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的美国保守派

访问美国前后，美国智库如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等都对美国决策者提出了建设性的政策建议。

与这些智库比较，美国影响力最大的保守派公共政策研究机构传统基金会提出的政策选项，似乎独树一帜，却在某些方面让中方感到难以接受。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传统基金会强烈地表示，把美国自身经济问题归咎于中国是错误的，汇率问题不能解决美国自身结构性矛盾；但其又主张在人权问题、军事现代化、削弱国有企业地位等方面，要向中国施加压力。

美国传统基金会1973年成立，其保守主义立会原则，巩固了其在共和党内部的影响和地位。早在1982年，传统基金会的研究院就建立了亚洲研究中心，专门从事对亚洲各国的政策研究，并为里根政府提供亚洲政策建议。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该基金会加大了对中国的研究投入。对于中国及中美关系，埃德温•福伊尔纳会长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时展现了一位美国保守派人士的认识。

在福伊尔纳博士接受专访后，传统基金会很快把《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纳系名单，不断发送简报，前后有两份：一份叫《晨钟》，一份叫《保守行动预警》，主题都是批评奥巴马总统领导的政府，以及如何拯救美国。

从保守角度看中美关系

美国保守派对中国的立场一直很矛盾。他们看中国的制度、意识形态等都很别扭，但他们又特别支持与中国的经济往来。美国传统基金会对中国的立场算是美国保守界的典型代表。该基金会一方面批评中国的内外政策，但又极力设法与中国高层决策者建立正常的沟通管道。

从保守的角度来讨论中美关系只能是利弊参半。“有人说，这是一个缺点，因为它可能被误解为对中国的敌视。但是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优势，”福伊尔纳说，他们避免对国家的感彩或表面关系来做出决策建议，而是“从原则的层面来谈论双边关系”。具体到美国对外关系上就是，基金会支持强大的国防，也支持一个开放的市场。“我们决心维护美国的领导并坚持与中国的合作。”

福伊尔纳访问中国时，总会拜会一些中国高级官员，比如见外交部副部长等。至于要见到中国更高层级的决策者，传统基金会的表现是力量有限。在这一点上，福伊尔纳远不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约翰•桑顿。

《财经国家周刊》：从中国角度看，传统基金会在国内和国际问题上都比较保守。当你研究中美关系时，是如何平衡这一点的？

福伊尔纳：保守指的是核心原则和价值观上的，它并不影响一个人或机构对时局的分析。不论是保守，还是自由，影响的都是解决方案的优先次序，而良好的分析对于保守派和自由派都是很有价值的。我们应能对问题的本质，即事实，达成一致，然后大力讨论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

在具体议题上，传统基金会支持美国有强大的国防，但同时也支持美国有一个开放的市场。我们坚定地维护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同时与中国保持接触。

《财经国家周刊》：作为政策导向型智库，胡奥会后，您对中国及中美关系的研究重点是什么？

福伊尔纳：“胡奥会”强调在防止核武器扩散、太空、经济等方面的合作。在经济议题上，传统基金会强调，中美经济要再平衡，即美国国内多储蓄，中国国内少投资。同时，还需强调再平衡对中美经济关系的影响。不过，尽管两国都声称希望再平衡，但都做得不好。此外，双方承诺改善关系，但美国感觉中国国防决策仍然不透明，这限制了双方太空合作的前景。

《财经国家周刊》：外国智库在华研究存在哪些困难？

福伊尔纳：有些中国官员说外国人不懂中国，同时又对试图了解中国的外国人加以限制。不过，相比较而言，还是有一些议题比较容易展开研究，如中美关系。民间智库的全部想法就是，在政府控制之外来运作，并鼓励与众不同的结论。

《财经国家周刊》：未来几年的中美关系有哪些关键的挑战？

福伊尔纳：对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挑战是，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把美国自身的经济问题归咎于中国。传统基金会会继续强调中美贸易的重要性，也希望我们的中国朋友会做同样的事。还有，可能存在的挑战是，中国国内政治对中国自身以及对中美相互依存的经济的影响。

《财经国家周刊》：对中美关系的看法，你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福伊尔纳：中美有分歧，这不可避免，但也有非常实质性的合作，特别是在贸易方面。中美两国任何一方的机构，只对中美双边关系得出一种一致的消极看法，这并不现实。同样，只得出一种一致的积极看法，也不现实。美国传统基金会处在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即以真实来评估双边关系，而不像有些智库那样一厢情愿。

研究中国

福伊尔纳不否认，“新保守主义”的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对华政策研究。部分原因是他们的赞助人大都是保守派与共和党人，大概有58万人。这些人为传统基金提供了广泛的资金来源。所以，传统基金会在提出政策时，必须照顾到捐助人的观点和看法。

福伊尔纳还认为，“保守”并不妨碍传统基金会成为一流的智库。保守代表一种核心的原则和价值观，不影响他们分析问题的能力。

对于中国的同行，福伊尔纳表示，中国的智库的政策立场正在不断地多元化，这是一个积极的趋势。但是，福伊尔纳也指出，中国的智库目前在独立性和影响力上，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财经国家周刊》：您对中国在未来10年的研究重点是什么？

福伊尔纳：传统基金会一方面将继续专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会关注安全方面的问题。随着中国不断崛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美国在该地区持久发挥的作用，并避免由于误判可能导致的冲突。

传统基金会关注的一个主要话题，就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轨迹。这可能是下一个10年在国际经济和政治方面最重要的话题。对于一个缓慢的崛起的过程，比较容易评估。不过，如果中国持续快速崛起，那么美国领导下的国际经济体系是否会调整；如果中国停滞不前，经济活力又将在哪里，这对世界又意味着什么。

对于中国政治和安全方面的关注在于：当中国利益越来越全球化时，中国军队将如何发展和扩大；中国的邻国对中国军力的扩大及国际存在的扩展如何做出反应。

《财经国家周刊》：与美国其他智库如布鲁金斯、卡内基相比，传统基金会对中国的研究有哪些优势与劣势？

福伊尔纳：由于传统基金会拥有58万名个人支持者，因此拥有个人支持的广泛基础。基于与支持者共享的制度原则，我们能够以我们看到的方式来发出政策呼吁。有些人可能会说，这是一个缺点，因为它可以被误解为我们对中国的敌视。我们则认为，这是优点，因为我们可从保守原则角度来讨论双边关系。

《财经国家周刊》：你认为中国智库有哪些优点和缺点？

福伊尔纳：中国有一种清晰的趋势，其中较强的一面就是，智库拥有不同的政策立场。而中国智库受政府影响的程度，影响到其可供考虑的政策选项的完整性。

《财经国家周刊》：在中国有无合作伙伴？

福伊尔纳：传统基金会很少有长期的合作关系，在中国一个也没有。我们与其他组织的合作都是按项目进行的。在中国，一些话题被认为过于敏感，这就会产生一些天然的障碍。

《财经国家周刊》：传统基金会在研究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时有何不同？

福伊尔纳：主要区别在于可获取信息的准确性，当然也有信息的可获取性。总起来说，访问台湾的数据库比访问大陆的数据库要更加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