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政教观与魏晋赋格建构

摘要：在三国儒运衰微、西晋儒术复振、东晋玄儒消长的过程中，宣扬王权一统、四海归一仍是其间重要的文人心态和文学命题。魏晋咏物赋具有鲜明的儒家“比德”观的痕迹，而其篇幅容量和表现技法又有着异于汉赋的细入、周密、采缛等特点。此外，魏晋的变乱局势激发了文人关注个体生命价值、追求个性自由、独立批判、注重挖掘和表现内在情志等主题，更是创新性的拓展了汉赋言志讽喻的传统。儒家政治文艺观念在流变中不断向魏晋辞赋渗透，并对魏晋辞赋精神气格的建构产生深远影响。同时，魏晋辞赋对于儒学影响的剥离运动也始终存在。魏晋玄儒并济的赋风、东晋玄言赋的兴起与纯自然化笔法的推广，均是其表现。

关键词：儒家政教观；魏晋辞赋；赋格；扬雄；班固；左思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5?0001?06

魏晋辞赋的体式类型、题材内容较两汉时期日渐向深细化发展，但在思想主旨、审美趣向等精神层面却呈现出强固的思想惯性，汉赋中高扬的儒家政教观也在魏晋辞赋中得以保留和推进，并对魏晋辞赋精神气格的建构产生一定影响。魏晋辞赋中的儒家政教观大致具有四方面内涵：一是继承尊王攘夷的大一统政治观，强化辞赋的宣教功能，既效法汉代骋辞大赋，又从细密取象、征实叙事、布局精严等角度寻求突破；二是发扬“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诗教观，强调辞赋的博物功能与知识性价值，言咏主题不仅涉及动植物、昆虫、乐器、文具、酒、药、生活物什、天地、四季、山水、云雨等具象事物，更涉及“文”“意” “读书”“谈”、书法用笔等抽象活动，其中固然不乏玄、释思想浸染之作，但许多仍秉持儒家博物观、比德观；三是继承汉人将赋作为《诗经》六义之一的观点，发挥辞赋政治颂扬的基本功用，又注重个体反省、劝诫的道德化主题，有些能跳出寓刺于美的创作模式而通篇为讽，并强调对个体生命意识、情感意蕴、道义准则、批判精神的抒发，体现出儒家的悲悯情怀与

济世之思；四是继承汉人赋须雅正典则的文艺观，确立辞赋“丽则”的审美旨趣，反对劝百讽一的过度雕

润，强调“丽”与“则”的有机统一，又从儒家“三不朽”观念出发抬升辞章的社会价值，并以辞赋作为个体社会价值得以实现的重要媒介。笔者试将儒家政教观分为王道一统观、比德观、教化观三个范畴，分别探讨它们对魏晋赋格建构的深远影响。

一、儒家王道一统观与魏晋都邑赋、礼制赋典重宏阔的气格

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是汉代都邑赋发展的极轨，对魏晋以来杨修、卞兰、缪袭《许昌宫赋》、何桢《许都赋》、刘劭《赵都赋》、刘桢《鲁都赋》、徐干《齐都赋》、吴质《魏都赋》、文立《蜀都赋》、傅玄《正都赋》、左思《齐都赋》、《三都赋》、曹毗《魏都赋》、《扬都赋》、王廙《洛都赋》、庾阐《扬都赋》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孙绰径称：“《三都》、《二京》，五经鼓吹。”[1]（260）正可看出魏晋士人以辞赋为经学副翼的文艺倾向，这自然没有跳出儒家政教观的范畴。魏晋都邑赋继承汉赋鼓吹国力、追求统一的主旨。《三都赋》称：“成都迄已倾覆，建邺则亦颠沛……览麦秀与黍离，可作谣於吴会。”[2]（109）正见其维护晋室一统的

政治心态。另如王廙《洛都赋》津津乐道洛阳四方辐辏的繁华安乐，也反衬出推尊中原的情结。王廙在司马睿登基之际献《中兴赋》、《白兔赋》，其《白兔赋》云：“曰皇大晋，祖宗重光。固坤厚以为基兮，廓乾维以为纲；方将朝服济江，传檄旧国；反梓宫於旧茔兮，奉圣帝乎洛阳；建中兴之遐祚兮，与二仪乎比长。”[3] （1571）此赋又流露出他反梓中原的一统观。

所谓魏晋礼制赋，是指在魏晋时期开始注重五礼制度建设的背景下，以除丧礼之外的吉、嘉、军、宾等四礼为讴歌主题的赋作——丧礼主题则多以诔、铭、哀策、碑等文体样式呈现。吉礼赋、嘉礼赋、宾礼赋的题材一般包括释奠、皇室婚冠、藉田、节庆宴飨、祥瑞等内容，各项礼制确立过程往往经由学官博士、礼官、勋戚乃至帝王多方反复商议，多遵从六经论断、前代仪礼，以宣扬仁德、武功、教化为指归。如傅玄《元会赋》所歌颂的元会礼就经过了详密的经学论证。《晋书·礼志下》载：“晋氏受命，武帝更定元会仪，《咸宁注》是也。傅玄《元会赋》曰：‘考夏后之遗训，综殷周之典艺，采秦汉之旧仪，定元正之嘉会。’此则兼采众代可知矣。”[4]（649）这自然赋予此类赋作雍容典雅的气质。魏晋其他以朝仪、节日、婚庆为题材的赋作还有很多，如曹植《感婚赋》、王沈《正会赋》、《宴嘉宾赋》、傅玄《朝会赋》、《辟雍乡饮酒赋》、张华《感婚赋》、夏侯湛、褚爽《禊赋》、阮瞻《上巳会赋》、嵇含《祖赋》、《娱蜡赋》、成公绥《洛禊赋》、《延宾赋》、张协《洛禊赋》、郭璞《南郊赋》等，其主旨与傅玄《元会赋》大体一致。至于魏晋时期大量存在的歌颂瑞应、鼓吹帝德的祥瑞赋，亦与上述节庆、婚仪等赋类相映成趣而大同小异。藉田礼也是魏晋嘉礼赋的重要题材。耕藉之礼源出先秦，《礼记·乐记》、《月令》、《祭义》、《诗经·周颂·载芟》等均有详细记载。魏晋时期，早在建安十九年、二十一年，曹操就亲耕于邺东，此后魏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五年正月、六年春、晋武帝太康六年、泰始中、前凉张骏建兴十二年、后赵石虎永和三年均举行过藉田礼。此外，熊远还在东晋立国之初建议恢复藉田礼，“时议美之”。[4]（1885）魏晋以藉田为主题的赋作有曹植、缪袭、潘岳《藉田赋》、闵鸿《亲蚕赋》、杨泉《蚕赋》等。藉田礼以劝农兴教为主旨，一如缪袭《许昌宫赋序》说：“上既躬耕帝藉，发趾乎千亩，以帅先万国，乃命群牧守相，述职班教，顺阳宣化。”[5]（85）缪袭《藉田赋》亦当由此而作。与之相应，一些围绕劝农、悯农主题的“感雨赋”也相继兴起，如王粲、应瑒《愁霖赋》，曹丕、曹植、傅玄、陆云《喜霁赋》《愁霖赋》，缪袭《喜霁赋》，傅咸《喜雨赋》《患雨赋》，成公绥《阴霖赋》《时雨赋》，潘尼《苦雨赋》，阮修《患雨赋》等。魏晋士人重视雨水丰歉，是其农本意识的体现，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们无疑可看成魏晋“藉田赋”的一个衍生赋类。征行校猎是魏晋军礼赋的重要题材，如曹丕《述征赋》、《浮淮赋》、《校猎赋》、曹植《东征赋》就分别叙述了建安之十三年、十四年、十九年南征荆、吴的战争场景，尤其曹丕《校猎赋》将部伍严整、寻猎威猛、斩获丰厚、颁赐有度的校猎过程完整呈现出来，藻丽辞丰，叙事井然，气势恢弘，弘扬了尚武主题。两晋期间此类题材的赋作也不少见，如夏侯湛《梁田赋》《猎兔赋》《缴弹赋》，夏侯淳《驰射赋》，潘岳《射雉赋》，陆云《南征赋》，卢谌《观猎赋》，曹毗《马射赋》等。虽然上述不乏“猎兔”、“射雉”等游嬉主题，但大致发扬了以猎兴武的主旨。以陆云《南征赋》为例，其继承二曹的宏阔赋风，为晋惠帝太安二年成都王司马颖攻打长沙王司马乂张目：“奸臣羊玄之、皇甫商敢行称乱，凌逼乘舆，天子蒙尘于外。自秋徂冬，大将军敷命群后，同恤社稷，乃身统三军，以谋国难。……於是美义征之举，壮师徒之盛，乃作《南征赋》以扬匡霸之勋云尔。”[5]（329?330）毋论陆云的政治观正确与否，此赋正是基于尊王一统的忠义价值观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