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院校教师职业认同结构与特点研究

摘 要：以宁波6所高职院校的教师为研究对象，以自编《高职院校教师职业认同问卷》为研究工具，对高职院校教师职业认同的结构和特点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高职院校教师职业认同的结构由自我角色认同、行为方式认同、外在角色认同三个二阶因子构成；高职院校教师职业认同的水平较高，但仍存在提升空间。高职院校教师职业认同在性别、学历和职称上无@著差异，在月收入上存在显著差异。

关键词：高职院校教师；职业认同；结构；特点

作者简介：张振（1986-），山东阳谷人，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高职教师职业认同、职业教育国际化；（通讯作者）王琪（1981-），安徽临泉人，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高职教师专业发展、高职教育基本理论。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2014年度青年基金项目“高职院校新任教师职业适应的差异性分析及水平提升策略研究”（编号：14YJC880078），主持人：王琪；2016年度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浙江省高职院校新任教师职业认同的问题、差异性分析及组织支持策略研究”（编号：16JDGH101），主持人：张振。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7）10-0036-06

目前，有关高职院校教师的研究多围绕教育政策导向、院校教学管理、教育质量提升等外部要求展开，较少关注高职院校教师的认知、情感、行为等教师自身素质，从而影响了高职院校教师职业特征的准确揭示和专业素质的有效提升。因此，对高职院校教师自身素质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有关教师自身素质的研究中，往往以职业认同作为考察教师职业认知、情感、行为的指标。教师职业认同是教师个体构建的、与教师职业特征密切相关的动态结构，它由一系列次认同构成[1]。职业认同度越高，表明教师的职业态度越积极，提高自身专业素质的意愿越强烈，进而能够获得相对成功的教师专业发展[2][3]。

有关教师职业认同的理论结构，以及与之对应的测量工具，现已大量应用于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中。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四种：第一种观点认为教师职业认同包括向心性、价值、团结、自我表现四个次认同（Kremer&Hofman，1981）[4]。第二种观点认为教师职业认同包括个人的、集体的、相互的三个因素，每个因素又包含认知、情感、行为、社会四个方面（Brickson，2000）[5]。第三种观点认为教师职业认同由四个一阶因子构成，分别为职业价值观、角色价值观、职业归属感、职业行为倾向（魏淑华，2008）[6]。第四种观点认为教师职业认同由三个一阶因子构成，分别为职业――物质我、职业――社会我、职业――精神我（张丽萍、陈京军、刘艳辉，2012）[7]。然而，这些教师职业认同的理论结构尚不完善，相应的测量工具也有待修正。此外，高职院校教师职业认同与个体的生活和工作经验、所处的组织环境密切相关，直接引用未经修正的国内外学者的教师职业认同理论，研究结果难以令人信服。因此，本研究尝试分析我国高职院校教师职业认同的结构，并基于此建构符合我国文化背景和教育实际的高职院校教师职业认同理论，为高职院校教师职业认同的相关研究奠定实证的基础。

一、高职院校教师职业认同的结构研究

结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以及高职院校教师的特点，本研究从职业价值认同、职业情感认同、职业行为认同三个维度构建高职院校教师职业认同的理论结构。通过对宁波职业技术学院23名教师进行访谈，从上述三个维度描述他们对高职院校教师职业认同的态度与表现，形成由29个题项组成的问卷。之后请台湾高雄师范大学工业科技教育学系教授以及宁波职业技术学院高教研究所4名专职研究人员对每个题项的表述、题项与研究主题及具体维度的吻合程度进行评价和修改，最终形成的《高职院校教师职业认同问卷》由三个维度20个题项组成。问卷使用Likert五点计分，分别为“非常符合（5分）”“符合（4分）”“一般（3分）”“不符合（2分）”“非常不符合（1分）”，分数越高表明高职院校教师的职业认同程度越高。

本研究以宁波市6所高职院校的教师为研究对象，共发放500份问卷，回收问卷441份，回收率为88.2%；剔除无效问卷119份，有效问卷共计322份，有效率为64.4%。施测方式为集体施测，现场回收。数据统计采用SPSS19.0软件进行处理。

（一）题项分析

题项分析采取临界比法（Critical Ration）和相关分析法。临界比法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检验问卷总分高分组（总分前27%）与低分组（总分后27%）在每个题项上的差异，将未达显著差异的题项删除。相关分析法运用被试在每个题项上得分与问卷总分的相关系数作为鉴别力指数，将相关系数低于0.200的题项删除。题项分析结果表明，20个题项均达到显著差异，但题项14与总分的相关系数为0.181，小于0.200，故将题项14删除（见表1）。

（二）探索性因素分析

探索性因素分析旨在抽取公共因素（common factor），以便用较少的变量表征相对复杂的数据结构。在探索性因素分析之前，需要进行KMO样本适合性检验（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和巴特利特球形检验（Bartlett Test Spher

icity）。其中，KMO的值以接近1.000为佳，0.500以下不可接受。探索性因素分析还需根据一系列标准删除或修改题项，具体标准如下：（1）共同度小于0.200的题项予以删除；（2）在各因素上的载荷量均小于0.300的题项予以删除；（3）在两个及以上因素上的载荷量大于0.400的题项予以删除；（4）某个因素的题项小于3个的予以删除。

按照上述步骤和标准，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进行了两次因素分析。第一次因素分析（19个题项）前的KMO样本适合性检验结果显示，KMO值为0.925，非常适合做因素分析。巴特利特球形检验结果显示，2=3044.758，df=171，p=.000，总体相关矩阵有公共因素存在。题项1的共同度为0.144，予以删除；题项3、12、17在两个因素上的载荷量大于0.400，题项11在三个因素上的载荷量大于0.400，予以删除。在删除了5个题项之后进行第二次因素分析（14个题项），第二次因素分析前的KMO样本适合性检验结果显示，KMO值为0.900，非常适合做因素分析。巴特利特球形检验结果显示，2=2032.233，df=91，p=.000，总体相关矩阵有公共因素存在（见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