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的自律和他律

我国的新闻传播业正处于历史的转折点上。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以后，传媒虽然进入了市场，但对形成必要的职业自律意识思想准备不足，因而实践中发生了许多涉及职业操守的问题。目前，职业道德建设已经成为学界和业界需要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

为了用自律换取自由，西方社会很早就开始了传媒自律体系的建设，惜乎国内学界对其引介往往十分不够。

陈力丹编著的《自由与责任：国际社会新闻自律研究》对其最新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让我们得以了解西方社会关于媒介自律的最新发展，进一步深化对新闻伦理的认识。该书主要编译了欧洲传媒组织的两份研究报告：《自由与责任：通过媒介自律来保护新闻自由》和《诽谤的定义：言论自由与保护名誉的原则》，为我们观察和感受法制社会下新闻职业自律意识的氛围，提供了一种新鲜的参照系，也为提高我国媒介自律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

可供借鉴的媒介自律制度

《自由与责任：通过媒介自律来保护新闻自由》是2005年3月完成的一份研究报告。报告几乎对整个欧洲现行的媒介自律进行了研究，大体分为数据资料和结论两部分。数据部分分析了西欧，尤其瑞典、德国和英国的新闻评议会；研究了东南欧五国新近提高记者职业水准、建立媒介自律机制的动机和缘起。在将两者进行对比的基础上，报告得出主要结论：不存在放之各国、各种类型媒介而皆准的自律规范，但是在不同国度、不同媒介之间存在相似的规律，这些规律是我们应该观察到和学习的。

报告数据部分着力对于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五国当下的媒介自律状况进行了介绍，是篇幅最长的章节。对这些国家媒介制度的论述很少见于学界的探讨，却对我国的实践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上世纪90年代初东欧巨变之后，这些国家就在既有的社会主义传统和新兴的市场经济间摸索媒介自律的各种可能性。这一历程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同样拥有深厚社会主义传统的国家，无疑是弥足珍贵的。为完成这一报告，当地学者对各阶层对媒介自律有兴趣的人士进行广泛的深度访谈。这些截至2005年的最新材料，哪怕单从世界新闻史研究的角度来看，也是很有价值的。

自律条文要与记者日常实践工作衔接

我国的新闻传播业正处于历史的转折点上。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以后，传媒虽然进入了市场，但对形成必要的职业自律意识思想准备不足，因而实践中发生了许多涉及职业操守的问题。目前，职业道德建设已经成为学界和业界需要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而《自由与责任》报告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其对西欧成熟的和东欧相对粗糙的媒介自律制度进行的细致分析和全面比较，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

启发之一：如何建立具有普适性的媒介道德准则？2000年4月，波黑共和国独立记者行业联合会公布了一系列媒介准则、电视和广播的编辑准则，并在记者、新闻系学生和公众中间进行了广泛宣传。但不幸的是，没有人遵守和尊重这一自律规范。失败的原因或许可以用该准则序言中的一句话来概括：“书在这里了，剩下的取决于那些阅读这本书的人”。

这种天上掉下自律规范，而后大力宣传的做法被证明是行不通的。而且，在波黑共和国，虽然六大记者组织都签署了这一准则，但起草者却是国际社会的代表，而非当地媒介社团。因此，在深度访谈中，“除了两个直接参与制定出版媒介准则的领导之外，多数被采访者对自律概念了解很少”。而在罗马尼亚，情况截然相反：“记者、非政府组织成员和科研机构人员都能很好的理解自律一词”（见该书112页）。

这种对自律的深入了解，原因就在于罗马尼亚媒介机构大会提供的记者法令和职业准则论坛。半数以上的新闻工作者都参与到了这一论坛中，对自律规则的制定进行讨论。基于上述事实，报告得出结论：“对自律有关的人参与到媒介自律的发展过程中，很明显会对自律系统产生关键的影响。（见该书131页）”自律首要解决的是让成员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价值和伦理道德有一个一致的理解，这一理解可以在制定规范前的充分讨论中圆满完成。

启发之二：成文的自律条文如何与记者的日常实践工作有效衔接？个别记者对行为准则的遵从，是走向媒介自律过程的第一步，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步。但如何实现从条文到实践的转化？上文谈到的经过充分讨论形成条文自是途径之一。而报告中提到的俄罗斯沃罗涅什地区的实践经验或可提供另一种思考的方式。2004年，大众媒介保护中心和俄罗斯记者联合会沃罗涅什分会合作，对自律规范的制定和实施进行了试点。试点工作分成两个部分，一是制定自律规范，二是选出负责自律规范的实施的信息争端地区评判委员会。他们以《俄罗斯记者职业准则》为蓝本，计划出台新的地区性职业准则。这种方法有其特殊的好处：开始起草地区准则的时候，也是当地记者开始思考职业伦理的契机。最终形成的职业伦理规定和地区实际契合得越是紧密，对日常实践越是重要，记者们就越是认为将这项准则是和切身利益相关的。

我国幅员辽阔，在制定通行自律条文时难以充分发动全国新闻工作者加入讨论。加之各地间地域文化、媒介发展各有分别，遵照划一的规范可能导致对现实实践的束缚。这种沃罗涅什式统一原则之下的地方标准对于我国的自律规范建设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评判委员会的提名上，沃罗涅什的作法也和通常提名媒介名流和社会知名人士不同。他们对沃罗涅什500位记者中的300人进行了调查。问题包括自律的可能性和形式，以及“在沃罗涅什的记者中间，在对职业伦理观点发生冲突的时候，谁会确保和评估你的工作？”每个被访者都被要求提名一些业内受尊重的同事。结果有150位记者被提名，前17位成为沃罗涅什信息争端地区评判委员会委员的候选人。只有让记者对自律的发展过程起中心作用，才可以真正将自律条文落到实处。

媒介自律与名誉权保护

《诽谤的定义：言论自由与保护名誉的原则》报告是在对2000年召开的“诽谤法专题讨论会” 中产生的草案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最终形成的。十八位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参与了起草和修订。报告将对诽谤的理解上升到了极为严谨的法律和自律的层面，对我国的新闻法制建设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无论中西，诽谤，或者说名誉权保护都是司法实践中很重要的部分。针对名誉权保护的问题，人们多从法理和法律实务的角度进行探讨。《诽谤的定义》报告也主要依照这一理路，针对言论自由和名誉权保护的问题提出了十九条具体的原则，涵盖了诽谤的一般原则、诽谤罪的犯罪构成、民事诽谤和刑事诽谤到诽谤罪的诉讼时效等方面。但与此同时，报告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在言论自由和名誉保护的两极之间引入媒体自律的倡导：“媒体所建立的自我管理机制在有效和方便地提供对名誉权问题进行辩护的救济方面以及在不过分侵害言论自由权利方面的重要性”（见该书171页）。

媒介自律对于名誉权保护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对于言论自由侵害名誉权之后的救济问题上：“在应用补救措施时，应当注意任何其他的机制――包括自发的或自我管理的系统――在限制诽谤言论对原告声誉造成损害方面所起的作用。同时还应注意到原告未能利用这些机制来限制对其声誉损害的情况。（见该书187页）”具体而言，报告所谈到的救济，很大程度上就是被批评对象对于媒介批评的反论权，以及媒体在侵犯名誉权之后主动的更正和道歉的义务。这一批评者的义务和被批评者权利相加，可以往往可以有效的补救或是减轻名誉的损害，但我国媒介机构制定的各伦理规则中，却鲜有涉及。这份报告正好对我国今后的伦理规则建设指出了方向。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名誉侵权官司往往大搞“天价索赔”，如不久前的富士通诉第一财经案提出了3000万的赔偿要求。该报告则综合各国实践认为，法庭应当优先考虑使用非金钱救济措施进行补偿，如公开道歉、更正和/或答复、判决言论属于诽谤性质等。与金钱救济相比，这种措施对信息和思想自由流动的影响较小，同时可以对个人名誉进行有效的补偿。

一种健全而有效的自律机制，不能仅仅停留在字面上。《自由与责任：国际社会新闻自律研究》的意义便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