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亟需一场思想大讨论

8月21日，总理力挺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圳讲话”，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海内外引发强烈震荡。不同利益立场、不同思想阵营、不同认识水平的人，纷纷从不同角度，或评价、或诠释温总理的讲话。一时间，沉寂多年的思想界再起波澜。或许，躅蹰多年的中国改革，又到了破冰前行的时刻一这将是一个可比1978年的历史时刻，在这一刻，中国首先必须回答与32年前相似的问题：下一步往何处去？

这既是问题、挑战，更是机会。历史并不总是给一个民族选择道路的自由。能够拥有这种选择权利，是国人多年努力、多年积累、多年探寻、终于一朝有所觉悟的结果。当社会各阶层、各群体今天还能坐下来就诸如“改革应从何处人手”、“何时起步”、“改到哪种程度”等议题进行思考与讨论时，说明一切还为时未晚，未来还有机会，机会还可把握。

确定议题后，参与规则也要相应定下来，既要抛弃以前奢谈“主义”少谈“问题”、只重理论分析忽略行为方式的形式主义，也要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再以“左”或“右”的意识形态标准来打压思想界放言；更要汲取当年丢失大陆统治的反动派所犯下的专制独裁、抛弃民主等历史鉴戒。与32年前意在打破“两个凡是”等极左枷锁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不同，这一轮的思想解放，关键不在“破”，而在“立”。在今天，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其实体制内外、高层基层已有基本共识，分歧主要在于描绘走向明天的“路线图”。故此，改革不能重演“摸着石头过河”，而必须在起步之前就探明路径，就目标和步骤达成共识。

正因为这样，“路往何处走”就不再只是个别领导人举手画个圈即可解决的问题，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探讨和决策，也不再是执政党一家关起门来可完成的决定。对未来的探讨、对路径的抉择，需要各阶层、各群体尽可能广泛的参与。只有建立在广泛共识的基础上，政治决策才能获得前行的足够动力。没有多数人的共识，就没有真正的改革。

另一方面，今天的社会结构与32年前已有很大不同，社会分化为多个利益群体，不同群体之间，不乏深刻的利益冲突，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能找到“共赢”方案。“改革共识”不再意味着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同和拥护，可能只能赢得大多数人的认可与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保障少数人的表达权利尤为重要一牺牲只能是有限的，暂时的，不能用故意含混的表述，让部分人在不知不觉中承受牺牲，这将使此部分人彻底成为改革的对立面，矛盾将不可调和。为此，不能让将要做出牺牲的那部分人同时丧失表达的权利，要通过对少数人话语权的尊重，使改革不致沦为“多数人的暴政”。

既要在广泛讨论中形成多数方的意见，又要尊重少数方的表达权利，这给即将到来的思想大讨论提出了更高要求。作为参与讨论的前提，民众首先有权要求拥有免于“因言获罪”之恐惧的自由一在一个连记者、作家都可以不时被警察“带走”的社会，真正的民意无从显现，联系到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抓记者事件，不难看出舆论监督的风险大有“被刑事化”的趋势。

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执政党就提出“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而在新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条件下，仅此“三不”已不足以保障民众广泛的表达权利。如果一个社会只有政府才能决定什么是“好的”、“对的”，如果必须由政府来告诉民众“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那么这个社会永远不会有活力，不会有进步。只有让本来属于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之一的言论自由，在民众心目中不再是一项高难度、高风险的行为，思想大讨论才能吸引民众广泛参与。因此，加快立法保障媒体的采访权、报道权，让超出法律规范的意识形态标准从公共言论领域中退出，为畅所欲言松绑，部是寻找和凝聚改革共识的必要前提。

只要让言者免于恐惧，思想大讨论就不仅是一个凝聚共识的过程，本身也将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部分。当政府认真倾听各方面、各阶层的声音，尤其是异质、批评的声音，进而建立起听取和吸纳民意的法定渠道时，新的政治体制的一个核心构件就完成了一不管未来中国的政治体制采取何种形式，毫无疑同，保障民众不受控制的表达权利，听取和吸纳这种表达，都是政治文明的重中之重。

早在1980年代，邓小平就高瞻远瞩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再往前追溯，1940年代延安时期，在著名的“窑中对”中提出，要建立一种民众可以有效监督政府的政治体制，跳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率。今天，温总理又发激扬之声，呼吁“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停滞和倒退不仅会葬送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发展机遇，窒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历代新中国领导人的共同心愿，全体国人及海外挚爱中华人士的共同期盼。在此时此刻凝成了一个机会与选择。无论改革、稳定还是发展，中国都绕不开政治体制改革这道坎。而在此之前，当下中国亟须一场各阶层、各群体广泛参与的思想大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