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从何处来,向何处去

摘要：从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以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社会形态和系统结构，在我国当前的现代化建设中，实为从一个金字塔式的社会系统转为遵守法律规则与制衡的社会结构，即在社会与个体、国与民之间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制度系统，从制度上为个体的成长与发展提供畅通的渠道，以免社会阶层与身份的凝固化与世袭化；并从法律上保障个体的努力成果，使其获得对社会与国家的极深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并回馈于社会对其个人成长的襄助。这也正是亚当・斯密“国富论”的本质含义。

关键词：农业社会 工业社会 现代化 华西村 社会主义

在华西村的舞台上，镌刻着这样的一副对联：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横批：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周丽女士（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做的报告里，提到了华西村道路的基本内涵：听中央的，不走样；听外国的，不走神；听老百姓的，不走偏。

国泰民安，自有史以来，无论是上至帝王将相，还是下至布衣百姓，皆是对国之期许，亦是民之心往。奈何观史鉴史，兵祸国乱者有，民不聊生者有；富足安康的时代，有者，亦如昙花一现，总抵不过野心家的朝纲颠倒，抵不过制度设计的恶之花，抵不过人性的贪婪，甚至是天命之数的式微……奈何，如古者所唱：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亦似屈子所叹：长太息以掩涕泗兮，哀民生之多艰！

华西村的道路，正是在历史的夹缝中，如大石之下的小草，曲折委迤，经风沐雨，终成奇迹。奇迹者，观者皆叹之奇，吴仁宝老书记一片慈心、一心为公，在制度、人性、时机的碰撞与把握中，成为一代英雄；所谓迹者，是华西村村民如今的富足安康，尽领时代的，享尽人间的风华。华西村的道路，应该给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带来一个怎样的启示？引发一个怎样的深度思考？

历来的中国社会结构，至今仍不出一个金字塔式的样态。在漫长的农耕社会里，土地成为生产方式的最核心要素；这样的生产方式也决定了上层建筑的构架。在农耕社会的制度系统里，依马克思所言，手推磨产生的一定是封建社会，所谓封建者，即“封土地、建诸侯”也。或者也可以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依土地拥有的多少，决定了阶级的层级；自下而上，乃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结构。最低者，乃是手无寸土的佃民；次上者，为小地主；再上者，为大地主，或谓大小诸侯；最高者，乃帝王。这样的制度系统，是农耕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是否国泰民安，完全取决于最高者的政治胸襟、人格建设，以及对国家与民众的认知度。

从我个人的认知来看，华西村的制度模式，亦是继承了这一制度系统的架构，最核心的领导为吴仁宝老书记，他对时代格局的判断、对人性的优劣的认知、对国家与民众的认同，使他带领华西村村民走出了一条富足安康的建设之路。这一制度系统的合理性就在于，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以土地集结来开创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即工业社会的生产体系。依马克思所言，土地、资本、劳动力，是工业社会生产的三大要素，从华西村来看，土地和劳动力都是现成的，唯一缺乏的便是“资本”这一至关重要的核心要素，是当今经济全球化、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方向标。吴仁宝老书记在我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准确地抓住了“资本”这一利刃，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全村资产就已达百万元以上，这在当时万元户都是奇迹的情况下，已是奇迹中的奇迹。华西村如今的生产体系，是一个完全的工业生产的模式，即是从农耕社会的“手推磨”走向了工业社会的“蒸汽机”（此处借用了马克思的比喻），率先走向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之路。

在华西村的建设中，不断地扩大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的层级，如今华西村已是一个拥有十三个村（从华西一村到华西十三村）、年产值500多亿的大村，外来人口的比例也逐年上升。回观我国从1978年至今的现代化建设之路，我个人以为，实际上承袭的也正是华西村道路的基本模式，招商引资的重要指向是“资本”，只要有资本，那么土地和劳动力的要素也会随之而来；但是，以全国之大，或是以中国面积之广，有没有可能诞生另一个华西村、另一个吴仁宝？

以土地而言，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在目前的制度架构下，政府是土地的法人、是所有者，这一点已经与华西村的农村集体所有制有所差别。在华西村，吴仁宝一言九鼎，即便在扩大土地层级、合并周边自然村时，也是征得了此村所有村民的签字同意书，在制度与法律层面，很好地解决了征地的问题。但是在城市中，有四套领导班子，还有数量远超于华西村的市民，涉及的层面更广，从制度与法律层面，渐渐滋生了强行征集土地的问题，引发了政府（法人）、开发商（资本）和市民（被征之地的居住者）之间的纠纷。

以劳动力而言，由于建国后采用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以工业社会所要求的自由流动与迁徙的劳动力而言，这一制度与这一生产体系从本质上是不相符的。因此在当今的城市化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大中型城市几乎都聚集了1：1的人口比例（本城户籍常住人口与外来流动人员的比例）。这一点与华西村的道路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我国现有的户籍制度。因此，国之所泰、民之所安，在当今的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由于现有制度与生产体系之间的冲突，同一国之民，却享不到同一待遇，而其付出，却又比之更甚；如此长久，自是民怨滋长，道路以目。一个没有归属感和认同感的地方，怎么会是家乡？怎么会是心之所往？从生存、生活与生命的层次来看，外来流动人员挣扎在生存之线上；城市常住人口在现代化进程中分享了一定的利益格局，因此可以说是处在生活的层面上安居乐业；但更深一层来看，由于种种缘故，现今绝大部分国民能够从生命的层次上来看待自己和社会的，几乎是凤毛麟角。生命者谓何？生命的意义在哪？每一个国家，都是由一个个具体的生命所组成的。丰子恺先生所言，人之生活，有三个层级：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灵魂生活。我们现在绝大部分国人，仍然处于马克思所言的物质匮乏的状态之下，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病者有其医、老者有其养、学者有其校，这仍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中。从华西村而言，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但从全国而言，这些问题仍是现代化建设中必须直面的问题。

以资本而言，它构成了我国现代化建设中最为稀缺的资源。无论是台资、港资、欧资、美资，一方面，它带来了中国GDP建设的增长，带动了中国生产体系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另一方面，从学术的层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的本质有非常犀利的描述，资本的本质就是追逐利润，“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会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能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去冒绞首的危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258页）”。

正是因为资本的这种特性，所以在工业社会的制度系统里，设定了一个游戏规则，就是法律规则；因法律规则，而有了制衡的社会架构。这一制度系统，亦是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使然。当人们不再为土地所束缚，可以自由地在生产体系中选择职业与阶级上升的通道的时候，从制度与法律的层面，必须使这样的渠道畅通，同时保证其个人的努力成果获得法律的保护。依亚当・斯密所言，这样做的好处是，个人的利益取向最终与社会的整体利益取向相一致。由于个人在社会体系中的奋斗渠道畅通，而其努力成果又获得法律的保护，因此个体往往对这个社会与国家有很深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并最终会回馈于社会对其个人成长的襄助。这是一种社会与个体、国家与民众之间的良性制度循环。这正是“国富论”的核心本质。依我之见，也是农耕社会与工业社会的两种制度系统之间的根本不同：金字塔式的结构使阶级与身份世袭化、凝固化，而这样的结构取决于基座的深浅厚薄。底座不稳，则喻示百姓之艰、国之危及。而一旦塔基坍塌，波及的是所有的阶级、所有的人民；社会结构必然重组，而国与民，俱陷于水火之中；国有难，则民难安；民有难，则国难兴。椭圆形的社会结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克服金字塔式的结构之觞，但它之建成，亦非一朝一夕之功。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东西差距、南北差距、城乡差距等等这些问题之中，社会系统也正在逐步改变。窃以为，中国梦，当从此来，向此而去。

华西村的道路，在吴仁宝书记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这一点，当是现今华西村党委所应思考的问题，老路僵化走不通，邪路易帜更不行。在以农耕社会的制度系统来引领一个工业社会的生产体系之时，依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这两者之间终有碰撞之时。生产方式决定一个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而从苏南经济模式来看，以苏州和昆山为例，现今也遇到了自身的瓶颈。城市土地终是有限的，而工业生产所带来的环境、人口和制度的压力，也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难以回避的问题。

让我以苏州湖西社区的一个理念来结语吧：大社会、小政府。社会之“大”，大在百姓安居乐业，自我建设、自我成就，只要给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奋斗与努力的制度渠道，并从法律上保障其个人的努力成果，社会自成其为“社会”，激发其无量的创造力与创新力，无需政府大包大揽、并引发国与民之冲突；此亦谓小政府，是对政府职能的定义与定位，唯有服务群众的理念与制度先行，权责明确，遵从法律的规则与约束，方谓“小政府”。概言之，我国的市场经济经过了三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建设了一个GDP世界第二的奇迹，从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草到招商引资，这不仅是一个生产体系上的飞跃，也是一个制度建设的突破。任何道路，都只是一座桥，桥的那一端，当是国泰民安。听百姓的，不会偏。听外国的，不走神；听中央的，不走样。诚哉斯言！以百姓之苦乐为苦乐，参以外国之样态而不必固步自封，守护国之安危与民之喜悲，方谓社会主义中国之义。

作者简介：蒙木桂，女，汉族，哲学博士。1977年生于广西横县。现为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