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技术动因的视角

摘要：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和融入经济全球化程度加深，技术创新扩散速度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加快，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开始对发达国家逆向投资，以获取技术资源。文章在前人研究的理论基础上，从国家、产业和企业层面出发，深入和全面的分析在我国企业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FDI)中存在的关键影响因素，并提出可行的政策和建议。

关键词：技术寻求型；FDI；影响因素

以信息技术革命为基础的知识经济的到来，使技术在各生产要素中成为最为活跃和重要的因素。但是绝大多数技术创新以及成果产业化活动都发生在发达国家，并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专利申请数量和被引用的次数仍居世界前列，这都表明我国企业距离世界先进水平仍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与此同时，随着计算机、通讯、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以贸易自由化、生产全球化、金融自由化与国际化等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生产要素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在世界范围内流动，这都迫切要求我国企业在垒球范围内配置和整合资源，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实力。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海尔、万向集团等中国企业纷纷通过海外建厂、跨国并购、设立海外研发中心等方式对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以此获取当地的技术资源，实现反向技术外溢，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从而实现技术赶超。与其他类型对外直接投资相比，这种以获取技术为目标的对外直接投资在投资动因、作用机制、影响因素、区位和产业选择等方面存在着明显不同。自从Kogut和Chang(1991)开创性地对技术寻求型FDI研究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此类投资现象，然而国内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尚未建立完整的理论体系，对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研究并不充分。因此本文从国家、产业和企业这三个层面出发，深入和全面的分析在我国企业技术寻求型FDI中存在的关键影响因素。

一、国家层面

1　经济发展水平

我国改革开放近30年来，经济始终保持高速稳定发展速度，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培育出了一批如海尔、联想、万向集团等具有较强实力的民族企业。这些企业资金雄厚，融资渠道广泛，技术水平较高，拥有一批优秀的管理和技术人才，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实施技术寻求型FDI的前提条件。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劳动力成本和土地价格不断上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正逐渐丧失比较优势，需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开展技术寻求型FDI已成为解决产业升级过程中技术创新不足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此外，东道国经济波动也会对技术寻求型FDI产生重大影响。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正式爆发后，对国际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造成了强烈冲击，美国金融业、汽车业等主要产业也受到重创。一方面，美国政府为了保证国内的就业和生产，放宽外资进入限制，另一方面，部分美国企业面临着严重亏损的局面，资金链处于随时断裂的困境，导致其股票价格大幅降低，从而减少了外国投资者收购美国企业的成本，并扩大了外国投资者可选择范围。

2　金融服务

金融服务的发展有利于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并能为我国企业技术寻求型FDI以及技术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提供资金保障。目前，我国金融服务发展相对滞后，政策法规体系并不完善，中小型民营企业仍存在融资难的问题，而且企业海外投资保险的覆盖范围较小，例如，在政策和利益的共同驱动下，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愿意为境外油气、工程承包和矿产资源等境外投资项目提供金融保险服务，然而对投资回收期长的技术寻求型FDI支持力度远远不够。

3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自从1993年美国政府宣布建设信息高速公路以来，信息技术发展极大地改变了跨国企业传统的生产和管理方式。特别是在知识管理方面，国际互联网的发展不仅有利于母公司更有效地管理和控制东道国子公司的运营，而且在知识平台的建立、知识(主要为显性知识)即时共事和快速传播方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从而有利于反向技术溢出在企业内外部的扩敞。

4　科技基础设施建设

东道国良好的科技基础设施可以为反向技术溢出实现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大型的科学设施和综合型的研究基地，尤其以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以及技术领先企业为基础的高技术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能够为技术创新活动提供有效的基础性支撑，而完善的科技服务体系，特别是活跃的技术市场，能够促进高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从而有利于东道国技术创新的扩散。

5　人力资本存量和技术差距

Borenszten et al(1998)提出了吸收能力的门槛效应，认为技术差距过大或过小，都会影响对技术溢出的吸收。林青和陈湛匀(2008)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投资国研发投入和高等教育水平超出东道国的多少决定了该国技术吸收能力的强弱，即是说，投资国超出东道国的研发和高等教育水平越多时，该国有较好的技术吸收能力，反向溢出效应就越明显。而当它的研发投入和高等教育低于东道国时，该国的技术吸收能力较差，反向溢出效应就越不显著。邹玉娟和陈漓高(2008)指出我国企业还处于自主创新能力较低的模仿学习阶段和过程之中，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对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还不是很强。人力资本存量和技术差距这2个指标反映了企业对反向技术溢出吸收能力的强弱，是对技术寻求型FDI有着关键影响的因素。

6　政策法律法规

2000年中国政府首次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并逐步出台了一系列的对外投资政策和法规，鼓励企业对外投资，例如2002年10月，原外经贸部联合国家外汇管理局颁布了《境外投资联合年检暂行办法》，2004年国家发改委和中国进出口银行颁布的《关于对国家鼓励的境外投资重点项目给予信贷支持政策的通知》，2004年商务部了《关于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2005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扩大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商务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分别于2004年、2005年和2007年联合制订了《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一、二三)，2007和2009年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了《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2009年商务部颁布了《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等。这一系列的政策和法规进一步放松了对境外投资项目审核的管制，简化了审批程序，规范了对外投资行为，加大了资金支持力度，以及完善了对外投资的服务和监管体系。然而，我国政策的重点仍在于境外加工贸易领域，对技术寻求型FDI重视度不够，而且与发达国家相比投资项目审批程序仍就过于繁琐，海外保险体系并不完善，也没有统一的机构负责制定对外投资的政策和法规，正如邹玉娟、陈漓高(2008)所指出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还缺乏十分稳定的机制和政策支持服务系统，不能长期保持较高的增长率。此外，我国企业对发达国家逆向投资过程中也需要考虑东道国的政治风险。例如我国企

业收购美企，需要通过包括美国外国在美投资委员等多个部门的审查，在一些敏感性行业中我国资本的进入受到较大的限制。

7　文化环境

我国的儒家价值观强调集体主义和团队精神，而西方国家的基督教价值观强调个人主义和自我价值实现。由于中西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那么如何很好地实施文化整合，已成为我国企业开展技术寻求型FDI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吴先明和糜军(2009)提到，跨国并购的成败主要取决于整合的成效。其中，最为根本的是文化整合。在并购发达国家企业的过程中，中国企业由于其后发特征，在文化上往往处于弱势，而发达国家的老牌企业往往具有较强的文化认同度，加之国家之间存在的巨大文化差异，中国企业很难以自己的文化去整合对方的文化，而必须学习、吸收被并购企业文化中的有益成份，形成一种新型的企业文化。

8　汇率波动

Froot和Stein(1991)首先提出“财富效应”，他们认为全球一体化的资本市场中信息是不完备的，外部融资的成本高于内部融资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当东道国的货币贬值时，外国投资者持有以本国货币表示的相对财富就会增加，资本成本降低，使外国投资者能够购买东道国资产占有优势。自从1994和2005年人民币汇率体制重大改革以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直呈现为上升趋势，这有利于我国企业对美以并购方式开展直接投资。

9　技术寻求型FDI影响因素的国际比较

本文分别以人均国民收入、私人部门贷款占GDP比重、每千人国际互联网用户、每千名劳动力中研究人员数、R&D支出占GDP比重来表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金融服务、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存量和研发投入强度。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些方面仍存在着明显的差距，特别是人力资本存量和基础研发领域差距过大，这都对我国企业技术寻求型FDI产生不利的影响。

二、企业层面

1　企业治理结构

清晰的产权关系、科学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能为企业开展技术寻求型FDI提供良好的组织和制度保障。随着我国企业改革的深入，国内企业经营管理逐步走向规范化，治理结构正变得更加清晰。然而冯跃(2008)指出目前企业自身内部治理仍存在缺陷。企业内部没有形成良好的激励机制，表现在企业组织结构安排、企业管理制度设计方面不能有效地激励经营者和各级员工达到更高的工作满意度，制约了技术寻求型FDI。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在公司股权结构中国有成分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特别是存在较为深厚的政府背景时，在收购外国资产过程中就容易受到一些国外政治因素的影响，导致收购难度增加和周期延长，而且即使收购成功，也会由于涉及到国家安全因素，使新企业在争取东道国政府相关订单方面处于劣势。联想集团在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过程中对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做出了较大让步，包括承诺放弃部分美国政府客户名单等，而且联想集团将个人电脑总部部分转移到美国后，在获取美政府采购订单方面仍遇到较大困难，因为“外界将联想看作是一家国家控制的公司”，例如美国务院向联想集团采购办公电脑的计划就遭到了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的反对。

2　国内市场销售规模

吴彬和黄韬(1997)指出劣势企业进行FDI时，不仅要熟悉东道国市场运作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学习与积累经验，提高自己的总体营销能力，从而形成一种追赶(国际)先进企业的态势，以保证在竞争中不会轻易“出局”，在东道国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而带来的损失(或机会损失)可以通过竞争能力的改善在母国(或第三国)更好地经营来弥补。由于我国企业与发达国家在管理和技术水平上存在较大差距，海外投资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可能处于亏损状态。在此情况下，企业可以通过实现反向技术溢出，提高产品在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增加企业销售收入，补偿企业因实施技术寻求型FDI产生的投资亏损，但前提条件是需要企业在国内市场上达到一定的销售规模。

3　与东道国企业互动程度

Braconier，Ekholm和Knarvik(2001)认为跨国企业分支机构与东道国其他单位的互动程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在从事研发活动科学家和工程师之间的互动很可能够促进技术知识的传播。杜群阳(2006)提出反向外溢的渠道一是母国企业可通过与东道国的技术领导者建立更紧密的地理联系，以降低投资者的生产成本，获得积极的外溢效应；二是母国企业可利用与东道国的产业联系，实现知识获取，以获得反向外溢。我国企业如果能与东道国当地企业建立长期紧密合作关系，通过人员交流和培训、技术指导、合作开发、参加行业研讨会以及相关人员俱乐部和社团等方式学习先进的管理和技术知识，那么就更能实现反向技术溢出。

4　进入模式

Kogut和Chang(1991)实证检验了1976-1987年日本制造业对美直接投资，并将日本企业进入模式分为新建、合资、合作形式，结果发现日本企业合资模式存在技术寻求动机。由于发达国家企业技术优势建立在大量隐性知识基础上，这些隐性知识可编码性差，需要通过观察、模仿和亲身实践等形式来进行学习。相比独资模式而言，显然合资模式能为此提供较多的学习机会，提高与当地企业面对面的交流互动程度。

5　国际化经验

如果企业在以往的国际化运营积累了大量经验，并培养出具有国际化经验的管理团队，那么就能帮助企业尽快熟悉东道国的法律法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并融入其中，特别是在跨国并购活动的管理整合、企业文化整合、销售体系整合、生产整合等过程中可以少走弯路，节约时间和资金投入，提高整合的效率。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从国家、产业和企业这三个层面来看，我国企业尚不完全具备实施技术寻求型FDI的条件，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在人力资本存量、研发投入、国际化经验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的政策建议和措施：

首先，政府部门应高度重视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开展，同时积极发挥政策引导作用，扶持国内企业对发达国家逆向投资，获取技术资源，帮助企业在“微笑曲线”中向高附加值领域突破，提升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地位。

其次，成立一个统一的对外投资负责机构，制定海外投资政策，开展海外市场调研，收集各国社会经济环境、政策法规、市场竞争等各种最新信息，并加以整理分析，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决策提供信息参考，同时还可以组织有投资意向的企业共同组团出访，考察当地投资环境，扩大对外经济交流。

第三，进一步明晰和规范商务部和省级各商务主管部门的职责范围，减少中间程序，简化对外投资的审批流程；最后，扩大海外投资保险涵盖范围，制定专门的政府担保条款，合理分摊企业因技术寻求型FDI产生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