动性紧缺的环境下，收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必须加以规范限制，避免过度投机，加大市场的波动性。

（二）限制理财产品投资标的种类

各银行为了在同业竞争中取得优势，往往不得不将投资标的瞄准更高风险的金融工具，比如高收益债，信托贷款和未上市企业的股权等。为了限制银行理财资金过度集中于高风险的投资品种，银监会在多个文件对投资范围作出了限定[6]。比如在65号文中就规定，理财资金用于投资固定收益类金融产品，投资标的市场公开评级应在投资级以上；理财资金不得投资于境内二级市场公开交易的股票或与其相关的证券投资基金。理财资金参与新股申购，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理财资金不得投资于未上市企业股权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或交易的股份。上述规定的出台，明确的界定了产品设计的安全边界，有利于银行加强自身的风险控制管理，减少风险的积聚，促进理财产品回归稳健的道路。

（三）加强对信贷类理财产品的管制，控制表内风险表外化

信贷类理财产品是近几年银监会重点打击控制的业务之一，银监会对于信贷类理财产品的调控主要从四个方面入手：信贷资产的来源；信贷资产的真实转让；信贷资产的信息披露；信贷资产的质量。运用提高该类理财产品业务成本，沟通成本的方法对该类理财产品进行限制。

首先，银监会严禁银行通过与信托公司合作发行理财产品受让本行的信贷资产，如在111号文第五条中就明确提到“银信合作理财产品不得投资于理财产品发行银行自身的信贷资产或票据资产。”堵塞了银行以此种方法将贷款资产移除表外的路径。

其次，银监会要求严格履行信贷资产的转让手续，实现风险，会计文件，从属权利的对接。比如，在111号文件第四条中就提出“商业银行应在向信托公司出售信贷资产、票据资产等资产后的十五个工作日内，将上述资产的全套原始权利证明文件或者加盖商业银行有效印章的上述文件复印件移交给信托公司，并在此基础上办理抵押品权属的重新确认和让渡。如移交复印件的，商业银行须确保上述资产全套原始权利证明文件的真实与完整，如遇信托公司确须提供原始权利证明文件的，商业银行有义务及时提供。信托公司应接收商业银行移交的上述文件材料并妥善保管。”对信贷资产真实转移做出了手续上的明确规定。在113号文件中第六条也规定了“银行业金融机构在进行信贷资产转让时，相应的担保物权应通过法律手续予以明确，防止原有的担保物权落空。”进而督促信贷资产从属权利的转让，如股票质押、应收账款的质押的抵押权变更手续。加大了银行和信托之间转让信贷资产的成本，压缩该类通道业务的利润空间。从风险真实转移和会计程序的角度出发，明确了信贷资产受让方和出让方应履行的法律手续和义务。

第三，针对信贷类理财产品交易过程中，经常出现的回购协议，致使信贷资产从交易双方或三方资产负债表中“消失”的现象，银监会也做了重点的说明和限制。比如，在113号文件第四条作出过说明“禁止资产的非真实转移，在进行信贷资产转让时，转出方自身不得安排任何显性或隐性的回购条件；禁止资产转让双方采取签订回购协议、即期买断加远期回购协议等方式规避监管。”该条例对银信合作，银证合作等通道业务中暗含三方，四方的协议进行了围堵，大大提高了违规的成本，但具体的效果，还在于政策的执行力度和行业的自律性。

最后，注重信贷资产转让后管理。以往信贷资产转让后，经常会陷入管理权责不清的境地。转出方认为信贷资产已经转出，无需负管理责任。信托公司认为自身只是作为“通道”存在，不会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对信贷资产进行风险监测，过分依赖银行的评估。受让方往往又因为回购协议的存在，而忽略对信贷资产的质量管理。所以在113号文件中明确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在进行信贷资产转让时，应严格遵守资产转让真实性原则。转出方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等完全转移给转入方后，方可将信贷资产移出资产负债表，转入方应同时将信贷资产作为自己的表内资产进行管理；转出方和转入方应做到衔接一致，相关风险承担在任何时点上均不得落空，转入方应按相应权重计算风险资产，计提必要的风险拨备。加强了信贷资产转出后的管理责任，明确了风险管理的委托关系。

（四）加强对非标债权资产理财产品的管理

2013年，银监会推出《中国银监会关于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俗称，8号文件），对未在银行间市场与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的债权性资产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整顿。

第一，银监会要求提高产品运行的透明度，规范理财产品的会计核算。在八号文件第二条提到“商业银行应实现每个理财产品与所投资资产（标的物）的对应，做到每个产品单独管理、建账和核算。这样的政策有利于各个产品进行独立的风险测试，便于风险控制和监管。对通知印发前不合规的产品追加风险加权资产计量和资本计提，带有一定的惩罚性，通过加大新增该类产品的运营成本，督促银行进行业务转型。

第二，细化了银行风险提示的内容和义务。在八号文件第三条提到“商业银行应向理财产品投资人充分披露投资非标准化债权资产情况，包括融资客户和项目名称、剩余融资期限、到期收益分配、交易结构等。理财产品存续期内所投资的非标准化债权资产发生变更或风险状况发生实质性变化的，应在5日内向投资人披露。”一方面，通过提高产品透明度，和保证投资者合理的知情权，有效防止投资标的在盈利，理财产品却在亏损，银行拒绝或无法提供相应解释说明的情况出现。另一方面，也降低了银行模糊理财产品投向，利用风险溢价错配，滥设产品的几率。

三、经验借鉴

近几年，我国正处于分业经营到混业经营的过渡期，以理财产品为代表的金融衍生工具，正在逐步打破行业间的隔阂，加速金融资源的整合和业务的交叉合作。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金融自由化、全球化所带来的风险也在不断积聚，给我国的金融体系带来了不稳定的因素[7]。我们可以积极借鉴发达国家在这些方面的经验教训，深入分析各种解决方案的优势和弊端，最终选择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道路。

（一）国际宏观监管体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显而易见，分业监管的体制已经无法适应如今的形势，一方面是理财产品创新不断冲击旧有的监管体制，导致监控效果的下降；另一方面，现有的监管体制也限制了理财产品创新的活力，约束了金融业的进一步发展成熟。所以，我们要积极借鉴国外监管体制的有益经验，努力推动我国监管体制的改革与市场发展相适应[8]。

1.美国的多方监管体系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现行的监管体制，实质上是在原有分业监管的前提下加强了各个金融机构的协调和综合，是机构型和功能型监管模式的混合体。从机构监管角度上来看，美国采用的是“双线多头”的金融监管模式。“双线”即指监管中有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两条主线。“多头”是指有多个机构共同履行监管职责。从功能监管的角度上来看，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联邦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ETC）和州保险监管署都是功能监管者，它们的主要职责是对市场和产品进行监管而非是对产品或市场的使用者监管。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美国对于金融控股公司的混业经营采用的是伞形监管。由美联储居于“伞顶”作为基本监管者，对金融控股公司的法人主体进行监管，对金控公司的风险管理和稳健经营做出全面评价。金融控股公司的其他子公司则仍沿用分业监管模式。

笔者认为，美国的多重监管模式有着其他模式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1）可以充分发挥机构间的竞争优势。监管机构间因为存在竞争压力，推动各机构提高效率和业务水平，增加企业造假成本和贿赂成本，降低监管机构暗箱操作的可能性。

（2）美国的监管制度实质上是混业监管和分业监管的混合体。这样一方面可以保证监管的专业性，针对性，对不同市场的机构和产品之间的差别有清晰的认识，比如SEC和CETC各有分工。另一方面通过伞形监管，由美联储牵头，可以有效协调各个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统一各机构的监管标准，政策和文件手续，向所有机构提供详尽的数据库，通过信息共享降低信息成本，也可以检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但是，在次贷危机以后，美国这种模式的缺点也被无限放大。①只注重对微观风险的监管，而忽略了宏观式的监管，未能察觉系统性风险的发生。②重复监管提高了监管的准确性却造成了监管的低效率和高成本。③随着金融混业经营的进一步发展，机构之间的竞争逐渐大于合作，博弈成本增加。对于某些产品存在监管权责不明，而对于另一些产品又出现了监管空白。

2.次贷危机后英国“准双峰模式”监管体系对我国的启示

英国针对次贷危机出现的问题，在2011年6月16日英国政府正式了包括《2012年金融服务法草案》在内的题为《金融监管新方法：改革蓝图》的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全面阐述了改革设想。在该《白皮书》中，明确提到废除三方监管体制（英格兰银行，金融服务局和财政局），重新确立“准双峰”模式。具体来说，英格兰银行下新设金融政策委员会（Financial Policy Committee，FPC），作为宏观审慎监管机构，负责监控和应对系统风险；“双峰”分别指新设的审慎监管局（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PRA），作为英格兰银行的子公司，负责对各类金融机构进行审慎监管和新设的金融行为监管局（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FCA），负责监管各类金融机构的业务行为，促进金融市场竞争，并保护消费者（见图1）。

这种模式下，首先是强化了宏观审慎监管的监控原则和目标，FPC成为一个位于监管框架顶峰的机构，负责识别，评估，监控全系统内的风险积累情况，可以对PRA和FCA发出指示，帮助英格兰银行维护和增强金融系统稳定性。其次是以法律的形式加强了各监管机构之间法定协调职责，要求其签订正式的监管备忘录并定期更新。备忘录中的条款将对机构产生法律约束力，成为政府和议会问责的工具之一。

这种新的模式相比以前的监管模式具有很多新的特点。对中国监管体系的改革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一方面，宏观审慎监管采用跨部门委员会的形式。FPC在人员组成上包括英格兰银行，FCA和财政部的相关负责人和代表，这种跨部门委员会的形式，能够全面的反映宏观和微观监管部门的需求和立场，为政策的制定和统一提供必要的资源。

另一方面，前瞻性和主动式的监管。我国现有的监管体系往往是事后监管。总是当市场出现问题的时候，才出台文件，要求金融机构改进或作出处罚。但在英国新模式下，PRA将大量采用前瞻性分析，通过识别企业内部的弱点，并在适当的时候主动干预，要求企业处理这些弱点，实现动态监管。

（二）国际微观定价方法对我国的启示

国外的理财市场发展要远早于中国，在产品定价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相对成熟的技术。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方法称为风险预算[9]，即理财客户首先明确自身可承受的风险水平，银行再根据其风险承受能力提供相应的收益率报价。比如客户不愿意承担任何风险，银行就只为该类型客户提供保本型产品；如果客户可以承受本金10%的损失，银行就根据10%的最大损失率为其设计产品组合，并匹配相应的收益率。在此前提下，如果客户理财亏损在10%之内，责任则有客户自身承担；如果亏损额超过10%，银行则承受部分的风险。另一方面，银行也可以约定利润分成比例。比如银行可与客户约定，客户收益率在10%以内所有收益归客户所有，超过10%的部分，则归银行所有。或者把理财收益作为一个整体，按比例在银行和客户之间分成。按风险预算定价方法明确了银行和客户的责任和权益，一方面减轻了银行片面追求高收益率的竞争压力。另一方面，银行的利润来自于客户的收益，这样的共同利益机制有利于提高银行在资产管理的过程中的谨慎性和积极性，推动银行理财不断提高客户服务水平，能够根据不同投资标的，以及客户的风险偏好和承受能力进行差别定价，开发出满足客户需求的具备合理收益预期的产品。

四、政策建议

（一）建立新的监管体系，防范系统性风险

尽管我国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实现混业经营，但是在这样的过渡时期，监管部门要未雨绸缪，从制度、法制、组织结构三个角度为防止系统性风险，产品创新和提高监管效率做好准备。笔者认为，我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进行改革：

1.参考英美经验，对监管的组织结构进行试点改革，再逐步推广。组成一个跨部门的合作委员会，成员由央行，证监会，银监会和保监会选出代表参加，对理财产品进行跨市场，跨产品，跨机构的专职监管。尽可能兼顾宏观审慎监管目标，降低协调成本，促使政策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实现信息的共享，相互启发。通过不断的经验积累，有利于改进和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培养出一批适应新监管体制的人才以及开发出一套监管信息传输系统，实现监管的网络化，科学化。当试点获得成功时，便可逐步推广到整个监管系统中，进行监管体制的改革。

2.尽快对理财产品进行专门立法。加速产品法律关系的认定，明确风险划分和收益分成，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并为银行理财产品的设计，审查，出台，以及监管部门后续的干预调整提供法律依据，强化对银行违规行为的相关责任人管理失位，失误的处罚力度。

（二）整顿评级行业，注重风险提示能力建设

由于通过科学计算得出的符合实际情况的产品评级，能够有效帮助投资者评估产品风险，进行投资分析和决策，也便于监管机构对相关机构和市场的运行状况有更清晰的了解，对管理市场秩序，防范系统性风险有着重要作用。所以如何规范评级机构执业道德和执业水平，实现评级流程的透明化，保证评级结果客观，独立，公正是下一步政策出台的重要落脚点。监管方要从信用评级机构利益独立性，过程规范性，从业人员的专业性等方面入手，对评级机构进行整顿。

我国监管机构可以从几个角度入手进行改革：

1.强化信用评级机构的信息披露。（1）评级机构需要向监管机构和公众公布评级数据来源、信用评级方法、评级模型以及其他关键的具体说明信息。（2）没有经过监管机构的审核批准，证明评级信息来源和评级技术科学合格，信用评级机构不得对外评级结果。（3）信用评级机构应该向公众公布信用评级机构经营的历史业绩数据。

2.加强监管立法和制度建设，统一监管标准。现在我国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管理正出于“三无”状态，缺乏统一明确的法律或行政法规，缺乏完善的评级业务认可和评价制度，缺乏惩罚退出机制。各监管部门应该相互协调，尽快推出一套统一的监管指导文件，统一监管标准。借鉴国际经验，引入评级机构评价体系，对评级机构的业务水平做出公正客观的审核，并将结果向公众公布。对传播虚假信息或误导信息的执业人员和机构进行处罚，严格实施问责制。完善退出机制，对恶意欺诈的行为处以吊销营业执照的严厉处罚，从严执法。

（三）加强银行的内部风险控制机制

在产品运行过程中，内部风险控制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外部约束机制的发展只是起到了监管的辅助作用[10]。首先，银行应成立专门的风险管理部，提高银行内控的专业化水平，实现垂直化的风险控制管理体系。对银行理财产品内控的所有环节，包括决策控制，授权管理，操作控制，执行保障，监控预警，内部稽核进行统筹规划，对各环节的流程安排，考核指标制定，人员配置，组织结构，风险点评估等做出统一规定。其次、对于银行内控中经常出现的操作风险，比如银行职员违规代销产品，窃取客户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要重点监控。采用不定期现场核查，控制分行业务权限，加强资金核查，实施严格的问责制度等多种方式进行管理，重视客户的风险测评报告的准确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纠正，整改，防范和化解经营风险。同时要努力从业人员的业务水平，提高理财经理的风险意识。这方面可以参考外资银行的做法。以渣打银行为例，理财客户经理每销售一款新产品之前都要参加银行内部考试，确保理财客户经理对产品的内容和风险有清晰的认识，降低操作风险的可能性。第三、银行要把国家政策和外部金融监管规定与内控制度有效结合，保证各项政策规定落实贯彻到基层。银行要根据金融形势的变化以及国家政策的调整，不断完善自身的内控评价体系，明确各层的职责要求，做好一线操作合规，二线监控复核，三线再监督和评价的内控机制，保证政策贯彻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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