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未来经济发展走向分析

【摘要】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政府在经济危机面前放松银根、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本无可厚非,问题的关键在于对资金的流向及由此引发的民间投资乘数应进行更为科学的统筹。危机时期扩大基础...

摘 要:今年二季度以来,新老经济体的主要经济指标渐呈起稳回升的态势,金融海啸的冲击正趋式微,全球经济的后危机时代在恐慌中姗姗而来。中国经济将何去何从,已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从投资、需求、就业和改革等四个维度对此进行了解析,基本结论为:由于我国经济自身运行的特殊性,真正的化危为机还需要政府对其中的沉疴顽疾进行更有力的治理。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金融海啸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21001902

2007年以美国次级房贷为导火索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到2008年下半年已蔓延至实体经济,并且造成了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影响,有许多学者甚至认为其影响将不亚于1929―1933年的大萧条,全球性经济危机正式爆发。经过全球政界、学界、民间团体及个人的共同努力,从二季度以来经济运行的各方面指数来看,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起稳反弹的势头已趋明朗,后危机时代的到来已成定局。

1 投资:政府抑或民间

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政府在经济危机面前放松银根、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本无可厚非,问题的关键在于对资金的流向及由此引发的民间投资乘数应进行更为科学的统筹。危机时期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是国际通用的办法,它将政府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最小化。当前,我国很多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尚未完善,加强基础设施投资应当说是恰逢其时。但是,应当在4万亿投资中适当限制基础设施的比重,尤其是限制地方政府过量的基础设施投资。

从现代经济运行的规律来看,市场虽然存在失灵的风险,但相对于政府而言,仍然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的手段。经济危机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市场自身的运行出现了问题,此时需要政府大规模的干预是毋庸置疑的。但存在一个度的问题,政府有形之手不能长时间弱化和消弭市场的无形之手。在此次危机应对中,我国政府堪称一枝独秀,各级政府集中一切手段打保8%的攻坚战,并且从数据层面上来看,短期效果还相当不错。但以后危机时代的大视野来审视的话,许多对策还必须认真谋划,其中的关键就是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结构和比例问题,这关涉到中国经济是否能够在蹒跚中嬗变,实现现代化。“7.37万亿元贷款,也让人喜中有忧。在结构上,这些贷款主要流向铁路、公路、机场等政府项目,给中小企业的贷款仍不多。在质量上,银行对政府项目青睐有加,为了分羹,一些银行不惜放松贷款审查,甚至降低贷款门槛。这么做,短期内似乎没有风险,但从长远看,一些地方政府的投资项目收益不高,回收期较长,难以保证未来能还本付息;另一方面,政府项目贷款大多以'政府信用'为依托,而银行对地方政府未来的可支配财力、隐性负债等往往难以获得及时、全面、准确的信息,一旦地方财政出现困难,无疑将影响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在流向上,不排除一部分信贷资金以各种方式进入股市、楼市等资产市场”。不难发现,大量的信贷资金大多被政府和相关的利益集团所把握,真正流向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型民间经济个体的很少。市场经济是藏富于民的经济,“市场人”的逐利天性使资金不断的流向有竞争力的项目,进而促进了整个社会财富的积累。经过30年的经济增长,我国经济的运行已到了还富于民的阶段,近年来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也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但此次危机的阵压又使政府兼起了“运动员”的身份,尤其是地方政府,在保增长的政治压力下,更是肆无忌惮的挤兑民间经济。后危机时代的中国,政府能否切实把民间经济的发展作为重心、为其创造好的融资环境,是中国经济是否可以散发活力和嬗变的关键。

2 需求:依赖抑或平衡

近期,关于中国经济对外需或者说出口的依赖程度有很多争论,可谓见仁见智,大致可分为保守派和改革派。保守派认为,我国近些年来经济的连续增长主要得益于外需的强劲。中国外贸总额在短短16年的时间里,从1千亿美元增长到1万亿美元。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宇燕指出,中国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80%;此次经济危机发生后,钢铁、纺织服装、一般加工组装、轻工、有色、建材等产业,在国外需求萎缩的情况下,受冲击很大,这类产业也进入低迷状态;外贸依存度是反映一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通常包括外贸整体依存度、出口依存度与进口依存度三种,就世界范围来看,我国外贸依存度不仅大大高于同期发达国家的外贸依存度水平,也高于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水平;根据贸易贫困理论,在国内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过分对外需依赖,会导致本国人民福祉水平的下降,尤其是我国处于世界工厂的末端地位,更加深了这种局面;外需对国内经济可产生巨大的溢出效应,严重影响到国内的经济运行结构;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仅以出口实现长期的超常规增长是不现实的,中国在此次经济危机应对过程及以后危机时代,应该由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内生增长型经济。

而改革派则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外资企业的进出动造成了我国外贸依存度的“虚高”现象。并且,我国近些年的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并非出口,而是占GDP40%以上的投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部门吸收了一半以上的投资,只有7%的投资和出口生产有直接关系,再加上为出口商生产投入品的国内厂商进行的投资,一共也只有14%投资依赖出口。从新老经济体的发展规律看,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目前的经济结构、参与国际分工的模式、经济发展水平而言,较高的外贸依存度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如果以大国的思维来审视我国的经济发展,纵观世界66亿人口,除我国外仍有53亿人口的大市场,并且其中四成多人口的人均GDP和购买力远超过我国。世界进一步开放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大趋势不会改变,我们要顺应这一潮流,积极扩大国际市场份额,为民族复兴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不难发现,所谓的保守派和改革派其争论的实质是中国经济的需求导向问题,两者各持一端,难分伯仲。在作者看来,单纯的强调内需或者过分的着重外需都是不合理的,尤其是后危机时代,不是依赖哪一方面的问题,关键是怎么平衡协调两方的问题。毋庸讳言,扩大内需、刺激消费对我国经济的健康运行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从消费占经济总量的比重来看,与投资率相比,中国的消费率则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并呈现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62.1%下降为2006年的50%,年均消费率为57.4%。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1979―2006年消费贡献率为6.8%。而同一时期全球平均消费率和消费贡献率分别为77.6%和77.4%,都呈现上升趋势。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的推进器,是推动经济的最终动力,根据经济学理论,投资每增长1个百分点,推动经济增长是0.2%,消费每增长1个百分点,推动经济增长是0.8%。并且,国内巨大人口基数是潜在的最近的大市场,内需的稳步增长,等于“安着”了内部的经济运行环境,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应对国外经济影响的能力。但外需的增长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依然具有战略意义,当前,国际市场的萎缩给稳定外需带来了巨大困难,同时也蕴藏着极大机会。当今的世界经济是开放经济,中国不可能关起门来谋发展,真正的经济强国必须要让自己的产品走向世界。

3 就业:维持抑或吸纳

纵观我国政府近些年来对就业问题的治理,包括近期危机时期在内,应该说,已逐步由“治标”向“治本”转变,但总体上看,还处于维持状态。中国的就业问题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我国的失业统计只计算城镇地区的失业率,而没有计算全国城乡统一的失业率,在计算城镇失业率时,主要以是否具有城镇户口为标准,因此并不能反映城镇地区的实际失业状况;同时,由于边际消费倾向和资本边际效率长时间处于下行状态,我国的失业并不是简单的自然性失业,内含了大部分的周期性失业。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城乡统筹发展的逐步落实,城镇化水平的日益提高,农村土地集约化经营逐渐“浮出水面”,农村庞大的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及安置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突出的社会问题。土地对农民的吸引力还有多大,农民离开土地后怎么办,农民工的身份合法性、城乡的二元结构及区别待遇还能维系多久,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深层次地影响到就业问题。此外,根据凯恩斯的分析,就业水平取决于国民收入水平,而国民收入水平又取决于总需求,总需求不足的失业也叫周期性失业,常用紧缩性缺口来说明总需求不足的失业。紧缩性缺口是指实际总需求小于充分就业的总需求的差额。凯恩斯认为失业的原因是总需求不足而造成需求不足的原因则是三大心理规律的作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导致消费不足;资本边际效率递减造成投资需求不足;流动偏好规律使利率的下降有一个最低限度,无法拉开利润率与利率之间的差距以便刺激投资,其结果是总需求不足,出现紧缩性缺口。以此来审视,我国的周期性失业一直隐性存在,此次经济危机也只是部分释放。然而,当前对失业问题的应对,还多是停留在自然性失业层面,比如进行劳务培训、为大学生进行创业鼓励、规范劳务市场等,问题的关键是要把发展战略调整、经济结构升级整合、有效刺激需求与就业充分结合起来。

后危机时代的中国,既处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又处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就业问题关涉最基本的社会利益,是民生的根本,影响着社会大局的和谐与稳定。目前对就业问题的应对,不管是观念层面、政策层面,或者是实际效果层面,都需从维持向吸纳嬗变,这是衡量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运行是病态、亚健康抑或是健康的重要指标。

4 结论:存量改革抑或增量改革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经济的诉求往往要通过政治制度供给去实现。后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不管是投资层面、需求层面,抑或是就业层面,都需要深层次的制度变革。中国改革的独到之处是渐进的推行改革,即“摸着石头过河”,先在体制外“增量改革”,然后进行体制内的“存量改革”,通过制度释放,在国有经济体制外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以市场经济的“增量”来加速推动市场主体的形成和市场机制的发育,在国有经济体制外形成一个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应该说,近些年来中国经济所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体制为外渐进的增量改革。渐进性的增量改革有其好处,可以把制度变迁的成本平均到比较长的期间,从而把制度变迁引起的社会成本控制到一个较低的水平。然而,渐进的增量改革也有硬伤,一方面,容易导致路径依赖,形成社会经济徘徊不前的局面;另一方面,存量制度会弱化增量制度作用的发挥,并最终形成平衡困境。后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增量改革的空间已经不大,问题的关键在于存量改革的真正推行。通过存量改革对利益垄断格局、收入分配机制、社会保障体制、经济增长模式、政绩评价方式等方面进行深层次的调整,进而释放民间经济活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真正让“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总之,后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运行要实现徘徊中嬗变,真正的化危为机,政府需要更有力的改革来对自身的沉疴顽疾进行深层次治理,这是机遇更是挑战。

参考文献

[1]田俊荣.天量信贷怎么看[N].人民日报,20090709.

[2]陈德铭.关于国内外贸易的几个认识问题[J].求是,2009,(7).

作者简介:

刘芳(1983-),女,汉族,湖南岳阳人,上海电机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应用统计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