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怎样的投资

中国投资是否过多？支持投资者会说，只要把中国的人均资本装备率和发达国家比一下，就会发现中国的投资多并不是坏事；批评者马上会说，政府借钱投资的偿债能力会成为一个问题。但对何谓政府负债率过高，并无定论。相比而言，思考投资往何处去，比争论投资是否过多更有意义。

增长的黄金律

一个企业家，挣了一笔钱，多少用于消费，多少用于再生产？显然吃光用光不好，这样生产不扩大，既有的设备又要折旧，以后生产肯定要萎缩。反之，不吃不用也肯定不对，人都活不成了，还谈什么未来？

更重要的是，如果全社会都不吃不喝，明天生产出来的东西没人买，投资就没回报，就算是今天的生产扩大了，明天也挣不了什么钱。还不如今天多消费点，生产不要扩张得那么快，明天生产的东西反而能卖个好价钱。从长期看，这可以使生产的增长可持续。

上述就是经济增长理论里“黄金律”的通俗版，它的结论是，最佳的经济增长路径是要找一个消费与投资的分割点。所以，应该问中国一直以来的高投资率是否已经偏离了这个“黄金率”。

我们不能让中国经济重新走一遍来时的路，把投资占GDP的比重调低一点，然后比较一下长期经济增长是不是更快了。不过我们可以找其他国家的情况来作为参照系，中国经济的储蓄率和投资率比别的国家都高。

从最近十余年的趋势看，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有所上升，消费率却有所下降。这样，就很难说中国目前的高储蓄率和投资率是在“最优的增长路径”上了。

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情况有所不同。如果世界上有另一个经济体（比如美国）能持续地增长，而且他们愿意持续地购买中国的出口产品。之后中国人再把挣来的钱拿到美国买股票，分享他们的经济增长成果。那么多储蓄一点也不要紧，可以搭别国的便车，长期来说，增长更快。但目前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

投向制约消费的短边

在经济增长的“黄金律”这件事上，投资和消费是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但是有例外，就是投资（尤其是政府的公共投资）投向制约消费的短边，可能在未来消除制约消费增长的瓶颈，从而改善消费和投资之间的比例关系。

近几年，新一轮的政府投资热潮有一个明显特点，就是投在了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地铁上。在中国城市日益拥堵的今天，投资于城市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重要意义在于，一来可以提高城市运作的效率，缓解交通瓶颈对于城市发展造成的制约作用；二来能扩大城市对于人口的容纳力，进一步发挥城市推动现代经济增长（特别是服务业）的作用。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所产生的效益显而易见。一种误解是，全世界的地铁都亏钱，所以地铁是没效益的。但对于基础设施的回报不可做此简单的计算，而应考虑到它对于整个城市发展和税收增长的提升作用。

例如，南昌地铁融资中允许地铁公司经营地铁沿线的土地，可以将地铁沿线的土地升值收益再投入到地铁建设中去，表明这种“看不见的好处”。地铁建设对改善城市的生活质量有着切实可见的作用，否则老百姓也不会“地铁修到哪，房就买到哪”。

当然，在特定的城市，是建地铁好，还是其他公共交通设施更有效益，是需要严肃评估的。毕竟不同的交通基础设施的造价差别非常大，而不同的投资所带来的对于城市发展的收益差别是否同样巨大，需要谨慎对待。否则，政府借钱造地铁，最后的确可能使地方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

投向公用事业

按世界银行报告的提法，城市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如果你相信经济增长最终是为了提升人的生活质量，减少贫困人口，那么，经济发展的重点就是发展城市。

即使是向农村的投资，也要区分投向何处。在刺激内需的口号下，大量的建材补贴用于鼓励农民在农村建房，问题是，为什么不将同样的补贴用于农民进城后的租房呢？或者为什么不将钱花在农村的教育和医疗上？

给定城镇化的大趋势，对于进城农民的教育投资应成为重中之重。如果对此不及早重视，未来产业升级将面临劳动力技能的制约。另外可能导致一部分受到良好教育的劳动力能跟上产业升级的步伐，而农民的下一代却跟不上，结果是扩大社会的收入差距。

在当前的户籍制度下，拥有丰富高等教育资源的大城市居民享有更多的高等教育获取权，不愿意让外来人口分享。连带后果是，在高中教育阶段，外来移民也不能平等地享有受教育权利。未来中国城市的人口总体上是增长的，在大城市人口增幅将更大。随着户籍制度的逐步改革，外来移民中长期定居的比例将会提高。

看清了这一趋势，正确的政策更应该是，让农村进城的移民和他们的下一代在城市里接受教育和技能培训，防止他们在未来产业升级的进程中掉队。

另外要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当前社保覆盖面的盲区还是农民工群体。以养老保障为例，在全国统筹仍未做到、个人账户仍不能跨省携带的情况下，农民工如果未能在一地连续缴纳15年社会保险，那么在其离开当地时，他只能带走个人账户里的钱，而雇主为其缴纳的部分只能留在当地。结果，大量农民工宁愿不签劳动合同，拿一个相对较高的现金收入，也不愿意拿一个相对较低的现金收入加社会保障。

企业也乐于此，因为后者的总成本更高。表面上，劳资双方皆大欢喜，结果却是，以农民工为主的城市移民群体需要为未来的风险而储蓄，其消费将受到制约。一旦发生风险（比如生病），城市移民群体的支出会因无社会保障而增加，而其他的消费则被相应挤出。

从根本上说，往哪投资是个政府决策目标的问题。在支出结构上，“取长补短”的现象和地方政府官员目标的短期化有关。不管是教育、卫生，还是社会保障，其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都不是立竿见影的。基础设施的投资好一些，至少其对于民生、招商引资和税收增长的作用显而易见。

长期以来，政府的支出明显偏向于基础设施，而科教文卫等方面的支出则被挤占。一届地方政府官员只看当前的经济增长和税收，而忽略了长期的发展目标。

特别是当经济增速放缓的时候，地方政府要解决火烧眉毛的事，投资的重点还是会放在基础设施上。如果不改变目前的体制，就没有特别好的应对办法，即使是投在基础设施上，地方政府也应多考虑那些对消费构成制约的方面，或者能促进生产率提升的项目。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浙江大学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