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特征

摘要：将中国ofdi动机区分为市场、资源和战略资产寻求，将东道国区分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将东道国制度细分为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利用2005-2012年中国对78个国家的OFDI数据，基于投资引力模型检验了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特征。检验发现中国OFDI无论在整体上还是在具体投资动机上，对东道国制度偏好都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化特征，即低政治制度偏好和高经济制度偏好。进一步的检验发现，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OFDI区位选择特征与全样本检验结果基本一致，而对发达国家则表现出了包括政治和经济制度在内的整体高制度偏好。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投资动机；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制度偏好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7）04-0051-09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资本输出规模不断扩大，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问题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涌现出众多研究成果（Cheung et al，2011；蒋冠宏、蒋殿春，2012；王恕立、向娇娇，2015）[1，3]，特别是一些学者尝试从东道国制度视角解读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更进一步充实了中国OFDI区位选择理论的内涵。然而，由于受中国OFDI发展实践的特殊性及研究方法不统一、变量选取不规范、统计数据缺乏等因素的影响，学者们之间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特征及东道国制度偏好的认识，仍然存在明显的分歧。从上述意义上说，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相关变量及其关系，将中国OFDI的具体动机区分为市场、资源和战略资产寻求型，将东道国制度细分为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将东道国区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用2005――2012年中国对78个国家的OFDI数据，基于引力模型对样本整体及不同投资动机约束下的东道国制度偏好进行相关性检验，旨在发现中国不同投资动机下的ODFI对东道国制度及不同制度形式的质量偏好，揭示变量间的效率匹配关系，推进中国OFDI区位选择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二、文献回顾

对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与分布特征的研究，早期主要从市场规模、地理距离、资源禀赋和战略资产动机等方面展开。Cai[4]（1999）和Deng[5]（2004）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认为中国OFDI存在市场、资源、战略资产（Strategic assets，如技术、品牌、管理和营销网络）和金融资产寻求动机。Cheung 和 Ma[6]（2008）使用1991―2005年中国对31个国家的OFDI数据研究后发现，中国OFDI的资源寻求倾向十分明显。此后，从制度角度对中国OFDI区位特征进行分析，成为研究前沿。Kolstad和Wiig[7]（2009）利用2003―2006年中国对104个国家OFDI截面数据研究发现，东道国制度水平与中国OFDI规模负相关。Cheung等（2011）利用中国对非洲国家OFDI数据的研究，也支持了Klostad和Wiig的结论。Cheung和Qian[8]（2009）利用1991―2005年中国对50个国家的OFDI数据展开的研究，并未发现东道国制度对中国OFDI产生显著影响的证据。Amighini等[9]（2011）利用2003―2008年中国OFDI数据进行分行业检验，发现中国OFDI的制度偏好具有行业性差异，他认为东道国制度对进入制造业的中国OFDI没有显著影响，而对于进入资源行业的OFDI则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可见，关于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并未达成共识。

国内学者对中国OFDI区位分布的研究，基本遵循了与国外学者相同的线路。程慧芳和阮翔[10]（2004）利用中国对32个国家的OFDI截面数据，通过建立投资引力模型发现，东道国市场规模、人均收入及双边贸易规模正向影响中国OFDI。项本武[11]（2009）的研究却得出相反结论，即东道国市场规模对中国OFDI具有负向影响。何本芳和张祥[12]（2009）从距离、市场规模等角度考察了中国OFDI的^位特征。此后，制度因素也被纳入研究范畴。邓明[13]（2012）利用中国2003―2009年对73个国家的OFDI数据研究发现，从法制制度角度看，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较发达国家更为显著。刘凯和邓宜宝[14]（2014）基于2003―2012年中国分行业的OFDI数据，从经济、政治和法律三个维度分解东道国制度环境，分别检验了其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和金融业与经济制度存在显著正向关系；批发和零售业与法律制度存在显著正向关系；科学技术、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与政治制度存在显著正向关系。蒋冠宏和蒋殿春[15]（2012）利用2003―2010年中国对107个发展中国家的OFDI数据，基于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的研究发现：中国投资发展中国家有市场和资源动机，距离对中国投资有负面影响；东道国政权稳定性和监管质量影响中国OFDI是否进入，但不影响投资规模；法制制度对中国OFDI规模具有负面影响；资源型OFDI具有低制度偏好特征。

随着研究的深入，部分学者提出了关于中国OFDI制度选择的综合性观点。邓富华和胡兵[16]（2013）利用2003―2011年中国对62个发展中国家的OFDI数据，运用Hansen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制度约束下东道国腐败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当东道国的制度质量跨过一定的门槛时，腐败会对中国OFDI产生显著负影响；低于特定门槛，上述负影响会逐渐减弱，甚至表现为显著正效应。王恕立和向娇娇[3]（2015）从投资动机和东道国制度质量的角度，考察了东道国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对不同类型OFDI投资选择和投资规模的约束作用。研究发现，OFDI投资规模偏好高制度环境，投资选择偏好较差制度环境；中国OFDI的多元化动机具有差异化制度偏好。具体而言，技术型OFDI投资规模具有低制度偏好，而良好的政权稳定性、政府效率、监管质量和腐败控制对市场寻求和资源型OFDI具有正向作用。

客观分析中国OFDI区位选择及东道国制度偏好研究的现状，变量选择及其合理性是造成实证研究结论分歧，影响研究持续深入的重要原因。比如，许多学者（刘凯、邓宜宝，2014；王恕立、向娇娇，2015）都将东道国制度划分为政治、经济和法律三个部分，而实际上，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划分是基于制度的内涵，而法律则是一种特殊制度形式，三者既非同一层面的范畴，也不是基于统一标准划分形成的制度不同部分，因此，并不能作为反映事物特征统一层面的变量指标。再如，关于中国OFDI的具体动机，有的将其归纳为三种，有的将其归纳为四种甚至更多。对OFDI动机类型归纳不同，实证研究的结果也会不同。据此，笔者认为，在进一步规范变量选取和变量关系的基础上，对中国OFDI对东道国的整体制度偏好和具体动机下的制度偏好进行分层次检验，并尝试建立具体投资动机约束下的中国OFDI与东道国制度整体及具体制度形式间的效率匹配关系，既有利于推进中国OFDI区位选择理论研究的深入，也能够为中国OFDI实践效率改进提供更客观的实证根据。

三、理论假设

现有经济学研究认为：母国OFDI的区位选择与分布，主要受东道国市场规模、资源禀赋、地理距离与制度环境的影响。因此，本文根据相关理论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假设：

（一）中国OFDI与东道国市场规模

市场规模对FDI进入具有重要影响[17]（Buckley et al.，2006）。更大的东道国市场规模，往往带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进而稀释投资成本，提高资本利用率。Chakrabarti[18]（2001）的研究证实了东道国市场规模与FDI成正比。一些关于中国OFDI的研究也认为，中国OFDI具有市场寻求动机，倾向于向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投资[19，20]（Zhang，2003；Deng，2004）。基于上述分析设立假设1。

假设1：中国OFDI与东道国市场规模正相关。

（二）中国OFDI与东道国距离

国际贸易理论认为，FDI更利于在近距离周边国家展开[21]（Buckley and Casson，1981）。双边地理距离的增加，会引发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上升，降低投资效率。同时，距离因素也会影响跨国公司子公司与母公司之间的沟通效率，导致公司间内部信息成本增加。基于上述结论，设立假设2。

假设2：中国OFDI与双边地理距离负相关

（三）中国OFDI与东道国自然资源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对资源的需求日益上升，国内资源在经历多年的粗放式开采、利用后，已难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资源型OFDI成为中国维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手段。从事实经验看，中国企业频频收购国外资源性资产[22]（Morck.et.al.，2008）。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对非洲和拉美等发展中国家OFDI增速明显加快，一般认为，目标也在于获取当地丰富的资源储备。因此，设立假设3。

假设3：中国OFDI与东道国资源禀赋正相关。

（四）中国OFDI与东道国战略资产

战略资产，是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目标之一[18]（Buckley et al，2006）。中国对发达国家的并购实践表明，中国OFDI不仅具有明显的战略资产寻求动机[20]（Deng，2003），而且其区位选择也与东道国拥有的战略资产质量、规模相关。因此，设立假设4。

假设4：中国OFDI与东道国战略资产存量正相关。

（五）中国OFDI与东道国制度

首先，本文认为，相关研究把东道国制度区分为法律制度、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做法并不合理。我们将东道国制度细分为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两个维度或两个部分。其次，我们认同国内有关学者提出的中国OFDI具有多样性制度偏好的观点。在承认东道国制度影响外资进入门槛和投资效益的基础上，东道国制度的整体质量及经济、政治制度质量的差异化都会影响中国的OFDI选择。具体而言，一方面，中OFDI的资源寻求动机及企业的母国制度习惯，使中国OFDI偏好于资源密集度较高，但政治制度质量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表现出低政治制度偏好特征；另一方面，由于自由开放的市场环境，不仅为企业经营创造了有利于市场竞争的条件，是东道国战略资源形成、积累的制度基础，而且也是中国企业能够获取和有效利用东道国战略资源的前提性条件，因此，对于具有明显战略资源寻求动机的中国OFDI来说，也就必然会形成对东道国经济制度选择的高制度偏好。据此，设立假设5。

假设5a：中国OFDI与东道国政治制度质量负相关。

假设5b：中国OFDI与东道国经济制度质量正相关。

四、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依据已有研究，我们使用引力模型[23]（Anderson，1979）作为基准模型，并加入研究所需要的具体变量，构成模型（1）：

ln（ofdijt）=a0+a1ln（cgdpit）+a2ln（hgdpjt）+a3hggdpjt+a4ln（distijt）+■θkXkjt+λj+μt+δijt （1）

模型中，ofdi表示中国的OFDI流量；cgdp表示中国的GDP水平；hgdp是东道国的GDP，代表市场规模[24]（Frankel and Wei，1995）；hggdp是东道国GDP增长率，表征市场增长潜力[25]（Lee，2002）。如果中国OFDI有市场寻求动机，则上述三个变量的系数应该显著为正。dist是中国与东道国间的距离，表示由于地理距离带来的投资成本。μj和μt分别是国家和时间固定效应。δijt为残差项。为关键考察的变量，主要包括东道国资源禀赋、战略资产数量、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水平。同时，为了验证具体投资动机的OFDI与制度质量的关系，分别引入市场动机、资源动机和战略动机与东道国制度的交互项。最后，i为东道国，j为母国（中国），t为时间。

（二）变量设定

（1）距离因素。双边距离衡量了投资的距离成本。文章中采用蒋冠宏和蒋殿春[15]（2012）的方法，以航运距离和国际油价的乘积表征距离成本。航运距离数据来自Mayer和Zignago[26]（2011）测算的贸易距离数据库。该数据库对距离的衡量采用三种方式，本文采用第三种，即根据国家人口或经济聚集地进行加权得到的距离。石油价格数据来自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世界主要商品交易价格数据库，采用美国西德克萨斯州轻质原油价格（West Texas Intermedidate，WTI）表示油r水平。

（2）东道国资源禀赋。参照Buckley等[27]（2007）、Kolstad和Wiig（2009）[7]的研究，将资源禀赋界定为东道国油气和其他矿物资源出口规模占总出口的比重，该数值越大，说明东道国相应的资源禀赋越充足。上述数据均源自WTO的贸易统计数据库。

（3）东道国战略资产存量。仿照蒋冠宏和蒋殿春[2]（2012）的做法，以东道国技术存量衡量战略资产数量。这样做的理由有两点：第一，以往研究习惯以专利数量衡量战略资产，但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数据缺失严重，无法满足全面衡量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战略资产获取动机的研究目的要求。第二，基于中国企业自身研发能力的限制，战略型投资实际上更多偏好于获取已有技术资源，而非具有更强创新特点的专利资源。综上因素，本文以《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的国家技术水平作为衡量东道国技术资源存量的指标，表征战略资产存量。《全球竞争力报告》将Technology Readiness定义为运用当前技术能力提高工业生产效率的能力，该指标能够较准确度量国家技术存量水平，同时覆盖了全球135个国家和地区数据，能较好满足研究目标的要求。

（4）东道国制度质量。

本文从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两维度对东道国制度质量进行分解。首先，对政治制度的度量，数据来自世界治理指标（World Government Indicators，WGI）。WGI采用6项指标，具体为：政治稳定性（Political Stability）、政府效率（Government Effectiveness）、规制质量（Regulatory Quality）、法制规则（Rule of Law）、腐败控制（Control of Corruption）和民主与军政（Voice and Accountability）。作为世界治理指标将各国的6项指标评分。本文以上述六项指标的平均值代表东道国政治制度质量，得分越高说明该国政治制度质量越高。其次，用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IEF）衡量经济制度质量。IEF是由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日报联合制定、的，对全球180多个国家经济体系自由程度进行的较为权威和详细的评分。其分数范围从0～100，分数越高，表明该国家（或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即经济制度的质量越高。

（三）数据说明

本文样本来自全球78个中国OFDI东道国。各国GDP数据来自联合国国民账户数据库，该数据库提供了各国1970―2013年的国民账户数据，本文选择的各国GDP数据，并以2005年不变美元价格为基准。中国OFDI数据来自中国商务部《201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该公报提供了2005―2013年中国OFDI数据。并将其折算成2005年的不变美元价格。

五、模型检验和结果分析

首先，需要报告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以观察变量间是否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具体结果见表1。从表1可知，引力模型变量的相关系数均在0.7以下，虽然pl与ief的相关系数达到0.88，但由于两者不同时出现在检验模型中，pl与tec以及ief与tec的情况相同，因此不会存在严重共线性问题。为了精确起见，我们进一步考察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发现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3。因此，可以基本排除多重共线性的影响。对于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我们采取以下步骤：首先，我们将变量取自然对数，从而压缩了方差，从数据源头控制了异方差问题。其次，我们利用Wooldridge与White检验对方程（1）进行自相关与异方差检验，根据结果（Wooldridge=0.094 3；White=0.000 0）说明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因此，我们转而采用能够同时纠正面板数据异方差和自相关的面板修正标准差法（PCSE）对模型进行估计。

（一）全样本检验

（1）全样本初始检验

初始检验是对模型（1）的基本检验，具体见表2。从检验结果看，引力模型的核心变量与传统理论预期一致。ln（cgdp）（中国GDP）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中国GDP水平正向影响资本流出规模。ln（hgdp）（东道国GDP）和hggdp（东道国GDP增长率）显著为正，东道国市场规模和市场潜力有助于中国资本扩张，反映了中国OFDI有市场寻求动机，验证了假设1。ln（dist）（东道国距离）显著为负，说明中国OFDI与距离成反比，验证了假设2。

关于其他变量，nr（东道国自然资源密度）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中国OFDI与东道国资源密集度正相关，证实了中国OFDI具有资源寻求动机，该结论验证了假设3；tec（东道国技术水平）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说明东道国战略资产与中国OFDI规模负相关。可能的解释是，中国OFDI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相比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负相关关系体现出的是中国OFDI的整体流向。从显著性上看，东道国战略资产对中国OFDI的影响不显著，说明2013年前中国的OFDI仍以资源获取为主要动机，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要东道国；pl（东道国政治制度）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东道国政治制度越差，越有利于中国OFDI规模的增加。表明中国OFDI具有低政治制度偏好，证明了假设5a；ief（东道国经济自由度）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较高的经济制度水平会促进中国投资规模的增加，进而表明中国OFDI具有高经济制度偏好，证明了假设5b。

（2）制度偏好与投资动机

为了考察具体投资动机与东道国制度之间的关系，我们进一步引入不同投资动机与制度的交互项，并进行逐一检验。结果见表3。hggdp×pl的系数显著为负，hggdp×ief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以市场增长潜力为标志的市场寻求型OFDI具有差异化制度偏好，即同时具有低政治制度偏好和高经济制度偏好；nr×pl的系数显著为负，nr×ief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资源寻求型OFDI同样具有低政治制度偏好和高经济制度偏好；tec×pl的系数显著为负，tec×ief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说明，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主要受东道国政治制度的影响，经济制度影响不明显。

总之，从全样本的结果看，中国OFDI不仅在整体上体现出了明显的差异化制度偏好特征，而且这种特征在具体投资动机下也同样显著。笔者把以上检验结果汇集为表4。

（二）分类型国家检验

考虑到东道国市场环境多样性特点以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在市场环境、资源禀赋、战略资产和制度质量水平等方面存在的较大差异，进行分类型国家检验，有助于更好地刻画中国OFDI的区位特征。在此，我们采用国际通用标准，将东道国分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其中，发展中国家58个，发达国家20个。具体检验结果见表5-表8。

表5是对发展中国家样本的初始检验。结果显示，引力模型的系数和显著性不变，且具有稳健性。首先，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OFDI规模也不断扩大。其次，中国OFDI进入发展中国家存在市场寻求动机，且与距离负相关。东道国资源密集度（nr）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中国OFDI具有资源寻求动机，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大对非洲和南美洲等地资源行业的投资，佐证了这一结论。值得注意的是，东道国政治制度pl系数显著为负，经济制度ief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这说明，中国进入发展中国家的OFDI的制度偏好，主要体现在低政治制度偏好上，而对经济制度的偏好不明显。

表6是对发展中国家交互项的检验。结果显示：交互项的符号和显著性与全样本检验结果基本一致。说明中国进入发展中国家具体动机下的OFDI同样具有差异化的制度偏好。

Ψ⒋锕家样本的检验，具体结果见表7和表8。在表7中，投资引力模型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与发展中国家一致，表明中国OFDI在发达国家中同样具有市场寻求动机，与距离负相关。资源密集度系数（nr）显著为正，说明发达国家的资源禀赋对中国资本的进入同样有吸引力。中国跨国企业投资澳洲的矿产开采业，就体现了对发达国家的资源寻求动机。pl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东道国政治制度质量越低，越有利于中国OFDI规模扩张，中国OFDI具有一定程度的低政治制度偏好。其它系数的符号与显著性与全样本一致，不再详述。

表8是引入交互项的检验结果。值得注意的是，交互项中，除了tec×pl不显著外，其他交互项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这说明，从具体投资动机下看，中国OFDI在发达国家均具有高制度偏好。一方面，发达国家完善的制度环境使企业只能按照相关规则和市场规律办事，对发达国家制度环境的认同，使中国OFDI也具有高制度偏好。另一方面，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不断完善，中国跨国投资企业也开始注重对制度风险的规避，特别是对于进入发达国家的资本，由于多以获取当地战略资产为主要目标，因此更需要依靠制度保障企业资本的收益和安全。

（三）检验结果汇总

为了更清晰的表述中国OFDI区位选择特征，我们将如上检验的结果汇总为表9。

基于东道国制度偏好的中国OFDI区位选择具有如下特征：其一，从全样本检验结果看，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从整体上具有差异化的制度特征，具体表现为对东道国的低政治制度偏好和高经济制度偏好。其二，从全样本下具体投资动机的检验结果看，战略资产型OFDI对东道国制度具有低政治制度偏好，对经济制度偏好不明显，其它投资动机下的OFDI东道国制度偏好与全样本检验结果一致。其三，从分类型国家样本检验的结果看，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无论整体还是具体动机的OFDI检验结果，都与全样本检验结果完全一致，证明了中国OFDI东道国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另一方面，发达国家整体检验结果虽与全样本检验结果一致，但具体动机下OFDI检验的结果则显示，除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对政治制度的偏好不显著外，其它动机下的OFDI都表现出了包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在内的高制度偏好。

六、结论

在将中国OFDI的具体动机区分为市场、自然资源和战略资源寻求型，东道国区分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东道国制度构成区分为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基础上，我们考察中国OFDI的东道国制度偏好及其区位选择特征，研究的结论如下：

首先，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无论从整体层面还是具体投资动机层面看，都具有差异化制度偏好，即低政治制度偏好和高经济制度偏好的特征。进一步的检验发现，中国OFDI进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区位特征却有所差别。发展中国家的区位特征基本与全样本一致，而发达国家的区位特征，除了战略资源型OFDI对政治制度的偏好不显著外，其它动机下的OFDI都呈现出明显的高制度偏好。

其次，中国OFDI对东道国制度偏好及其区位选择特征，是中国企业制度特性、OFDI动机与东道国制度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一般而言，在东道国资源分布、经济发展、制度演进不平衡等前提下，中国OFDI企业的产权属性、投资动机、风险偏好及竞争习惯所导致的投资收益预期，是影响中国OFDI东道国制度偏好及其区位选择的主要原因。

最后，中国OFDI的绩效与其制度偏好和区位选择相关性极高。鉴于中国OFDI绩效亟待提高的客观需要，一方面应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完善企业治理结构，提高中国OFDI企业制度行为的合理性及国际竞争能力；另一方面，政府必须加强对中国OFDI的宏观管理与调控，在服从国家发展战略要求的前提下，努力实现OFDI企业投资动机、制度偏好与东道国资源禀赋、制度环境的相互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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