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新闻观合法性基础论析

合法性是近年来政治学、哲学、法学、社会学等领域都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一般来说，合法性指的是政治合法性，即政治统治依据传统或法律准则得到人民的认可与支持。它被看做是有效统治和政治稳定的基础。现代合法性的概念包括三个要素：自愿认同，即有效性；符合一定规范标准，即合理性、合德性或正当性；符合现行法律，即合法性。在实际社会中，合法性可能表现为合理性但不符法律、合法律却不正当，也可能被人民认可却没有正当性。最好的合法性表现是合理性、有效性、合德性、合法律性都具备，这是合法性的最佳状态。那么我国传统新闻观在其产生的历史时期及当代社会具有合法性吗？

中国传统新闻观，是中国无产阶级在继承我国传统新闻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闻观念或思想，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在新闻传播实践活动中的“普及化”和“具象化”。它们之所以在当前的中国仍然具有强势地位和合法性，是有着坚实的合法性基础的。

首先，无产阶级先驱的新闻思想是中国传统新闻观合法性的思想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党报思想是伴随着他们参加革命斗争的历史进程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早期的革命民主主义报刊思想是其发展的源头，而他的人民报刊思想又是他的革命民主主义报刊思想的主要部分。他把出版自由看做“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①“是人类自由的实现”，“人类精神的特权”。②他希望报刊能够自由地表达人民的意见和愿望，并得到法律（出版社）的保障，马克思要求报刊生活在人民当中，和人民同甘共苦，成为人民和世界联系起来的纽带，成为促进社会改革的独立力量。马克思的人民报刊思想还只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基于自己当时的哲学信仰所提出的报刊思想，而不是无产阶级党报思想。它的积极意义在于把报刊作为反对封建、促进民主改革的一支政治力量看待，它是马克思后来的无产阶级党报思想的源头。

然而，中国无产阶级新闻思想不是简单对马列主义办报思想及前苏联党报理论的照抄照搬，它是从我国无产阶级的党报工作的实际出发，在对马列主义新闻观有所扬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套具有鲜明自身特色的新闻理论。中国现实社会存在的规定性，即时代条件对中国无产阶级新闻思想的形成作了质的规定。中国共产党形成富有自己特色的新闻理论是在1942年运动中。当时对党报的要求归结为“四性”，即党性、群众性、战斗性、组织性。③具体的工作方法是：通过党的报纸和通讯社宣传执行党的指示和模范人物或单位，从而生动地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党报理论以无产阶级党性为核心原则，认为报纸的根本属性是以新闻为手段的舆论工具和。正是有了这些无产阶级新闻理论的基本观点的支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观在我国才获得了广阔的现实发展空间与理论生存依据。

其次，中国人民对共产党政权的拥护与支持是传统新闻观合法性的有效性基础

合法性的有效性，指的是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以大众是否赞同的经验作为合法性存在基础”。这虽然指称的是政治合法性基础，但由于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过程中，新闻一直被框架于政治当中，因此有效性也可作为传统新闻观的合法性基础。

中国共产党引领广大劳苦民众经过28年的艰苦斗争赢得了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其间的新闻实践及其形成的新闻观都是为实现这些政治目标服务的。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工农兵阶层作为新国家的主人，都非常忠诚地信仰包括新闻理念在内的中国共产党思想及其执政理念。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其执政理念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样的执政目标和理念，是其把新闻看做党和人民的喉舌的主要根据。

再次，领袖的魅力构成了传统新闻观合法性的又一个根基

任何群体服从统治者命令的可能性，主要依据他们对统治系统的合法性是否信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在于合法性信仰。在经验的基础上，马克思・韦伯提出了三种合法性权威类型：一是基于惯性的传统型权威；二是以个人的“神性”与人格魅力为基础的“克里斯玛”(Charisma)型权威；三是依据民主程序制规则而行使职权的法律型权威。满目疮痍、备受欺凌、民不聊生、百废待兴的20世纪上半叶的旧世界，需要“神性”的英雄人物、模范人物来激励、教育、引导、组织广大劳苦大众，排除万难，为建立一个民主、文明、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而不懈奋斗。而就是逢时而生的被人民敬仰拥戴的伟大领袖。他在抗战爆发之初发出了“用民族革命的典型向前线后方国内国外广为传播”的号召。④1942年，又发起了运动，形成党报理论。为响应党的这一正确决策，记者纷纷深入基层一线，深入群众进行调查采访，于是一连串先进典型人物和先进典型经验被发现，如吴满有、赵占魁、马杏儿父女等劳动模范。这些典型表现出鲜明的政治价值观念，体现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求和解放区人民的风范与理想，宣传了先进思想与经验，在边区受到了热烈响应。

之所以被人们拥戴、其思想之所以被人们倡导，还有一个重大原因就是他走群众路线。“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⑤解剖麻雀，以点带面，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形成的这些“毛式”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一进入新闻宣传领域与新闻工作结合起来，就很快把我国宣传报道的规模与深度从一个高潮推向另一个高潮，并且使其理论与实践达到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度难以达到的高度。

除了在新闻工作的亲身实践、科学指导外，他的个人魅力是人们自愿遵循其领导的重要原因。为了中国革命取得成功，付出了毕生精力、置生死于度外，多个亲人也为革命事业牺牲。即使建立了新中国，仍然以身作则，发扬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这位伟大的领袖受到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的爱戴。可见，“领袖的魅力”是传统新闻观合法性的一个重要基础。它与“无产阶级先驱的新闻思想”、“中国人民对共产党政权的拥护与支持”共同证明了传统新闻观的自愿认同、有效性和正当性等合法性特点。然而，这些合法性基础其实都是由中国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以战争为主题的时代特点所决定的。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跨文化传播时代中国新闻观念的合法性建构”（09XJC8630004）的部分研究成果】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7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3页

③《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册，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50-53页

④中央文献研究室和新华社编：《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40页

⑤：《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载《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3页

（作者单位：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