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与发展的赶超

[内容提要] 比较优势理论的要义是贸易可能性，而不是贸易效益。比较优势战略作为比较优势理论在发展战略上的具体运用，并不能保证一国获得持续、较高的贸易效益。追求贸易效益的最大化是理性国家对外贸易长期追求的目标，只有在比较优势基础上，获得贸易的竞争优势，才能实现发展的赶超。中国比较优势战略的实施对贸易水平的提高和贸易结构的提升有积极的意义，应在贸易和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

[关键词] 比较优势 贸易效益 经济理性 竞争优势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7)6-0029-07

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国家竞争力衡量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贸易竞争力。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赶超，通常需要提升贸易竞争力，获得持续较高的贸易效益。低层次国内产业结构决定的贸易结构，长期来看，并不能获得持续较高的贸易收益，从而实现发展赶超。比较优势战略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赶超的国家战略，但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建立的贸易战略和发展战略，并不能自动实现发展的赶超。

比较优势理论自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提出以来，为了更好地解释现实，很多经济学家不断对其进行修正，不断吸取各种理论进行完善，增加了比较优势理论的说服力。比较优势理论发展的过程也是理论纷争交织的过程。从实践来看，里昂惕夫之迷与产业内贸易的兴起，以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差距的拉大，也是比较优势理论倍受争议的重要原因。竞争优势是贸易和发展过程处于

相对优势的一种状态，它可以保证一国在国际分工中的有力地位，可以在贸易中获得长期的较高贸易效益。本文在讨论比较优势理论及其战略的基础上，探讨如何在比较优势基础上培育竞争优势，最终实现发展赶超。

发展赶超与对外贸易效益

获得贸易效益是理性国家进行国家贸易的根本出发点，也是一国对外贸易的长远战略目标。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落后国家实现发展的赶超，需要持续地获得更多的贸易效益。

1.获取贸易效益是国际贸易交换的核心问题

经济理性主义是西方经济学在经济分析和由此得出的经济理论关于人类经济行为的一个基本假定。所谓理性的经济行为，是指人在经济活动中总是受个人利益的驱使，在作出经济决策时，总是深思熟虑地对各种可能的抉择权衡比较，以便找出一个方案，这个方案能够使他耗费给定的劳动或金钱，带来最大限度的利益。商品交换中的经济人大多数情况下，总是希望花费较小的交换成本获得较高的贸易效应，无论是采用垄断的手段，还是利用信息充分的优势。贸易效益在物物交换中主要体现在交换比率上；在现代贸易体系下，卖出商品获得贸易效益主要体现在商品的成本价格对比上。

国与国之间的相互贸易，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也必然遵循理性原则，即获得贸易效益。但国家间贸易效益的获得，相对于个人来说，较为复杂。发生贸易的两个国家，既会大量卖出商品，也会大量买进商品。国家贸易效益的获得，不仅看成本价格比，而且要看用于贸易的商品成本价格差额的相对情况，以及贸易商品的数量。

贸易顺差并不能完全说明贸易效益。外贸顺差只是表明一国一段时间内出口商品的价格总和超出进口商品的价格总和。从价格成本的角度来看，出口商品尽管可以获得大量外汇，但很可能是亏损的商品交易，也就是说，出口成本高于其销售价格；而进口商品完全存在用超过成本的价格购入的可能，从而导致失衡的等价交换。这种情况下，国际贸易数量越大，两国间贸易效益获得的差距越大。当一国卖出商品获益，而另一国卖出商品也获益，国家间的贸易效益大小则取决于贸易商品的数量对比。当然，不同商品单位数量的获益情况，表明了交换中获益能力的大小。因此，贸易顺差会导致外汇收入的盈余，但却不能保证总体贸易效益的提高。

从作为国家间贸易活动主体的企业来看，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资本逐利的本性，使得跨国企业的生产场所可以位于非资本所有权的国家。一国商品的出口很可能是非本国企业的出口，这进一步说明了外贸顺差不能等价于外贸效益的内在本质。因为，跨国企业的贸易收入需要在资本和劳动力之间分配，这种分配在资本相对于劳动力更为稀缺的国家中，往往会导致劳动力收入的偏低，从而导致商品输出国贸易效益的减少。

2.实现发展赶超需要持续获取较多贸易效益

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发达和先进，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很多方面的指标进行评价。经济作为社会发展的基础，对政治和文化等具有较强的影响，加上经济指标具有较好的可比性，因此，衡量一国发达程度往往用一系列经济指标，如经济总量、人均GDP、产业结构水平、贸易竞争力等。落后国家赶超发达国家，首先和主要的任务在于能否快速发展经济、提升人民水平、增强国家经济竞争能力。

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一个开放型经济体，其贸易竞争能力的提高在所有经济发展指标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贸易竞争能力提高是其他经济指标增强的表现。科研能力的增强、产业结构水平的提升等都会对贸易竞争能力产生积极影响，反过来，贸易竞争能力提高会进一步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增加资源总量，改善国民福利，并通过对国内各经济部门的传递影响，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全面提升。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家罗宾逊(D.H.Robertson)提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engine for growth)命题，从一个侧面说明贸易指标的好坏对其他经济指标具有较强的影响。

贸易竞争能力最直观地体现是一个国家能否在对外贸易中持续地获得较高的贸易效益。单纯地贸易扩张并不是贸易效益提高的表现，贸易量的扩大可能是贸易条件恶化下的行为，贸易顺差也可能是短期的获利。持续获得较高的贸易效益，有两层含义：第一，贸易交换条件是有利的，单位商品交换获得的贸易盈余相对交换国来说比较有利；第二，较高贸易效益的获得是长期的，或者说贸易效益低的情况是短期的。

前面已经分析，开放型经济体系中，由于贸易条件和贸易主体的影响，贸易效益不等于贸易顺差。因此，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需要注重贸易效益的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初期，由于科技实力、科技水平等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这就需要发展中国家不断提高竞争能力，持续获得更多贸易效益，才能实现发展的赶超。

比较优势战略实现发展赶超的理论与现实

实现发展赶超需要获得相对较多的贸易效益，而比较优势只是实现上述目标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从理论上看，单纯的比较优势战略并不足以保证落后国家实现发展赶超；从实践的角度看，许多国家比较优势战略的实施，并没有取得理想的发展成绩，取得成功的国家也存在不同的理论争论。

1.比较优势理论的要义不是贸易效益

李嘉图提出的经典比较优势理论，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论述了两国两商品交换的基本模型。这两种商品的国际价值交换比率，必须在两种商品各国的劳动价值比率区间内，否则交换不是导致一国损失就是导致一国不能获得受益。在李嘉图例举的葡萄牙和英国酒和布的商品交换中，只要酒与布的国际价值比率，其上限和下限处于两国国内两种商品价值比率的区间中，那么贸易就可能发生，这种贸易对两国都会有益。也就是说，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了贸易发生的条件，其要义是贸易可能性。

用机会成本的大小来解释两个生产者之间的贸易关系，相比于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来说有了很大进步。它从专业化的角度，说明分工对于所有生产者来说，都能提高生产效率，然后通过贸易都可能提高社会福利。但贸易比率的大小依然是不确定的，贸易双方获利的大小也是不确定的。

要素禀赋论实际上从要素的丰裕程度，进一步解释了国际贸易的发生。对于某个国家来说，如果某种生产要素丰裕，需求相对于供给来说占有优势，那么大量使用该要素的商品的成本相对便宜。假设贸易双方生产的商品是同质的(价格相同)，那么该商品大量使用的要素在哪个国家丰裕，哪个国家就占有相对优势。不同国家交换各自具有优势的商品，由于商品质的不同和需求的差异，导致价格的存在差别，从而使得某一交换比率下，贸易双方获得不同的贸易效益。

由此可见，比较优势理论主要从成本角度考虑了贸易的可能性，它的要义并不是贸易效益。大多数情况下，贸易双方共同发挥比较优势的情况下，贸易获取量的大小是不相同的。事实上，由于垄断、差异化产品等因素的存在，导致商品需求的不对等，从而发生较大的价格差异，由此也决定了交换双方贸易效益的不同。进一步引申，开展国际贸易对每个国家来说可能会导致社会福利的提高，但不必然导致两个国家获得同等受益。也就是说，国际贸易使得单个国家纵向比较有所进步，而横向比较可能会出现差距拉大。因此，发挥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并不能保证通过贸易交换导致资本积累的速度快于发达国家。

如果进一步考虑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资本逐利性流动的加强，那么比较优势理论实现发展赶超的理论解释更显不足。因为，发展中国家交换的主体可能是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贸易交换的效益更多程度上由发达国家所获得，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发展中国家资本的积累速度，或者资本积累更加依赖于发达国家。

2.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战略的实施

上世纪50年代以来，很多经济学家对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或非石油出口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得出的结论差不多是一致的，即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在长期是趋向于下降的。例如，一项研究表明，从1900年到1991年，初级产品的相对价格虽然短期波动很大，但长期是下降的，每年大约下降0.6%。另据一些研究表明，在1977―1992年间，非石油初级商品的出口价格相对于出口的制成品价格下降了将近60%，致使1992年下降到90年来的最低点。由于它们的实际出口价格的急剧下降，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出口更大量的初级产品才能换回一个既定数量的进口制成品。一项估计表明，在过去10年中，发展中国家因贸易条件的恶化而支付的额外成本每年达25亿美元，结果，第三世界贸易余额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持续地下降，从1981 年的558亿美元下降到1994年的429亿美元[1]。

在1970―1993年的二十多年间，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发生了变化，大多数国家(36个国家中有34个)初级产品出口比重下降了，相应地，制成品出口比重上升了。尽管如此，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出口在全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仍然很大，并且很多国家仍然是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与20世纪50年展中国家的出口格局基本上相同。

亚洲很多国家被认为是比较优势战略成功实施的经济体，但事实上大多数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并不令人满意。从国家自身纵向发展的角度来看，东南亚国家通过发挥劳动力廉价的比较优势的确获得了较为迅速的发展，但和发达国家的横向比较，这些国家大多数仍然处于全球产业链发展的低端，产业能级还位于较低的水平，产业跃迁的能力仍然缺乏。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是否是比较优势战略实施的效果，还存在很大的争议。有学者认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之所以取得成功是遵循比较优势的结果；而另外有些学者则认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得益于政府的干预，是逆比较优势战略的成功。

一般观点认为，发生东亚奇迹的国家和地区，有以下一些特征[2]：

第一，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经常伴随着一个强有力甚至是专制的政府。

第二，出口导向型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

第三，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方式。如在韩国和台湾的经济发展中，一些大企业通过政府干预形成的银行贷款，在很短的时间里形成了迅速扩张，并在一定的时期内，对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

第四，以儒家传统文化为特征的企业和社会文化。

第五，发挥后发优势，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实现高速经济增长。

实际上，就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来看，比较优势战略实施的效果，并没有使得它们的经济发展和外贸结构得到大幅度提升，日本和亚洲“四小龙” 作为少数后进国家和地区成功实现赶超的特例，在外贸战略和发展战略上还存在很多争议。因此，比较优势战略的实施，能否使发展中国家实现产业升级，在经济上赶上和接近发达国家，在现实中很难得到足够和可信的例证。

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发展赶超

只要有比较，就会有比较优势的存在。但建立在低层次基础上的比较优势，并不能保证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只有获得竞争优势，取得持续而较多的贸易效益，才能实现发展的赶超。在比较优势基础上获得竞争优势，需要金融体系、技术创新、人力资本投资等战略措施的保证。

1.获得竞争优势是实现发展赶超的必要路径

只要两国的要素禀赋不完全一致，就必然存在比较优势，比较优势始终相比较而存在。按照比较优势建立一国的产业结构，并在国际贸易中交换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是贸易得以长期进行的前提。但比较优势具有层次性，低级层次的比较优势和高级层次的比较优势，在国家贸易中获得贸易效益的能力是不同的。低层次的比较优势容易被替代，存在周期短，高层次的比较优势能获得较多的贸易利益，难以被替代，持续时间长。

迈克尔・波特(1990)认为，一国兴衰的根本在于是否能赢得国家竞争优势，而国家竞争优势是由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与支持性产业和企业战略结构与同业竞争四个关键因素决定的，即著名的“钻石理论”。其实，从本质上说，该理论强调的四个要素，核心是要保证生产出来的商品能够在销售中实现“惊险的一跳”，以较低的成本或较高的价格实现商品资本到货币资本的转换。更为重要的是，他同时认为，要素是动态的，可以被升级、创造及被特定化，一国真正的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经过不断地、大量地投资、创新和升级所取得的高级生产要素和专业性生产要素[3]。

对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来说，低层次的比较优势在发展的初期是必然选择，但并不能获得竞争优势。竞争优势在贸易中应体现出更多贸易效益、更持续能力的特点，或者说竞争优势是高层次的比较优势。从一定角度来看，比较优势是竞争优势的基础，但要形成竞争优势，则需要比较优势不断转换，要素禀赋逐步升级。

落后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无法成为带动产业升级的龙头产业容易导致进口漏出和储蓄漏出，从而不能带动本国经济的发展(高鸿业，1982)。长期处于低层次的比较优势基础之上，容易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因此，发展中国家能否实现赶超，关键是能否在比较优势战略基础上，动态升级，培育和形成竞争优势，从而不断获得较多的贸易效益，实现发展的赶超。

2.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战略保证

在比较优势战略基础上，改善要素禀赋，提升产业结构，获得竞争优势，需要一些具体战略的保证。

首先，应建立健全良好的金融体系。发展中国家通过发挥比较优势，换回外汇资本，获得更多资本积累。随着人均储蓄和外汇储备的增加，一国内部的金融体系，应能保证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一个良好而发达的金融市场可以为资金的需求者和供给者提供沟通的平台，从而使得资金顺利地流向最需要的地方。货币市场是提供间接融资的场所，资本市场是提供直接融资的渠道。资本市场不发达，单纯依赖银行的间接融资会削弱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的渠道。因此，比较优势战略的成功实施，需要充满活力、多元化的金融市场。

其次，应注重商品技术水平含量的提高，增加商品的附加值。任何生产方式都是一揽子要素的组合，技术要素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没有技术要素作为支撑，除非从发达国家购买技术含量较高的资本品，否则再多资本也不能保证生产效率的提高和成本的下降，只能导致原有产业结构、贸易结构的刚性循环以及原有比较优势的固化。2006年人均国际收入排行榜中，科威特排在全球23位，但由于技术水平的差异，其贸易效益主要来源于石油的出口，其贸易竞争能力和人均收入与排在31位的韩国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而且这种贸易效益依赖于资源性产品的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因此，随着国内资本稀缺程度的下降，发展中国家应加大科技投入，提高研发投入水平。

最后，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技术水平除了购买技术外，更关键的还是在于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员素质，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强化“干中学”的效果。而提高人员素质离不开教育投资。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主要是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差距。德日二战后仍然能够迅速崛起，原因是他们的人力资本仍然存在。在物力资本投资与人力资本的投资上，2000年，中国二者之比为12倍，韩国是8倍，美国是3倍。正是这种投资比例上的差距，造成了人力资本拥有量的不同，进而造成了生产率的差异以及贸易产品竞争力的差异。因此，发展中国家应随着国内资本要素丰裕度的提高，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加大教育投入。

中国比较优势战略的实施与竞争优势的建立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充分发挥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贸易水平和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中国这种比较优势的发挥，建立在较低的水平基础上。在贸易和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应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

1.比较优势战略对中国贸易的贡献

长期以来，中国由于拥有庞大的人口，劳动力供给远远大于劳动力需求，造成了劳动力成本的低廉。中国的比较优势就是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中国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正是建立在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国内产业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贸易商品则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

从贸易数据看，1978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为206亿美元，位居世界第32位，2006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上升到17607亿美元，位居世界第3位。中国对外贸易总量在近30年的时间里增长了80多倍，排名前移29个位次，增长速度世界第一。2006年中国出口和进口总额均列全球第三位，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分别从1978年的97.5亿美元和108.9亿美元上升到2006年的9691亿美元和7916亿美元。加工贸易是中国充分发挥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的重要途径，通过大力发展加工贸易，中国进出口总量大幅增长，贸易顺差也不断增加。加工贸易不仅对外贸进口起到重要促进作用，而且在外贸出口中更是占据着主导作用，1995―2006的12年间，加工贸易几乎都占据了50%以上的份额，成为最重要的出口商品。

中国出口的商品结构明显优化。1978年，工业制成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45.2%，2006年已经达到90%以上，实现了由主要出口初级产品向主要出口制成品的历史性转变。与此同时，2006年，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1066.3亿美元，成为的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城乡居民储蓄余额也超过16万亿。中国的比较优势战略不仅对产业结构的改善作出了贡献，还对中国资本要素的积累起到了很大作用。

2.比较优势战略对中国贸易贡献存在的不足

中国比较优势战略的长期实施，对中国贸易的贡献既有积极的一面，也存在不足的一面。在贸易增长的过程中，中国的贸易条件也在恶化。1993―2000年间，中国整体贸易条件下降13%，制成品贸易条件下降14%，初级产品贸易条件下降了2%。[4]中国商品结构改善的进步不大，大量增加的工业制成品仍然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大多是制成品的加工贸易。高技术产品仍然很少，2006年其占全部商品出口额的比重只有29%，而OECD国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出口比重平均为40%，新加坡则达到72%。

中国比较优势战略实施过程中，技术水平的提高也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中国对外技术的依存度依然超过50%，80%以上的高技术产品还是要依靠进口。中国99%的企业连一件专利都没有，大量的企业都还是依靠外国的技术，或者其他企业开发的技术在生产。

数据来源：1995―2003年间数据来自中国投资指南网.http：//www.fdi.省略，2004年数据来自商务部网站，2005―2006年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网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更重要的是，中国贸易的迅速发展，外商投资企业发挥了主导性作用。外资企业在1995―2006的12年间，在进口和出口总额中的比重越来越高，2006年的已接近60%。外商投资企业在高技术产品进出口中的份额更为突出，2004年高技术产品出口中的80%、进口的71%为外资企业所创造。[5]

总的来看，中国发挥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虽然使得中国对外贸易取得了长足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一种粗放型的发展，是依靠大量投入土地、劳动力数量取得的成绩。出口量大幅度提高的工业制成品，也只是采用了固化资本和廉价劳动力结合的生产方式，在外国资本大量进入的情况下，是外国资本和中国廉价劳动力的集合。而且，由于大量制成品在全球价值链环节上处于低端，中国获得的利益并不多，这也是造成贸易条件恶化的原因之一。

3.获取新形势下国际竞争与合作的新优势

中国必须将比较优势建立在较高的层次基础之上，注重创新优势，获得整体竞争优势，形成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的合作与竞争新优势。才能克服低水平循环，避免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实现发展的赶超。

(1)竞争优势导向发展模式的选择。长期以来，中国实行数量扩张的贸易战略，这种追求“出口创汇”的外贸政策在外汇短缺的改革开放初期，有其实施的必要性。但这种建立低层次基础上的贸易战略，在现阶段已难适应经济的发展。它不仅使得中国对外贸易持续顺差，导致汇率升值的压力，还使贸易摩擦增加。因此，中国的贸易战略应克服单纯的成本优势，依赖大量的贸易数量的扩张，转而注重贸易效益的提高。也只有贸易效益的提高，才能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而贸易效益的提高需要中国实行竞争导向的发展模式，而不是低层次比较优势的发挥。

竞争优势导向的发展模式，并不是放弃比较优势战略，而是多层次、全方位的整体发展战略。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应适时培育和转换要素的相对优势，提升资本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中西部地区则继续发挥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已成为获得利润、赢得有利国际分工地位的主导性因素，中国在形成要素集聚能力的基础上，应加大创新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使创新成为获得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竞争优势的获取不能仅仅依赖外资企业的发展壮大，而更应注重中国本土企业的培养，长期的竞争优势应建立在本土企业为主、外资企业为辅的基础上。

(2)竞争优势培育的战略支撑。中国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培育和发展竞争优势，首先应具备将积累的货币资本转化成生产资本的能力，而这需要良好的金融市场体系来支撑。如果金融市场体系不能使得储蓄和外汇储备流入到生产环节，提高生产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固定资本的技术含量，那么竞争优势是很难培养的，也容易陷入低级产业的恶性循环。从目前看，应着力加强证券市场的规范性和活力，创新金融产品，从而提高企业利用证券市场直接融资的能力。

提升创新能力，培育和形成竞争优势，归根结底还在于人力资本的提高。无论是创新，还是固定资本技术含量的提高，最终都需要人力资本的提高。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不能完全依赖市场的作用，还需要政府公共政策的支持。政府应加大教育的财政支出，制订一系列有利于教育发展的有利措施，鼓励企业对人力资本加大投入。

注释：

[1]陈雪梅，郭熙保.贸易条件恶化论述评.教学与研究，1999(7)：53-54

[2]刘伟，许宪春，蔡志洲.从长期发展战略看中国经济增长.管理世界，2004(7)：7-8

[3][美]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李明轩，邱如美译.华夏出版社，2002：67-68、75

[4]赵玉敏，郭培兴，王婷.总体趋于恶化――中国贸易条件变化趋势分析.中国贸易，2002(7)：7

[5]赵玉敏.论外资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北京市投资促进局网站.http：//202.108.132.227：8080/gb/news.do?NewsId=16786，2006-01-18